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藩”，是指在顺治皇帝主政时，派驻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广东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
话说孔有德、耿继茂之父耿仲明、尚可喜三人，均属于辽东人氏，同为明朝将领。当努尔哈赤挥军攻占了辽沈后，他们三人便带着一众残兵败将去东江依附明总兵毛文龙。崇祯二年六月，明蓟辽总督袁崇焕擅杀了毛文龙，弄得东江大乱，明军自相残杀，孔有德等三人只能辗转流走，鉴于日暮途穷的情形下，竟然甘心投降后金。
对于他们的到来，皇太极居然亲自出城远迎，隆重接待，并一改旧时分拨降人隶属满洲八旗的惯例，授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率所部驻扎在沈阳；授尚可喜为总兵官，率所部驻扎在海州。其后，皇太极更改国号为清，首开异姓封王的先例，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成为直属皇太极的三位汉人藩王。崇德七年八月，皇太极将汉军原有四旗重新分为八旗，诣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隶正红、正黄、镶蓝旗行走。
而吴三桂的先世是由安徽迁到江苏，最后入藉辽东。崇祯十二年，晋升为宁远总兵官。十五年二月，明清经过松锦一役，明朝十三万的军队却弄了个星散瓦解，近乎全军覆没，就连新任的蓟辽总督洪承畴也投降了满清。吴三桂幸得保命脱逃，一路收集溃散，其兵力不减反增，一力保守宁远。那时关外各城相继遭到清军攻陷，独有宁远岿然屹立，成为明廷所倚重的城防。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闯王李自成统军开进京城，正式宣告明朝君亡祚灭。李自成挟着推翻明朝的神威，乃遣人招抚吴三桂，与此同时，清廷也多次遣书于吴三桂，许诺他若肯归降满清，便封赏他的故壤为领地，晋爵藩王，莫可说不舍得狠下重本。
吴三桂老奸巨滑，非常看得准世局进展，苦经一轮掂斤播两的思量之后，决意投降满清。四月，清吴联军在山海关一片石处大败闯王军，逼迫闯王军撤离北京往西后退。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爽快实践诺言，立即晋封吴三桂平西王爵位。至此，清廷所封汉人藩王已有四位。在这以后，四位汉人藩王奉命南征，击败了南明政权以及农民军余部，也曾为清朝一统版图做出不少的贡献。
顺治六年五月，清廷改授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不久，耿仲明因隐匿逃人畏罪自杀，其子耿继茂代领父亲所部，袭封了王爵。
九年七月，南明晋王李定国统军攻拔了桂林，驻守在那的孔有德兵败自杀，其子也同样为清廷捐躯，部下则由其女儿和女婿、安义将军孙延龄统领。因为孔有德已死，王爵除去，导致四藩成了三藩。
十五年五月，顺治帝意想彻底消灭盘踞在广西的南明桂王政权，诰封洪承畴为太保兼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授与经略大学士之印，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个省份，兼领江西，协调、总督各处军务兼理粮饷，谨慎奉行剿抚兼施的最高策略。
十四年十二月，顺治帝开始部署三路进兵贵州的方案。次年正月，顺利攻克贵州，遂乘胜进取云南。
十六年正月，吴三桂、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以及征南将军赵布泰等三路大军俱入云南省城昆明，南明永历帝等遁走永昌府，后避入缅甸，两广、云贵的局势基本底定。根据洪承畴的提议，顺治帝善意采纳，颁旨命平西王吴三桂驻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驻傎广东、靖南王耿继茂驻镇四川并于次年七月改驻福建。
说起三藩分镇，确实是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顺治十八年时，吴三桂率兵入缅，强行引渡永历帝及其眷属，并且亲自用弓弦绞死了永历帝父子，云南才算真正平定。耿、尚二藩分守闽、粤，也曾有效地抵御台湾郑成功点数不尽的袭扰。
不过，世间诸事全是阴阳对立、利弊互易的，在天下初定后，随即而来的是三藩权势的恶性膨胀，渐制一方，严重威胁到清廷的权威，成为危害满清政权安稳统一的隐患。
尚藩私设盐商，据津口、立总店，任意抽剥，官方不能管、百姓不敢言；尚藩藩下所属的私市私税，每年所获便不下于数百万两。耿藩在闽横暴征税，苛征盐课，勒索钱粮，闹得是鸡犬不宁，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里头。
但是，论起尚、耿二藩的跋扈藐法，又哪里及得上吴藩的张狂！
早在诣令吴三桂驻镇云南时，顺治帝为了全局考量，授权吴三桂暂时总管云贵二省军政民一切事务；又迁就吴三桂的请求，在授予云贵督抚的敕书上，竟然写上“听王节制”四字，从而保证了吴三桂握有任免云贵两省官吏的大权，朝廷的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吴三桂还委派部下亲信赴他省任职，号称“西选官”，随着时间一久，此类“西选官”有如一张巨网拓展，几满天下。
不止于此，吴三桂毫不顾忌地拉拢、培植私人势力，练兵马、利器械，控制水陆要冲，挟持边防以自重；各省掌权者，多为他的旧属；还与西藏互市茶马，每年可获得十万匹蒙藏所出的骁马，用来装备藩属的军队。云贵两省中，诸项苛捐杂税、严律酷政，迭出不穷，从缙绅到各界平民，都为旦夕的祸福难测而惶惶终日。
三藩各自把持驻地的财源，任意欺凌良善，为非行凶。单以吴藩而论，每年所耗的饷银最高时竟多达白银九百余万两，平时亦不少于数百万两，而藩府所聚的财富，天下几乎无处可比。因而会有“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这种说法。
康熙临朝听政，特别是除掉鳌拜奸党亲掌皇权以后，日夜切切记念在心的，便是感受到清廷与三藩的矛盾日渐尖锐，如果听任三藩像此膨胀下去，不尽速想方设法摘掉这一颗毒瘤，很难说得准，恐怕终会有摩擦迸火的一日。基于此故，搁在康熙面前的，也就不得不考虑撤藩这个敏感的问题，虽是明解撤藩之路布满坎坷泥淖，但是若不尽早稳妥地办完，就怕大清极难有真正升平安谧的盛世出现。
在神州大地上，一条黄河，千古以下，也数不清有多少次的泛滥、改道，每每都给沿河地区的百姓带来莫大的灾害，也严重影响到了国计民生。纵观古代帝王之中，从夏代的大禹治水开始，凡是英明体民的君主，绝大多数都比较重视河务，相形起以往历代的贤君明主，康熙在这方面的努力绝不逊色，在康熙六年亲政伊始，便即亲理治河的事宜。
考究起黄河所以经常泛滥为患的因由，自有一定的客观地理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元、明、清三朝都定都北京，纵贯南北的大运河穿过蜿蜒东西向的黄河，延伸到北京附近的通州。黄河和运河的交汇，愈是加重了水患。而且，此后的治理黄河已经不止纯是疏导通流和防止泛滥，还要使黄河保持相当的水位，以便蓄黄济运。前代治河均以为疏决而放入海，则永无河患；但如今运道则自淮河以北，必由黄河一百八十里而后到达运河，与古时的形势不尽相同，从而极大增加了治理河患的难度。
由于清初战乱不息，民生凋困，朝廷财政较为紧窘，无法进行全面治理黄河的工程，致使河道年久失修，河患发生十分频繁。就在一年多前，熊志契与葛水痕、徐丹崖等取道安徽阜阳，见到的只是河患较轻的景况，他们已经感到异常恻隐凄楚；至于河患严重的地区，情况那是加倍不可臆测的。
康熙体民之苦，感同身受，立愿穷尽自己智力，详考古人治河的经验，广开言路，商取治河的佳策，心求能够尽量尽速解决民之所苦，以示自己爱民的举措。
更何况，当时每年通过运河挽运七省份的漕粮四百万石到北京，供应一众官兵的俸饷，若是运道有所受阻，真可谓是事关重大。
综合来看，康熙若是真想在国事上有所作为，当个惠民仁君，就须得将三藩、河务和漕运视作头等大事来办。
与熊志契说到这里，康熙稍一闭上龙眸，迅速睁开，直接出声问道：“你说，朕可没骗你吧？鳌拜之患虽已根除，但尚有更为棘手的大事摆在面前，你又岂能就此忍心袖手离朕而去呢？真个这样，你又哪能算是看重咱们之间的情谊？”
耳闻此问，好让熊志契感到窘迫，支支吾吾地道：“可是……可是家师交代的，寻毁血魂阴月等异宝也很重要急迫，耽误不得。皇上，你可教我怎办才好？”
康熙轻微颔了颔首，提声叫道：“李德全，赶快拿张梯子来。”
伺候在宫门外的李德全尖着嗓子应了一声。
仅仅相隔片刻，便见他与一名小太监合力抬着一架木梯子进来，依照康熙的指示，端正搁在御案左首的宫柱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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