王聪儿的几个问题（2 / 2）

川东各地收元教徒起义后，组成著名的云阳月蓝号及奉节线号等部队。还有不少起义者，分别加入襄阳起义军及徐天德等部，壮大了他们的力量。

襄阳起义军向鄂西进军后，留下部分战士，由李全、樊人杰、王光祖率领，援助徐天德、王三槐所部。其主力则以襄阳黄号为前队，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终于冲破敌人的层层阻击，由巫山进入鄂西巴东、归州地区，并向襄阳进军，准备回乡。这一动向使湖北的大小统治者及地主士绅措手不及，狼狈不堪。

由于襄阳起义军重返湖北，以及川东教徒的纷纷起义，使得清军的兵力由集中转向分散，于是获得襄阳起义军及川东起义军的援助而迅速恢复实力的徐天德、王三槐所部，乘机回师川东北，协同罗其清、冉文俦部，占领巴州、通江等一系列城镇，控制川东北大片地区。被压迫者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在四川战场上出现了新的斗争高潮。

由此可见，襄阳起义军重返湖北，并不是因四川起义军反对进行合作，而是根据形势变化作出的一种决策。

总之，当襄阳起义军来到东乡，对处于困境的徐天德、王三槐部给以及时援助，并决定回师湖北的情况下，四川起义军内反对与襄阳起义军合作的那部分人，显然不敢明确提出他们的主张。因为这既是无的放矢，更是忘恩负义，必然会遭到四川起义军绝大部分将士的斥责，使自己陷于被动、孤立的地位。

问题到此并未结束。嘉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即王三槐被四川清军总统勒保诱擒、变节的前夕，一条上谕说：“前闻陕匪窜入川境后，川匪以伊等桑梓地方，不容他省教匪前来扰害，是以齐王氏、姚之富、高均德等仍由川折回陕省，而刘成栋亦由川东窜回湖北。”[56]

按，襄阳起义军嘉庆二年五月第一次由陕入川后，重返湖北，并没有折回陕西。同年十一月，这支队伍再次由陕西大举进入川北，但是很快又回到陕西，只有少部分人经川东来到湖北。所以上谕所指，显然是姚之富等的第二次入川。

襄阳起义军二次入川前曾长期在陕西汉水南岸活动，寻找北渡汉水的时机。对此，清统治者除去严密封锁汉水外，还集中兵力，企图“聚歼”起义军于汉南地区。

襄阳起义军再次由陕入川，目的在于吸引清军主力明亮、德楞泰部南下，以便出敌不意，大踏步北上，抢渡汉水。清军果然中计，于是高均德部首先赶回汉南，十二月下旬北渡汉水。当明亮等部仓皇北追时，王聪儿、姚之富所部也乘机抵达汉水北岸地区。张汉朝、刘成栋部则“由巫山县……至巴东罗溪坝地方……共领一万二三千人，欲从归州、兴山一带……往河南、陕西等处”[57]。

可见襄阳起义军再度由陕入川，随即折回一举，并不是因四川起义军拒绝他们入川的缘故。

襄阳起义军二次入川，仅仅到达川北，当时徐天德、王三槐所部远在重庆附近的长寿、涪州、垫江、大竹一带活动；罗其清、冉文俦部则与清军激战在仪陇、营山、渠县地区，所以两省起义军很难进行联系。史料记载，十二月初，姚、王、高等人听到冉文俦来到广元县百丈关活动的消息，于是立即前往，希望“会上冉文俦一股，可以抵敌官兵，一面攻打广元，一面由栈道回陕”，其后冉文俦部已经转移，而“未能赶上”[58]。这就可以看出，四川起义军没有提出过“不容前来扰害”的问题，两省起义军并无芥蒂，否则就很难理解姚之富等人盼望会合冉文俦的迫切心情了。

那么，前面所引的上谕又如何解释呢？其来由可能如下：

四川起义军领袖们讨论与襄阳起义军合作问题时，反对的意见在四川起义军中散播，清军将领如勒保之流，通过谍报人员的刺探，或被俘人员的供述，而获悉这种流言。于是以此解释姚之富等二次入川又立即折回的原因，并作为两省起义军存在严重分歧的重要证据，上报清王朝。

嘉庆四年正月以前和珅用事阶段，清军统兵大员与和珅相勾结，掩饰败绩，谎报军情，以及为迎合太上皇弘历迅速平“乱”的心理，夸大、歪曲甚至捏造事实之风很盛，因而勒保等伪造情报，亦属情理中事。

果然，弘历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在六月二十九日的上谕中，命令勒保等在两省起义军中“设计离间，俾其内溃……务须相机妥办，毋得坐失机宜”[59]，等等。

不久，王三槐就被勒保诱擒，随即叛变。勒保及其幕僚们，在审讯过程中可能透露了上谕的内容。叛徒王三槐迎合敌人的需要，供词中捏造出上述情节，以进一步证实两省起义军的分歧由来已久，并非二次入川时才发生。至于王三槐的供词所以将王聪儿第一次入川后重返湖北一事，竟然讲成“他们又回陕西去了”，这说明他确实受到暗示，也反映这个叛徒为了迎合主子的需要，毫不掩饰地编造谎言，以致露出了马脚，而审讯者也没有看出这个破绽。

从王三槐的供词可以看出，四川起义军内部存在着反对与襄阳起义军联合抗敌的人。不过他们只是极少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必然遭到绝大多数成员的反对，没有在实际斗争中造成什么危害。两省起义军的合作日益密切，共同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个历史事实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通过上述各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王三槐的有关四川起义军拒绝与襄阳起义军合作的供词与事实不符，属于虚构。即使能够证明王三槐是反对联合的极少数人的一个，也不能得出结论说：王聪儿在东乡会师期间，与王三槐进行了一场围绕团结还是分裂的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

最后一个问题是东乡会师期间，王聪儿是否被推举为两省起义军的军事总指挥，即“八路兵马总指挥”，甚至成为全体起义军的“总领袖”，即最高领袖。

有些论著认为，东乡会师是一次盛大的集会，两省的各支起义军集中在一起，达十余万人，联营三十里，声势浩大。在这种大好形势下，起义军进行了整编，推举王聪儿为军事总指挥，等等。这种说法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人们往往以两省起义军会师后，“分屯土黄坝至五保顶，延长三十余里”[60]的情况，说明他们人数众多，并得出当时形势大大有利于起义者的结论。

其实，起义军扎营时延长几十里一事，在统治者的记载中多次出现，有的还明确反映出扎营的里数并不与起义军人数成正比的这个事实。如襄阳黄号重返湖北后，“合为大队，移屯归州之白马滩……等处，连续二十余里，均距州治甚近，人数不过万余。”[61]又如冉文俦、高均德等部在四川“大神山屯踞……各股匪众二万余人，互相结寨，绵亘五六十里。”[62]等等。

可见，分散驻扎是起义军经常采取的扎营方式，目的在于遭到敌人偷袭、包围时，可以互相支援，减少损失。在大多数情况下，联营几十里，并不是起义军人数众多的反映。

本文已经指出，东乡会师时，两省起义军的总人数只有三万多人，其中还包括若干家属，与敌人正规军和乡勇相比，在数量上显然处与劣势。

当时军情紧迫，两省起义军面临的压倒一切的问题，在于火速摆脱即将合围的敌军包围，其他事项则处于次要地位。而且在东乡会师的只有襄阳黄号、白号、蓝号和达州青号、东乡白号五支队伍。其他四部分，即巴州白号、通江蓝号、太平黄号及大宁陈崇德部并未参加（云阳月蓝号和奉节线号还没有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可能推举军事总指挥，或作出涉及全体起义军的任何重大决定。

而且川楚陕起义军的组织状况，已经决定了他们在东乡会师期间，不可能解决组成统一队伍的问题，其中也包括推举全军总指挥。事实也是如此，象襄阳起义军的三支队伍，虽然关系密切，长期合作，尚且不能产生一位众望所归的总指挥，更何况两声起义军之间？东乡会师前夕，清统治者指出：“刻下贼匪既已窜入川省，则较之蔓延各省之时，自觉易于剿办。但贼匪狡诈，伊等虽名为同教，而势力各有不同，察其形迹，自必欲各踞一处，以为牵制官兵之计。”[63]“各踞一处”固然为了分散敌人兵力，更重要的因素则在于“势力各有不同”。

起义军之所以长期处于分散状况而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原因如下：

白莲教发展到清代，已遍布大半个中国，但是派系林立，各派独立活动，互不相属。

白莲教“政体尚专制”[64]，始终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统治，等级森严。派系的教首掌握本派大权，采取父死子继的权力继承方式，不容外人觊觎。不过，教首的弟子门，随着本身力量即所收教徒人数的不断增长，独立倾向也在逐步加强，如条件成熟，最后也会走上独树一帜的道路。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由白莲教支派收元教等所组织、发动，因而上述封建管理制度，基本上由起义军所承袭。每一支起义军最初都是由起义前的教首和他的一批亲友、门徒，以及他们所分别号召、组织的被压迫者所组成，人数由几千到几万不等。教首（即老师傅、老掌柜）独自掌握这支起义军的一切大权，其他人不得干涉，由他指派嫡系门徒分别担任元帅、先锋、总兵等职。不过，这些门徒的地位，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各自所招收的门徒和群众的多寡。而实力雄厚的门徒，在种种情况下，可以组成另一支独立队伍，自由行动。

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到底是因为白莲教及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军的主要成员，属于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及自耕农民，封建社会这种分散经营、互不联系的个体小生产者，正式产生上述组织上的分散性及家长制统治的阶级基础。

川楚陕农民起义军受到这种落后的组织形式的严重危害。起义军的大部分尽管都由齐林系统的教首所分别领导，实际上却成为一个个独立王国，彼此虽可合作，但离心力始终起着主导作用，从而大大妨碍了起义军领导核心和统一队伍的形成。

所以东乡会师期间，王聪儿没有也不可能被推举为“八路兵马总指挥”，史料中也未发现足以证实此事的迹象。

至于王聪儿是川楚陕起义军的“总领袖”，即最高领袖一事，也与史实不符。

六省教案前，宋之清为首的收元教，与王怀玉、刘松为首的浑元教，各有本派系所拥立的最高领袖，即所谓牛八。宋之清、齐林等牺牲后，收元教的牛八不再被提起，而浑元教的老教首王廷诏参加起义军后，则仍念念不忘本派的牛八，一心想使他充当川楚陕起义军的最高领袖。

高均德被俘后说：“我曾向王廷诏询问，我们闹事，究竟辅佐何人做主？廷诏说，一个人叫做朱添全，是我们的主儿……你如今尚不能见他，他如今还不出来呢。”[65]这个神秘的人物即王怀玉的儿子王法僧，他十五岁时被清统治者流放到甘肃，六省教案后又改发新疆为奴[66]。他也就是前引张汉朝布告中的“本大明之脉绪”的“真命天子”。由于王法僧还被清统治者所控制，为着他的生命安全，因而王廷诏对此事严守秘密，甚至在襄阳白号领袖高均德面前都含糊其辞，不肯透露真相。

所以川楚陕起义军的最高领袖另有人在，并不是王聪儿。

三

王聪儿的身世及其起义前的活动，留下来的文字记载极少，只知道她是湖北襄阳人，大起义时的年龄一说二十岁，一说“年末三十”。王聪儿的父亲曾是“湖北安襄郧荆道衙内茶役”[67]。她“少孤，随其母，以走解往来襄樊”[68]。颙琰曾污蔑说：“从前教匪首逆齐王氏，即系械马倡伎。”[69]

走解卖艺（杂技）在封建社会里被统治者看作最卑贱的职业，欺压凌辱，无所不至，因而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叶将近三十年中，清王朝在各地大肆镇压的“卦子”，就是周行各省的中型或大型马戏杂技团体。它们曾以种种方式展开斗争，引起统治者的警觉，感到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反抗力量。王聪儿从小经历了这一社会最底层的悲惨生活，在她幼小心灵里埋下了对压迫者仇恨的种子，并养成日后坚强斗争的精神。

王聪儿何时参加收元教，史料无记载。不过她在六省教案前，已开始进行传教收徒活动，“收萃女流，号二师父”[70]。大起义后在襄阳夹河州被捕的“贼目”散李氏，就是“已死教头散允恭女人，又是女贼首齐王氏徒弟”[71]。她的弟子显然以妇女为主，不过人数也不会很多，因为从史料上看不出她有众多门徒的任何迹象。

嘉庆三年七月，鄂东蒲圻县收元教徒曾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它的组织者王天万陈述起义的一方面原因是：“乾隆五十八年……拜齐林为师……五十九年闻知齐林犯案正法……嘉庆三年五月间，闻得齐王氏已被官兵杀了，小的因齐王氏平素相待甚好，要想替他报仇。”[72]

王天万“向做木匠”，是个手工工人，一般教首，他的叙述反映出王聪儿还在六省教案前，就很关心、团结教徒，深受人们的爱戴。

这些都说明王聪儿是齐林的得力助手，早已是收元教内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襄阳起义军推举她为总教师，而未选择齐林家族其他成员，如齐国谟、齐国典等，并非偶然。

现存的少量文字记载，多少反映了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后王聪儿的一些情况：

襄阳起义军向四川作战略转移的途中，“三月二十一日在罗曲湾打仗，齐王氏左臂中了一枪，跌下马来，被贼伙扶救去了”[73]。可见王聪儿不仅亲临前线指挥，还直接参加战斗。清人一些笔记描述她有一身好武艺，在战场上“骁勇特甚”，看来是有一定根据的。

在襄阳起义军重返湖北的战役中，襄阳黄号作为先头部队，在奉节到巫山的险峻山路上，突破敌人的层层阻击。襄阳黄号英勇顽强的战斗，迫使清军主力明亮、德楞泰部，不得不改乘船只，仓皇赶到鄂西的巴东、归州，重新设立防线，进行阻击，但也未能奏效。

这次战役充分显示出襄阳黄号在襄阳起义军中的主力部队作用，因而引起清统治者对它的领袖姚之富、王聪儿的极大恐惧和仇恨，颙琰甚至认为“若得生获姚之富、齐王氏，则功成八分”[74]。

如果说王聪儿在襄阳起义军入川前后开始引起清统治者注意，那么从这次战役起，她就在官方文书总频繁出现，甚至被认为是超越姚之富的“首逆”了。

王聪儿不仅骁勇，而且有智谋，是个颇有见识的军事领袖。

嘉庆二年十一月，襄阳起义军再度入川，意在吸引敌人南下，以便乘机折回陕南，强渡汉水。但因清军尾追不舍，所以“姚之富说，不如……往百丈关，会上冉文俦一股，可以抵敌官兵，一面攻打广元，一面由栈道回陕”[75]。可是赶到百丈关，冉文俦部已经转移，“又遇官兵，打败”。王聪儿提出建议：“且折回五郎庙一带，如过得去，即仍由原路回陕。若再遇官兵，即入独山一带，山内小路甚多，大半与陕西交界，官兵总不能路路挡住，就仍折回陕西。”[76]实践证明，这一建议是正确的。襄阳黄号和白号就是按照王聪儿的这个方案，经独山折回陕西，突破汉江，打开通往河南、湖北的道路。这一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终于解决了襄阳起义军入陕三个多月来，北渡汉水的大问题。

嘉庆三年三月初六日，襄阳黄号被清军围困在湖北郧西县三岔河，战斗异常激烈。起义军突围不成，求援无方，败局已定。王聪儿、姚之富等在最后关头，毅然跳崖，壮烈牺牲。他们的英勇行动，成为鼓舞革命人民的精神力量。

王聪儿、姚之富牺牲后，高均德部与敌人在陕西洛南县发生激战，起义军“扬言欲为齐王氏等复仇，相誓死斗”[77]。这说明王聪儿和姚之富在起义军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们的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赢得了起义军将士的崇敬。

川楚陕起义军中出现这样一位突出的女领袖，并非偶然。原因之一是白莲教徒中妇女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一秘密宗教在传教收徒方面，没有性别限制，女教首大有人在，她们在发展组织等方面，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川楚陕农民起义军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参加作战，可能还出现妇女组成的部队，如嘉庆二年十二月，襄阳起义军由川北折回陕西，强渡汉水时，就“有骑马女贼数百人”[78]。统治者还记载了所谓“持械女贼”、“督战贼妇”，以及从事各种活动的女领袖（包括高均德、张世龙、冷天禄等人的妻子）的情况。而王聪儿则是她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姚之富、王聪儿等人所领导的襄阳起义军，在激烈的武装斗争中，固然机动、灵活、英勇、顽强，屡次重创敌军，成为川楚陕农民起义军的主力部队，但是在斗争全局上，却严重缺乏远见。这支队伍初次入川到郧西三岔河战役将近十个月的战斗历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襄阳起义军向四川作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意图显然是联合四川起义军，逐步夺取这个地广、人众、富饶、险要的天府之国。前引高名贵、张什、张士虎等被俘后的有关供词，在在可作证明。

既然如此，姚之富、王聪儿等为什么又决定重返湖北，难道仅仅是为了避免优势清军的包围？这个决策当时固然取得一系列效果，但从根本上说并非上策。

在两省起义军到达川东，和当地新起的起义军会合，实力迅速加强后，襄阳起义军并没有必要重返湖北。因为广阔的四川地区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前景，何况还有四川起义军的合作，可以大大减少人地生疏的困难。如果两省起义军在协助罗其清、冉文俦等部打开川东北局面的同时，还以一部分兵力及时向川中、川西进军，根据当时阶级矛盾相当尖锐，清军在那里的兵力十分空虚，调兵入川，路途遥远，旷日持久等情况，嘉庆五年（1800年）春冉天元等进行川西战役时所兴起的斗争高潮，将有很大可能提前出现。这就不仅会使清王朝“聚歼”起义军的部署全盘破产，还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遭受沉重打击，起义军的力量和影响则将急速扩大，斗争的进程可能有所改观。所以留在四川属于上策。

姚之富等重返湖北的主要动机，在清统治者的记载中，基本上得到反映。

襄阳起义军刚刚进入湖北西部，敌将的奏报就说：“连日拿获贼匪……审讯佥供，两路之贼约在宜昌、荆州等处会合，总要同赴襄阳。”[79]又说：“拿获活贼，据供，姚之富等自兴山分起奔窜，旋又分股在于保康、房县、远安等处焚掠，南漳距襄樊甚近，欲乘不备，奔赴南漳北窜（襄樊）。”[80]“屡次获犯，佥称贼人总思北渡襄江，窜入豫省。”[81]当起义军在鄂西受到敌人拦截，未能返回襄阳地区时，就进入陕西，沿汉水南岸西进，寻找渡过汉水的机会，以达到绕过陕西东南部返回湖北、河南的目的。

对此，统治者一再指出，“姚之富、李全、齐王氏、高均德等，皆籍隶襄、樊（城）、南（阳）、邓（州）等处，是以总思北窜汉江，逃回本地。”[82]“此伙陕楚之人甚多，四川地方生疏，不原前往，立意总欲渡江回乡。”[83]

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嘉庆二年七月到四年十二月这一阶段的有关史料内，王廷诏、李全、姚之富、王聪儿，张汉朝、高均德、张天伦、宋蹷子等襄阳起义军领袖，准备返回湖北、河南的记载，在五十条以上。张汉朝的回乡愿望，尤其强烈，甚至因“不能回湖北去，向众人痛哭”[84]。

由此可见，襄阳起义军在这个阶段产生了浓厚的思乡情绪，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个体小农经济所形成的安土重迁思想，在发挥消极作用。即使姚之富、王聪儿等也未能避免这种习惯势力的影响。这就是他们作出重返湖北这一缺乏远见的决策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襄阳起义军二次入川前夕，起义军被俘成员的口供中透露：“各贼头因川北地窄山多，市镇稀少，难于觅食，发誓必欲分股冲突，北窜陕楚繁富地方滋扰。”[85]起义军还未进入川北，为何竟有这种看法？这显然是他们第一次入川后在川北的感受。可见他们“顾恋乡土”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起义军回乡虽然也是为了“找寻同教合伙”[86]，即扩充兵力，不过从他们向四川作战略转移途中，吸收大批被压迫者入伍的事实，表明川、楚、陕各地当时都有很多扩大队伍的机会，没有必要因此回乡。即或在襄阳一带扩军成功，吸收大批老教徒和亲友、同乡，但因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还会走上战略转移前四处流动的老路，最后在统治者集中兵力进攻下，依然无法在家乡立足，只有再行转移。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起义军的回乡，除去满足本身的思乡之情外，并没有更明确的考虑，战略上有很大的盲目性。张汉朝关于“到荆州、襄阳再作计较”[87]的说法，就突出的反映了襄阳起义军领袖们，对这一阶段战略全局心中无数的状况。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起义军重返湖北后，长期徘徊在鄂西、陕南，固执地寻找回乡的道路，日趋被动。襄阳起义军的被俘成员说：“自到湖北以来，被官兵处处绕道抄杀，伤了我们好几千人，如今东去不的，西去不得，已被官兵逼到房县了。”[88]反映出起义军当时所处的不利境地。最后，襄阳黄号终于被敌军围困在郧西三岔河，王聪儿、姚之富及大批将士牺牲。襄阳黄号、白号和蓝号密切合作的时期从此结束，襄阳起义军在川楚陕起义军中的主力部队的作用大大削弱，对全局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后果。

嘉庆二年二月下旬，即三岔河战役前夕，襄阳起义军领袖李全一度率部进逼西安，引起统治者的很大震动。有的论著认为，这是王聪儿亲自部署，以夺取西安为目的的一次战役。事实并非如此。

清陕西巡抚秦承恩上报说：“讯据盘获奸细……供称，此股贼首系李全、张添文，贼众七八千人……欲由郿县、周至径扑西安，沿途抢夺马匹，奔往河南。”[89]随后又指出：“讯据获犯供称，贼营内已抢马三四千匹，商议将近省城，即由大路冲突而去，直走河南。”[90]可见李全等的目的并非攻占西安，而是借路返回河南。当时姚之富、王聪儿及高均德等部正远在山阳、商州一带活动，也在为打开通往河南、湖北的道路而战，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们也将向西安进军。从襄阳起义军总的部署看，秦承恩的说法大致可信。这是起义军一心回乡的又一反映。

总之，襄阳起义军在具体的战斗、战役方面，多次显现出才能和创造，但是涉及根本性的全局问题时，就暴露出狭隘、固执、缺乏远见等弱点。可见作为这支部队领导人之一的王聪儿，并没有超越川楚陕起义军的其他领袖，同样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主要历史作用，在于削弱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统治力量，使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而为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开辟了道路。

襄阳起义军是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初期阶段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它给与敌人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起义军的其他部队。王聪儿是这支队伍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这一时期起义军斗争的发展，也作出一定程度的贡献。

作为封建社会的青年妇女，王聪儿在激烈的武装斗争中迅速成长，冲锋陷阵，运筹帷幄，并参加对襄阳起义军的指挥工作，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是不多见的。妇女在封建社会中受到百般束缚和沉重压迫，劳动妇女尤其如此，王聪儿以其实际斗争行动，冲破这种牢笼，显示出妇女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才能和智慧。清代中叶几次农民起义当中，妇女都积极参加，并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前夕的一种新现象，值得注意和研究。

但是，王聪儿并不是襄阳起义军的唯一创立者，也不是最高领导者。在农民战争中，并不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当然王聪儿也不是坚持正确路线的杰出代表。所谓与分裂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认识王聪儿，正确地评价她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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