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上有网友呼我更新了，但这段时间确实缺乏创作激情和动力，就把以前写的历史评论发一点上来，以飨读者。
前世修史论事的人，大多是只会玩弄文字游戏的文人，更受儒家毒害，缺乏专业科学的知识和自由平等的思想。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二十四史不过是历代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已。这句话虽然偏激，但也精到地点明了前代史学的局限。后来本朝新立，锐意创新，意欲一扫封建帝制的余毒，但因国家草创之初，旧制痼疾深重、学阀林立，加之政治运动的失败，最后不免功败垂成。
所谓新时代时期，表面上开放，落实到文化方面，其实际效果不过是把封建糟粕拉出来再卖，再配合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享乐文化，把大众熏得昏昏然，仿佛真到了“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一般（出自前几年的宣传语）。
真盛世、假盛世，姑且让后人评说，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也要千百年后的世人去评价。现在的重要事情是，要理清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而且要分清优劣。有句俗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所以，百家争鸣，公诸于世，既有利于分辨真假优劣，又丰富大众生活。
剑客以兵家入道，故不需妄自菲薄，又恰逢闲心，便以兵家纵横法道墨思想为主，解说历史。《庄子·齐物论》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剑客以兵家论史的第一战，就从宋史开始，所用历史资料以编年体的《续资治通鉴》为骨，有需要处，参考《宋史》、《辽史》、《金史》等史料。
之所以选择宋代，就是因为，当今史学，宋史为一大派。据剑客所知，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宋代以文抑武，豢养文士，文官满朝，而且待遇优厚，所以得到“读书人的心”。现在的学界也不例外，甭管他们打的招牌是什么，骨子里趋炎附势、贪财好色，而且还甚于常人。所以，宋代文人的高薪、高官、厅堂、歌妓等等，无不是让他们明里暗里流着哈喇子的羡慕嫉妒恨。
二、本朝行至中期，陷入了与宋代有若干相似宿疾的状况，所以有政治势力认为，或可借助于研究宋史，得到一条不劳不累、不伤筋动骨的解决之道。
三、清末民国腐儒面对西洋文化的汹涌入侵，念旧追远，攀附上中国历史上还未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宋朝（那时候西方欧洲是黑暗的中世纪），加上后来又有外国学者称道，故而追捧者日重。所以，为宋朝添光加彩吹嘘拔高的声浪在近十年越来越大，一句“铁血强宋”的口号彰显了他们扭曲狰狞的心态和面孔。
本题“宋之衰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兵家的角度看，宋就没兴盛过，倒是它的上一期——周世宗柴荣时期显示出了新帝国的蓬勃生气。赵匡胤欺负孤儿寡母夺江山，德薄智寡；其弟赵光义得皇帝位的过程又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千古迷案；所以宋代开国两皇帝的贼心私智，直接导致了宋代的畸形发展。剑客倒不是强调愚忠，只是说大丈夫立世，或有不得已之时，做些没脸皮的事，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但一旦事顺，总要表达出包容天地的气魄胸襟。而宋代，没有。
故而，兵家论宋的起点，却不在宋代历史，而是从五代时的一个人谈起：
《旧五代史卷六十四·列传十六》：“王晏球，字莹之，自言洛都人。……契丹遣托诺率骑千余来援都，突入定州，晏球引军保曲阳。王都、托诺出军拒战，晏球督厉军士，令短兵击贼，戒之曰：‘回首者死。’符彦卿以龙武左军攻军其左，高行周以龙武右军攻其右，奋剑挥楇，应手首落，贼军大败于嘉山之下，追袭至于城门。”
兵家论史，当然首先着眼于军事，王晏球的这场仗，貌不出名，却是中原步骑兵对抗典型草原游牧骑兵的一场大胜仗。它的战术内涵丰富：短兵肉搏冲锋压迫游牧骑兵，使之无法从容骑射，以至于大败。从战场地形上说，也有一定的有利成分：北面是嘉山；西南逼近长星川，东北靠近唐河；西面长星川的西岸是曲阳城，东南方约27公里处是定州城，在长星川与唐河交汇口的西边。这样的地形，如果利用得好，是可以削弱游牧骑兵的机动性的。
对于短兵肉搏冲锋压迫游牧骑兵的战术诠释，笔者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之二”和“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之四（上）”里做过详细论述。王晏球这个战例的不同之处是，他当时是有骑兵的，占总兵力的比例不明。但是，利用骑射有效射程短和队形稀疏的弱点，进行果断的肉搏冲锋（尤其是密集冲锋）的战术是不变的兵家经验。对比西方，欧洲古斯塔夫二世和波兰翼骑兵与王晏球有着相同的选择。军事，是科学。
在《新五代史·杂传第三十四·王晏球》里，对这场战斗的描述更是浓墨重彩：
战役第一阶段：“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秃馁将万骑救都。晏球闻秃馁等兵且来，留张延朗屯新乐（今新乐东北，沙河北岸），自逆于望都。”
战役第二阶段：“而契丹从他道入定州，与都出不意击延朗军，延朗大败，收馀兵会晏球趋曲阳，都乘胜追之。”
战役第三阶段：“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众掩至，晏球与左右十馀人连矢射之，都众稍却，而后军亦至。晏球立高冈，号令诸将皆橐（音驼）弓矢、用短兵，回顾者斩。符彦卿以左军攻其左，高行珪以右军攻其右，中军骑士抱马项驰入都军，都遂大败，自曲阳至定州，横尸弃甲六十馀里。都与秃馁入城，不敢复出。”
战役第四阶段：“契丹又遣惕隐以七千骑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击至满城，斩首二千级，获马千匹。”
兵家剑客要着重说的是，《新五代史》里描写了一个战术动作：“中军骑士抱马项驰入都军。”骑兵抱着马颈冲锋，将士用的武器按《旧五代史》所说是“奋剑挥楇”。对于这一点，正好引出了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一仗：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二》：“上命太祖皇帝倍道袭清流关。皇甫晖等陈于山下，方与前锋战，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后；晖等大惊，走入滁州，欲断桥自守。太祖皇帝跃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晖曰：‘人各为其主，愿容成列而战。’太祖皇帝笑而许之。晖整众而出，太祖皇帝拥马颈突陈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晖，他人非吾敌也！”手剑击晖，中脑，生擒之，并擒姚凤，遂克滁州。”
《资治通鉴》的主编是宋朝的司马光，所以尊称赵匡胤为太祖。按他们的描述，赵匡胤是“拥马颈突陈而入”、“
手剑击晖，中脑，”。这个战术动作，正好与《新五代史》里相印证。
《新五代史》的作者是宋朝的欧阳修，他生活在宋真宗到宋神宗时期。当时的宋朝人，经历了宋太宗两次北伐的大败、宋真宗的“城下之盟”，他们对契丹（辽）的怨恨和害怕，是溢于言表的。所以，可以推断，欧阳修是在激动钦慕的心情下写出以下评论的：
《新五代史·杂传第三十四·王晏球》：“契丹自中国多故，强于北方，北方诸夷无大小皆畏伏，而中国之兵遭契丹者，未尝少得志。自晏球击败秃馁，又走惕隐，其馀众奔溃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锄櫌白梃所在击杀之，无复遗类。惕隐与数十骑走至幽州西，为赵德钧擒送京师。明宗下诏责诮契丹。契丹后数遣使至中国，求归惕隐等，辞甚卑逊，辄斩其使以绝之。于是时，中国之威几于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
“在这个时候，中国之威近乎于大震，而契丹则开始稍稍衰弱和低伏，这都是从王晏球开始的。”——这就是欧阳修的最后评论的翻译。
作为开篇的结尾，剑客还要提一个战例，作为给全文提纲挈领的第二个要点：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列传第二百四十三·李重进》：“吴人以谷退为惧，乃发兵三万余，旌旗辎重亘数百里；又发战棹二百艘以张断桥之势，列阵鼓噪而北，横布拒马以万数，皆贯以利刃，维以铁索；又刻木为战形，立阵前，号‘捷马牌’，皮囊贮铁蒺莉以布战地。时周师未朝食，吴师奄至，周师望其阵皆笑之。宣祖领前军与重进、韩令坤合势击之，一鼓而败，斩首万余级，追奔二十余里，杀大将刘彦贞，擒裨将盛师朗数十人，降三千人，获戈甲三十万。”
以上的战例是五代周世宗时的事，《旧五代史·世宗纪三·注马令《南唐书》》里也有记载。这个战例映射的是什么呢？剑客将在以后慢慢道来，其高潮在南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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