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两个灵魂融合的原因，还是他的灵魂受过穿越之锤炼，总之，杨铧的记忆很好！虽达不到过目不忘，但也能读一遍，就能记得很清晰。
这两年的日夜苦读，苦思，终于让他完成了《民族论》的初稿。
说起写着《民族论》的原动力，还是来自于接触到了元朝初年，许衡提出之“入夷则夷，入夏则夏”的论调，这种典型出卖华夏氏族利益，服务于异族统治的的理论，让他不得不提起笔来，结合自己前世的见识，写下《民族论》。
就杨铧所知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非华夏族群能用华夏典章治国的例子。
若野蛮征服文明、夷狄僭越中国，无论其表面如何，其实质终是外敌入寇侵略中国，实施的是血腥之殖民统治。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之政，人面兽心。
所以，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华夷易位”，华夏永远是华夏，而夷狄永远是夷狄。
他这两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现实的元朝与他前世所学的元朝历史相悖。清醒地看到蒙人统治，就是血腥的、赤~裸~裸的掠夺。特别是，现在南人中形成“一个摔头胎”的风俗，让他很愤怒、又心寒。
北部中国的最初几十年里，就已经将佛教、道教、聂思脱里派、答失蛮（穆斯林）以及阴阳先生、术士、萨满教和其他宗教信仰者，划分为特殊户籍。
蒙人殖民统治者以优待、奖赏和免税来鼓励所有的宗教专职人员。
当某一派得到什么好处时，其他的派别也竞相提出要求，往往就可以得到同等的待遇。但是儒士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宗教派别的成员，常常鄙视专业的宗教人士。可是，儒门在元蒙殖民统治者口中的汉语中称作教，犹如孔教。
对于蒙古人来说，这种类推无疑是够准确的了。这也让杨铧有了参照《**党》成立一个宗教组织的念头。
儒门子弟能成为“儒户”这一类似宗教的特殊户籍，还得归功于大金国的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窝阔台朝廷的一位高度汉化的契丹人谋士，他随着蒙古人完成了平定金朝的战争。目睹一种残酷的命运降临到老百姓头上。
就如后世在影视剧里看到的那样——战场上，得胜的将领们可以抢掠财产、牲畜和人口，把人变为他们的奴隶或家奴，一点也不考虑这些人原来的身份。
目睹蒙古人不能更有目的地利用人才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在这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耶律楚材于南宋嘉熙二年向大汗窝阔台的建议，儒士们以佛教徒和道士所受优待作的类推，被赐予了这种职业上的划分，从而在户计制度中加上“儒户”这一项。
这个新的户籍类别划分确实给了儒门士子的好处。处在当时那种历史环境，这是一个重要策略上的巧妙考虑。
杨铧知道，从汉代独尊儒术开始，儒术通过千余年的发展，已经将儒家之社会人文伦理，根植在汉家后裔的骨髓之中。
要想改变汉家后裔千百年来，被儒家所宣扬的伦理道德彻底洗脑后的思维，建立一套祸害儒术体系的新规则，就要深入研究这些儒家“圣典”。
杨铧时常感概：后来的儒家门徒为何将华夏氏族归类于汉族，恐怕就是为了纪念独尊儒术吧！从那以后，儒家门徒们断章取义，不断制造儒家言论散布给君王，士大夫、贫民，就像魔音一般，把华夏后裔无声无息地催眠成了顺民，催眠成了任人宰割的绵羊……
当然，后来佛家插上一脚的功劳也是不可否认的。
仔细一想，儒家、佛教联手蒙蔽华夏后裔的罪恶，真的不小。
将近午时，三四百位远客流水般地涌到了杨家堡。
焦家家主焦金鳌、孟家家主孟克各率领了三个儿子和近两百护院家丁，联袂结交的武林豪雄先后到来。这些人有的互相熟识，有的只是慕名而从未见过面，一时之间，堡门内的广场上招呼引见，喧声大作。
杨垬老夫子草草结束了今天的《中庸》讲解，去和众人招呼。
今日来客之中，有的在江湖上颇有名声地位，有的却显是不三不四之辈。杨焯姥爷周旋于这群来人当中，谈笑风生，甚是热情。
杨笑天是天山派高手，自重矜持，为不堕了天山派名头，没有胡乱去攀交情。却和焦金鳌、孟克躲在后花园里饮酒叙旧。
夏铭虽依旧是一副老纨绔嘴脸，却十分喜爱朋友。来宾中许多藉藉无名、或是名声不甚清白之徒，只要过来和他说话，便和他们有说有笑，丝毫不摆出豪门架子。
焦老太和各房众位妯娌，指挥厨夫仆役，在堡内宴客大堂之里里外外摆设了百来席，恭侯各房亲戚、豪雄、门客、庄丁流水入席。
杨铧、杨锦指挥着二十多个杨家就学的小子，直接到厨房端出肉菜，回到家主大院的一个过廊里，铺上草席，饮酒作乐。八大亲卫被杨铧放开了管制，允许他们去饭厅里和自己未婚妻们的交流感情。
夏华的专用食堂里，则成了青莲仙子为首的聚会场所。
整个杨家堡呈现出一派欢乐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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