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接到导师的电话,他偏头痛的毛病又犯了。放下电话,简单收拾了下,我就来到导师家中。
导师的家离我住的公寓不远,是座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的建筑,成块条石搭建成的别墅,四周养满了一些月季和郁金香,不过在寒冷的冬天,这些花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叶了。
来到导师家里,我发觉他已经不舒很服很不舒服了,斜躺在了沙发上,见我进来,有气无力地示意了下,就让我赶紧开始针灸。
因为都是熟悉的流程了,我很快就掏出银针,用酒精消毒了下,插在了他的耳轮结节处,熟练地捻搓起来……正当我针灸时候,忽然,导师的门被人推开了,来人身材高大,穿着黑色的军装,外套风衣的领子高高竖起的,让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但是他左胳膊上一条绘制有黑色卐符号的袖标,露出风衣的翻领上红色的领章有2道闪电标志,让我清楚知道这个家伙的身份就是令人色变的党卫军
这个人撞见我正在给导师针灸的情形,也愣住了,迅速拔出手枪对准我,喝斥我放下“凶器”!
导师见状,漫不经心地挥手让他放下枪,告诉这个“党卫军”,我是他的学生,正在为他治病。
“盖世太保”半信半疑地放回手枪,好奇地凑近来,仔细查看我手中的银针,觉得那么地不可思议。
在导师的互相介绍下,原来这个“党卫军”名叫罗姆,是Abwehr(德国军事情报局,后于1939年整体并入了帝国中央安全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成员,他是我的导师在政府里一个密友。自从纳粹上台后,他随即加入了德国的情报机关,几次三番希望导师回到政府中效力。
导师在我的针灸下,头痛感逐渐消失,坐起身后,示意我先离开,他还要和这个不速之客谈些事情。
我很识趣地起身,拿好自己东西,转身就要离开,却被罗姆叫住,他再次询问了我的中文名字以及现在的住址,然后似乎记录了下来,导师见状急促地催我赶紧离开。
我不知道他们会谈什么事情,依我之前和导师的沟通,他似乎很不愿意为这个火箭般崛起的这个“社会工人党”也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纳粹党”服务,他觉得这些人是靠暴力和欺骗来获得了民众的信任,并不是未来德国的真正希望。
回到公寓后,一连好几天,我都没出门,因为满大街都是兴奋不已,狂暴的人群,以及横冲直撞的一些纳粹的青年组织,他们对外国人和移民充满了敌意。
就在我还沉浸在一些伟大思想家的著作的时候,门铃响了,当我打开门,两个表情严肃的身穿黑色军装的“党卫军”出现在我面前,他们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要我迅速整理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和他们走,我有些不知所措,甚至连给导师的电话都没来及打,就被两人强行塞进了一辆插着黑色卐字旗的轿车内,车窗被厚厚的遮光窗帘给遮蔽住了,我要求给自己的导师打电话,他们装作没听见,一副冷漠的面孔让我隐隐有些担心。
车子很快到达了一个地方,我认出那是位于慕尼黑市的一处德军机场,在一架容克式小型客机前,我看见了导师布登博士。他上前微笑着招呼了我下,要我随他去一个地方,因为有一些历史问题要当面请教他。虽然事发突然,但是我起码知道自己性命无虞,还是略微松了口气。
在罗姆催促下,我们登上了那架小型客机,飞机等我们坐稳后,迅速启动,离开了地面。
飞机上,罗姆依旧对我的身份有些怀疑,旁敲侧击的询问了许多,还是导师再三告诉他,自己因为头疼厉害,时常不能正常工作,这么远的旅程,必须有我在一旁照顾和做他的工作助手,他才能安心工作。罗姆因为曾亲眼目睹我针灸时候的情形,知道导师所言不虚,这才略微放下些警惕。
我所乘坐的这架德国产的“容克”式的飞机,在横穿了波兰全境后,经过大约3个小时,我们来到了苏俄西部重镇基辅。这是一座被称为为第聂伯河上的“帝王之城”的美丽城市,是曾经的乌克兰国首都,一座坐落在第聂伯河中游的历史十分悠久的城市,而现在只是布尔什维克人的一个重要军事重镇。
虽然我们航行在苏联的国土上,机身上有那么明显的德国空军的铁十字标志,我也并不担心自己乘坐的这架德国飞机会被情绪激动的苏联防空部队击落。
因为此时的德国和红色苏联正处于如胶似漆的蜜月期,而我们正是应苏联内务部(著名的“契卡”)邀请而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因提出修改凡尔赛和约的请求遭到了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的拒绝,德国代表团深感受到冷遇与压制,于是于1922年秘密向获邀来欧洲讨论“复兴欧洲经济问题”的苏俄代表团探询是否愿意在会外单独同德国举行双边会谈时,得到苏方积极回应。
作为欧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苏俄受到了当时欧洲最严厉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国内经济趋于停顿,饥荒横行,苏俄领导人迫切的需要获得经济和军事上的各类支援。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与苏俄经过紧张的双边会谈,由两国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德国和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这就是开辟长达20余年苏德合作时代的《拉巴洛条约》。
而根据条约,双方不但恢复外交关系,在最惠国待遇原则下发展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双方放弃赔款和财产等要求。还又缔结了一个秘密军事协定,即德国抗拒凡尔赛和约的禁令,向苏俄提供成套武器制造生产线,帮助苏俄红军建立现代化参谋指挥和训练体制,苏俄则向德国开放基地和工厂,德国能够在那里不受干扰地训练装甲兵、飞行员及其他军事人员,研制凡尔赛和约严禁的武器。
在这个秘密协定之外,还有个补充协定,那就是双方应就最新的科学发现和研究展开密切合作与通报制度,打破协约国在军事科技领域对双方的封锁。
而就是在这个时候,苏联人在这个东正教最为重要的城市里的一所大教堂,有了惊人的发现。
这个教堂名叫圣索菲亚教堂,她是基辅最伟大的标志,也是传统东正教的主要避难所之一。在12世纪早期,圣索非亚教堂在建筑群附近的别列斯托瓦村建成。教堂建设在乌克兰文化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教堂长37米,宽55米,高29米,是智者亚罗斯拉夫为庆祝古代罗斯军队战胜突厥佩切涅格人以及颂扬基督教而修建的。
“索菲亚”是希腊语“智慧”的意思,教堂的建筑风格属于基辅古罗斯风格,有着十分明显的拜占庭教堂的建筑风格,整个高大的门厅有一扇制作精美的屏风将与教堂中殿与至圣所与隔开。在祭坛前方有一大门,两边各有一小门。门和屏风上绘有各类精美的圣经故事、人物、天使长等圣画像。
据说,基辅罗斯是东欧平原上最早出现的文明古国,公元9世纪,在弗拉基米尔大公父子的统治下,基辅罗斯的人口高大500多万,疆域空前广大,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1918年,基辅成为独立的乌克兰国家首都。1922年,乌克兰随其他共和国一起并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当年,苏联为了解决国内日益恶化的局面,缓解饥荒和贫困,在某位领导人的授意下,开始大肆在国内各个教堂以及富裕家庭收缴财物,无论是大到珍贵的珠宝油画,小到普通人家的金戒指,一律都作为新政权的合法财物予以征收,然后再秘密经第三国在欧洲变卖,来换取需要的物资。
基辅的圣索菲亚教堂同样没逃过浩劫,一支苏军的小分队乘夜包围了教堂,带着各种工具,将教堂内外的珍贵壁画和银器统统都打包带走,而就在他们搜掠的过程中,有个士兵意外发现了教堂的圣所地下室下有一个安置早期的虔诚教徒的棺材墓穴,这些被无神论武装的士兵门怀疑这些死去多年的教徒身上可能有贵重的陪葬品,遂一一进行了盗掘,而就在其中一名教徒的棺材被打碎后,疯狂的士兵们果然在这个教徒的棺椁里找到不少陪葬的金银珠宝,他们注意到这个棺材的主人教名为瓦西里的人实际就是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曾经的基辅大公,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亲外孙,据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把许多最珍贵的基督教圣物送给了他的外孙,包括著名的东正教圣像弗拉基米尔圣母像以及莫诺马赫王冠。都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
但是,士兵们并没发现那些传说中的宝物,他们有些不甘心,捣毁了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基辅大公的墓穴之后,他们有了意外的发现,在这个棺材的墓穴后面竟然藏有一个用铁锁锁住的暗室大门,这让军人们欣喜万分,以为里面一定藏着更多的珍宝,遂用炸药将门炸开,当这些士兵带着火把冲进暗道后,穿过长长的墓道,他们最终惊奇地发现暗室是个多边形的墓室,远远地似乎摆放着一个金灿灿的长方形的柜子,柜子大约1米多长,半米多宽,在柜子的上面有两尊用黄金打造的天使,这两尊天使面对面的用翅膀则围出一个空间,整个器物在士兵们火把的映射下,散发出夺目的光辉,让人仿佛不能呼吸。
士兵中有人曾是基督教徒,他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喊了一声“上帝,真的是约柜!”慌乱的爬了回去,其他士兵也或多或少听说过约柜的故事,知道亵渎圣物的后果十分可怕,也连滚带爬的跑了回去。
经过审问这些教堂内的神职人员,有人说这个暗道他们只是曾听说过,却从没人能找到过。据说当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为了确定索菲亚教堂的神圣地位,将千辛万苦寻找到的圣经里的“约柜”存放进了教堂内,而神奇的是,确实自此以后,莫诺马赫所统治的时代说成是成为了整个基辅罗斯文化最繁荣、国家最强大的黄金时代。
教堂内的神职人员听说有这个暗道的存在,却从不知道这个暗室是否真的存在?这个传说有起码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始终没人知道这个秘密的真实性,更不可能有人下去过,若不是这些军人到处搜寻财物,这个暗道可能还是静静躺在那里。
这个意外情报很快便汇报到了莫斯科,当局派出了一队调查小组,试图搞清楚这个这个东西是否真的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个装有上帝亲手书写的“十诫”的神奇容器。而根据记载,约柜是以色列人的圣物,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触摸约柜。只有祭司可以靠近约柜、一般人因为犯罪、不能靠近约柜、若是靠近、马上就会死掉。
公元1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记载,约柜在罗马帝国毁灭耶路撒冷时,连同圣殿一同被毁。此后一直下落不明,其神奇法力也一直被许多国家所觊觎着。
当这个情报小组来到发现约柜的索菲亚教堂后,这是一群有着坚定革命信念的军人,他们不相信唯心派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十月革命的成功让这些参加过激烈战斗的军人内心觉得无比的强大和自豪,因此他们十分轻率地就决定用工具将这个“玩意”撬开来看看,结果,让这些在场的人意想不到的是,刚用撬棒触碰到柜子的几个人,突然像被电击了一般,嘶喊了一声吼,就浑身抽搐不已,当场毙命,其余的人吓得不敢乱动,他们感到了一种由衷的恐惧和敬畏,赶紧退了出来。
在后来一些懂道理的高层领导的劝说下,当局放弃了这种盲目的调查,抽调了一群由历史学,基督教学以及生物学等专家组成的团队,他们中有人提出首先搞清楚这个柜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有当时最先进的远距离X射线仪。只是这么精密的仪器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前苏联是没有的,只有德国人有这样的设备。
因此,不得已情况下,苏联人照会了德国人这个情报,德国人果然十分热心,收拾好设备,立即组织了个团队前去基辅,配合俄国人的行动。
但是,这次勘察行动一样失败了,连最先进的X射线仪也根本照不出这个柜子里究竟有什么?万般无奈下,德国人想到了他们的一个“王牌”,一个神奇的人物——谢尔盖·弗龙斯基,据说这个人可以凭借肉眼看出人生病的内脏器官病变程度,也能隔着门看见屋内人的样貌和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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