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张爱玲的作品在中国本土的影响≡从1952年张爱玲出走香港美国，时间一晃已经是近10年的时间了在此期间，张爱玲一直疲于生计，不断地替香港美新署做翻译，“制作”反面宣传，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商业剧本
从文学事业上讲，她离严肃文学的距离事实上越来越远，仅有的几部严肃作品在美国不被赏识，难以出版♀使张爱玲在1945年以后，在中国的文坛上的影响渐趋减弱，几近于消失Ｄｍ
在中国大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张爱玲发表在40年代的作品不仅没有再版的机会，甚至连她的名字也不再为文学史家所提及――仿佛文学史上从来就不曾有过这么一位作家，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大陆，作为一位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作家，张爱玲被人们彻底地遗忘了
在香港，虽然张爱玲在50年代初曾经出版过《秧歌》和《赤地之恋》，但是当时的香港，基本上是“文化沙漠”，仅有商业文学可以存在，严肃文学则很难生根并产生影响
倒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因为具有鲜明的“反gong”立超赢得了台湾官方评论家的齐声喝彩但是，政治评价本身却无法在文学上站住脚跟直到50年代末期，台湾新起的一代青年作家标举严肃文学的旗帜，发起现代主义运动的时候，张爱玲及其作品才开始得到真正的关注
张爱玲本人的“流亡”与“出走”多少为这种“关注”创造了机会年国民党政权退出大陆后，第一流的新文学作家几乎全部选择留在大陆，而50年代初期的台湾文化当局特别强调政治分别，凡是大陆作家的作品，多半被划入“封杀”的行列
张爱玲因为“流亡”，成为特有的例外，台湾当局算是放过了她的作品结果，她的《传奇》与《流言》作为新文学难得的代表，在台湾文学青年中逐渐流传开来，为后来的60年代的“张爱玲热”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
但是，最直接起推动作用的是身居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家夏志清教授夏志清教授在50年代就筹划着力编著一部现代文学史，他从宋淇手上获得了《传奇》和《流言》的香港盗版本，一读之下，大为惊异，视张爱玲为罕见的现代女作家
1961年，就是这位著名美国华裔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美国出版了他的研究著作《中国现代史》在这部著作里，夏志清为张爱玲专写了一个章节共42页的评论介绍，书中这一整章的篇幅专门介绍张爱玲，称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称她的《秧歌》是一部“在中国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夏志清在自己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史》中，不仅专章讨论张爱玲，甚至还给她比其他作家（包括著名鲁迅）都大得多的篇幅，在评价上也异乎寻常地高
我们看看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史》的第13章《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的中国文学》，夏志清教授的结论令人惊讶：
“在上海出现的最有天才的作家是后来写《秧歌》的张爱玲，她可能是五四运动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
我们再看看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史》的第15章《张爱玲》，他又明确表示：“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对于张爱玲的中篇《金锁记》，夏志清给予《金锁记》以高度的赞誉说：“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
夏志清还说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夏志清教授甚至对《秧歌》这样的“授权”之作，他也认为在“中国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夏志清的这些认识与评价当然值得商榷，他对于中gong的极端反感与成见无疑限制了他的文学趣味与鉴赏力但是，作为权威的现代文学史家，夏志清的文章对于台湾文学界的震动是异常之大
很多“张学”专家评论夏志清推崇《秧歌》自然缺乏眼光，潜意识里是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偏见其实张爱玲的主要成就无疑是在40年代的作品《传奇》与《流言》等，而且夏志清教授拿她与曼苏菲儿等英美女作家相比，这个观点大约也是看低了张爱玲
其实，在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女作家里面，譬如阿赫玛托娃波伏娃玛格丽特杜拉斯等，张爱玲还是有一席之地的不过夏志清教授视她为现代文学上很重要的作家，我们不能不说夏志清教授水平相当的高相当的有见识
夏志清的这些文章以论文的形式，先行刊在台北的《文学杂志》上，如《张爱玲的短篇》《评秧歌》，都在台湾的《文学杂志》得与台湾文学青年见面夏志清论文的翻译者是夏济安教授，夏济安教授即夏志清教授的哥哥
夏志清将这一章节寄给了他的哥哥夏济安――当时台北《文学杂志》主编，夏济安亲自翻译了这篇文章，分两次在《文学杂志》上发表，就此引起了台湾文学界对张爱玲的关注而在这之前，台湾普通读者对张爱玲是相当陌生的夏志清的评论，依据的标准是艺术上的，但他对张爱玲在衡的推广有了引荐意义
夏志清教授的哥哥夏济安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教授，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新起作家都是夏济安的学生♀帮学生是台湾现代文**动的主要鼓吹者与发动者，他们对夏志清教授的文章印象深刻，进而对于张爱玲也开始加以仔细研究
几乎就是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张爱玲在台湾被重新“发现”了
夏志清，江苏吴县人，1921年出身于上海浦东，1942年6月自沪江大学毕业，1945年10月离沪去台北据他自己回忆，从大学毕业到赴台中间的三年里，在国内“只参与过两个像样的文艺集会：1943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里见到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其他上海的文艺名流；1944年夏天我在沪江英文系低班同学家里见到了张爱玲和不少沪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仰慕张爱玲而来的”
那位“低班同学”家里，指的是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生章珍英女士；见面地点，是在章同学巨籁达路661号的家中；1944年，上糊是轰轰烈烈的“张爱玲年”
不过当时的夏志清正在埋头专攻英美文学，抱定宗旨不读中国当代作品，因此对张爱玲所知有限参加这样的一个文艺集会，夏志清的目的只是想“见到几位爱好文艺的聪明女子”，倒不是为了慕张爱玲之名
在那天的见面会上，他的视线一直被一位美丽的宁波小姐刘金川所吸引，后来追求了许久而未果；对张爱玲反而印象不深，只记得“她穿的是一袭旗袍或西服，站着谈话，笑起来好像给人一点缺乏自信的感觉听众围着她，好像也都是站着的”
为了这一次的聚会，夏志清1999年7月在《万象》第一卷第5期发表过回忆录《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是我找了很多资料惊喜地发现了夏志清的这篇回忆录，夏志清用很长的篇幅详细地回忆了这个聚会，最后结尾风趣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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