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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友人被捕后，大家都很着急。尤其是张君秋，因为他演出的戏码已经排出，广和楼正等着他上戏呢。父亲心里明白，这回八成是冲自己来的，朋友们都受连累了。于是他就想法安慰张君秋，说自己会算命，按张君秋先生的生辰八字和气色，绝不至于走“背”，不出三五天，即可平安回家。果然，张君秋在第三天被允许取保释放，其他人也被陆续保释。只有父亲因“涉嫌重庆分子”，在看守所里受了七十多天的难。在那令人发指的日子里，日本人百般折磨父亲，鞭笞、灌凉水，甚至向眼里揉辣椒面，还恶毒他说：“你们四川人不是喜欢辣子吗？”在酷刑面前，父亲并不是没有动摇。事后回忆这段遭际，他曾坦率地承认，有几次简直就要挺不住了，但终于还是“熬”了过来，因为他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人，不是狗，绝不能答应给日本人做事！

后来父亲被释放，一是因为有个日军大佐听说父亲谙星相，会算卜，便前来问卜，不料他的身世遭遇竟被言中；二是因为母亲和亲友们多方奔走，托人找到华北军部里的熟人，而他们之中又有几个《蜀山》迷；最主要的则是因为父亲并非什么“重庆分子”，而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

七十多天的铁窗生活，极大地损害了父亲的健康，特别是他的眼睛；抄家时还丢失了三部手稿，不得不重新写过。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毕竟没有玷污“中国人”这个伟大而神圣的名字。

八、笔墨耕耘风靡上海

父亲出狱时，原来十分健壮的身体已经虚弱得不成样子了。在家调养了几个月，稍见康复，便只身南下，到上海去另谋生路。

初到上海，父亲卖了一个时期的字。他从小跟祖父学书法，写得一笔遒劲潇洒的行书，真草隶篆也都颇具功底。但也只能维持自己一人的生活，无法养家，以致母亲不得不卖掉东观音寺那所房子，拖儿带女搬到史家胡同东罗圈去住。

后来，上海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先生听说《蜀山》作者在沪卖字，立即寻到父亲栖身的亭子间，嘘寒问暖之后，将父亲接到老垃圾桥挽陆家暂住。双方在饭桌上敲定，父亲的全部著作由正气书局独家出版，写一本出一本，稿酬从优。于是，父亲又重操旧业，收入也很快丰厚起来。抗战胜利后，父亲把全家接到上海，在西藏路远东饭店包了几个房间住下。在那里，我亲眼看到父亲进入创作高潮的情景。

那时，父亲每日要写二万字，书局每隔十天就出一本书。陆老板催稿催得特别紧。父亲则因子女众多，负担很重，加之他又有“烟霞”癖，离不开鸦片，只有拼命地写作，才能支付浩繁的开销。但是，父亲的眼睛在日本宪兵队看守所受到损伤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写蝇头小字了，只好请秘书笔录由他口授的文字。每天吃过午饭，喷云吐雾之后，他便意兴大发，文思如潮，在房间里踱着步子口授。两个秘书轮换着休息，他却要一直“说”到深夜。有时半夜醒来，还听见他在说“笑和尚”、“齐霞儿”（均为作品中人物）呢！就这样，日复一日，《蜀山》之外，父亲又写出了《虎爪山王》、《大侠狄龙子》、《大漠英雄》、《黑孩儿》、《黑蚂蚁》、《天山飞侠》等数十部，随着父亲著作的陆续出版，上海滩出现了“还珠热”。当时《蜀山》等书每本印数上万，仍不能满足需要。记得远东饭店附近有一书摊，早上摆出十余册《蜀山》，下午就售光了。更有一些热情的读者，或登门拜访，或设宴相邀，或要求赠书题字，或恳请合影留念，令人感动却应接不暇。自然，也有一些好事者，为了“扎台面”、“吃得开”，就打起“还珠”的招牌。那时舞台上演连台本京剧《蜀山剑侠传》，本与父亲无涉，海报和文告上却赫然写着“还珠楼主亲自编导”。

一位正在研究中国武侠的天津朋友说：“武侠最受人喜爱，又最受人鄙视；喜爱它的人并不认真看重它，鄙视它的人又常为它废寝忘食。”这种奇怪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九、翁婿相见破镜难圆

父亲成名以后，一些亲戚朋友对他的态度变了。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外祖父。十多年后，不知是人老心善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竟萌动起“承认亲事”的念头来了。

当时外祖父家住北京真武庙一号，那是一座屋宇宽敞、池苑秀美、中西合壁的建筑。外祖父先派大舅经涛前来说合，并欲把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接到那里去。母亲知道真武庙条件优越舒适，却不肯离开东罗圈的破瓦寒窑一步。接着，外祖父又让三姨经仪给父亲往上海写信，邀父亲来北京相聚。三姨在父亲和母亲婚恋的过程中，始终持同情态度，父亲觉得不好对她硬顶，便以“文债在身，不好擅离”为由婉言谢绝。

我们全家南下不久，外祖父也赶来上海。他让任上海大中银行总经理的表舅王尔藩出面，向父亲表示，打算把上海的亲友都请来，在国际饭店丰泽楼摆上十桌酒席，举行盛宴认亲仪式。父亲听了，不由一笑，说：“这场家庭纠葛并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何必要大事张扬？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我看还是算了吧。”可是，坐在一旁的母亲这时动情了。她想，凡事不过三，外祖父三次来请，事实上已经三认其错，何况，老人家已经年过六旬，再不同意，就有悖情理了。于是，她转而劝父亲道：“就依了老人家吧。过分的铺排没有必要，可以找安静点的地方……”话还未讲完，表舅马上接过来说：“要得！要得！就在我家可好？”父亲素来敬重患难与共的夫人，看到她已点头答应，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一九四六年夏日的一天，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建国西路懿园表舅家去见外祖父。那天，父亲特意穿上当年在天津孙公馆做家庭教师时穿的旧长衫，这与外祖父那身做工考究、熠熠闪光的丝绸裤褂，恰成鲜明对比，新旧贵贱悬殊，显得极不协调。当时我们并不明白，就去问父亲，他不回答，只说了一句：“小孩子家，莫问！”后来一想，父亲这样做，或许是借此表明自己“宠辱不惊”的心志吧。

翁婿相认，外祖父给父亲送了见面礼，父亲给外祖父磕了头。仅此而已，事后各走各的路，彼此很少往来。要说父亲排斥富贵，倒也不是。那些于危难中帮助过父亲的人，像三姨经仪、六姨经楼、八姨经华、十五姨经信，父亲总是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在一起时，父亲常陪她们看戏、打牌，给他们讲新写好的情节，请她们吃自己烧的拿手好菜，就跟亲兄妹一般。数十年人间沧桑，听说诸姨大多数漂泊海外，假如你们有机会读到甥儿写的这篇小文，当会亲切地忆及父亲吧？

十、峨眉采秀青城探幽

《蜀山》的读者，常常津津乐道于书中的写景造境，什么冰峰雪崩的“月儿岛”啦，变幻多姿的“静琼谷”啦，奇花竞放的“绣琼原”啦，诸如此类的景物描写，在他们心头似乎构成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画。或问：还珠楼主笔底烟云染自何方呢？这里且述其要。

登山，是父亲青少年时代一大乐事。雄伟高大的泰山，奇拔险峻的华山，绵延千里的祁连山，横列如屏的点苍山，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而对他来说，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山，则莫过于峨眉、青城了。

这两座天下名山，早在父亲七岁那年，祖父就带他上去过。以后又爬过多次，父亲在笔记中曾反复提及“三上峨眉，四登青城”之事。他能够做成这番“业绩”，还多亏了王二爷哩。

王二爷和我们家是干亲。这位秀才一肚子的诗书，却终于未能发达。一九一二年，曾祖母辞世锦里，祖父带着当时只有十岁的父亲前往奔丧，离去时把他留下给曾祖父“宽心”，这样王二爷便做了父亲的家庭教师。

王二爷很推崇陆游“功夫在诗外”的主张，反对整天闭门读书。他经常鼓励父亲“须行千里路”，并兴致勃勃地带父亲去爬山。

在父亲心目中，王二爷不仅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导师，而且是一位最佳“导游”。对峨眉、青城的一寺一洞，乃至一木一石，都非常熟悉。攀峨眉，何处可望日出云海，何处可观奇花异卉，何处可赏朗月飞流，何处可沐林岚雾雨；上青城，何处览胜最尽人意，何处探幽最饶野趣，何处驻足最富仙气……他都有自己切身的感受和理解，说道起来如数家珍。正是在他的引导下采秀探幽，父亲才逐渐熟悉了峨眉、青城的真面目。

那王二爷“导游”，还特别注意对人文景观的介绍、讲解。峨眉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青城亦有“天下第五名山”之誉，古迹名胜极多。每到一处，王二爷都有一段“龙门阵”摆出来给父亲听：“遇仙寺”内，他讲述一求仙者得到仙人帮助，乘其所赠竹杖，化龙返回乡里的奇遇；“白龙洞”前，他叙说那白娘子苦心孤诣，修炼千年，而终于得道的经历；“麻姑池”畔，他描绘绝代美丽的仙女麻姑，自天外飘然而降，临池浴丹的情景……就这样，一个绘声绘色地“摆”，一个凝神屏息地听，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附着于自然景物之上，令秀者愈秀，幽者愈幽，险者愈险，奇者愈奇，真是触处成趣，无一不妙了。

早年在峨眉山上，王二爷还结识了好多和尚、道士，后来携父亲上山，就一一为他引见。其中，父亲最佩服的是仙峰禅院里的一个和尚，他有一身好功夫，能挥掌碎石，踢腿断木，随意吐口口水，便可将硬纸板射穿。父亲的气功，就曾得到他的指点。自然，那里的环境也是极其诱人的。禅院背负危崖，远离尘寰，深邃幽寂，清凉宜人，且有花开如白鸽展翅之鸽子树可供观赏，有活蹦乱跳前来讨食之猴群可供挑逗，是父亲最欢喜的去处。在这两座大山的怀抱里，父亲搜寻着，探访着，采撷着，终于有一天，把他从这里得到的全部收获载上想象的翅膀，于是，读者便读到了《蜀山剑侠传》和《青城十九侠》。

世道沧桑，人的乐趣也不会一成不变。成家之后，父亲的兴致由青山绿水转向樽俎庖厨，这或许是读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十一、美食之家其乐融融

一九三三年，父亲编的京剧《酒丐》（即台湾影片《大醉侠》所本），由名丑叶盛章演出，剧中酒保那串“报菜单”的“贯口”，激起满堂掌声和彩声。演出成功后，叶先生对父亲说：“绝了！您是吃家，我得请请您。”

的确，父亲是“吃家”。一只烧鸡，他一尝，就能尝出主料是柴鸡还是油鸡；一盘烤肉，他一品，就能品出燃柴是果木还是松木。事实上，他不仅会吃，而且善做。1956年，戏剧家阿甲在北京西单峨眉酒家宴请同好，父亲也在座。一道鱼香猪肝端上来，父亲望了一眼，就说：“火候不够，我来试试。”说罢，径奔后面厨房。那峨眉酒家由上海来京时，王经理曾请父亲题写匾额，彼此熟识，也就听任他越沮代庖了。不料一比较，后者在色、香、味诸方面竟大大超过前者。技惊四座，大家啧啧称奇道妙。他们哪里知道，父亲结缘厨事业已二十余载了。

古语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父亲的婚姻总算得到了圆满结局，随之而来的就是饮食问题了。父亲想，自己娶的毕竟是一位“千金小姐”呀，饮食上可不能大委屈她了。尽管母亲并没有要求什么，父亲还是想方设法向她“日进美食”。

起初，父亲收入不多，又不懂烹调，只能参照《菜谱》，把那些极普通的菜物，尽量做得可口些。待到他从中悟出一些通则，才不再依“本”炮制，而敢于在“调和鼎鼐”中花样翻新了。母亲曾跟我们说起父亲烧豆腐的情景。那时他最善于做这种经济实惠的菜肴了，什么“家常豆腐”、“捎子豆腐”、“麻婆豆腐”、“朱砂豆腐”、“葱油豆腐”，一天换一个样，叫人总吃不厌。难怪京剧《酒丐》中酒保“报”的那张菜单上，有好几十种“豆腐”呢。

父亲后来成了名，有了可观的收入，做菜仍一如既往，乐此不疲。悠闲自得地在家中做些吃食，和亲人一道品品口味，是他在紧张笔耕之余的一大嗜好。他又非常好客，客人来了，他总愿下厨房露两手，以博得高朋赞许为快。我们家几度迁徙，从北京到上海，到苏州，再回到北京，处处都有一些亲友来家中“打牙祭”。见面一声：“又流口水了！”父亲便热情地张罗起来。我们小时候最盼望两件事：一是父亲停笔；一是宾客临门。因为我们又可以吃到美味佳肴了。

父亲对烹调的自觉追求，是他到上海以后的事。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集中了全国各地的饮食派别：新雅菜馆的粤菜，取材广泛，花色新异；梅龙镇酒家的川菜，调味讲究，浓而入味；上海老饭店的沪菜，汤卤醇厚，咸淡适口；老正兴的锡菜，新鲜脆嫩，味浓带甜；老半斋的扬菜，选料精美，刀工细致……在品尝诸家拿手好菜并加以比较之后，父亲愈发感觉到中国烹调作为一门“艺术”的美妙。一九四六年夏，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忙里偷闲，以一个美食家的口味和眼光，一个厨师的感受和体验，编出《名菜谱》，交由北新书局出版。本来他还打算写一本关于中国烹调术的理论专著，可惜时间不允许，否则，他完全有可能对此作出融会贯通的阐释的。

父亲作为家里的“掌勺人”，带给我们许多快乐，也“熏”陶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会炒几个菜，特别是五妹观淑、六弟观洪，他们配制整桌酒席，竟与真正厨师不分轩轻。前几年，京剧艺术家张君秋举行家宴，还请观淑去主厨呢。

十二、停笔辍耕姑苏教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全家住在苏州。由于武侠暂停出版，大半辈子埋头写作、无暇顾及子女教育的父亲，这时有了管教我们的工夫，而我们也算是由此得到了一点“家学”。

记得一次，父亲给我们讲宋词。那首小令描写恶鬼在坟场出现的情景，有两句写道：“鬼火一现，露出桃花面。”父亲问：“谁能用一个更好的词语，把‘桃花’换下来？”我们略一思索，便七嘴八舌抢着回答：“青白”、“凶恶”、“狰狞”……父亲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大家正在纳闷，父亲风趣地说：“谁都知道做菜要放盐，若是菜已经够咸了，再撤一把盐，又会怎样呢？鬼本来就是凶恶的，你们再加上一些‘凶恶’的字眼，恶上加恶，反倒乏力了。这首词的妙处，就在于给恶鬼画一幅‘桃花面’，一丑一美，两相对比，鬼的阴鸷可怕情状便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事隔不久，父亲带我们去开明戏院看越剧《梁祝》。回来的路上，他故意问：“《楼台会》一场，祝英台有句唱，叫做‘强颜欢笑上楼台’。为什么一定要‘欢笑’呢？用‘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不是更好吗？”我们一下子想起了“桃花面”，异口同声回答：“咸上加咸——齁了！”顿时，小巷里响起了愉快的笑声。不知当时父亲是不是有心的，我们长大以后才明白，父亲的“东拉西扯”竟是艺术哲学呢！

在学习上，父亲从不勉强我们学甚么，他认为，人各有志，亦各有长，应该顺其自然，发展所长。但在为人处事上，他却要求我们必须诚实、勇敢。莫看父亲同我们平等相处，甚至可以骑到他脖子上去，要是有谁违反了这两条“家规”，那可不得了。

观鼎小时候很调皮，经常扰乱课堂秩序，都念五年级了，还没有加入少先队。一天中午，他忽然戴着红领巾回来了，进门就对父亲说：“买足球吧！”原来父子订有“协议”：何时观鼎入队，奖励足球一只。父亲二话没说，跑到百货公司买回一只小型足球。哪知正要“颁奖”，一位小同学找上门来：“还我红领巾！”想不到观鼎脖子上的红领巾是硬“借”来的。父亲一怒之下，打了他二十板子，责令他用打肿的手送还红领巾。晚上，父亲把全家召集到一起，严厉地批评观鼎说：“谎言终难长久，说谎的人，不该让他达到目的！”说罢，举刀把那只崭新的足球砍成两半。

说也奇怪，有时我们犯了过失，看来必罚无疑，父亲倒并不怎么计较。一天，我们和邻家几个孩子瞄上一只空船，趁主人去街里购物的当儿，跳上去把它撑走了。本想玩一会就回来，哪知越玩越兴奋，渐渐忘乎所以，到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船“划”回来时，天色已晚，农民伯伯正在岸上骂街呢！这种“罪过”，依了母亲是要“重罚”的，我们也都做好挨打的准备。不料父亲竟反转来替我们求情：“小娃娃敢撑船出城，遇到困难还能‘同舟共济’，不简单！下不为例吧！”

可惜，正当我们茅塞初启时，父亲要离开苏州了。一九五○年秋，上海天蟾京剧团成立，特聘父亲为该团总编导。他看到自己的事业已是一片‘柳暗花明’，便风尘仆仆地走马上任了。

十三、执导京沪粉墨登场

上海天赡京剧团虽然年轻，却也行当齐全，人才济济，如谭派传人谭元寿，青衣新秀李丽芳，都是撑得起大台面的“台柱子”。他们正盼着上演新戏，父亲便赶到了。

父亲到上海后，住进天赡舞台三楼一间斗室，仅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一张木板床。就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父亲“日夜兼程”，创作、改编出一个个剧本：《雪斗》、《白蛇传》、《岳飞传》……

这些戏，“站在今天看昨天”，对传统剧目和历史题材予以重新审视，沟通了历史人物与当代人某些相关的思想感情，因而受到观众的欢迎。特别是《岳飞传》，父亲把这个以生为主的剧目，改编成生旦并重的戏，既表现岳飞誓死抗金的英雄品格及其历史局限，又突出岳母深明大义的美德对他的影响，从而说明了岳飞性格形成、发展之必然。

一九五二年初，军委总政文化部决定成立京剧团，专函邀请父亲去北京担任编导，他便辞去待遇优厚的职务，欣然北上。

入伍后，父亲遇到两大难题。一是经济收入落差太大。在上海，他每月至少也有上千元的进项，而现在，他拿一百五十元已经算是“高薪”了。父亲是大手大脚惯了的，又有那么多子女，怎么办？团里领导早想好了解决办法——破例允许他在团外兼职。这样，父亲又在张君秋领导的北京京剧三团和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分别兼任编导和委员，均得到相当高的报酬。一人身兼三职，领取三份薪金，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二是鸦片断源。他在过去染上的“烟霞癖”，直到五十年代初还在纠缠、折磨着他。在上海，他熟人多，多少还能抽上几口；到了北京，鸦片绝迹，连烟味也闻不上了。没办法，只能强忍着。

一天，总政文化部王同志来访，一进门，见父亲蜷缩在沙发里，浑身发抖，还以为他病了，忙说：“请医生看看吧？”父亲心里紧张，一边硬撑着站起来，一边说：“不用麻烦……”话未说完，又倒在沙发上。母亲是个痛快人，见此情景，便说：“莫要瞒了，讲出来吧！”于是真相大白。组织上知道父亲旧习未除，非但没有歧视他，反而鼓励他，把他送到当时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三个月后，父亲的旧习便根除了。

摆脱了瘤习的困扰，父亲显得格外精神焕发，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他和团里同事亲密合作，改编整理了《秋江》、《打渔杀家》、《抗金兵》等一系列剧目，还大胆进行戏曲改革，成为最早取消自报家门、引子、定场诗等传统手法的编导之一。

父亲耽于京剧艺术，从不吝惜气力，有时还要逢场做戏呢。一次晚会，《女起解》中饰崇公道的演员突然发病，舞台监督正在犯愁，父亲已经换了装，准备出场了。可是，他“哎嘿”一声刚上场，便引起哄堂大笑。原来父亲只顾酝酿感情，竟忘了戴“吊搭”（髯口）。幸好他灵机一动，现编了两句：“这个世道哇，真叫人气恼！一气能把你胡子气掉。”观众安静了，他就光着脸演下去。快到太原府了，他又编新词儿，对苏三说：“你等着，我瞅瞅前面是甚么地方了。”边说边走，来到上场门，迅速接过“吊搭”，往脸上一挂。转回身来，再添几句：“苏三哪，太原府总算到喽。走了好几个月，我胡子都长出一把来啦……”他的沉着、机智赢得了观众的赞赏，剧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十四、欣游西北激情难已

一九五四年，总政京剧团撤销，大部分演员转入宁夏京剧团。父亲则留在北京，成了名副其实的“坐家”。当时，田汉对父亲说：“这样或许于你更合适些。”果然，他“坐”在家里并未清闲。在“百花齐放”的氛围中，父亲所谙熟的“章回体”又找到了生长的土壤。一九五五年，上海《新闻日报》连载了他的章回历史《岳飞传》，受到国内读者的关注。接着，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他又连续推出《剧孟》、《游侠郭解》两部长篇。一九五六年，昆曲《十五贯》的演出引起轰动。剧作突出调查研究重要性的主题，令他激动不已。于是，他又在反复剧本及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调动起自己江南生活的经验，写成章回《十五贯》，交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父亲一面埋头写作，一面对理论学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那年黄药眠教授主编的《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刚刚出版，他便购回连夜翻阅，以后又多次研读，字里行间画着各种符号标记，“天”上“地”下记着每次的感受体会。当时，戏剧家阿甲正跟苏联专家学习体验派表演理论，父亲得知，便请这位好友来家转授。每逢周末阿甲一到，他即停笔请教，殷切之态可掬，仿佛一个小学生。学习理论的结果，大大提高了父亲艺术创作的自觉性。我们看到，一向自视甚高的父亲，渐渐变得谦虚起来。一次，观贤批评他由越剧《梁祝》移植的京剧《南山化蝶》，说这个剧本旦角戏大多，小生戏太少，有点“重女轻男”。他听了，连声承认“有道理”，还检讨说：“旧时编戏有个毛病，就是只顾因人设戏，而很少考虑内容的需要。我就有这个毛病。”

一九五六年夏，父亲随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参观团”赴大西北访问。参观团由著名诗人冯至任团长。路上，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淳朴勤劳的人民，给父亲以巨大鼓舞，登山临水，进厂下矿，他每每诗兴大发，吟哦不已。游终南山，遥望群峰如翠，他顿觉置身“画屏锦绣中”而喜不自胜；登少陵原，瞻仰“而今庙貌新”的杜公祠，他竟产生“诗圣招我来”的感受，甚至想象与杜工部“把盏凤凰台”；登上建设中的刘家峡水电站大坝，激发了他“欲借千峰作彩笔”的创作冲动……每一处，都在增强他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每一处，都在加深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

从大西北归来，父亲即雄心勃勃地制订出创作计划：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以章回体写一部名为《勘探姑娘》的长篇；与阿甲合作，编导几台反映现实生活的京剧……但是，还未及付诸实践，“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十五，“跃进”声中一病不起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国共产党内部整风开始后，《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的记者纷纷登门采访。他们问父亲：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对党的文艺有什么意见？是否希望重新出版解放前的旧作？等等。父亲一一婉谢了他们，没有提什么意见。

倒不是父亲有什么预见，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像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在思想上，创作上，乃至在生活上，都曾给父亲许多鼓励和帮助。父亲的杂记簿里，就有这样一页接受资助的记录：邓（初民）副省长：四百元，寿昌（田汉）公：二百元，阳翰（笙）老：三百元……在父亲的心目中，他们既是朋友，又是于自己有恩的人，十分可敬可亲。莫说自己没有什么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可以慢慢向他们诉说，何必一定要公之于众呢？至于重新出版旧作，父亲倒是有些想法。比如《蜀山剑侠传》卷帙浩繁，可否出个删节本？但他又觉得这时提出此事，似有见利忘义之嫌，终于没有开口。

“反右”之后，紧接着就是全民“大跃进”。既然这“跃进”是“全民”的，文学创作自然也不能例外。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父亲抱回来一大摞旧戏本子，说“这十五出戏，要在两个月里整理出来”。从此，他每天坐在写字台前，攻苦食淡，直到深夜仍不得休息。一天下午，名画家董寿平来访。他将一本杂志递给父亲，关切他说：“看看吧。‘反右’余波未平，听说还有补划的‘右派’呢，你要好自为之啊！”客人离去后，父亲打开那本杂志一看，懵了。我们见父亲脸色不好，连忙过去看他手里的杂志，上面一行黑体标题赫然入目：《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这篇文章挥舞着“棍子”，从《蜀山》批到《剧孟》，大有置人于死地之势。父亲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晚上继续整理剧目。次日清晨，我们见他趴在写字台上，以为他又睡着了，就按惯例给他披上一件衣服，然后上学去。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们回到家里时，父亲已经躺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床上了。

父亲由脑溢血造成左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这就苦了母亲。特别是父亲出院后，一切都靠她操持料理。喂水喂饭她不嫌烦，端屎端尿她不嫌脏，翻身擦背她不嫌累。我们担心母亲拖垮了身子，总想帮她一把。母亲却唯恐影响了我们的学习，尽量不用我们。她说：“你们的爸爸服侍我二十多年，让我多伺候伺候他吧！”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在床上躺了两年半，竟连一点褥疮都没有生过。更令人难忘的是，在母亲的抚慰下，父亲竟又萌生起创作长篇历史《杜甫》的念头来。

说到《杜甫》的创作，应该感谢现在任澳门市政府厅贾梅士博物院副院长赵文房教授。当时，他是科学院历史所青年研究人员，也在北医住院，慕名请教，不意与父亲结为忘年之交。父亲出院后，赵先生亦常来家中问候，《杜甫》一书的参考资料即为其所提供。

一九六○年二月，父亲躺在床上，开始口授《杜甫》，由秘书侯增记录。断断续续，到一九六一年二月，终于完成了作品初稿。当侯增用工整的钢笔小楷，录下关于杜甫“穷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描写时，父亲对母亲说：“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果然，到了第三天，即二月二十一日，父亲溢然离开了人间，享年五十九岁，恰与杜甫同寿。

录自《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3月15日一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