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2 / 2）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亲率大军进至阳平关，夏侯渊等人与刘备夹关对峙，曹军多次击退刘备军猛烈攻势[35]。七月，亲率大军赶往关中，坐镇长安，以便随时指挥汉中战局。同时，边塞硝烟再起，命曹彰、田豫北征，大破乌桓鲜卑联军。[36]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今汉水），依山而进，驻军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夏侯渊出兵与刘备争夺地势，被黄忠斩杀，曹军大败。之后，亲率大军来夺汉中，但是刘备坚壁不出，曹军与刘备军相距数月，无利，遂放弃汉中。[37]

襄樊会战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刚刚从汉中撤出，刘备大将关羽就从荆州向他的东南防线襄、樊一带发动了进攻。闻知，立刻派大将于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关羽乘洪水泛滥之机，擒于禁，斩庞德，乘势进军，将樊城围住。时樊城曹军只有数千人，城被水淹，水面离城楼仅有数尺，曹仁率军死守。又派徐晃领兵去救樊城。十月，从关中赶到洛阳，亲自指挥救援樊城。

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不愿意让关羽势力发展，且他早有攻取荆州之心，于是联结，准备以大将吕蒙偷袭荆州要地江陵。接到书信后，将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继续坚守，自己进至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临近指挥，又派兵十二营增援徐晃，命他反击关羽。经过恶战，关羽大败而走。不久，吕蒙偷袭江陵得手。关羽撤往益州，路上被孙权军擒杀，孙权将关羽的首级送到许昌，以诸侯之礼安葬。襄樊战役结束。[38]

壮士暮年

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称臣，并劝取代汉朝自称大魏皇帝。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手下群臣乘机向劝进。[39]自己还不想废献帝自立，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40]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还军洛阳。当月，病逝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谥曰武王。[41]他临死前留下《遗令》。根据的遗嘱，他于二月廿一丁卯日（4月11日）被安葬于邺城西郊的高陵。[42]

这年十月，魏王曹丕取代汉朝，自立为皇帝，国号魏，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为政举措编辑

政治

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孟德新书》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在政治上的功绩亦是不凡的。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曹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曹所败。曹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司马光说曹“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曹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曹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总的来看，黄河流域在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在汉朝的名义下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具有积极作用。[43]

在选拔人才方面：汉时期选拔官吏，被选用人既要有仁义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质，也要有高贵的家世出身。为维护和发展势力，让更多的人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不受上述标准限制，强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他也注意提拔。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选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

经济

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建安元年，采纳部下枣祇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在兴置屯田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通过以上二项措施，统治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这是在经济上的一大成功。

屯田制的实行，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政策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

开源同时，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的咄咄怪事。

建安十四年，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叡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44]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

军事

汉末三国的军事家首推。钻研兵法，有高深的军事理论，曾熟读孙武、吴起等前代军事家的著作，在习诸家兵法的基础上，写成《兵书接要》一书，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所撰《孙子略解》，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十三篇的先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主张“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强调师出有名，符合道义。在战略战术上灵活多变，因事设奇、任势制胜，兵不厌诈。

在带兵方面，他治军严整，法令严明，一次在行军途中，传令不得使战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麦苗。可的战马因受惊吓踏了麦田。他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以示处罚，足见执法认真。[45]《通典·兵典》中收录的《魏武军令》、《魏武船战令》、《魏武步战令》等，也反映了他严明的军令。

在用兵方面，史称他“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在对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斗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战术，谲敌致胜，转弱为强。他确实是一个极为杰出的军事家。李靖的《李卫公问对》[46]、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等著作都赞誉的行军用兵。

在御将方面，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47]例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臧霸有恩信于东土，将青、徐二州托付于他，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不必以东方为念；降将文聘本是刘表帐下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任其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

文化

喜爱坟典和六艺之学。在统一北方的混战中，就注意对图书的保护和收求。建安五年（200年）他击败袁绍后，下令“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任魏公后，设置了掌管典籍的官吏，广收在战乱中散佚的东汉官府和民间藏书，“采辍遗亡”，藏在中外三阁和秘书省。还请蔡邕之女蔡文姬讲其藏书之事，蔡文姬“缮书送之，文无遗误”。由于他重视国家的文化建设，逐步建立了魏国的国家藏书。[48]

陈寿《三国志》：“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49]

王沈《魏书》：“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古今评说

李瓒：“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50]

鲍信：“夫略不世出，能总英雄以拨乱反正者，君也。”[51]

凉茂：“曹公忧国家之危败，愍百姓之苦毒，率义兵为天下诛残贼，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52]

孙权：“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53]

孙楚：“太祖承运，神武应期，征讨暴乱，克宁区夏；协建灵符，天命既集，遂廓弘基，奄有魏域。”[54]

陆机：“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勍敌其如遗。指八极以远略，必翦焉而后绥。釐三才之缺典，启天地之禁闱。举修网之绝纪，纽大音之解徽。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辉。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55]

潘安：“魏武赫以霆震，奉义辞以伐叛，彼虽众其焉用，故制胜于庙算。”[56]

刘渊：“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57]

王导：“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58]

裴松之：“魏太祖机变无方，略不世出。”[49]

垣荣祖：“昔、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于天下可不负饮矣！”[59]

钟嵘：“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李世民：“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60-61]

王勃：“魏武用兵，仿佛孙吴。临敌制奇，鲜有丧败，故能东禽狡布，北走强袁，破黄巾于寿张，斩眭固于射犬。援戈北指，蹋顿悬颅；拥旆南临，刘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挟天子以令诸侯，信超然之雄杰矣。”[62]

魏元忠：“魏武之纲神冠绝，犹依法孙、吴，假有项籍之气，袁绍之基，而皆泯智任情，终以破灭，何况复出其下哉！”[63]

朱敬则：“观曹公明锐权略，神变不穷，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听不惑，临事决机，举无遗悔，近古以来，未之有也。”[64]“昔魏太祖兵锋无敌，神机独行，大战五十六，九州静七八，百姓与能，天下慕德，犹且翼戴弱主，尊奖汉室。”

赵蕤：“运筹演谋，鞭挞宇内，北破袁绍，南虏刘琮，东举公孙康，西夷张鲁，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志绩未究，中世而殒。”[65]

张说：“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傍高冢多贵臣，娥眉曼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66]

张鼎：“君不见汉家失统三灵变，魏武争雄六龙战。荡海吞江制中国，回天运斗应南面。隐隐都城紫陌开，迢迢分野黄星见。流年不驻漳河水，明月俄终邺国宴。文章犹入管弦新，帷座空销狐兔尘。可惜望陵歌舞处，松风四面暮愁人。”[66]

穆修：“惟帝之雄，使天济其勇尚延数年之位，岂强吴、庸蜀之不平！”[67]

司马光：“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豪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68]

何去非：“曹公逡巡独以其智起而应之，奋盈万之旅，北摧袁绍而定燕、冀；合三县之众，东擒吕布而收济衮；蹙袁术于淮左，彷徨无归，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画之出，常若有余，而不少困。彼之所谓势与勇者，一旦溃败，皆不胜支。然后天下始服曹公之为无敌，而以袁、吕为不足恃也。至于彼之任势与力，及夫各挟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独以智强而未易敌也，故常内惮而共蹙之。”[69]“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70]

苏洵：“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玄德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71]

王安石：“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驎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72]

洪皓：“长笑袁本初，妄意清君侧。垂头返官渡，奇祸怜幕客。曹公走熙尚，气欲陵韩白。欺取计已成，军容漫辉赫。跨漳筑大城，劳民屈群策，北虽破乌丸，南亦困赤壁。八荒思并吞，二国尽勍敌。四陵寄遗恨，讲武存陈迹。雉堞逐尘飞，浊流深莫测。回首铜雀台，鼓吹喧黾蝈。”[73]

钟惺：“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横流筑台距太行，气与理势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儿女鸣，无可奈何中不平。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74]

张溥：“孟德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兼草书亚崔张，音乐比桓蔡，围棋埒王郭，复好养性，解方药，周公所谓多材多艺，孟德诚有之。”“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75-76]

《三国志通俗演义》：”雄哉魏太祖，天下扫狼烟。动静皆存智，高低善用贤。长驱百万众，亲注《十三篇》。豪杰同时起，谁人敢赠鞭？“[77]

陈祚明：“孟德天分甚高，因缘所至，成此功业。”[75]

黄摩西：“魏武雄才大略，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

鲁迅：“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78-79]后又在词作《浪淘沙·北戴河》称及：”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80]

范文澜：“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

《剑桥中国秦汉史》：“给予汉王朝的致命一击却留给了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的。出身微贱，是大诗人、大战略家，也是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他反对儒家的礼仪和道德束缚。”[81]

艺术成就编辑

诗歌

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当今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的诗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土不同”，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心情。

在艺术风格上，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鲍国安塑造的形象

鲍国安塑造的形象

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此外，还有不少其他文章传世，例如《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文字质朴，感情流露，流畅率真。

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年表》等，重新排印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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