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 僵尸之战（1 / 1）

序

我从未想到过末日竟是以如此的方式降临。

犹如人类的不可预知的命运。

我以为人类最终会毁灭在大自然的灾难之中。比如洪水、地震、气候巨变或者来自天外星体的撞击。但是这已经来临的末日确实由我们人类自己一手造成的，虽然我们也曾预感到末日的危险，可是我们就是无法避免。我想这场灾难并不仅仅是一个或者几个人造成的，因为，它来自我们人类那愚蠢而黑暗的内心……

自从T病毒在美国爆发以来，两年的时间过去了。病毒已蔓延至全球。

中国大陆在苦苦支撑了两年之后也终于无法幸免。我所在的城市在病毒爆发的第三年也被感染了，那如同地狱般的情境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作为病毒的最初研发机构，安布雷拉公司开始了全球拯救计划，其中包括在世界各地派遣公司专家协助处理病毒爆发的善后，协助各国建设由公司设计的抵御僵尸并适合人类居住的地下建筑“蜂巢”，在各国的蜂巢中设立实验室以研究病毒血清等等。

中国大陆一共建设了50个蜂巢，病毒爆发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工程还未完工，我所在的地区的蜂巢由于离首都较近，已经投入了使用，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入蜂巢中生活的。

为了让我的家人能够进入蜂巢这个末日方舟，我参与了由安布雷拉公司和中国政府共同组织的病毒原体搜索计划，即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寻找最初的病毒爆发原体,所有已爆发病毒的城市都有数支不等的这样的队伍在进行搜索。11月29日，我所参与的这只十人小分队离开驻地向我的故乡城市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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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早上7点出发，天空阴沉的如同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雨。病毒爆发后，近一年以来我们都很少看到太阳，据专家说这是地球的一种自我保护功能导致的。虽说这是人祸，但在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抵抗活动中人类动用了大量的热武器，印度和法国都使用了核武,这可能才是天气变异的原因吧。

我们一行十人共三辆车，我在第一辆经过改装的越野车上，我们车上四个人，我、队长刘勇、正在驾驶汽车的士兵姚胜利和负责通讯的郑建忠。小姚和小郑是部队上的战友，同在一个连队，服完兵役就要复员的时候赶上了这场灾难，只好留在部队继续为人民服务了。刘队是职业军人，比我小5岁，今年35，原济南第138摩托化步兵旅3连连长，上尉军衔。这是个不苟言笑的家伙，在我们集训的近一个月里一直板着个脸，当然，如今这种状况下大家谁的心情都不好。刘队的家远在江西，至今还没和家人联系上，作为职业军人，在这特殊时期只能服从部队的安排，也以此换取国家对参加危险任务人员家属优先照顾的承诺。

小姚和小郑是湖北老乡，两人都来自38军。这两个小伙子倒是很放得开，尤其是小姚，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负责通讯的小郑主要任务是和我们的驻地总部联系，在总部的协调指挥下接受命令。灾难发生后我们国家的卫星系统运转正常，实际上世界的其他国家也都尽力维护住了各自的通讯系统，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各国实现了资源共享。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使用卫星通信，总部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和听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第二辆车是一辆经过改装的油罐车，这辆车负责运载我们的辎重和足够我们返程的燃油。驾驶员黄鑫今年43岁，原市石油公司油罐车司机。是一个有着20几年驾龄并且从未出过任何事故的老司机,这是他参加这次任务的资格，他的妻子因此而被准许进入北京市区。在集训时老黄跟我说，这次回市里还想找到灾难发生时失散的女儿。因为是一个城市里的老乡，年龄也接近，所以我和老黄谈的比较多。和他同车的是来自部队的刘新元。小刘和小姚小郑是战友，神枪手，据说在部队比武时是历年的射击冠军。集训时露过一手，他在十秒内连续五次命中300米远近的目标，枪枪爆头。我们集训时射击是以驻地附近的僵尸为移动目标的。

在最后一辆越野车上，有来自安布雷拉公司的约翰福特，这个三十几岁的洋鬼子在中国呆了有十年，化学博士，安布雷拉公司中国分公司里的技术人员，虽然他的普通话还是有点欧美音，但是和我们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都叫他老妖。和他同车的有我们队里的医官王小宁，小宁是省三院外科的主治医生，他爷爷是省里著名的老中医，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参加这次行动，因为以他的条件进入蜂巢是毫无问题的，他说只是想为国家出点力。

第三辆车里剩下的两个人都是刘队的嫡系，开车的赵军是刘队的老部下，另一个李文龙是刘队连里的指导员，也是我们这次行动里的副队长。

我们的驻地离我的城市大概有3小时左右的车程，和平时期的3小时，在如今我们的时间是未知。因为不知路上会遇到什么变故，我们初步计划在天黑之前到达。

我们走的是国道107，高速据说已经无法通行了，因为在灾难蔓延到高速公路的时候，大部分人放弃了汽车，而且高速的收费出口也已经被僵尸霸占了。我在驻地接触过弃车逃亡的人，实际上真正逃脱的都是一些身强力壮的单身年轻人，妇女和孩子几乎无一幸免.

行驶了不到半小时后，公路上前方出现了障碍。一辆运载汽车的平板大货车横在了路中央，驾驶室里看不到人。小郑和总部联系后得到指示，从右侧的一个村庄中绕行。同时总部提示我们村中有少量僵尸。

我们缓缓驶下公路，进入村里后没多远就看到前方有几个如同喝醉了一样正在慢慢晃悠的僵尸。刘队对辎重车里的刘新元下达了命令，清除前方的这些潜在威胁。辎重车的副驾驶顶部经过改装加了一个盖子，如同坦克一样可以掀开，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在车**击。随着几声枪响，前方的几个僵尸都倒下了。

“后方车辆注意，驶入村庄后可能还会出现僵尸，请大家准备好武器，同时注意观察自己周边环境。”刘队通过对讲装置对后边的两辆车下达指示，同时打开了自己手中突击步枪的保险。我和小郑也把武器准备好，小郑把枪放在两腿之间，手中仍拿着显示卫星图的平板，他问道：“刘队，我们通过这村之后进入尧乡县城，咱们出县城后还回107吗？”“出县城后我们不走大道了，小道现在应该比大道好走，至少僵尸不会太多”

我问道：“如果我们一直绕小道的话，恐怕天黑之前也无法到达目标”刘队：“咱们完成任务的前提是尽量保证安全，还有就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冲突，绕就绕吧。”我看了一下时间，七点三十五分，出发不到一个小时就遭遇僵尸，看来这次任务注定不会在短时间内完成的。

村庄的街道里僵尸并不多，至少从我的视线角度来看不多。我摇下车窗将枪口伸出窗外，在副驾驶的刘队也已经把枪口对准窗外，他负责车的右侧，而我负责车的左侧。这是在集训时我们设计好的车内防护阵型，辎重车的刘新元负责清除前方障碍，剩下的两辆车负责防护左右两侧。如遇前方僵尸过多，就停止前进，布置适合的队形。从小郑的卫星图的显示上发现这个村庄里的僵尸并不多，所以我们车窗左右只是以一种警戒状态布置着。我看到街道边的二层楼里有僵尸的身影在晃动，我们的原则是不主动出击，所以我只是观察着。这时刘队发出命令：“所有车辆尽快驶出村子”。于是我们加速前进，在驶出这个村子后是一条乡间土路，根据卫星显示，这条土路通向最近的县城，穿过县城后有一条公路可以直达我的噩梦开始的故乡城市。

最初刚到驻地的时候的确有一种死里逃生的心情。可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恶劣的环境和匮乏的食物让人简直无法忍受。我们驻地原来是一所监狱，本来计划在明年投入使用，没想到病毒的爆发让它派上了大用场。这个可以关押几千人的监狱经过扩建后如今住着数万人，大院里布满了帐篷，这些帐篷以家庭为单位，我、我媳妇和我那14岁的儿子挤在十平米左右的空间里。实际上这也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我们几乎没有私人物品，而在食堂里领到的每餐那一小盆实在看不出是什么的浆糊仅能填饱肚子。最大的问题是上厕所，虽然驻地加盖了厕所，可是每天几万人还是不得不因为这最简单的生理要求而排队。每到晚上，由一个排的士兵护送的吸粪车把驻地的排泄物倾倒到不远处一个村庄的河沟里，好几次我们在夜半时分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那正是“护粪队”们遭遇到了僵尸。有一次枪声异常的激烈，随后驻地的大院里响起了警报声，士兵们迅速的集结，数辆卡车拉着他们冲出了大院。事后我们得知那晚粪车遭遇到了大股的僵尸，具体数字不详，那一晚“护粪队”的士兵几乎全军覆没。

第二天大院里没人再抱怨居住的促狭和伙食的低劣。是的，同生命比较起来，这点艰辛实在算不了什么了，至少我们还活着。

大约在驻地生活了一个月之后，一个失去了所有亲人的年轻的母亲自杀了。她死之前的前几天有人发现她精神恍惚，经常自言自语，人们除了言语上的安慰还能做什么？随后的那天晚上她用吃饭的勺把的顶端割破了自己的手腕。因为是一个人，她住在女单身们的集体帐篷里，而她是在厕所里自杀的。我想至少在她准备自杀的时候意识是清楚的，并且抱着必死的决心。

随后的几天里接连发生了数起自杀事件，死者年龄和性别不等。恐慌的气氛弥漫在了各个帐篷之间，我媳妇思念着失去联系的亲人，整日以泪洗面，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但是我知道我们不能一直在这里呆下去了。

自杀事件之后驻地的领导和部队的首长一起给大家开了个大会，会上领导除了安慰大家的心情之外，也坦言在僵尸被消灭，城市恢复之前，大家只能在这里生存的事实。他强调了只能在这里。因为通讯并未阻断，我们通过电视（中央电视台还在运转）、电台知道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事情。这时有人站起来大声的质问领导关于“蜂巢”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哪里？领导说只有优秀的人才、技术人员、对国家做出特殊贡献的人才有资格进入那里。最近我们这里也要进行一次人员的选拔，被选上的人将进行北京和蜂巢的分配。（北京市从美国爆发病毒后就全面戒严，至今全国有北京、重庆、西安等几个少数城市在内尚未沦陷）领导最后说被选上的人肯定不多，大多数人依旧会留在这里，所以他希望大家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也保持对国家的信任和必胜僵尸的信心。他还说，他，他的家人，他身边的那个部队首长以及首长的家人，从即日起搬出高层们居住的监狱办公区，和大家一起住在帐篷区，直到这场灾难结束。

领导说到做到，当天就举家搬入帐篷区。其他的高层家属也纷纷效仿，这样原来高层们居住的办公楼就腾了出来，改造为病房和其它为帐篷区服务的房间。这些房间的其中一个功效是为有生理要求的夫妻们提供单独相处的空间。条件是是为驻地的建设和维护提供服务，其实很简单，每天帮着打扫大院的卫生也可以获得机会。这种人性化的办法果然降低了此前弥漫在驻地的那种压抑绝望的情绪。而且我们驻地已经与其它的驻地建立起联系，类似我们这样的驻地还有好几个，他们分别分布在以我的城市为半径的不同方位，实际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在逃亡过程中被军队堵截后才组织起来的。但这也是灾难发生前政府和军方的应付灾难的备用计划之一，比如城市东部某个县城里的国家级的大型储备粮库，城西部靠近山西的太行山里的兵工厂，以及城市南部新工业园那些已经盖好厂房还未进入设备的大型代加工企业。这些建筑在这次灾难之中被得到利用，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各个驻地之间正在统计人员以备失散家属寻找。我想着对大家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吧。

有一小批人在最初进入蜂巢的筛选中离开了，他们的离去给很多人带来了希望。当然，大部分人是不敢奢求的，要知道离开的都是各领域专家级的人物，对于一般的小老百姓而言，离开这个大杂院进入蜂巢就如同登天一般。这时已是我们进入这个驻地的一个半月左右了。随后，安布雷拉公司的人来了。

我在帐篷区的邻居是原来和我一个城市的老乡，年龄和我差不多，我叫他老七。

老七和儿子逃离了灾区，他的媳妇当时在超市上班，下落不明。老七的儿子和我儿子成为了朋友，这两个半大小子和大院里的其他男孩聚集在一起，也不知做些什么。老七在灾难前有一个情人，居然也逃生至此，只身一人居住在集体帐篷。老七有时也和他的情人去办公楼，我问老七还想得起他媳妇吗？老七抬头看天，沉默不语。

有一次我和老七聊天，老七说：“你说，这算是末日吗？”我看着不远处我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我说：“政府不是正在想办法吗”老七说：“这他妈的就是末日！”我说：“你不是还没死吗？”老七说：“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老七原来是土地局的公务员，上班下班，旱涝保收。偶尔还能捞点外快，日子过得很是滋润。老七看着我说：“你就不想离开这？”我说：“咱们不够格啊，龟孙才不想离开这呐”。老七说：“你说这些洋鬼子来这干嘛？”我看了看远处监狱牢房改成的隔离办公区，我说：“不知道，你操这心干吗？”老七说：“病毒就是这帮王八蛋弄出来的，他们来这能有什么好事”。我说：“也没准能有好事呢”。说完这话的第二天，“好事”就来了。

第二天，大院里的公告电子牌打出了一个启事，大意是召集熟悉我所在的城市环境，熟悉城市内重要建筑物内部环境，思维清楚，身体健康的中青年志愿者，配合军方充作向导。在任务完成后给与一定奖励。由于他的奖励并不明确，当天并无一人响应。转天公告就将奖励明确了，只要配合军方圆满完成任务，即可有资格进入北京市区。当时的北京市已全面戒严，而且市区内已接受了大量周边城市的难民，虽然比起我们现在的驻地是强多了，但是也难保有被沦陷的可能。不过这个条件已经够诱人的了，当天有大批的我的老乡前去报名。我也动了心，和媳妇商量后得到了她的坚决反对，她说重返那个地方简直就是找死，这世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要是真去了回不来她们娘俩可怎么办，说着说着又开始哭天抹泪。我说打住吧，我不怕死我怕你哭，你都快成孟姜女了，你要是把咱这大院围墙哭塌了大伙可都得玩完了。老七也找我商量要去报名，我不置可否，自己还没下定决心呢怎么给别人出主意。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转天乘着我媳妇去厨房帮厨的功夫，我去了办公区。找到负责报名的军方代表后我直截了当的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我要求在我参加行动后我的妻子和孩子能进入蜂巢，不是行动完毕，是在我加入后。那军代表可能昨天接待的人太多，有点疲了。他的脸上挂着一丝嘲笑“凭你什么呀”？我看着他的眼睛，慢慢的说道：“病毒爆发的时候，我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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