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天天在家开网店，不懂江湖了。这种医院，肯定和警察关系很好。”
“这么说一会儿的谈判是要吃亏了。”
“那也不见得，他们也得看能不能把家属压得下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现在通知了街办和卫生局的人来，说明他们也不敢太私自做主。”
“现在是十八大期间，警察也怕闹。他们辖区闹出大事来，上面不高兴，说不定把他们的官给罢了。”
“是的，这段时间到处都是警察。”
我的兄弟们都是见多识广的人，大家七嘴八舌。有些话声音很大，或是有意要让郑强一伙听到。
不知是那位兄弟帮我付了面钱，大家又上了楼。一会儿，街办的一位副主任、卫生局专门处理医患纠纷的工作人员都到了，警察队伍又多了两位工作人员。
医患双方又坐到了会议室，副院长借口已经受伤不原意再到场，由律师出面全权代表院方。新到的一位略胖但也结实、个子和我高矮差不多的警察自称是辖区派出所所长。在大家坐定后首先声色俱厉地问：
“刚才是那位打了人。”
“我。”我的回答泰然而斩钉截铁。这让他有些不太适应。
“把身份证拿出来吧。”
我平静而不屑地拿给了他。
“记录一下。”他对旁边的一们年轻警察说。
“你和病人什么关系。”
“她是我岳母，我是她女婿。”我的回答更加铿锵有力。听到这话，他把身份证还给了我。我想这点时间，年轻警察应当还没有把我的身份证信息记录完毕。
“你职业是什么？”
“我没有职业。”所长和我都在相互施压。我这个答案也许是他不想听到的。
妻子的一些亲戚也许担心我会让警察关起来，都七嘴八舌地说：他已经连续两天因为伤心焦虑而没有睡觉，一时冲动打了人。
言下之意是值得原谅，但我自己心中有数，想他们也许没有这个胆把我关起来，毕竟我家里马上有亲人要去世了。
“家属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打人毕竟是不对的，现在大家也不说打人这事了，家属可以谈下自己的诉求，我们觉得要谈判，这么多人也无法谈出什么结果，无关的人员都可以先回去。”街办副主任开始说话圆场。
“我们都是家属，没有无关人员。”
大学同学方波厉声高喊。他在读大学前就已经在社会上闯荡了，这句话看似不打紧，其实有着很深的江湖考虑。听到他这么说，会议室响起亲友们此起彼伏的声音。
“病人是我姐，怎么是无关人员。”
“病人是我姑，怎么是无关人员。”
“病人是我姨，怎么是无关人员。”
派出所所长总是有着职业控制这种局势的能力，他大声说：
“大家都别说了。那位是病人的女儿。”
“我。”妻子回答。
“说说你的名字和职业。”
“戴佳，在暧江区市场服务中心上班。”
“介绍下你母亲和父亲的情况。”
“他们都退休了。”
所长真是久走江湖，我明白他的意图，我想我更有社会经验，抢着妻子补充回答：
“我岳母，也就是正在华西抢救的病人，退休前是暖江区一所小学的校长，我岳父退休前是暖江区工商局局长，连任了三届工商局局长。也当过暖江区的政法委书记。应当和你们算是一条战线的。”
我注意到了所长脸色的变化。不知是那来的灵感，我又信口开河地说。“他在做政法委书记时，同时也是暖江区委的常委。”
“我岳母名叫陈贞华，我岳父名叫戴淑年，你们可以去调查下。”
末了，我不忘再补充这么一句，强调事实的真实性。此后，所长的语调更加和缓了很多。
坦哥、张哥、陈哥和院方的正式谈判开始了。先前夺门而逃的律师没了此前引经据典的气度。而我们也将查封的岳母病历交给了卫生局工作人员并指出了其中的问题，他是专业人士，已经明白了谁对谁错。
派出所所长、街办副主任、卫生局工作人员将律师一起叫到了挨打的副院长办公室，商量一会儿。最后回到了会议室。所长说：
“现在病人还在华西。院方已同意先垫付几万元到华西，至于今后的赔偿，这是后面的事。华西虽然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毕竟还没有结果，所以今天先不谈这个，至于垫付的金额，双方现在可以再沟通，谈判的确不需要这么多人。我理解你们家属的心情，大家都很难过，听说你们上午11点就来了，现在已经下午三点半了。大家应当回家好好休息，病人也还需要你们照顾。家属们留下几位谈判的人就行了，希望大家听我的劝告。”
所长这次的话和最初向我要身份证时的语气可谓天壤之别，话中透着一些温情。
有一些忙碌的亲戚离开了，还有一些到了华西关注岳母的情况和岳父的现状去了，我也叫曾峰带走了他的两位兄弟。到了五点左右，在坦哥三人的斡旋下，一份暂时的协议已经口头敲定，陈好和曾永君两位也有事回去了。我劝方波和积锐也回家，但他们坚持留了下来。读大学时方波的那次窝囊气让我们三人结识和了解彼此，当年我为方波在蓉大开水房旁边过道的一挡，让他一直记在心中，所以在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决定坚持到最后。
谈判有三位哥在主导，只等最后定稿，妻子也作为最厉害的关系人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三人没什么事，来到积锐停在楼下的车内。早一两年，他俩也都因各自不同的原因离了婚。两个单身汉在车上打开了平板电脑，无聊地放起了黄片。
“看来你俩真是寂寞难耐了。”
“我俩都离婚了，是很寂寞，不像你，现在有老婆。”
“算了，你们也知道我和戴佳感情一直不太好，我俩一年到头也做不了几次爱，两个月前还差点离婚了。”
“这次你为她出了头，可能她会对你感情好一些。”
陪着两位朋友呆了一会儿，我便回到了会议室。六点钟，初步的协议已经打印完毕。大致内容是：由东山医院先预缴5万元到华西急诊室，这笔钱直接在协议签署后支付给我们。后续事宜待岳母的情况明确之后再谈判。岳母已经由西南地区最著名的华西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双方都知道去世是早晚的事情。大家在协议中注明了后续的谈判由医患双方再加上派出所、街办以及卫生局工作人员，这些今天参与谈判的“体制内”人士均到场。
协议签署完毕，妻子拿到这5万元之后，我们留下了三方政府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便急匆匆地赶回了华西，积锐和方波直到此时才离开。
回到华西急诊科时，正好在路上碰上了岳父一行，他们戴家两位侄女劝他坐她们的车回暧江，车上另外还坐着她俩的母亲也就是岳父的妹妹。这一家人是一个知识份子家庭。
“听说你打了医院的人。”两位表姐带着兴奋的表情问我。
“是的，不打谈判谈不下去了。”
“打得好，就是要狠狠地打。”岳父的妹妹凶狠地说。这是一位60多岁的高知女士，她的话和表情让我也有些吃惊。岳父坐在副驾上，表情落寞，没有说过多的话。
亲戚们聚在一起吃晚饭，一方面大家有初次谈判成功的喜悦，一方面又为岳母的现状揪着心，当然，还有更现实的问题，岳母去世了后如何和院方谈判。
我和坦哥一开始倾向于只要华西的费用院方支付了后，其它赔偿事宜走司法途径。但却遭到了大多数亲戚的反对。
“这种事家属永远拖不过医院的。你们这样考虑问题，那就正中东山医院的下怀了。按你们的想法，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身为三甲医院的内科主任陈哥说。
“打官司，你和我妹妹一方面要面临失去亲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花心思请律师跑法院，你们有多少精力？现在你岳父已经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你们还要今后为这事，反反复复刺激他吗。”和陈哥同在一家医院的大姐对我说。
“我在工商局的执法大队上了多年班，很清楚，一旦上法院，就会有很多变数。这家医院肯定经常面临这种问题，你看他们谈判又是律师又是打手在一旁，我想他们法院也是经常去的，主审法官如果是他们官司长期的经手人，我想最后的判决肯定会对他们有偏向。你看今天那位派出所所长，在谈判时明显对他们有偏袒，只是我们对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才有所收敛。”张哥如此说。
他们的话的确有很多社会现实的道理，我和坦哥也让他们说服了。接着开始商量如何进行下一步谈判。大家明确在岳母去世后谈判之时，坚持不走司法途径，要求立即赔偿。
“本来我是医生，不应当说这些，但去世的是我们的亲人，院方也的确有责任。下次谈判时，一定要提前准备标语横幅。如果他们不愿意立即赔偿，就威胁要到医院拉扯这些标语横幅。医院最怕这个，明天你和戴佳就要准备这些，有备无患，当然我也不希望用这些东西。”
陈哥说完，甚至找了一支笔，给我们写了标语横幅的文字内容。诸如“东山医院、还我亲人”，“东山医院，草菅人命”之类。我想他在医院上班，平时没少见过这类标语，故如此信手拈来。
“具体赔多少，我们心里也要有数，我有一位从小到大的律师兄弟，他在成都上班，是专门打医疗事故官司的。我一会儿给他联系一下，你们明天带着查封的那病历去找他咨询一下。”张哥说完这话后给我留了律师的地址姓名和手机号。
大家商量得差不多后，边吃饭边聊。
“小曾，你老家不是成都的吧？”张哥问我。
“不是。”
“我想也不是，成都人打架一般会先吵，大多数情况下是相互威胁一会儿最后不了了之了。”
“我老家大巴山的，我们那边的民风好像不太吵，要打就直接动手了，不过当时的确也太冲动了。”
“你今天出手好快，眼镜都飞到了我面前。”
“其实现在想来我也很后怕，我当时打的是他后脑，这个位置，有时候可能一拳就会把人打死的，可能是这两晚我没有睡过一分钟吧，不太有力量。我身体素质还不错，要是在平常状态，会出事的。”
饭后，大家散去。儿子长天还在暧江，照顾他的亲戚第二天要上班了。我和戴佳请求在座的亲戚，帮着带上我的父母一起去接天天回成都，张哥主动接受了这一任务。他到我家接上我父母后，边开车边说：
“你们儿子小曾很耿直，今天真是敢出手。请的兄弟伙们也不错。”
“他是女婿，这时候不出力，什么时候出力。这是他应当做的。”我父母回答道。后来母亲告诉了我这事儿。从小到大，每次听到我和谁打架了，他们都会先不问青红皂白地指责我一番，但岳母这件事，是唯一例外自始至终没有指责我半句的一次。
我和妻子替换了一直守在抢救室外的两位亲戚。我俩坐在icu外椅子上，妻子主动地依偎在了我怀里。
“今天你很勇敢。”
“你也很勇敢，我打人后你一直坐在我的面前。”我摸着她的头发说。
“我怕你再冲动。”
“当时的确是什么也没想了。”
“亲戚们都夸奖你今天找的朋友看上去都好强悍。让郑强他们一伙压力很大。”
“都是朋友，有些你也认识，不过也算运气好，我的朋友都是做正事的，不是社会上的混混，正好今天是周日，要是平时，可能别人还没时间。”
“我姐刚还悄悄问我：‘曾兴涛’在那儿找的这些人，看上去都是又高又壮又帅。”
“呵呵，可能平时我喜欢打篮球的原因吧，接触的朋友也爱运动。我也不想惹事，我差不多有十年没打过架了，这也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请朋友帮我站场子。我知道你们戴家和陈家的亲戚个子都不太高，在社会上跑的也不多，所以没办法，只有请他们来了。这种谈判和国家之间的谈判也差不多。如果对方感觉你没有实力，不会和你谈的。他们来了也很好，双方都能感觉对方的压力，这样才打不起来。如果一方实力明显落下风，道真有可能有一方会大打出手了。”
接着我玩笑道：
“也不知道你的遗传基因为何这样不同，你长这么高，在你们家也算是孤例。”
“我被我爸妈抱养来后，可能他们给我的营养更科学吧。如果两个月前我们离婚了，你会帮我吗。”
“我不知道，也许我自己可能会来，但不会请朋友来帮忙。再说，如果我们两个月前离婚了，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妈妈也就不会出这事了。不过我真的不想和你离婚，我今天那么冲动，至少证明我是爱你的，如果不爱你，也就不会这么冲动。”
“嗯，我不会再向你提出离婚了。”
华西急诊科就算是在半夜，也是人来人往，无数焦虑的家属不停来去，人的生死和命运有时候就是在转瞬之间，在那一刻，我以为我今生能得到妻子的爱了。
又是一夜无眠。第二天上午，我独自找到了张哥的律师朋友。我将病历交给了他阅览，待他细致地看完后，我问：
“如果打官司，有几成胜算。”
“这是百分之百的医疗事故。肯定胜的，只是赔多赔少的问题。”
听到他这么说，我的心里算是安心了一些。
“难道你们家属希望打官司？！”
“有些亲属不愿意，但我觉得如果走法律途径能解决好，是最好的。”从骨子里讲，从小的教育还是让我想做一个讲求法治的公民。
“我是律师，而且就是专门打这类官司的律师。如果是其他人，我就建议打官司了，这样我也可以多收律师费。但你们张哥是我从小到大的兄弟。所以我得说实话。打官司费时费力，最后不见得有好的效果。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给医院压力，去闹。”
“嗯。”
“这家医院我了解，他们很善于以走法律途径为由和家属拖，这方面他们很有经验。你们很幸运，拿到了这份病历，如果打官司，这会让他们必输无疑。很多家属没有这么幸运。”
“我们到医院的时间比较及时，他们还没来得及改完整。”
“是的，能看出来，这是改过的，但正因为没有改完，漏洞更多。”
我想起了陈哥的那话，看来专业人士的确不同。
“东山医院因为时不时有这类纠纷，因此他们也是法院的常客。他们和一些法官很熟。所以，打官司的最终判决有可能出现偏袒。”
和张哥的话如出一辙。
“打官司需要时间，就算是正常判决下来，还涉及执行的问题，这又会是变数。时间长了，大多数家属也会在失去亲人的情况下更加受伤，被拖得心灰意冷。到最后可能都忘记了自己最初的诉求。时间会磨掉人的意志。”
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
“因为是兄弟的亲戚，所以我建议你们不要打官司，去闹，听说你们昨天已经去闹过一次。”
“也不算闹吧，只是去谈判。”
“你都把别人打了。并且惊动了三方政府工作人员。还不算闹。”他笑着说。我无奈地一笑以示回答。
“这样很好，让他们感觉到了压力，知道不是随意能压下去的家属。所以，伯母去世后，你们去谈判时还要施加压力。一定不要答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要求必须立即赔款。不然就把伯母的遗体拉到东山医院去。”
“好的，照你说的办。但赔偿金额多少合适呢。”
“从以往类似事故来看，四、五十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
“行，我们也不想多要人家的，只要合理就行。我回去给其它亲戚汇报一下。”
“你也算是给了东山医院一个教训。据我所知，他们医院的保镖打过家属，还没有听说他们的人挨过家属的打。”
“昨天我出手太快，他们没有反应过来。”
“不过这也差点让你们陷入被动，我要是他们的律师，就以副院长已经受重伤为由，拖着暂时不再谈判，大多数家属那有时间天天和他们纠缠。”
“可能如你所说，他们也是第一次挨打，没有这个经验。他们的律师当时也很紧张，没有想到吧。”
“总之，你们要坚持，在最后赔偿协议没有达成前，不要把伯母从华西拉回暧江。记住，现在是十八大，不要怕闹，街办、警察、卫生局此时最怕‘闹’。”
走出律师事务所，我不觉暗自感叹。从一开始我便想走法律途径解决这件事。但那些和医学、法律靠得最近的亲友：执法大队的张哥，三甲医院的护士长大姐、内科主任陈哥，以及这位律师兄弟却是建议“闹”。而且，好多人提到了正在首都热烈召开的十八大。和我这个无业游民想比，他们更接近“体制内”，但他们都教育我去“闹”！老百姓和政府本应当是一体的，但很多时候却让人感觉，老百姓和政府都在猜测着对方的想法。是他们错了，还是整个社会的在很多层面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我自己，每天在家蜗居一般地经营着自己网店，已不知“江湖”为何物了。现在，我是那些电视新闻中时常看到的“医闹”中的一员了吗？！
‘社会不应当是这样的，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居然以打人为荣了。’从小到大，我总爱如此发问，现在，这个感叹又出于我心了。
回到华西，我将在律师处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了一些亲戚，然后将和华西衔接的事交给了两位替换的陈家亲戚，和妻子一起回到了暧江区。我们在一家广告公司照着陈哥的要求做了标语横幅的业务接洽，强调明早一定要拿到，这些工作做完，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我和妻子已经连续三晚没有睡觉了。这晚没有回成都，而是呆在了暧江家中。好几位亲友一直在家中陪着无比纠结的岳父。
这一夜，虽是在家里，但我和妻子还是高度紧张，并没有睡上多少时间。第二天上午，广告公司已经做好了标语模幅，我们装上车便回到了成都的华西医院。守候的亲戚告诉我们，华西的主治医生已经告知，岳母估计最多还能坚持24小时。并知晓他们，现在可以通知最至爱的亲友，从下午两点开始在规定的时间内，一个一个的到icu去探视病人。言下之意，这是最后一眼了。
下午两点，很多最至亲的家属陆续赶到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大家陆续去探视了岳母。轮到我，换上医院发放的口罩褂子，我走进病房，岳母全身插满了管子，整个身体浮肿，好似胖了一大圈，应是连续输了很多天液的缘故。我叫着妈妈的名字，但怎么会有任何反应呢！我摸了摸她浮肿的手和脸，不忍再多看。医院的探视时间也只有两分钟，便退了出来。
岳母是在第二天清晨去世的。得到她去世的消息，陈家和戴家的不少亲戚都赶到了华西急诊科，一阵伤心之后，我们联系了东山医院和三方政府代表。相约中午一点开始谈判。
这次我没有约我的兄弟们，不想再麻烦人家，加之这不是周末，他们也还要上班，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告诉过我“勤来亲也疏”的道理。虽然他们没有到，但我们的队伍还是有三、四十人。闻听亲人已经去世，更多的亲戚加入了进来。
没想到，这次院方却提前准备了不少“社会人员”聚集在郑强周围，他们要么在会议室旁的办公室，要么在其它地方闲呆着。不过想来这次有三方政府代表在场，也不会有什么武力事件。
谈判开始，派出所所长首先表示：
“现在病人去世了。希望后面的赔偿问题双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他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但遭到了我们坚决地回绝。
大家争执了一回儿，院方的律师说：
“谈判没必要这么多人，希望你们留下几个代表来。”家属们早就对这位律师非常不满。于是七嘴八舌地说：
“如果今天不能赔偿，明天我们就来更多的人了，我们会在医院门口拉横幅抗议。我们的标语横幅已经准备就绪，就在车上。”说着有人把拍摄有标语横幅口号照片的手机递到了律师面前。”
“什么司法途径，要打官司还得再解剖我们的亲人，她已经让你们医院弄成这个样子了，还要去挨几刀吗，换着你们的亲人，你们愿意吗？”
“你们今天不解决，我们明天就叫些亲戚住在你们医院。”
“你们今天不赔偿，我们明天就将遗体拉到你们东山医院。”
场面有些混乱，我也激动地对那律师吼道：
“你是觉得人多了是吗，我也可以一个人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如果一个人来，就一把火把你们医院烧了。”
派出所所长就在我的对面，他或是考虑到我的岳母刚去世我的心情，或是考虑到其它原因，而并没有发言。
双方继续交锋了一会儿，街办的主任和卫生局的工作人员说话了：
“家属们都要冷静，院方的确也有责任，但他们也已经交纳了华西的费用，说明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他们转而问律师院方是否愿意通过谈判而非司法的途径解决问题。律师回答他再和院方的领导商量一下，便走出了会议室。
一会儿功夫，他回来了，说是只要合理，院方可以通过谈判而非司法的途径解决此事。
于是大家开始就赔偿金额交锋。我想此时再留在会议室没有多大意义，我的使命完成了，我们有三位能耐的谈判人。于是和几位亲属退出了会议室，来到一处楼台抽烟解闷。
后来听说，在我离开的时候，郑强和那位身高190厘米的大汉在他们谈判的时候来到了会议室，说了两三句威胁性的话，在家属们的强烈要求下，被三方政府代表请出了谈判现场。
一会儿，我方的三位代表和政府代表以及院方代表又单独来到了一间小办公室，进行更实质的交流，这场马拉松试的谈判持续到了晚上七点，最后总算达成了口头协议。院方向家属赔偿50万。同时家属放弃再追诉的任何权利。这笔款确定在第二天打入妻子的帐户。
在三方政府代表的监督和保证下，最后医患双方完成了书面协议。
代表家属签协议的是妻子。整个过程最厉害的关系人，我的岳父没有到场。从法律上讲，这份协议是否完全站得住脚，很难说。我不是法律上的专业人士，但这件事有很多“体制内”工作人员参加，何况还有他们的律师，所以不必再去探究法律上讲是否有漏洞。因为，这件事，本就不是按法律意义完成的，而是“江湖”的方式。
第二天，院方如约将50万赔款打入了妻子的帐户，这场和医院的医患纠纷也总算到此结束了。但已身心俱疲的我和妻子，事情却还没有完。接下来开始操办岳母的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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