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内容不是对文本进行索隐,主要是补充一些曹家的史料,以将上下文串联。
先说一下曹玺。曹玺,字完璧,原名曹尔玉,曹振彦长子,曹雪芹曾祖。曹玺“少好学,沉深有大志”[2],“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康熙二十三年未刊《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在政治、军事、文史和艺术等各方面都有一定才能。顺治六年(1649)二月,曹玺随睿亲王多尔衮出征山西大同,戡平姜瓖叛乱有功,“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康熙二年,任江宁织造,从此曹家开始定居江南。曹玺任江宁织造长达二十二年,康熙十六、十七年,曹玺曾两次进京陛见,“天子面访江南吏治,乐其详剀”(同上),“赐蟒服,加正一品,御书‘敬慎’匾额”[3]。康熙二十三年六月,曹玺“积劳成疾,卒于署寝”(同上)。值得注意的是,曹家从曹玺这一代开始从军功之家向诗书之族转变。
曹玺有二子:长子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乃庶出长子,其生母乃明遗民顾景星之妹顾氏;次子曹宣生于康熙元年,为孙氏所生,乃嫡子。孙氏是曹玺的续弦夫人,曾为康熙帝幼时保母。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第三次南巡时曾亲自接见孙氏,并赐“萱瑞堂”匾额。由于孙氏曾“为圣祖保母”(萧爽《永宪录续编》),所以使曹家与康熙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对曹家长期担任江宁织造有一定的影响。下面重点说一下曹寅与康熙的亲密关系:
曹寅少年时曾为康熙帝伴读,清史专家邓之诚谓见于某书,然因出处书名失记,至今未见直接文献记载。唯在曹寅好友纳兰成德《曹司空手植株树记》(《楝亭图》卷一)中尚可找到佐证:
余友曹君子清,风流儒雅,彬彬乎兼文学政事之长。叩其渊源,盖得之庭训者居多。子清为余言:其先人司空公当日奉命督江宁织造,……街斋萧寂,携子清兄弟以从,方佩觽佩韘之年,温经课业,靡间寒暑。其书室外,司空亲栽楝树一株,今尚在无恙。当夫春葩未扬,秋实不落,冠剑廷立,俨如式凭。嗟乎!曾几何时,而昔日之树已非拱把之树,昔日之人已非童稚之人类!语毕,子清揪然念其先人。余谓子清:此即司空之甘棠也。惟周之初,召伯与元公、尚父并称,其后伯禽抗世子法,齐侯吸任虎贲,直宿卫,唯燕嗣不甚著。今我国家重世臣,异日者子清奉简书乘传而出,安知不建牙南服,踵武司空。
纳兰成德在此文中先用“伯禽抗世子法”比曹寅少年时任康熙帝伴读,再以“齐侯极任虎贲、直宿卫”比曹寅任康熙帝侍卫,最后又以“异日子清奉简书乘传而出”、“建牙南服,踵武司空”展望曹寅之将来。“伯禽抗世子法”典出(礼记·文王世子):
(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郑注:“抗,犹举也。谓举似世子之法使成王居而学之。以成王之过击伯禽,则足以感喻焉。”伯禽实际上就是周成王的伴读。成王犯了错误,周公就责打自己的儿子伯禽。代替成王受责,以感动教育成王,此即所谓“抗世子法”。设立伴读可以提高皇帝的学习兴趣,又便于南书房侍读学上和经筵讲官以责备伴读的方式对皇帝作间接教导。爱新觉罗·溥仪在其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也记述了相仿的情形:
伴读者还有一种荣誉,是代书房里的皇帝受责。“成王有过,则挞伯禽”,即有此古例。因此在我念书不好的时候,老师便要教训伴读的人。
由此可见,身为康熙帝伴读的曹寅从少年时代起就日侍帝侧,代康熙帝挨骂受训,与康熙帝结下了亲密的感情。人们总是难忘自己的少年友伴,皇帝又何尝例外。康熙帝日后对曹寅特别宠信,其主要原因也在此。[4]
从现存内务府档案及其它文献可见,曹寅与康熙帝的关系确是特别切近。终康熙一朝,圣祖对曹寅宠遇有加,始终关照着曹寅及其一家。而曹寅作为忠实的家奴,也始终似“犬马恋主”一样依恋着其主子康熙皇帝。[5]
正是曹寅与康熙亲密的关系,使曹寅深受康熙信任,故得以任江宁织造二十年,从而有“曹家的四次接驾”“曹寅二女皆得为王妃”,并“荫”及曹颙、曹頫,所以曹寅一代,是曹家最鼎盛的一代。
[1]参考朱淡文《红楼梦论源》,1992年第1版。
[2][3]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
[4]朱淡文《红楼梦论源》,1992年第1版,第20页。
[5]同上,第18页。
;
Copyright 2021宝石小说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