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出身只要你不傻不呆，自小就绫罗绸缎山珍海味享用不说，长大了肯定有个官做，于是就沿承了家族的龙脉，世世相袭。除非更朝换代或是家族里惹火了皇帝老子而家破人亡。
士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士族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内涵，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士族。1、政治上：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2、经济上：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3、社会生活：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4、文化上：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早在春秋时代，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车战及武士的作用减小士的地位也出现了上升或下降的变化。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设法招徕士众以张声势，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还有部分士为解决经济困难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经营工商业；也有人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更为剧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穿梭于各国间，充当说客，纵横家便是其代表。这时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也很盛行。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士，称为士大夫时，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
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这种人物品题属于民间范围。
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
早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专攻一经，门生、故吏遍天下，在察举、征辟中得到优先，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了特殊地位的阶层。士族的势力在曹操掌权时一度受到抑制，到了魏和西晋重新兴起。魏文帝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因为中正官把持在士族手中而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门阀制度阻塞了寒士的仕进之路，一些才高的寒士自然心怀不平，士族和庶族的对立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寒士的不平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也就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特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制度下，寒士的不平更为强烈，在诗中的呼喊之声也就更为高亢。
物极必反是世间一切事物的通律。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的结合，虽然使世家大族蹑居高位，把持政权，垄断国家机器，但他们由此而滋长的骄奢、“清高”和不理政务实事的风气，却给了寒门士人在政治上发展的契机。到了南北朝时期，世族逐渐衰落，寒族士人逐渐崛起。分析内中原因，大抵有三点：
第一、因为世家大族无法包揽整个封建王朝的政务，使作为统治阶级一部分的庶族士人一直在庞大的政权系统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譬如世族鄙薄武事，以文雅自傲，认为“屈志戎旅”有损门第，所以他们不乐武事，只愿做文职官。这就给庶族寒士通过军功跻身政坛以更大空间。南北朝时期大批寒士由于军功显达，担任军师将帅，执掌了兵权，成为封建国家倚为“御侮戡乱”的柱石，
第二、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相结合，使世家大族更加腐化。出身于豪门的子弟有了自恃的门第，就再也不依赖血统以外的条件了，养成了把立功升迁视为有辱门第的羞耻事而不屑于接触实际政务的风气，久而久之，堕落到毫无治政理事能力的地步。
第三、寒门势力与皇权的结合。由于在门阀政治统治下，无论是掌握实际政务的寒士，还是登上皇帝宝座、非世族出身的帝王，均受到世家大族的掣肘和压抑。因此皇帝和寒士都有打击门阀制度、削弱世族势力的共同要求，从而促使皇帝和寒士“联盟”，并使寒士充掌中央机要，逐渐成为皇帝倚重的心腹重臣。
自隋唐起，门阀的衰落与庶族的兴起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时代特征。门阀世族由东汉起形成，进入魏晋南北朝而居于社会上层，掌握并享受着经济、政治上世世代代的特权，在文化上也处于垄断地位。而广大的寒门庶族则很难得到发展。“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两句，概括了在九品中正制之下，人物品第以及仕途中庶族与世族的不同命运与处境。
到了隋唐起，开始实行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荆襄士族必成为以后发展的一大阻力，东汉便是建立在一些豪族手中，使得东汉一度成了外戚宦官轮番掌权，也使得士族渐渐羽翼丰满造成了最后的群雄割据，最后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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