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一 转载（1 / 1）

努尔哈赤，满族，爱新觉罗氏，后金(清)的建立者，史称清太祖，中国历史上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统帅。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州左卫一个小部酋长的家里。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尔，原是元朝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明永乐三年(1405)应明成祖朱棣的招抚，入京朝贡，封授建州卫指挥使，后掌建州左卫，晋升至右都督。宣德八年(1433)，因教授明都指挥佥事裴俊，被阿速江等卫“野人女真”杀死。其子董山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初授指挥使，后晋升右都督，与叔父凡察分掌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成化三年(1467)以屡掠辽东人畜，被明朝斩杀。建州三卫遭到明军残酷征剿。董山的长子脱罗及其子妥义谟，先后袭职，多次进京朝拜明帝，贡献方物。董山的第三子锡宝齐篇古，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锡宝齐之子福满，后被清朝追尊为兴祖直皇帝。福满第四子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第四子塔克世娶妻喜塔喇·厄墨气，生三子，长为努尔哈赤，次为舒尔哈齐，幼为雅尔哈齐。

觉昌安是建州左卫枝部酋长，为明都指挥使，人少势弱，早期依附建州“强酋”亲家王杲，也常率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以麻布、粮食易换猪牛，领取抚赏的食盐、红布、兀剌等物。万历二年(1574)，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率军数万，攻取王杲之寨，杀掠人畜殆尽，觉昌安、塔克世背叛了亲家，为明军向导。万历十一年，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掠边境，李成梁再率大军出击，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杀阿台，“杲自是子孙靡孑遗”。觉昌安、塔克世再次为明军向导，战乱中被明兵误杀。

噩耗传来，年方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本想起兵索报父仇，但势孤力单，怎能与拥兵百万的大明“天皇帝”交锋。无可奈何，努尔哈赤乃诿过于建州左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指责其唆使明兵杀害父、祖，奏请明臣执送。不料这一要求，竟惹恼了骄横跋扈的明朝边将，被视为无理取闹，一口拒绝，并宣称要于甲板筑城，令尼堪外兰为“满洲国主”，因而尼堪外兰威望大升，“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甚至连亲族子弟也“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以归之，尼堪外兰则乘机逼努尔哈赤“往附”，俨然以建州国君自居。

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起兵时，只有甲十三副部众三十人，要想以这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兵力，去吞并一二十倍于己的其他建州部落(仅栋鄂部长阿海就有兵四百)，打败百倍、二百倍于己的海西叶赫、乌拉、哈达强部，降服建州、海西、“野人”数以万计的女真，建立后金国，登上女真王的宝座，确实是难而又难。努尔哈赤，面对险局，毫不动摇，知难而进，顽强奋斗。他顺应时代潮流，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内政、外务两大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关系到一部、一国盛衰兴亡的用人问题上，努尔哈赤强调了六项原则：一是必须任用贤人。二为不论亲疏门第，公正举人，“勿论根基，见其心术正大者而荐之。莫拘血缘，见有才者即举为大臣”。三系不拘一格，用其所长，“有临阵英勇者，用以治军。有益于国政之忠良者，用以辅理国政”。四乃举贤贬奸，因“善良公正之人不举不升，则贤者何由而进。不肖者不贬不杀，则不肖者何由而惩”。五是奖惩分明，功必赏，过必罚，“有善行者，虽系仇敌，亦不计较，而以有功升之。有罪者，虽亲不贯，必杀之”。六为赏赐效劳官将，视其所需，赐予马、牛、阿哈、食谷、衣服、财帛和妻室。

努尔哈赤还制定了厚待功臣的重要国策。对于早年来投、率军征战、尽忠效劳的“开国元勋”，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五大臣”及杨古利、冷格里等人，给予特别礼遇和优待，赐给大量人畜财帛，任为高官，封授爵职，联姻婚娶，荣辱与共。当这些功臣出了差错时，他着重指出“贫时得铁，犹胜于金”，常以其功而从轻处治。

努尔哈赤重用贤人和厚待功臣，招徕了许多机智忠贞武艺超群的有才之人和猛将谋士，他们献计献策，奋勇冲杀，善理国政，自此，女真部逐渐“民殷国富”，国势日强，军威大振。这就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为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和壮大后金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军事与外务上，努尔哈赤也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策略。他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三，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因纳殷部七村诸申降后复叛，据城死守，“得后皆杀之”。额赫库伦部女真拒不降服，努尔哈赤遣兵攻克，斩杀守兵，“获俘一万”，灭其国，“地成废墟”。二是降者编户，分别编在各个牛录内，不贬为奴，不夺其财物。原是部长、寨主、贝勒、台吉，大都封授官职，编其旧属人员为牛录，归其辖领。三为来归者奖。对于主动远道来归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当他听说东海虎尔哈部纳喀达部长率领一百户女真来投时，专遣二百人往迎，到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匹、耕牛十头”，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对其他随从人员，亦“俱齐备厚赐之”。这样就缩小了打击面，争取到许多部长、路长带领属人前来归顺。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女真酋长统众来归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因而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还采取了正确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他积极争取与蒙古联盟，尽力避免过早地与明朝发生正面冲突，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誓师伐明以前，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这极大地有利于统一女真事业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了自己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他长于用计，重视保密，多谋善断，议即定，定即行，出兵犹如暴风骤雨，迅不可挡，经常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

努尔哈赤自幼喜爱兵猎，武艺超群。遇逢征战，他便率先冲阵，拼死厮杀。后来他回顾数十年戎马生涯时总结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这种英勇的气概和猛烈冲杀的作风，建立起崇高的威信，使部众竞相效尤，因而能够做到令必行，行必从。有了这些决定性的因素，努尔哈赤不仅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从绝境里找出路，避免了灭门之灾，而且不断由弱变强，由小到大，顺利地进行着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国的事业。从明万历十一年以遗甲十三副兴师起，取图伦，下巴尔达，斩尼堪外兰，败九部联军三万，十年之内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接着，他又灭哈达，并辉发，亡乌拉，降叶赫，取东海女真。三十六年内，统一了建州、海西女真及大部分“野人女真”部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诸部始合为一”。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积极建立国家政权。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东南加哈河、硕里加河两界中的平岗筑城三层，“建衙门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禁革作乱、窃盗、欺诈，立禁约法制”。万历二十三年，他自称“女真国建州卫”王子。万历三十三年，他又自称“建州地方等处国王”、“建州王”、“建州国汗”。与此同时，他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文，又逐步建立牛录——八旗制度。万历四十三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所有人员皆须编入八旗，一牛录三百丁，设牛录额真一员、代子二人、章京四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置固山额真一、梅勒额真二。八旗人员居住同一地区，互为婚娶，耕田种地，牧马放羊，采参打猎，遵守国法，纳赋服役，听从汗、贝勒统率，使用满语满文。服装发式亦须一律，妇女不得缠脚，男子皆要剃发留辫。这样一来，使原先来自不同地区、制度相异、习俗不一的几十万女真、蒙古、汉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赋役负担、国家法令、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大体上达到了同样的水平，旧有的差异迅速消失，一致性愈益增多，逐渐形成为一个在经济条件、语言文字、心理状态等方面基本一致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便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除夕，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登基大典，自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强大的后金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呈告皇天，声讨明国之过，发军征明，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是指责明朝政府欺凌自己和广大女真的七条大罪。第一恨为明军“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第二恨是明朝违背誓言，“遣兵出边，护卫叶赫”。第三恨系明臣背誓，指责建州擅杀出边采参挖矿的汉民，逼令建州送献十人斩于边上。第四恨，乃明朝“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使叶赫将其许聘与努尔哈赤及其子代善之女“转嫁蒙古”。第五恨是，明廷遣兵，驱逐居住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耕田种谷的女真，“不容收获”。第六恨为明帝听取叶赫谗言，遣人持函，“备书恶言”，侮辱建州。第七恨是明廷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经并吞的哈达地区。“七大恨”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标，是正义的，是合情合理的，对激励女真(满族)奋发图强，英勇冲杀，反抗明朝政府的压迫，起了巨大的作用。

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五日“乘隙突入”，轻取抚顺，连下东州、马根单等城堡五百余，掠人畜三十万，编降民一千户，又击败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来援之兵一万，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努尔哈赤厚待抚顺降将李永芳，将其从游击擢升副将，又以孙女嫁彼为妻，尊称为“抚顺额驸”，并赏赐降民大量牛、马、猪、犬、衣物、房、田，依照明制设官，令李永芳统管。

抚顺失陷，总兵战殁，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起用曾任“经略朝鲜军务”要职和辽东巡抚的杨镐为辽东经略，以宁远伯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官，调兵四方，议兵十万、饷三百万，准备大举征剿建州。

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闰四月，辽东巡抚李维翰移咨朝鲜待机合剿，指责“建酋奴儿哈赤”“无端生事，计袭抚顺，公行叛逆，罪大恶极，法当诛讨”。总兵李如柏宣称：“今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擒元恶，枭首藁街。”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万历帝批准，颁示天下。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八大总管”、“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的，一律重赏，封授世职。叶赫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能“擒斩奴酋”，“即给予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明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议定分兵四路，北路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西路主将是山海总兵杜松，南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东路主将是总兵刘綖。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兵一万三千余及叶赫兵二千，号称四十七万，携带枪炮数万，约定分道出边，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早已探听到明军消息。面临大军围剿、有可能遭到灭门灭族之灾的危险形势，身经百战的努尔哈赤和八旗子弟，却镇静自若，从容应战，胸怀保家卫族的决心，誓死杀敌。努尔哈赤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发挥所长、克敌之短的正确方针。他强调指出：“恁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撤回各屯寨士卒，只留少数兵土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首先迎战明军主力西路杜松部。建州知悉杜松“勇健绝伦”，决定设下埋伏，智胜勇取。当杜松领军二万余，日驰百余里，赶至浑河时，努尔哈赤已在山林深处埋下精兵，并遣人堵住上游，使河水突浅，一待杜松见水很浅而率军渡河时，后金军决堤，河水骤涨，“水深没肩”，明兵“没于河者几千人”。当明军拥挤过河后，伏兵突起，努尔哈赤带领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和八旗大臣，统率八旗劲旅，以两倍于杜松的兵力，勇猛冲杀，三月初一日，于萨尔浒(距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迅速消灭了西路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第二日，努尔哈赤又统军击败北路军，总兵马林仓皇逃遁。努尔哈赤坐镇赫图阿拉，遣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大臣，领兵迎击明勇将刘綖的东路军。当刘綖于三月初四日进至阿布达里岗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时，后金军早已“设伏于山谷”，并遣一明降官，持所得杜松的“号矢”(即令箭)，驰至刘营，诱其速进，刘綖中计，匆忙前往，队不成列，一入伏中，代善挥令八旗劲旅突起冲刺，斩杀刘綖，明军措手不及，全军覆灭，朝鲜从征元帅姜弘立率众降金。明辽东总兵官李如柏知悉兵败，奉杨镐命令，仓皇撤退。

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败没，四位总兵战死，阵亡道臣、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八千余匹，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件。

明金(清)之间的第一次大决战，由于满族领袖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和八旗健儿的奋勇冲杀，终于以明军在萨尔浒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新兴的满族避免了亡族之灾，迅速前进，后金国更加壮大了。

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三月的萨尔浒之战，使明金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人心振奋，器械充足，战马成群，军威远扬，而明国则君惊臣恐，官兵畏战，人畜火器损失巨大，士无守志，陷入了被动困窘的逆境。

天命四年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乘明摄开原道事的推官郑之范贪婪昏庸不理防务和总兵马林松懈疏忽，率领大军轻取辽东军事要镇开原，“易如拉朽”，斩杀马林等官将。七月二十五日又攻克了铁岭，后金军威声震天下。在军事进展异常顺利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巩固内部、壮大实力、突破包围，为夺取辽东创造条件。

天命四年七月，原开原千总王一屏、戴集宾、金玉和、白奇策及守堡戴一位，因“子女被俘”，带二十余人“觅妻子来降”。佟家的二十人亦叛明逃来。努尔哈赤十分高兴，谕告说：“尼堪无叛逃他国之例”，“观此来降者，知天意佑我矣。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我等应善养来投之人”。遂赐六员千总各人五十名、牛马五十匹头、羊五十只、骆驼二头、银五十两、绸缎十匹、布一百匹。赐守堡、把总等官各四十人、牛马四十匹头、羊四十只、骆驼一头、银四十两、缎八匹、布八十匹。其余随从人员各依职务，赐予妻子、役使阿哈、田舍、耕牛、乘马、衣服、粮食等物。

七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健儿，在铁岭击败喀尔喀部斋赛等贝勒援明之兵，生擒斋赛父子三人及色本等二十名贝勒、台吉，使满蒙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努尔哈赤一向重视与蒙古各部的和好、联盟，很早便与蒙古科尔沁部、喀尔喀五部的一些贝勒、台吉遣使往来，联姻婚娶，他曾将三弟舒尔哈齐贝勒之女孙带格格抚为己女，嫁与喀尔喀部之巴约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他闻听科尔沁部的兀鲁特部明安贝勒之女“颇有丰姿”而聘为妃，又娶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之女。其子褚英、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皆分别与内齐汗等贝勒之女结为夫妻。

特别是建州兴起以后，明朝实行“以西虏(蒙古)制东夷(建州)”政策，每年花上百万两银子，赐予蒙古贝勒，要他们出兵，助明作战，从北面包围后金，更加突出了蒙古在明金争斗中的重要地位和强大影响。在明廷重赏的引诱下，称霸于喀尔喀五部的斋赛，以及扎鲁特部色本、巴克贝勒等人，与明联盟，誓征建州，一再袭击后金村寨，劫杀后金使者，并出兵来援铁岭。甚至连努尔哈赤的内弟桑噶尔寨(明安贝勒之子)，也领兵随同斋赛，来援明朝，征剿姐夫。

努尔哈赤抓住斋赛、色本以后，作出了明智的决定，暂不杀戮，并释放斋赛部下一百四十人返回其部，以此来争取蒙古喀尔喀五部脱离明国，让他们与后金建立友好联盟关系。此举果然见效，八月，喀尔喀五部诸贝勒遣使来，请求不杀斋赛，努尔哈赤回信，列举斋赛之过，说明因念及五部卓礼克图洪巴图鲁贝勒、厄布拉德依皇台吉，故拘而未杀。十月二十二日，以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贝勒为首的喀尔喀五部贝勒，遣使来求联盟对明，战则同战，和则同和。努尔哈赤于十一月初一日遣额克星额等五大臣前往，与五部贝勒宰牛杀马，对天盟誓，决心“共议讨伐原来之仇敌明国”，若欲议和，必“共同议和”，违者“损寿短命”。努尔哈赤释放斋赛之子克实克图，厚赐皮裘衣帽鞍马，送彼回部，并宣布待两国同征明国，取得广宁以后，再考虑斋赛的归期，在此之前，其二子可轮流在后金侍奉其父;后金与蒙古喀尔喀五部的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努尔哈赤又于天命五年正月十七日，修书回复察哈尔林丹汗的来信，指责他狂妄自大冒称“四十万之蒙古主”，讥讽其两败于明损兵折将，劝其勿受明之财帛，为利所诱而开罪于己。

努尔哈赤还试图削弱朝鲜与明国的关系，突破南边的包围圈。朝鲜国王一向紧跟明朝政府，轻视建州，并遵明帝之命，派都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余名，随明总兵刘铤，从东进攻赫图阿拉。天命四年三月初，努尔哈赤大败明军于萨尔浒时，逼迫姜弘文率兵五千投降，免死拘留，并于三月二十一日遣使致书朝鲜国王，自称“后金国汗”，列述“七大恨”，指责明朝欺侮建州和朝鲜，“明国皇帝要派彼之诸子到朝鲜和我国做国主，这个尼堪皇帝凌辱我等二国太甚”，劝说朝鲜背离明朝。虽然朝鲜回信，坚持亲明尊明政策，劝告努尔哈赤罢兵和好，仍尊明帝为君，自居属臣，但努尔哈赤并未罢休，继续遣使入朝，讲述己见，欲离间朝鲜与明国的关系。与此同时，努尔哈赤积极巩固内部，增强实力。天命四年六月，为便于用兵，于界凡筑“行宫”及八旗贝勒、大臣、兵士住房，迎汗和诸贝勒福金来此居住，十六个月后又迁居萨尔价，一步一步逼近明境。

天命五年三月，努尔哈赤第一次制定“论功序爵”的制度，援用明朝官称，设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均分为三等，大体上原来任固山额真之人即为总兵官，梅勒额真为副将，参将、游击为甲喇额真，原来当牛录额真的，一律为备御。从总兵官至备御，皆为世职。另外，每牛录下，设千总四员。这对鼓励八旗官将效忠于汗为国出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天命五年六月初四日，努尔哈赤命竖二木于门外，下令说：“凡有下情不得上达者，可书诉词悬于木上，吾据诉词颠末，以便审问。”这一措施，有利于体恤民隐，主持公正，使下情有可能上达于汗。

同月，努尔哈赤第一次派遣人丁，“往东海煮盐”。建州女真地区素不产盐，一向依靠“抚赏”、“告讨”，从明朝边臣手中领取十斤八斤二十斤盐，十分困难，以致相当多的女真人长期没有盐吃，包衣阿哈常因无盐食而离主逃走。这次煮盐，效果显著，不久便运回一二十万斤，“于国内按丁给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食盐供应极为紧张的局面。

努尔哈赤屯兵五日，论功行赏，三月十八日集诸贝勒、大臣定议，进军辽阳。

三月十三日沈阳一失，辽阳危如累卵，城中“兵不满万”，又“身无介胄，器不精利”，辽东“战将劲兵”，一半损于沈阳之战，一半在各地应援。如果金兵于十四日飞驰进击，当天即可轻取辽阳。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努尔哈赤的迟延和失误，飞速征调援军，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凑集了十三万大军。

三月十九日午时，努尔哈赤率军进至辽阳城东南角，当天晚上，于城南七里安营扎寨。此时，论兵数，明倍于金。讲地形，明防守，得地利。辽阳城十分坚固，“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挖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二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又引入太子河水，灌满护城深壕。辽阳有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各重一千余、二千余、三千余斤，一发可毙敌数百，威力很大。《武皇帝实录》卷三记述辽阳守备情况说：“(明臣)放代子河水于壕，塞其西闸，内列火器于城上，排兵四面，守御甚严。”朝鲜文献甚至记述了后金军望城生畏的情形，指出：“(八旗军)至辽阳，望见城池险固，兵众甚盛，虏皆意沮欲退。”如果明经略袁应泰调度有方，凭坚死守，辽阳是不会轻易失落的。

努尔哈赤看到明军守备甚严，决定避免硬攻，力争智取。他首先严正宣布必战、死战的决心，声色俱厉地谕告众人说：“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立即“匹马独进”。这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对八旗官兵发挥了强烈的影响，促使他们知难而进、转怯为勇。

努尔哈赤再次运用发挥所长制敌所短的正确战术，决定诱敌出城，引入伏中，以便合歼敌军，同时又派遣“细作”，混入城内，待机内应。三月十九日，他先差少数人马横渡太子河，诱骗敌人，明军果然中计了。明经略袁应泰本来已和诸将议定，“畏敌多，主守”，现在看见后金兵马太少，“其骑可数”，遂因“见贼少而主战”，亲督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五总兵，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场扎营。明兵忽守忽战，军心不定，努尔哈赤乘机指挥军队，“奋力冲杀”，“明兵大溃而死”，“军败多死”。第二日，三月二十日，努尔哈赤亲督士卒猛攻，鏖战多时，明兵又败。三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领军乘胜进击，原先派入的“奸细”从中内应，遂攻下辽阳，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

努尔哈赤带领八旗贝勒、大臣，进入城内，驻于经略衙门，谕令汉人归顺，辽河以东的宽甸、海州、耀州、盖州、镇江、熊岳、复州、汤站、武靖营、长宁、长静、三河、十方寺、永宁、镇夷、威远、孤山、甜水站、草河、奉集、平虏、蒲河、懿路、鞍山等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

天命六年四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是否迁都于此？他们都主张回到建州，不愿留住辽阳。努尔哈赤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责备诸子目光短浅，没有雄心壮志。他强调指出：承蒙皇天眷佑，艰苦创业获得成功，降服了辽河以东地区，如果回到故里，辽阳必为明国收复和固守，逃散于山谷的城堡人丁便摆脱了后金的统治，“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皇天如此“喜爱之地方”，焉能抛弃！他谕告诸子要胸怀大志，并语重心长地说：“今我兴兵，为尔等众子创立大业。诸子，尔等焉能说不能呢！”于是，诸贝勒、大臣一致回答说，“此言诚然”，遂定议迁都辽阳，派人迎接汗之福晋和皇子，将建州地区人丁移驻辽东。努尔哈赤这一决策，对促进后金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天命七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统领八旗劲旅，西征明朝辽东重镇广宁。虽然明在关外有军队二十万，两倍半于金军，而且火器众多，但努尔哈赤并不畏惧，二十日即渡过辽河，进围西平，二十一日午时猛攻克城，并随即与十万明军鏖战于沙岭，斩杀辽东总兵刘渠、援辽总兵祁秉忠，大获全胜，明辽东巡抚王化贞弃广宁城匆忙逃遁。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领军至广宁，明游击孙得功等率士民执旗张盖奏乐叩降，迎入城中，驻巡抚衙门。平阳、西兴、锦州、大凌河、右屯卫等四十余城官兵俱降。二月十七日，努尔哈赤命诸贝勒统兵留守广宁，将锦州、义州等处官民迁于河东，回归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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