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新红旗，1951年的春节，对于我来说，有三件事：一是我入党了，正式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二是我结婚了，媳妇就是马莲娜，这是组织的安排，用一号首长的话来说，男子汉大丈夫，就是要成家立业；三是组织对我的任命下来了，春节过后，我将去香港特区任职市长一职。
对于这三件事，我的感觉是有些不真实，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的这一生已经和新中国的命运捆绑到了一起，不成功便成仁，这或许就是我的使命。
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和新中国其他地方都不一样，一号首长没有改动香港之前的政治体制，实行的是市长制，这是西方的政治体制。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一号首长的一次尝试，或许一号首长认为，作为我中华家与西方世界的联系窗口，还是靠向西方一些会更好。
和我一同上任的还有另外两位同志，一位就是潘特工，他已经通过了组织地考察，被任命为香港特区的副市长；另一位也是老熟人——赵烈，赵烈将会出任香港特区的警察局局长一职，这两个人将会是我的左臂右膀。当然，我也很清楚，他们两个人既是我的战友，但同时也是来监督我的。
中央对于香港特区其实是很重视的，为我们配备了一个坚强的大后盾——吴中同志，吴中同志将会是驻港部队的最高长官，这支师级部队将直属于中央，级别看似不高，但直通最高层。对于吴中同志，我的了解并不多，只知道一点，他是我们党最年轻的将领，就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央对吴中同志的重视。
中央已经为我搭好了架子，下面就看我如何去建设香港特区了？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组织为什么要让马莲娜成为我的妻子？在香港，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家族，这就是嘉道理家族，关于嘉道理家族，我以前只知道这个家族是犹太人，曾是香港的首富，但现在，我不这样看了，嘉道理家族是英籍犹太人，现在是罗兰士执掌嘉道理家族，表面上看起来嘉道理家族和一般的富商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嘉道理家族与英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嘉道理家族就是英国人在香港的利益代表。
这些都是马莲娜带来的信息，这让我知道，搞不定罗兰士，香港就别想真正的成为联系东西方的窗口。
我正在考虑怎么搞定罗兰士，而此刻在香港的罗兰士，也在考虑自己该何去何从。二战期间，本子占领香港，嘉道理家族的事业也随之毁于一旦，二战后，罗兰士成为了嘉道理家族的执掌人，全力地恢复嘉道理家族在香港的事业，但随着香港的回归，罗兰士面临着一个抉择，是继续留在香港，还是迁往英国？
对于新中国的一切变化，罗兰士都在关注，之前，罗兰士是倾向于将自己家族的事业迁往英国的，但随着香港特区的成立，罗兰士发现红色中国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红色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建交，这让罗兰士觉得留在香港才是最好的选择。
罗兰士心里很清楚，嘉道理家族的根在香港，离开了香港，嘉道理家族就成了无根之木，这对于嘉道理家族的事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马莲娜的出现，让罗兰士喜出望外，一个犹太人成了新中国的高官夫人，这意味着什么？罗兰士很清楚，红色中国在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香港特区的地位是特殊的，这让罗兰士对于香港特区首任市长新红旗极度关注。
这位香港特区首任市长新红旗的资料，从公开的档案上来看，非常得根正苗红，革命遗孤，被中央抚养长大，一直生活在解放区，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位真正的红二代，但罗兰士不这样看。如果只从新红旗的档案上来看，新红旗就是一个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但新红旗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出众的才能，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就执掌了香港特区的大权呢？
罗兰士想不通，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秘密，看来只能等这位市长上任后，亲自观察一下。
罗兰士在期待与我的会面，而我此刻想的却是荣氏家族，在我的设想中，香港的经济规划将以航运、服装、家电、金融、电影为主导产业，航运是要发挥香港的自身优势，服装、电子是要发挥香港此刻的劳动力优势，金融、电影则是要发挥香港特区的特殊政策优势。
荣氏家族以面粉业、纺织业闻名于世，此时不发挥荣氏家族的优势，更待何时？
荣氏家族的经商策略，是典型的中国式传统经商策略，那就是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上海，有宋氏家族的二房在支撑，在未来有“红色资本家”之称荣薏仁已经接掌荣氏家族大陆的产业，而荣氏家族的大房，则是将重心放在了香港，荣红原、荣红庆兄弟此刻已经将根扎在了香港，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中央让潘特工做我的搭档，看重的就是潘特工在上海和香港的人脉基础，这一点，会让我轻松了不少。
纺织服装业已经有了人选着落，接下来就是航运业，未来的香港在航运业上可是非常得发达，诞生过许多船王，但现在，这些船王大多数还没有发展起来，但有一位，已经具备了一切条件，这就是董船王。对于董船王，我没有什么印象，但在未来他的儿子会很出名，来自于我们党的情报资料显示，董船王的经商才能要超出他的儿子无数倍。当然，他的儿子在政治上的成就，也超过董船王无数倍。
家电业在我心中的理想人选是霍爱国，这个未来的亿万富翁，可谓是真正的红色派，这种天然的自己人怎能不扶持呢？我很期待，与此刻事业刚刚起步的霍爱国会面。
金融业就只能交给嘉道理家族，英国人对于金融的玩法已经有几百年了，交给罗兰士是最好的选择，这也是将嘉道理家族捆绑在我们这艘红色战舰上的最好方法。
电影业，这就不能不提一个人了——邵老六，未来的中国人，很少没有被香港电影熏陶过的，而邵老六就是香港电影的奠基人。
“红旗，你真的要去见罗兰士吗？”
马莲娜对于我的选择有些担忧，毕竟，嘉道理家族可是英国人在香港的利益代表，与罗兰士交往，甚至给予罗兰士非常大的利益，这对于我来说，是有着政治风险的。
如果我不是来自2016，如果我的经历我们党不知道的话，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现在，我没有一丝畏惧，与资本主义共舞，就像是与狼共舞，既刺激又惊险。
我很清楚一点，现在的英国人，或者说犹太人，就是香港发展的钱袋子，没有了罗兰士，怎么能把全世界的犹太人给吸引到香港呢？没有这些钱袋子，香港想要发展，哪来的启动资本？
“阿莲，这是我的使命，我们共产主义者怎能因为畏惧危险而不敢前进呢？”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没底的。虽然我已经向一号首长说明了一切，但事情每一天都在变化，就像是正激烈战斗的战场一般，你怎么会知道你不会被一颗流弹射中？更何况，这个世界已经因为我的出现，开始发生不断的变化，未来的历史已经不可靠了，我面对的也是一个崭新的未来。我不确定，我走的道路能否走到底？
香港是我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党对于共产主义的一次尝试，我知道，我们党对于香港的尝试，其实是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相反，我们党对于邓开放同志执掌的台湾直辖特区抱有更大的希望，毕竟，台湾直辖特区的发展模式更像是共产主义发展的方向，而香港特区，则更像是资本主义。如此一来，情况就很明显了，台湾就像是亲儿子，而香港则是私生子。
我很清楚，香港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香港特区的实验失败，对于我们党来说，只是一次尝试的失败而已，但对于我来说，则是一种理念的失败。如果结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党向左的路线上更靠近，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我很清楚，一旦激进主义跨过底线，成为了冒进主义，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这列共产主义列车，经不起脱轨，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挺紧的，一旦我们错过二战后的黄金三十年，那我们落后的就不仅仅只是三十年，而是一个时代。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这对于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来说，那在信心上会是一次致命性的打击。
一个人一旦失去了信心，那就会颓废；一个国家要是失去了信心，那就会衰落；但一个主义如果失去了信心，那带来的就是人心的绝望。
我很清楚，如果人民一旦对共产主义绝望，那后果会是什么？人民不仅仅只是失去了梦想，更是失去了对之前一切认知的肯定。
否定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否定主义，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叫新红旗，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知道，我胸膛中的热血在沸腾，这是理想的催动，更是梦想的激励，一旦这股热血冷却，没有了理想和梦想，那人类最美丽的花朵将会枯萎，这个世界将变得冰冷和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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