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京的左右两翼军队迅速南下的时候,11月28日,北京任命李景林为西南方面军总指挥,叶诲任政治部主任,负责整顿西南方面的军事、政治,同时刘湘被任命为代理四川省省长,中央正规第四师进入四川。同时,左翼郭松龄方面改为华中方面军,为了酬劳阎锡山‘关键时刻’突出的表现,阎锡山被邀请担任陆军总司令,但阎以身体不适宛然拒绝,显然,他是能够识到大体的。右翼方面军计划在12月18日同时在上海和杭州举行入城式,12月10日,周振将军已经正式进入南京,同时担任华东方面军总指挥。而在华东等地的社民党党员纷纷转向公开活动,不过等待他们的不是担任各级政府主管,1925年11月30日,社民党主席李豫民以社民党主席和中央改革委员会主席的双重身份下令南方各地社民党党员,必须组织分批进入新近即将在各地省会城市设立的政治经济管理学校,考核合格之后方能够进入改革委员会下属的各级机构。而在此之前,将只进行机构设立,新的各级政府机构主管依旧是原来在任职于地方的各级官员,但是中央将派出骨干力量先设立学校,学校分属于各地的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指导各级地方政府进行新的机构设定,而原来的人将留任,如果表现良好,政府将签订合同,时间长短以当事人意愿为准。
很明显,北京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这样做的,他并不急于掌握各级地方政权和打击现有的官僚体系,这样的方案虽然明显的对以往的政治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并非全部废除,在11月下旬和12月初的时间,中央改革委员会实际上代替了内阁的职权,内阁成为了挂名的机构,不过似乎内阁现在唯一能够掌握全权的是外交部,而外交部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关税税则谈判以及领事裁判权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这点我们在1926年三月在巴黎,然后是美国的漫长的谈判中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准备。
就在郭松龄将军的部队在毫无战斗的情况下——其实在靳云鹗全部被围于许昌,并投降之后,吴佩孚将军已经没有抵抗郭松龄将军的实力了。1925年12月6日,在抵达中国的历史名城襄阳之时,吴佩孚通电下野——下野的意思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退休养老,归隐山林原野之间,所以叫做下野。同时吴佩孚决定移居湖北与安徽交界的风景名胜——鸡公山,拒绝了北京让他出来担任陆军总司令的邀请,在吴看来,让对手可怜自己是一种耻辱,所以据说当时吴的表情很不愉快。但是他的谋士黄郛却在吴的劝说下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北京任命他为湖北代理省长兼湖北、湖南改革委员会主任。
而中国的西部,更多的任务似乎是剿匪而不是解除当地地方武装,当地的地方武装跟骑马的土匪有着密切的联系,还有西北各地复杂的宗教问题。虽然西藏是承认中央政府的,但是他并没有发出一个明显的讯号,这个讯号是通电或者派人前往北京都好,只要他能够承认北京政府,尤其是改革委员会的权力,一旦承认改革委员会及它的力量,那么不可避免的在不远的将来,北京必然会改革西藏落后的生产关系。这是现在统治西藏的人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英国人在西藏以及四川西部,云南等地都十分活跃。英国人似乎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以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会要求废除租借地、这其中包括优良的远东海港——香港,它是大英帝国无敌的舰队在远东必不可少的停泊地。
就在全中国的人民欢呼统一的时候,南方的国民革命政府——此时他的政治领袖是谭延铠,实际上似乎是汪精卫,而掌握军事权力的是蒋介石。1925年9月28日,两广国民政府发表东征方略。蒋中正率军第二次东征,10月9日围攻惠州城,14日攻克。20日起进攻潮、梅,第一纵队于11月4日收复潮汕,7日进占饶平。第三纵队于10月28日占领五华,31日克复兴宁,乘胜肃清梅县、大埔。东江遂告底定。而两广的国民政府在政治和思想上更加接近共产主义,苏联人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并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而两广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十分炽烈,同时劳动党在广东的影响很大,这让英国人吃了不少苦头(译者注:是指省港大罢工等工农运动),所以北京的统一其实对英国人来说,在防止共产主义思潮上有着不小的好处,虽然北京的改革委员会大量的借鉴了**的做法,可是我研读了他的领袖——李豫民先生的著作,很显然,他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广州的国民政府显然并不纯洁,他被左派的汪精卫、邓演达以及很多劳动党人所影响,显然并不能独立做主。而留在北京的孙文先生的追随者——广州的国民党人称他们为‘西山派’,大约与他们的首领——谢持、孙科等人住在北京政府提供的西山住所有关,他们在北京南苑誓师之时就呼吁两广国民政府军队北上,尽快履行孙先生的遗嘱,为了国家的和平与北京方面夹击吴佩孚将军和孙传芳将军的军队,但是很显然,由于陈炯明将军的进攻,牵制了国民政府。但是两广的实际统治者也未尝希望北京尽快统一全国,这在11月24日上海人大游行之后,两广国民政府在各地实力派纷纷投靠北京之后全无表示。只是由汪精卫先生发表了一通声明,该电称孙先生之革命理想,绝对不容许集权政治出现在中国,而先生之三民主义则为民生、民权、民族三的主义,而民族之解放首先是从帝国主义之压迫下解放。而现在北京政府与列强沆瀣一气,对民生,民权漠不关心,而列强仍然依据领事裁判权等各项特权欺压人民,国民政府不能丧失国家最后奋斗之精神及力量,只要北京方面一天不废除与列强各项不平等条约,一天不真正为民众之幸福、自由奋斗,那么国民政府将领导真正为中国之志士,决不妥协。该声明一经发表,北京尚未怎么表态,而在上海、北京的各个国民党地方组织均在北京谢持等人的带领下,纷纷通电谴责汪曲解先生思想,声称自己等人一直陪同先生访日本,至北京,巡视东北,先生十分赞同李豫民主席之治国方略,奉劝南方同仁认清国家民族之大义,不要为劳动党及苏俄帝国所蒙蔽,还用了一句中国人的语言,大意是‘在海洋中前行的小船,随时有覆灭于波涛的可能,但是他却没有发现海岸就在他的后面,只要回一下头就可以发现’,真是精妙的中国语言。之后‘西山’派国民党党员和南方的国民党党员明显的对先生的思想实质展开了辩论,而据大多数人看来,这样的争论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得到结果的。
北京的李豫民看来并不急于统一两广,甚至没有让他手下的将军继续进攻,直到用武力统一全国为止。12月24日,驻守衡阳的国民党将领唐生智发表通电,称他不能成为分裂国家的罪人,呼吁广州国民政府及早派人前往北京,商谈国家统一与敦促北京实行更加开明的政治,否则,他将不能让自己的部队对同是中国人的北京南下官兵开火,而他手下的三位师长以及数十名将官也联名通电,敦促广州国民政府及早行动,让国家早日统一。而郭松龄将军率领的军队于12月10日象征性进入武汉之后,似乎忙于整顿投降的地方军队以及政治体系,北京甚至命令位于实际控制线的各个部队,不但擅自行动。看来,北京的李豫民,我想他为了说服北京的大小官员以及军队强硬派一定作了不少的工作,这就像说服一位刚刚品尝完墨西哥辣椒的美国人,告诉他不能喝水,虽然水就在他眼前的玻璃杯中,实在是很辛苦才能说服吧。
而似乎不进攻的好处很明显,虽然民众并不希望这样,文人们连篇累牍的敦促广州尽快派员北上,完成统一大业,而工人们似乎是在社民党的组织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当然,两广的工人和农民们好象满足现状,**人总能够抓住他们的心,广州人也组织了一群学者,发动宣传攻势,不过他们显然不能跟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人相比,很快,他们就发觉沉默是最好的选择。在报纸上威胁广州显然是不够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看到北京并没有破坏他们的生活,而且与以前的地方将军们相比之下更加尊重他们,他们觉得应该为北京的政府做点事情,于是,除了继续在杂志,报刊上声讨广州,敦促北京派兵南下之外,更对莫斯科大大加鞑伐。而各国驻华公使也大惑不解,他们实在是不明白北京为什么让统一的步伐停止,甚至苏联也不能承受如此大的压力,不得不公开表态,说莫斯科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希望广州和北京尽早达成和平统一的协议,而莫斯科希望与北京政府发展新的友好协作等等。
在一个地方报纸的一篇文章中准确的分析了北京为什么不南下作战的原因,他详细的推敲了东北军从1923年李豫民掌握实权开始,到被逼于1924末与直军大战。再到北京事变后整顿军事力量,以及迫降冯玉祥将军的部队所用的手法,以及1925年迫降冯玉祥将军部队之后实力空前膨胀,直系相对弱小而不南下进攻的原因。1925年8月前对直系的包围和对直系军队的策反等等,该文章更象一篇论文,他准确的推敲出1925年8月至10月北京对南方战争中北京并没有动用主力部队强行突破——要知道他所能接触的资料比我少的可怜。然后得出结论,北京无意在内战中损失他的精锐十个整编师团。恰恰让北京忧虑的是,广州的国民政府军队战斗力和士气十分强悍,这点从蒋介石将军指挥的东征就可以看出,陈炯明将军的部队战斗力比孙传芳以及大多数中国地方实力派的军队都不弱。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北京强行进攻广州,那么将被迫投入五个正规师、十二个国民警卫队师的兵力,而损失将在10000~15000的精锐步兵,30000~50000国民警卫队士兵,这恰好是北京,李豫民最不希望看到的结局。该文指出,南方的军队不同于以前的军阀,他们有着统一的指挥,坚强的斗志,虽然武器落后于北方,不过占据着地形和人和的优势,因为南方的民众虽然希望统一,不过更希望是广州统一全国,而不是北京。该文作者署名:*。该文被整篇的采纳,刊登在《字林西报》、《新华日报》、《文汇报》等极具影响力的报纸上,而该青年,似乎他只有二十来岁。
广州其实是一个很具有活力的地方,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很多就是广东人,而最受中国人爱戴的孙文先生就是广东香山翠享村人,二十多年来,广州一直是整个中国热血青年们向往的地方。而在1924年成立的黄浦军官学校,更加吸引了大批优秀的军官人才,他们很聪明,由他们组成的黄浦学生军无数次击败了比他们强大数倍的敌人,而且他们是坚定的拥护广州国民政府的,平定了很多次叛乱,他们每一个人领的薪水只有北京国民警卫队士兵的2/3,但是他们是广州军队的中坚,是中下级军官的源泉。没有证据表明北京在吸引军事人才方面强过广州,北京的军官们更多是出自德国军官的教育,但是德国人有强大的武器装备,而中国人没有,所以似乎黄浦军官学校的教育更加适合这个古老的国度,我们从黄浦学生军优异的表现就可以看出。
在1925年彻底平定陈炯明将军叛乱之后,广东、广西坚定的支持国民革命,而当时北京的军队正在河南、山东与吴佩孚将军的直系军队苦苦鏖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想,如果现在陈炯明将军的军队还在的话,北京的军队一定会长驱直入,直接开到广州。
1925年12月28日,上海下了一场入冬以来第一场雪,这让报纸上关于统一的话题骤然减少,而关于雪的逸闻趣事增加了不少。让上海人和在租界生活的人感动不已的是,驻守上海的辽宁国民警卫队第三师在郊区由政府出资,修建了三座大型的孤儿院,收容15岁以下的儿童,并提供教育和足够的食物,衣物。上海租界旁的路也清洁了很多,租界的巡警们也不用为窜来窜去的流浪儿烦劳了,不过似乎罗伯特探长有些烦恼,不少的巡警都跑到市区去接受北京所开的政治经济管理学校学习,即使不能进入学校,也能进市民扫盲夜校,而且上海以及各大城市急需熟练的警察,总之,租界的华工是越来越少了。哦,真是个可怕的消息,看来,租界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的原因是为我们服务的人都要走了。看来我得去市区找个旅馆,不然没人给我提供暖气了,真是可怕的消息。
12月30日新疆和西藏的统治者终于表了态,当然,从四川派往康定,西宁派往格儿木的军队起了一个微妙的作用,至于派往新疆的军队据说只有一个团,他们是韩麟春将军的一个国民警卫队团,只是起着一个警告的作用吧。但是我想,政府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庆祝全国统一恐怕不太可能,这肯定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遗憾,当然,也是我们美国人的遗憾。在圣诞节,白宫首先在新年祝福了大洋彼岸的中国人即将统一,而且提到了李豫民主席(此刻李豫民担任北京政府的最高职位就是中央改革委员会主席)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希望睿智的李豫民主席能担负起沟通两国人民感情的重任,而美国人民将以极大的热诚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伟大而富强的国度。而随即,段其瑞执政和李豫民主席共同约见了我国公使,对两国即将到来的稳定的贸易增长举杯。
在1926年1月3日之后,北京迅速的展开外交公关,各国驻华公使,包括苏联驻华公使都纷纷表态,对北京政府抱有极大的好感以及愿意商谈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和关税等各项事务——显然,各国并没有说出这些条约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1月5日,唐生智将军在湖南的衡阳发表通电,电文对广州国民政府逆民意而动,行分裂之时极感失望,宣布所属四个师正式归属中央政府序列,而他本人处于两难之中,将待中央派员整编所属之后自动下野,出国考察各国军事状况,为国家尽绵薄之力。具我的中国朋友讲:唐生智将军是觉得自己背叛他的政府而深感愧疚,没有什么心情再担任中央政府的要职,他这样做是表示他完全是为了民族大义,而不是为了各人荣华富贵。值得尊敬的中国将军,他的品德就象华盛顿将军一样,完全是为了整个国家。
1月10日,中央的正规第二、三、五、八、九、十一师(十一师由吴光新担任师长,该师虽然才加入正规军序列,但是吴光新原部就是正规旅,所以十一师战斗力跟其他主力师应该是一样的);国民警卫队福建第一、三、四、五师;国民警卫队江西第三、四、七师;国民警卫队湖北第一、二师;国民警卫队河北第四师;国民警卫队四川第一、三、六、七师;海军北洋舰队(北京海军只有北洋舰队序列,收复两广之后才组建了新的南洋舰队)共十余艘舰艇,以及租借于日本的八艘运兵船。南征军在衡阳设立大本营,总指挥为郭松龄将军,周振将军任副总指挥。1月10日李豫民于北京发表《告两广国民、官兵、政府各级官员书》。电文中词句委婉,大意是先说了一个故事,三国的时候,一个叫曹植的聪明人,他是国王的三儿子,在争位的斗争中失败了。他的亲哥哥成为新的国王,叫做曹丕,忽然命令他七步之内做一首诗,如果做不成就逼他自杀。曹植很伤心,他首先是一个文学家,其实并不想当国王,在伤心之余,看到熊熊燃烧的大火(火好象是放在一个大锅下,如果他不能做出诗,那么将被逼着跳进去煮死),写了中国文人基本都会念的一首诗,诗文很优美伤感:煮豌豆的时候,拿来烧水的柴火是豌豆的茎和叶,豌豆茎和叶啊,我豌豆和你们是一条根上长出来的,为什么你把火烧的这样旺啊,为什么那么想我死去啊。童话一般的思维,太优美了,这样伤感动人的诗词我不相信广州的国民党人会无动于衷。当然,郭松龄将军指挥的部队从北、东北、西、西北、海上不可限定地域的登陆作战,他的部队共六个正规师,兵力八万余人;十四个国民警卫队师、共十五万余人;海军大概将搭乘正规师团中一部登陆直接攻击两广军队要害和薄弱处,整个战争总兵力为二十四万人、还有二百五十四架飞机为北京方面提供最先进快速的空中侦察,这点,是南方军队不可企及的,他们没有飞机。李豫民的电文还诚恳的要求国民政府顺应民意,使国家不在遭受分裂之痛,并说将让他们有充裕的时间思考,攻击将在5天后展开——当然是国民政府不投降的话。
与此同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动用兵力作如此大规模的作战,而且他运用了先进的两栖登陆战术,当今最先进的军事技术——无线电、坦克、大规模空军支持(似乎只能用于侦察)、半自动火炮等等,以至于来不及让国内的军官代表团来华的各国公使们亲自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前往各个前线观看最新技术的成果——当然还有不少侨民,记得1924年直奉大战的时候,在前线观战的公使夫人们耳朵有三个月听人说话还是‘嗡嗡’作响。但是我们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理所当然的被事先告知,组成了优秀的军事顾问团以备北京政府咨询。对于观战的人来说,如果不打仗的话,夫人们会损失回国吹嘘的资本;军官们会渎职——没完成国家给予的任务;而记者们——只有把中国人燃放的鞭炮声想象成那场残酷或者伟大或者优美的战争来应付国内主编的责难,哎呀,我也在这之列啊。
但是大规模战争终于还是没有打响,,或者说没有想象中那么激烈。1926年1月16日,第四师师长张辉瓒之谢毅伯、周卫黄、邓赫绩三个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之香翰屏、余汉谋、黄震球三个团。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之第三旅旅长伍廷扬,第四旅旅长黄旭初于广东九峰山阵地、青云山阵地、广东与福建交界之白渡、大谱,广西之芒场山、百乐山遭受猛烈炮火。1月18日,第四师师长张辉瓒,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率先率部投降。1月20日,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于桂林、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于韶关、第四军军长李济琛于潮州宣布起义;随即,21日晨,惠州警备司令第十八师师长胡谦、肇庆警备司令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琼崖警备司令由第十一师第卅四团团长许志锐于海口宣布起义。1月24日,谭延铠代表广州国民政府宣布顺应民意,两广大小各级官员将整理好一切文件,等待北京派员接受,而他本人,将承担所有兵祸罪责云云。
不管责任在谁,这次战争简直就是,拿中国人的一句话说:老虎的脑袋看起来很威武,但是没想到却长着一条蛇一样令人讨厌的尾巴。
至此,北京完成了名义上的统一,因为西藏的当权者依旧掌握着实际的权利,而在此前分裂出去的外蒙古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苏联的卫星国,从北京政府目前的状况看来,似乎并没有收复这块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草原之国的打算。事实上,被近百年的战争、人祸、灾荒、瘟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国家没有力量跟北方巨大的红色帝国作战,虽然在欢呼统一的学生之中不少呼吁收复台湾、流求、外蒙古等等,但都被疲惫的人群冷漠的打断,是啊,人们已经厌倦了战争,他们希望一点点和平的时间来抚平自己身心巨大的伤痛。
一九二六年二月,在北京天安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新国家的缔造者李豫民静静的站在身着执政华装的段其瑞身后,满面微笑的看着整修一新的天安门广场上十多万盛装的人民,这幅照片刊登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从华盛顿到伦敦、东京到莫斯科、巴黎到堪培拉……没有人注意这个一米七八的青年眼角的湿润和鬓边的白发,我们应该知道,此刻,李豫民先生才不过28岁,他此刻的职务仍旧是中华民国中央改革委员会主席兼东北四省改革委员会主任。
————W.J.伦斯特《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在中国》
这位美国记者不可能看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中,段其瑞那无奈的笑容,此时,他身边没有一个皖系的人物。他孤单的站在最前面,他的身侧,是一脸笑容的李豫民,然后是杨宇霆、常阴槐、谭延铠、周振、郭松龄、李景林,他们没有人愿意站在李豫民的身前或者一条线上,虽然在照片上、城楼下欢呼的人群看来,这样微妙的差距基本是可以忽视的。然而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些已经可以找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在一九四六年,我们将看到,一个完整的国家,一个真正的中国,当在华夏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上,李豫民当之无愧的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数十万兴奋而疯狂的欢呼,接受三军威武而雄壮的敬礼时,他严肃的表情告诉我们,那样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是的,一个完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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