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金牌”制度
人们都知道抗金名将岳飞，是被用十二道金牌把他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今杭州）打入大牢，然后处死的。明朝人李东阳有一道《金字牌》诗，愤怒地控诉了南宋投降派杀害岳飞的罪行。有几句说道：“金字牌，从天来，将军恸哭班师回，士气郁怒声如雷”。这个“金字牌”制度是怎么回事呢？
在宋朝时，金字牌原是一种通信凭证。北宋初年，邮驿通信的凭信原国驿券，是一纸证明，当时又叫做“头子”，凭此券在驿路上通行无阻。但到宋太宗时，发生了一起诈乘驿马的作乱事件。有一个中级官吏的儿子，冒充驿官，索乘驿马，并以私买的马缨假充凭信，蒙混走过许多驿站县城，掳掠官吏财物多起，后来被地方官识破，才设计捕获。宋太宗为此十分震惊，决定把驿券改为银牌作为驿路凭证。这种银牌阔二寸半，长六寸，有隶字书，刻有飞凤和麒麟图样，两边有年月。后来又发展为金字牌、青字牌和红字牌三种。
金字牌规定为急脚递使用，这是从宋神宗时候开始的。宋朝人沈括说：这种金字牌急脚递，相当于古时的“羽檄”，即类似后世作为紧急文书的“鸡毛信”。据史书记载，金字牌的出现与战争的紧急状态有关。宋神宗时与西夏激战，西夏发兵80万围攻兰州。为了使军情神速传递，宋政府下令用金字牌直通皇帝，不按平时的手续走普通的递铺。金字牌是一尺多长的木制通信檄牌，用朱漆为底刻上金书，书为八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表示万分紧急，不要在递铺耽误。这种金牌送文，要求日行400至500里。当时人形容金字牌“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梦溪笔谈》卷十一），所以能迅速到达目的地。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即以这种急行通信的方式，用十二道金牌勒令岳飞退兵，阻止他再向金军进攻，断送了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
除金字牌外，南宋还有青字牌和红字牌。青字牌为雌黄底青字，亦为木制，规定日行350里，亦为急递的一种通信凭证。红字牌为黑漆红字，限日行300里。南宋末年，由于邮驿管理的日益混乱，通信檄牌频频变更，这种制度也就逐渐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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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军兵器以弓弩为主，弓弩兵在宋军中占六成以上。
由于弓弩是主要兵器，所以宋朝时衡量一个人的武艺，都是以臂力作为第一标准的，即看能挽开多少斗的弓，当时士卒挽弓的最高记录是270宋斤（一宋斤约合1.2市斤），这是春秋时代士卒挽弓力的几倍。而一些勇将则更加惊人，岳飞和韩世宗都可挽300宋斤的弓，不过战时根本用不到这么重的弓，倒是应该兼顾准确性，这一点宋军非常不重视。
下面主要谈谈宋军的弩，弓是步骑通用的，而弩只能步兵使用，因为弩一般要用脚力张开弩，故射程也远，但弩的射击频率较低，从敌骑兵进入射程到短兵相接，只能发弩三、四次。所以宋军有时会设张弩人，进弩人，发弩人，来减短发箭间歇。
宋军的弩种类很多，突出的有两种，一为床子弩，二为神臂弓。床子弩是一种重武器，是依靠几张弓的合力将一支箭射出，往往要几十人拉弓才可拉开，射程可达500米，确实当时的远程武器，檀渊之盟前夕，契丹大将萧达览即是中了床子弩箭阵亡的，使契丹士气大挫。
神臂弓其实也是一种弩，装有机关，但可由一人发射，射程也可达370多米，且可贯穿重甲，令金军胆寒。恩格斯说，14、15世纪英国步兵使用的大弓可射200码远,是当时“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然而它的射程贯穿力和床子弩和神臂弓比起来还差的远。
临敌时，宋军一般都是刀枪居前，弓弩在后，这是接近实战要求的。当敌接近至300米时，令一神臂弓手起立射之，若可入敌阵，则神臂弓手俱发。敌接近至200米时，令一平射弓手起立射之，若可入敌阵，则平射弓手俱发。当敌至拒马，则枪兵与之肉搏。
宋朝为制造弓弩，设有专门的机构，官营的兵器工场规模颇大。北宋前期，弓弩院,，造箭院各有有工匠一千多人，平均一人一日可造弓一张，或造箭三十枝。但在腐败的官僚管理下，弓弩质量较差，神宗曾随意抽取三张弓检查，没有一张弓令人满意，这是因为宋朝的兵器工厂没有建立完善的责任制度，而金朝的兵器工厂制造的兵器上都刻有监造官的姓名，如有质量问题，即可捉拿查办，所以质量较有保证。
另外，谈谈骑兵，冷兵器时代，没有强大的骑兵就不可能成为军事强国。汉武帝为对抗匈奴，组建了强大的骑兵部队，改变了步兵为主的步兵体制，才得以主动出击，大漠逐鹿。唐太宗则最喜选择敌阵薄弱部位，亲率骑兵冲锋，“敌无不溃败”。一骑飞驰于前，数万骑兵紧随其后的场面，今日想来，尤叫人神往，正是精锐的骑兵使唐帝国威震四方。然而自从中唐以来，汉人失去了西北的产马地，军队又逐渐转为以步兵为主，宋代既是如此。
宋军中骑兵只占七分之一，骑兵中又往往有十之三四无马，最高曾达十之八九无马，如刘光世军五万二千人，仅有三千多战马，可见宋军缺马到何种地步。宋马体形较小，一般约1.36米，按现在的标准也不算大马。韩世忠曾向高宗献马一匹，“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敢骑”，约合1.58米,而这已是宋朝罕见的大马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辽、西夏、金、元的军队都是以骑射见长，平均一人有两匹马，精锐部队可达人均三匹。北方民族的骑兵非常灵活，一次冲锋，一个回合的交战即使失败，“败不至乱”，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优点，退出战斗，重整队列，再次冲锋。当时即使是宋军兵力占优的一些大战，双方仍要激战几十回合，才能分出胜。而宋军只要一次溃败，就会一泻千里。
面对善骑的劲敌，宋朝也有人主张发展骑兵，但这种主张不占主导地位，宋朝总的对策还是以步制骑。因为组建骑兵需要大量马匹，而宋朝的马匹主要是通过与贸易得来，需要耗费巨大的投资。“计一骑之费,可赡步军五人”，这是许多官员反对发展骑兵的重要理由。甚至曾与西夏交战多年的范仲淹也是反对加强骑兵的，但是没有骑兵，就只能永远处于消极防御的地位，这是宋军的一个致命弱点，其实不善骑射的状况是可以通过训练和战争改变的。
南宋时，岳飞是非常重视骑兵的。岳家军主要通过战场上缴获大量战马，组成了相当强大的骑兵，在堰城大战中，由岳云率领的岳家骑兵曾于金朝引以为骄傲的主力骑兵搏战。看来岳家骑兵的素质已不见得比女真骑兵差。可是除岳飞之外，宋军其他大将仍然局限于以步制骑的战略，没有以骑制骑的战例。
辽、西夏、金等举行大规模会战时，往往集中几万至几十万的骑兵，而步兵仅仅负责运输，开挖壕堑。而宋军却不懂的编组骑兵大部队，集中使用的重要性，而是将骑兵分散在各个战场和部队中，作为步兵的附庸，使数量本以很少的骑兵更显劣势。此状况宛如二战初期的英法联军分散使用坦克，结果一败涂地。
总之，马匹缺乏，再加上作战时分散使用，成为决定宋军武运的重要因素之一。
地方官制
宋代的地方官制，初期基本上沿袭唐五代旧制。行政机构分州、县两级。宋太宗以后，又把全国分为若干路，路相当于唐代的道、元代的省。这就变成为路、州、县三级。
县是地方行政机构最低一级，自秦汉以后，历朝相沿不革。宋代的县，设县令、县尉，作为一县的长官。大县还设有主簿一员。《长编》卷11载，开宝三年（公元970年）规定县官的定制：“县千户以上，依旧置令、尉、主簿，凡3员；户不满千，止置令、尉各1员，县令兼主簿事；不满四百，止置主簿、县尉，以主簿兼知县事；不满二百，止置主簿，兼县尉事。”神宗熙宁以后，令二万户以上的县增置县丞一员，县丞次于县令而位在主簿、县尉之上。南宋时则取消县丞。宋制县的长官称县令。但往往看到史志记载多称为知县，这是宋代地方官制的特点。知县就是知县事的简称。据《长编》卷4载，宋代为了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从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开始“命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佑知魏县、杨应梦知永济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泛县。常参官知县，自屿等始也。”这是由皇帝直接委派京官带本官去掌管一县之政，即所谓知县事，也就是一县的主要长官。知县有别于县的本官县令，因为是差遣。
州等于秦汉时的郡，隋唐以后改称为州。州的长官，隋唐皆设刺史。赵匡胤立宋初年，鉴于唐末五代之患，削州镇之权，“令文臣知州事”，其后，派二品以上的官员充任一州的长官；主要也是为了便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为了更有效地加强控制，又设通判与知州相互牵制、监督。《长编》卷4载，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始命刑部郎中贾玭等通判湖南诸州”，当时因为湖南刚刚平定，多留用后周时的旧官员，于是宋太祖才命刑部郎中贾玭等通判湖南诸州，意在控制这批留用官员。后来发展成为牵制、监视州府长官的一种定制。《宋会要辑稿·职官》卷47说：“通判，州各1人，与长吏均理，州府之政，无不统治，藩府或置两员，广南小州有试秩充通判兼知州者。”又云：“知州，掌郡国之政令，通判为之贰。”通判这种官的权位有些特殊：论官位，通判在知州之下，仁宗以前规定，朝官充通判者，历两任即可升为知州，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改为三任方得充知州；论职权，则通判不但可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州府公事须经知州与通判签议连书方许发下，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与守臣通判签书施行），而且，作为皇帝的耳目，所部官有功过及职事修废，可直接通达皇帝。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通判就是知州的副职，当时人视之为“监州”，则更符合其身分。
宋代以府、州、军、监并称。大体说，凡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兼重的地方设府，有驻重兵的军事地区设军，工业区如煮盐、冶铁等重要地区设监。府的地位比州略高一些，因此，稍大的州，则多升为府，升府的州，一部分是沿袭唐五代旧名，一部分是因为皇帝未即位时所封或曾是任官之地。派往知府者一般都是比较重要的官员。
军在唐代是一种军区，只管兵戎，五代以后，逐渐与行政区没有多大差别，至宋代则成为兵、民、军、政合一的行政区域。凡是唐代节镇所在仍保留其军号，也有加给新改的军号，这种称为节度州。但另有一种称军的地方，不是节度州，而是由县升的，或领数县，或并不领县。这种军往往仅比县略高一级。设军的地方，一般是在边境，也有是在关隘要地。宋太宗时期，军的建置最多，总共有34个，其中在河北、陕西与契丹、西夏接壤的边境所建置的就有15个。在边境地区设军，是为了适应制御外敌的需要，而在内地的关隘口设军，则主要是为了易于弹压兵民的叛乱。例如彭州灌口镇（今四川彭县），乾德四年（公元966年）置永安军，后一度废为县，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改称永康军，据《长编》卷274载，其批文称“永康军正控两山六州军隘口，昨据张商英奏请废为导江县。若非军官，实不足弹压，可令复旧。”五代的军，治所与县治同处一所，而隶属于州；宋代因削藩镇兵权，取消支郡制度，于是军便得与州府并列。至于监，实际上与县差不多，但因其直属京师，不为州县所辖，因而也同列于州。监亦有领县者。府、军、监的设官，大体与州相似，《神宗正史职官志》说：“知州事，通判州事各1人，府、军、监事如州，视地望重轻，以资级应选省充。”
为了统治的便利，宋代还把全国分为若干路。今据《宋史·地理志》所载，并依《太平环宇记》、《元丰九域志》校补，制成“宋代行政区域表”。路的建置是依据元丰时设置的23路，加上徽宗崇宁时重设的京畿路，共24路。
宋代的地方行政单位名称是非常复杂的，路之下有府、州；府、州之外又有军、监。府也有与节度军号同的，也有不同的，节度州有不改府的，升府之后也有不立节度军号的。
路的划分，起初并非作为行政区域而设置的，因此，路一级的官僚机构，便不成体制，设官无定式，无定员，甚至连驻地、辖境、名称都随时变动。大体上说，路的官僚机构，主要有四个监司，称为帅、漕、宪、仓。这些官员均由皇帝委派。帅也称为安抚使，是一路高级军政长官，照例由文臣充任，但往往带都总管衔，统辖军队，掌管兵民、军事、兵工工程诸事。南宋的安抚使改为帅司，兼管民政。漕是转运使，其本职是经管一路财赋，保障上供及地方经费的足额。为了履行其本职，就有必要巡察辖境，稽考簿籍，举劾官吏。久而久之，转运使便成为事实上的大行政区（路）的监司官。不过，转运使的品秩不很高，而地方长官如知府、知州，还可能是前任的执政官，品位在转运使之上。在职权上转运使较为广泛，而在体制上却不能完全以下属对待府州。这与汉代的州刺史与郡守的关系略同。南宋改为漕司。与转运使平行的又有提点刑狱公事及提举常平司两种，前者管司法，称为宪；后者管赈荒救济事宜，称为仓。此外，又在安抚司中设走马承受1员，有事可直接向皇帝报告，不经安抚使之手，事实上与唐代的监军相似。所以每路有四个系统的长官，职权互相不同，而又不能认真负责。
对于地方官僚体制，《宋会要辑稿·职官》42有较明确的记述：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十一月，真宗诏论监司失察罪时说：
分天下为郡县，总郡县为一道，而又总诸道于朝廷。委郡县于守令，总守令于监司，而又察监司于近臣，此我朝内外之纪纲也。故欲择守令，必责之转运，必责之近臣。既严连坐之罪，又定举官之赏，而失察者又有罪，赏罚行，纪纲正矣。
监司是统领州县守令的长官，《哲宗正史职官志》的记载说：
诸州府置知州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掌总领郡务……凡兵民之政，皆总焉。属县事、令丞所不能决者，总而治之。又不能决，则禀于所隶监司，及申省部。
转运使有权管一路之政，但因宋代州府长官常是二品以上的朝官带本官充任，因而有时转运使的官位低于州府长官，这就给转运使在行使职权上造成困难。因此，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规定，凡是大两省官以上充任转运使的，州府公文必由转运使、副使申转；若是观察使以上知州府的，州府公文不必经由转运使。于是路与州府长官的关系就以品秩高低来决定，这样的地方机构，自然会出现许多紊乱的现象。
宋代地方驻军指挥则有都总管、副总管、都钤辖、副钤辖、都监、副都监三级，或守臣兼充，或武臣充副职。至于沿边地区则置都巡检、巡检。南渡以后，多采用临时措置，各军将领分别给以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等名号、其下则有正将，副将、准备将等名，这些都是偏禆之职。
宋代的州、县衙门中，除了中央所委派的官员外，还有很大数量的吏。在州一级政府里，有孔目官、勾押官、开拆官、押司官，粮料官等等。在县衙门里，有押司、录事、手分、贴司等。吏的来源有的是召募，有的是差派，绝大部分从地主阶级中选充。有的吏是世袭的，父死子继。吏的名目繁多，最主要的职责是经手征收赋税，处理狱讼。他们上下其手，趁机敲榨勒索。吏是封建统治集团中一个重要而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在县以下，还有乡和里。乡、里虽然没有正式的政权机关，但是宋代统治者依靠乡间地主，统治和控制广大农民。据《文献通考·职役考》记载，北宋政权建立以后，就差派乡村的地主当里正、户长和耆长。里正、户长负责“课督赋税”。耆长则专司“逐捕盗贼”。总之，这些乡村最基层的小吏，其职责有二：一是榨取钱物，二是弹压农民。
宋代的地方官制，有异于前代的，大体有四个方面：
第一、府州设通判。其用意在于对地方官吏的监督。通判实际上是皇帝安插在府州官僚机构中的耳目，以牵制这级官吏的一切行动。
第二，地方官由文人充任。自宋太祖开始，即以“文人知州事”。太宗初年，与辽冲突很厉害；但西北边陲的官员仍由文人担任，这主要是怕武人专军事之权，容易独霸一方，反叛朝廷。
第三，宋代的地方官任期三年；三年任满即走，即所谓“三年一易”。严格地说，宋代没有真正的地方官。地方官多为临时差遣，当了三年就得离开任地，又不准本地人在本地当官。所以没有一个官吏能够真正熟悉地方的情况。
第四，恢复县尉。县尉是管军事的。五代时，各县军事由节度使派一个镇将专管，宋代改为县尉，其权力与镇将相差甚远，只管地方治安之类和诉讼等事。
以上事实说明，宋代皇帝不但控制了任命地方官员的权力，而且将各府、州、县的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军事权全部集中到中央，使得中央集权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加强了。这样，自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趋势便被消灭了。但是，宋代这种削弱地方权力，并不是削弱地方镇丨压人民反抗的力量，而是把镇丨压人民的权力分离出来，由专人分管。并依县之大小，分别派遣武装弓手，专司镇丨压。按当时规定：县一万户以上者，派武装弓手50名，七千户以上者40名，五千户以上者30名，三千户以上者25名，二千户者20名，一千户者15名，不满一千户者10名。这类事情由县尉专管，若“强盗”较多之处，武装弓手无法抵御的，要随即上报，由朝廷另派兵马镇丨压。
总之，宋代有一整套以扩大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官僚机构，这套官僚机构在宋太宗时就已经比较完整地建立起来了，以后就越来越扩大。元丰改制时撤销了一些重叠的机构，表面上恢复了三省制度，但到北宋末年，蔡京执政，官员又大量增加，机构也庞杂起来了，南渡以后，沿旧不革，所以《宋史·职官志》说：“吏既滥冗，名目紊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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