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身绕过书案亲自将两人搀扶起来，用真挚的眼神看着他们说道：“朕需要的是你们的帮助和建议而并非一味的歌功颂德，没有你们的参与朕也有点独木难支的感觉。来吧，用你们的学识和才干为自己心目中的中华帝国而奋斗，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谭嗣同听完我的话，激动万分，亢声回答道：“臣定不负皇上的厚望，为大清帝国的振兴做出自己的努力。”我满意的点了点头，以前我就听人常说人的心胸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前世我就是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有自己的事业，看了不少怎么当领导的书籍，例如《怎样做一个成功的领导人》，《ceo的成长史》，《如何走上神坛》，《流氓刘邦和骗子刘备的帝王心术》等等正版或者盗版的书，认识到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就是要在繁杂的环境中认识到轻重利害。保持与下属若即若离的关系，真诚的关心是一定要有的，但度要把握好，这样就比较容易保证公正性，和神秘性。总之，如果要让手下人心甘情愿地为你赴汤蹈火，有一句常用语可供参考：这件事情如果您想做就做到最好，如果不想做您也最好帮忙做下去，做生不如做熟嘛！没有你的参与我感觉不太放心！士为知己者死！那手下人还不跟着你卖命啊！没想到这些认识成了我当好一个划时代帝王的基础，有的时候你不经意的努力会成为你成功的基础。
梁启超到没有急着表忠心，而是有点疑惑的问道：“只要皇上下定决心变法维新，那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如何有独木难支的感觉？”
我看了看这个可能是由于我的出现而早产的梁启超，心中有点怀疑：他妈的，这么幼稚的问题也能提出来，这个梁启超可别是个西贝货。想到这里心中暗乐嘴里却严肃的说道：“自古中国政体就是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虽然看起来当政的是皇帝，但其实皇帝背后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也许是家族、也许是宦官、也许是士大夫、也许是不同的民族，并非皇帝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即使觉悟的个人是皇帝，也是一样的，除非整个领导层全部觉悟，但整个阶层的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朕的朝廷就是满洲人的集团，宋朝的改革政治家王安石就认为只要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成功的实行变法了。你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你想跳过朕的下面，百姓上面那个中间的士大夫阶层而想和平转变，那是不可想像的。和平的转变不能靠一两个觉悟的个人立竿见影，你必须得先改变那个集团，但一般来说这个集团都是顽固到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主，所以说难啊，想当年，朕的皇祖父道光帝曾经下决心要禁鸦片烟。皇祖父为人俭朴，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鸦片烟危害，路人皆知，皇祖父要禁烟，朝中的高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鸦片进口不到六千箱，十几年下来进口超过七倍，四万多箱，为什么？中国官商有利可图，上下包庇。所以说虽然朕现在乾纲独断，看起来很拉风，但是没有一个立意变革的领导层，即使朕有再大的决心也是枉然啊。”
“但是皇上，臣听说俄国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是由彼得大帝亲自带头吗？可是俄国人却成功了。”谭嗣同有点不服气的说道。
“不错，可是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历史上成功的例子寥寥可数，所以，单纯的改良是行不通的，我们要用霹雳手段去革命，改良就如同一个恶人在被逼得没法的时候才肯做好事，可是那时候做，就已经太迟了。朕要的是革命！革命有理，造反无罪，只有革命的手段，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梁启超和谭嗣同张大了嘴巴，口水如同瀑布一般流下，两人同时认识到眼前的光绪皇帝估计是个疯子，竟然鼓吹革命和造反，自己要推翻自己的人不是疯子才怪。
我意识到自己的措辞有些随意，连忙补救道：“朕的意思是要做好武力打倒反对派的准备，要有和顽固的满清执政集团火拼的计划，朕要建立一支完全忠于朕的，能购控制京城的局势的禁卫军，至少是三千人的建制，朕已经派陈倚去筹办新军，希望你们能够协助他完成这件事情，在两三个月内使这支部队能够形成战斗力。到时候朕就能够以霹雳手段处置那些胆敢阻止维新、变法的顽固分子，顺利的将变法进行到底。”
谭嗣同和梁启超这才松了一口气，对于我的未雨绸缪自然是敬佩的很了，谭嗣同跟随大刀王五习武，早就有投身军旅的想法，这下正合心意，谢恩后就满心欢喜的拉着梁启超去找陈倚去了。
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结了一层薄冰，少了些往日的喧嚣，出行的人多了一份小心，不见了平日里匆忙的脚步，只听见碾压冰雪的咯吱声，李鸿章和沈葆桢各自坐着大轿子来到了李鸿章在北京的住处，李鸿章的府第自然是富丽堂皇，非同一般了，沈葆桢今天很高兴，毕竟他刚才在皇帝身上看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锐气，国家中兴有望是他为之奋斗多年的心愿，猛然间发现实现在望，怎能不兴奋莫名？所以李鸿章这个和自己抢钱的家伙邀请到府私聊，沈葆桢也十分爽快的答应了。
两人来到内堂落坐，侍从端上茶后告退，沈葆桢本想先随便谈些事，最后看看能否从李鸿章这只铁公鸡身上拔到几根毛充充门面，但没想到李鸿章却开门见山，不给他扯闲篇的机会，就见李鸿章满脸阴云的从袖中拽出一封开口的信件，甩手就扔给了沈葆桢，沈葆桢接过信问道：“谁的信？”
“马尾船政学堂的英国校长詹姆斯-嘉乐尔写给我的。”李鸿章有些郁闷的回答。
沈葆桢嗯了一声，仔细看了信的内容，原来嘉乐尔是将自己英国朋友参观中国第一个海军院校的观感告诉李鸿章，信中是这么写的：我查阅了几个学生的笔记，它们的整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智力上说，他们不比英国的学生差，但却显得没有军人那种男子汉的气魄，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些女孩子气。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或是发呆，或是做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说来，与其让他们在海上做警戒工作，还不如把他们供起来，我来中国之前曾经到日本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在日本海军兵学校，武士道精神得到彻底贯彻。为磨炼学生“意志”和适应任何环境的能力，除了正常的军事课程外，学校经常举行残酷的训练。因此，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有一副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的身体，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了天皇他们可以不惜一死。在战场上是可怕的战斗力。”
沈葆桢看完信叹了一口气说道：“少荃兄，你也不必太过担心，毕竟性格内敛一些也没什么不好。学堂的第一批学员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室海军学院学习的不是很好吗，看来我们派他们去海上第一强国去学习是正确的了，派他们去的时候这帮老顽固还说什么父母在不远游，说是亡国之举，是在用夷变夏，真是好笑，算起来他们也快回来了吧。”
赴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人员：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严宗光、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黄建勋、江懋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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