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1 / 1）

1926年2月24日，北京，社会主义人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组织会议。

“各位，首先我们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李豫民随着近百位社民党各地最高负责人的掌声微笑着，静静的等待着掌声的落幕。“各位知道，你们不但是我们党的精英，而且更是国家的支柱，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怀疑，在1924~1925年的内战中，我们在各地的党员为了党的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让我们首先为在内战中死去的人们默哀一分钟！”李豫民不容置疑的起立，轻轻的垂下了头，这也是把台下的精英们从兴奋的情绪中解脱出来的一种方式。

“接下来就是任务更加繁重的建设工作，国家的建设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朝代，不是分土地，澄清吏治就可以解决的，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可以与西方列强争衡的强大机器，需要的不仅仅是勤奋，奉献就可以成功的，更需要的是智慧，没有智慧，我们无从解决当前国家纷乱复杂的局面。1924年，有人建议我们党应该用铁血的手腕，清除不利于战后重建的一切势力，的确，铁血可以解决很多复杂的事情……”。

“任何改革，首先当从思想上开始。目前，尤其在南方，对我党方针疑虑的人不少，如果不能统一思想，那么我们做起事来必然会事半功倍，甚至会引起敌视，反抗，这些我们在北方的同志已经经历了不少，而南方的情势更加复杂。我们做思想工作的同志是了不起的，他们奋战在无形的思想战场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不见得如战场上为人了解，但是，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就在巴黎、华盛顿中国外交使团在顾维均的带领下奋战在口水横飞，耐力与智慧并举，艰辛与困苦同在的时候，国内却出现了一场由中央改革委员会主席号召下形成的‘新生活运动’。

这场运动首先是从南方各地‘精英’们强烈的入党意识开始的，社民党首先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节俭、有理、有序、勤奋’五大宗旨之下的‘新生活运动’。号召人民首先抱着努力学习的态度加入国家建设的队伍中来，之所以要抱着学习的态度，是因为中国已经落后了西方各国数百年记，这种落后不仅仅是物质、工业、社会生活上的落后，更加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落后。国家要改革，纵观世界历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率先从思想上开始了变化，之后由于统治阶层没有接受社会改变的现实，思想上僵化，从而导致了必须用血，从肉体上毁灭僵化的思想方能够成功，我们中国之所以从太平天国起义开始，奋斗了八十年依然如此落后，就是因为接受新思想、有国家不变革就要落后，就要挨打，就要灭亡的认识的青年同志太少的缘故，我们现在的思想变革，不单单只是要青年人来接受，更重要的是让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认识不变革是不行的，这是思想上的学习态度。在李豫民所提出的五大宗旨之中，学习是重中之重，但是1926年初的国际国内形势却并非如此简单。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资本主义第一强国美利坚共和国由于大规模的实行超前的按揭贷款消费，造就了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一直要到崩溃为止，与此同时，西欧，东欧，苏联，举凡所有的当今强国（中国还不能算）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增长，而日本由于天灾和资源匮乏的缘故，增长缓慢，如果不是日本商人在中国有着大量的投资收益——事实上，工业产品也只有中国才会接受——当时日本的工业产品是世界第二流而已，如果没有中国，那么日本经济早就已经崩溃，而他区区四十三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朝鲜）的领土根本就不能养活那么多的人口，所以没有中国，日本经济和社会存在根本无法想象。当时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主要强国外交上第一是构筑对苏联的包围圈——而在1924到1926年左右，李豫民使用一面靠近苏联争取援助——主要是工业上的援助以及派遣代表团考察苏联社会改革——这是因为李豫民在东北和华北实行了温和的类似于苏联建国时期的国民经济改革，所以很显然，迄今为止尚未大权独揽的斯大林等苏联当权者当然希望重新站起来的远东大国能够成为自己的盟友，即便不是盟友，也不能让他成为敌人。苏联人接近北京，以两广国民政府牵制北京，这样的局势肯定让西方各国不满，而李豫民让西方支持自己统一全国，在外界盛传的与美密约中，北京将在统一全国之后限制共产主义份子的活动以取得西方主要国家对北京的军事统一行动的谅解（一个弱国，连国家的统一都需要列强的谅解啊）。而在1926年之前，日本——这个能够对中国统一构成莫大威胁的国家此刻尚且处于医治国内经济创伤，而且经济的发展使得政治家们能够得到国内各界的支持，发动战争以阻碍中国统一的行动并不能被政友会的政治家们认为这是一个理智健全的人能够作出的判断，而李豫民于日本签定的密约并切实落实的情况让日本高层很满意——在这之前，他们被中国的大小军阀搞的脑袋肿胀——很多即将实现的利益因为与地方实力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身后又有帝国列强的影子，这让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如果要发动过激行为，大正天皇是不可能同意的——这位深受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影响的天皇有着深厚的政治功底，这也是他在位期间为日本取得了不少利益的根本原因，而日本政治，深藏于背后的绝对者就是表面上仅仅是傀儡的天皇。所以由于1923—1926年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式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在李豫民身具西方和日本良好背景的身份下，无惊无险的完成了名义上的统一，但名义上的马上就要转变成事实上的。

1926年3月2日，北京中央改革委员会正式发布政府组织法（1926年新年阅兵则是庆祝全国统一）：中华民国政府元首为国民政府主席，主席身兼三军总司令，政治上为内阁负责制，国民政府长设最高机构为中央改革委员会，国民政府主席提名内阁总理人选并经议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中央改革委员会在各省、直辖市设分会（直辖市为北京、天津、上海）指导各地政府运作。

在随后的国政大纲上颁布了国民政治、经济建设实施纲要，纲要上指出以孙中山先生之主张分国内政治建设为三个阶段：第一为军政，此为1926年至1928年左右完成，目标为完成军事改革，整编全国陆军为四十二个正规师，称为国防军。国防军不负责边防、国内军事行动、为国家武装力量之支柱。国防军之后是国民警卫队，在1932年之前完成编制，大约将编成陆军为四十八个师（每师为8000~`10000人左右），海岸警卫队为北海、东海、南海三个编队。国民警卫队主要负责边防巡视、稽查走私、剿匪、维持国内持序，并负责整训各地民兵（民兵组织为东北试行的辅助军事力量，参加民兵组织的为各地农村的青年）。其中剿匪的过程大体上预计在1928年前完成绝大部分地区的任务，而边远的如西藏、新疆将最迟于1932年完成，这个时间表是相当宽松的，主要是因为李豫民对整编各地军阀力量的信心不充足所至。在此期间，国内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权力全部为国民政府主席管辖之下。第二为训政，其主要机构为中央改革委员会及各省市之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负有指导、监督行政，但并不负有行使政权之权力，训政之目标是培训国民参政、议政、提高国民素质以能够对国家负责，这个阶段将为内阁负责制，国民政府主席以及中央改革委员会为监督、指导之责任。本阶段最主要的是国民经济建设和国民普及教育为主，用时约十年至二十年左右，本阶段，议会将逐步行使权力。第三阶段为宪政，即民政，是全国民选，民众真正负责国家一切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纲要上以苏联经济建设为蓝本，初期以国家计划指导为主，分为国民经济恢复阶段：本阶段为医治战争创伤、整顿国内经济持序、改革金融体制、消除地方经济长期由于军阀割据形成的壁垒，形成全国统一的大经济环境——而这正式促使西方列强放弃海关关税税则谈判、治外法权的最为主要的因素，毕竟对西方列强甚至日本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让他们赚取更多金钱的国家。本阶段为1926~1932年，初西藏可以暂缓执行外，其他各省市均以1932年为最后期限。第二个阶段为国家工业、农业计划经济时代，以五年为一个阶段，在重点为重工业、农业改革。国家将用赎买的办法（以孙中山的土地照价纳税、涨价归公等为指导方针）在1935年以前以近十年的时间让80%以上的农民拥有足够的土地，而农业发展上，在农业资料上国家提供补贴。工业上首先发展机器制造、化工（主要为化肥）、电子等新兴产业，而轻工业将以国家指导的方式利用私人资本完成轻工业的建设，在本阶段，银行和政府资源将主要向国家重点项目倾斜。在交通业上将以政府、外国资本（主要为日本、美国、苏联资本）、民间资本（民间资本主要为内河航运、汽车运输）三者并重。国家将在1926~1942年十六年间完成全国铁路、公路、空运干线网。五年计划将视国民经济建设情况而定，预计五年计划停止时，国家在金融、交通、通讯、重工业等各大公司完成私有化，一旦大部分完成就将废止五年计划。国家只保留国家铁路干线运营、主要的需要国家投资的工业支配权。第三阶段就是自由经济时代。

组织法和国民政治、经济建设纲要发布之后，国内知识分子一阵哗然，以国民党为首，劳动党为次的声讨军团在各大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声言此为独裁统治，甚于君主集权，国民革命二十余年之成果一夕尽丧云云，而对北京之后随即发表的解释不顾。号召国民抵制中央政府之改革方案，甚至于将李豫民比为袁世凯，犹有过之，认为袁为了当大总统、当皇帝尚且需要粉刷民意，制造舆论，而今之李豫民直接宣布独裁，军政期间唯李豫民一人说了算等等，总之在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南昌、杭州、南京、广州等地先是群情鼎沸，而后更有不少游行示威，以至于东北系人马都有人动摇，希望李豫民能够缓上一缓，在彻底掌握国家权力之后施行，但李豫民不为所动，所辛的是国民党‘西山’派——此为国民党当前最为强大的力量，下野将军吴佩孚、孙传芳均谢绝国内不安分子的邀约——发动‘护法、护宪’运动，而广西省长汪精卫、浙江省长蒋介石均表示赞同中央改革计划，呼吁各界屏弃前嫌，抛弃争议，现在就投身于国民建设的行动当中去。而上海一知名文人则尖刻的指出，与其各位在这里骂人，不如去农村教育农民识字，培养自己党派的坚定拥护者，骂人的不见得是幕后的，幕后的何必希望这些不能成功的运动能够推翻北京政府呢？北京政府的态度相当奇怪，在1926年3月29日发布解释之后，对各地的风潮采取放任态度，事实上，这些风波让各地的改革委员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举凡有过激行为的进行公开审理，这种你闹你的，我做我的的态度让幕后的人无计可施，而北京在南方各城市维持治安的均为来自东北、华北的国民警卫队官兵，这保证了在监督运动的程度上不过激。

不管各地的实力派如何感想，地方军队被强制、或者自动缴械，改编（除了阎锡山的山西一省），在中央军队强大的武力威胁、地方最强大的势力被收买、瓦解的情况下，没有那么愚蠢的人敢于做出头鸟，最多也不过在政府‘剿匪’（实者多为剿不甘于收编的部队）行动中施展一下阴谋而已。

在1926~1928年间，北京首先完成了关税税则谈判和有限的治外法权谈判。所谓的有限治外法权是指列强除德国、丹麦等国家愿意放弃治外法权之外，包括日本（日本于1926年4月改口不支持中国之治外法权谈判）在内的各国家均不愿放弃改权力，1926年8月，北京政府终于与各国就治外法权达成协议（而关税税则谈判于5月完成并签字实施），该协议主要为，日本、苏联将保留在东北的各项权益，而各国在除东北外之租界地将只能保留上海、青岛、武汉、香港、澳门五地之租界地，租界地之中国人不受治外法权之约束，而租借地之各国国籍的人如果逐犯国际公法之条例，将援引国际公法由中国以及该国共同组成裁判团审理。该协议草签之后，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波动，不过比之年初的‘反独裁’声浪要小的多了。

1926年4月18日，日本裕仁天皇正式登基，以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一句改元昭和，是为日本地一百二十四代天皇。裕仁的登基，预示着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将有巨大的改变，而事实上，这种改变从裕仁开始摄政起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1926年8月，承德避暑山庄。

中央改革委员会会议。委员经过几次扩充，现在已经为七十四人，谢持、汪精卫、陈独秀赫然在列。

“当前主要的任务不是争论与列强的外交，而是改革国内的民生、增强我国的国力，我们的邻居，日本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而各国在之后的谈判中也并没有过多的为难日本，因为他们发现日本已经能够站在与他们对等的位置说话，所以，我们自身的强大是最为关键的，这中强大的最终决定权在你我的手中，我不愿看见我与诸位成为国家的罪人，有人说我独裁，各位最清楚，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在没有取得在座各位的共识之前就能够施行，虽然当前的法律允许我这样做，但是我不需要，因为我知道各位希望国家强盛之心与每一位国人一样——出缺那些甘愿做外国人附庸的汉奸。原本，我不应该浪费这样重要的时间来谈论这件事情，时间对于我们应该是十分宝贵的，但是我需要提醒各位的事，即使外界的传言是多么的鼎沸，我还是希望在外界看来，我们中央改革委员会是最为团结和最具智慧的……”

同时，日本，东京，西园寺公馆。

“阁下！那个人在北京的话，我们是无法下手的，北京的防范太严密，据说是因为他遭受过几次刺杀。但是看现在的情况，那个人近期是没有回东北的打算，据樱花的情报，至少在本年度他是不会回东北的，而且听说北京的事务繁忙，可能明年乃至后年都不可能回去，阁下，怎么办？”在隔着庭院的房间内，坐在西园寺公立面前品茶的瘦削中年人垂头道。

“八格！”西园寺一掌击下，恼怒之声甚于言表，“我们不能再等了，如果让支那的形式再稳定的发展下去，帝国的咽喉就被紧紧的捏在支那人的手中，为了帝国国民的生存，我们需要东北的大米、煤炭、铁矿石、还有木材等等，所有东北的一切都应该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西园寺公立狠狠的盯住眼前的男人，“你不知道，陛下拳拳为国之心，为了让大日本帝国的子民能够在吃饭的时候不再去想这是什么地方进口的大米、坐火车的时候不去想这燃煤是那里运来的，陛下面对当前的形势已经寝室不安数个月了！”，“哈依！”黑衣的男子惶恐的低了下头，仿佛这是他的过错。

但是，有些事情并不是努力能够解决的，从1926到1928年，黑衣的男子策划了三起在北京针对中国最高权力上位者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似乎很幸运，北京并没有大规模的追查这些事，不过，即使是追查，也不能够侦察到什么吧，帝国的勇士怎么可能留下对帝国不利的证据呢？黑衣的男子在驶往上海的‘秋上丸’号轮船船舷上轻松的想到，嘴角不自觉的浮出一丝笑意，似乎完全没有任务失败该有的颓废，不错，有挑战性的事情才是最有快感的，黑衣的男子看着西方的天空，那里是一片富庶的大陆，那里的主人，正是他此行的目标，李豫民，这次可不能让我失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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