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的是，1日军5万余人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这就是国军，这就是冠以国家名义的军队！这样的党国，不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简直没有天理！
可笑的是日本人竟然用这些粮食在灾区赈起了灾，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可怕啊！真是可怕！这些直接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反过来亲近日本人。”张国红说到这里不寒而栗。
“国民党救灾不力埋下了其统治的潜在危机，其后果不久就显露出来。1944年春夏之交，由于失去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遭到了空前的惨败，日军以微弱的兵力就打垮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
尤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豫西的老百姓还到处截击溃败的士兵，缴获他们的枪械、大炮和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给国民党军队造成重创！
中央军28师师长赵东威坐镇中原，不顾洪水造成的灾荒，逼粮催款，残酷杀害要求减缓捐税的老百姓。但他一听说日本人来了便吓昏过去，弃城而逃。
逃跑的路途中，其手下的士兵抢夺难民的财物，打死难民张大娘，抢走其女儿小梅。老百姓痛恨这些士兵不打鬼子却欺压百姓，缴了他们的械。
赵东威异常愤怒，命令副官赵振平派兵血洗桐柏山，枪杀了3 600多名群众。中央军的暴行激起了老百姓极大的义愤，几个村庄的群众联起手来包围了28师，收缴了中央军的枪械，用乱刀砍死了师长赵东威。”
“当时驻军纪律之坏，实在令人难以形容。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子弟兵，它仗恃汤恩伯的势力，在地方上横总目直闯，作恶多端，农民饲养的猪、羊、鸡、鸭，亦被尽量搜刮。
尤其可恶的是，捕人一只母鸡，还要勒索20个鸡蛋，农民稍一迟误，当兵的即大声呵斥说：“母鸡能不下蛋，鸡蛋哪里去了？”
“妈的！这是人话吗？”高强愤怒的喊道，对这些伪军深恶痛绝，恨不得全部毙掉。
“反过来，看看小鬼子是究竟是怎样救灾的。旱灾、蝗灾、水灾接踵袭来，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沦陷区的粮食供应愈来愈紧张。在此情况下，日伪政权不得不采取一些救济措施，在河南设立了伪河南省振济委员会。1942年旱象初显时，省府带头祈雨，引得各地争相效仿，导演了一场轰动的但却是自欺欺人的闹剧。
1942年7月26日至28日，伪省长陈静斋发动了一场祈雨运动，要求每天早晨从7点到10点，各宗教团体建坛祈雨，诵经祈祷;祈雨期内禁屠三天，并布告商民;每街要设置水缸，缸内插柳或在各家门上贴上“沛然下雨”的标语。
陈静斋除了率属虔诚祈雨外，“并派员前往邯郸，迎请祈雨铁牌”，结果歪打正着。《新河南日报》便大肆鼓吹，认为是“至诚感召，各县及本市均降甘霖”。
1943年8月3日，伪省长田文炳为了“效成汤桑林祷雨之迹，发起祈雨运动，以冀上下虔诚感格穹苍”，命令直属各机关所属职员从8月3日到5号在各自衙署祈祷求雨。
日伪媒体也大肆宣扬其救灾政绩。田文炳省长，深为关怀民瘼，爰发起祈雨运动，于前日三日午前十时，率领全署职员，虔诚祈雨，果于昨日午后三时余，凉风四起，阴云密布，刹间即豪雨如注，炎热之气为之顿消，此真所谓上感苍穹，至诚格天也。”
“华夏农民非常迷信，在大旱如望云霓之下，骤获甘霖，秋禾不无润苏，故莫不欣喜雀跃，感念田氏不止云。在省府的倡导与示范下，各地方政府也群起效尤。
日伪政府从上到下不谋救灾良策，反而把祈雨当作一项重要的救灾举措，充分证明日伪政权救灾无能，只能靠迷信活动愚弄民众，达到安定民心维护其统治的险恶目的。”
“伪河南省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也开展了急赈放款、设立粥厂、收容难民等救济活动，减免农民的征粮，限制打击高利贷，开展募捐等活动。日伪为了解决灾区民食问题，推行战时经济体制即“配给制”。
农民一年辛勤劳动所得全部都要送交公仓，而农民所有的生活用品、食粮等则通过合作社按日定量配给，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榨取沦陷区人民的物资。
在此“配给制”下，人民的生活水准降低到极限，甚至连牛马都不如，“每日每人仅能领粮六两至十二两，三岁或六岁以下，五十岁或六十岁以上者，均不能得到粮食的配给”。
“所有食粮除部分分配给人民以外，其余大批粮食，日军就无代价的送往平津，或其他地方，供养其士兵或出卖。”
“配给制不仅具有榨取战略物资的经济功能，还具有打击游击队，控制沦陷区人民人身自由的政治功能。日伪政权实行保甲制度，没有良民证也就无法得到粮食配给，更不可能得到救济。
而日伪统治者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宣扬自己的恩惠，笼络民心。1943年5月20日，受日伪政权所控制的《申报》发表社论说，“这次救济华北灾民成效如何，实会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老百姓的心中，谁能拯救之于饥饿之中，谁就是他们所感戴的救星”。其实，日伪“配给制”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反而是一种变相的虐杀；大搞迷信，是日本帝国主义摧残我华夏文化的卑鄙手段！”
“灾荒的严重已经使灾民失去了本来的良知。当灾荒的打击使他们自身难保的时候，他们便不再顾及他们的亲生骨肉。不但各地弃婴盈市，而且灾民木料烧死童争食。
灾情的惨绝使各地割食人肉之事屡见不鲜，确山县练河乡第十保周井村东河内于民国32年三月六日雪后发现饿毙尸体一具，年约四旬余，男孩，该村灾黎闻知纷纷割取尸肉煮食。
该县界牌西三里小李庄有李张氏者年逾半百，仅有二子一女，家贫久未举炊，三月三日晚将其三岁弱女遗弃道旁，希望有好心人将她带走，不料被其邻人张某拾取煮食。恰巧有人到张某家借物，问他在煮什么，张说是狗肉。邻人趁他取物时揭开锅一看，大吃一惊。灾情之惨不忍卒闻。”
“可狠的是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常来往洛阳、叶县之间。他竟然强迫民工，义务劳动，分段整修，并且派人监工。某段完工，如不对该段监工送礼行贿，即不给以竣工证明，使民工长期驻守，不敢离去。沿路居民，咬牙切齿，恨入骨髓。”
“1943年春，正当灾情发展到了顶点，灾民大批死亡之时，汤恩伯征远近各县民工数万人 “以工代赈”，大修黄河。结果是工程并没做好，而死亡者不计其数。汤恩伯部队派人到各县抓兵，入伍时几十人绑在一起，把新兵当犯人对待。有逃跑的，抓回来就枪毙。
如果能给带兵的行些贿，（三五十元不等），就暗中释放，沿途他们再抓人补上。1942年河南饱受水、旱、蝗灾，国民党驻军汤恩伯部却又敲诈勒索，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使河南灾上加灾，成为水、旱、蝗、汤四大灾。
所以有识之士品论：“可以说，军阀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频繁不息的战乱，四分五裂的政局以及种种加诸于百姓的有增无间的差役负担，是这次灾荒孕育、进发、蔓延乃至加剧的最大的‘人祸’。”
“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二人接管1.2亿救灾款后就开始营私舞弊，投机倒把。他们做了几次大生意，赚够钱了，到1943年麦收时节才运到一批发霉的麦子，经过分发手续，到灾民手里已经是吃到了新麦。
麦前麦后，粮价差别很大，灾民不愿要高价平粜粮。政府强迫灾民接受，结果等于又给了灾民一次摊派款。”
“日军侵犯豫中、豫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数十万军队，临战溃逃，望风披靡、不战而逃散兵游勇又沿途抢劫。
恶果产生了，对国军恨之入骨的河南百姓，举着猎枪、菜刀，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汉奸队伍“皇协军”和一些杂牌队就挺可恶了，每次进村都偷鸡摸狗，搜刮财物，因此当地一些老百姓说“皇协军”比日本兵还坏。”
皇协军、杂牌队、地方团队对灾民仍是差捐频仍，不断掠夺粮食，山上有杂牌军、地方团队，山下有日本人、黄协军。黑夜抢、白天夺，一升半碗，也要给你拿去，有粮既不敢露，也吃不成，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惨啊，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华夏还有这样的地方。”张国红再也念不下去了。
“咣当！该死的汤恩伯，该死的吸血鬼！”高强发出怒吼，眼角迸裂，流出了血泪。
“该死的国民党政府竟然封锁消息！如此惨景发生我华夏大地！我利剑军枉自号称为国为民为百姓，愧煞！愧煞！”
“命令！华北、山东等地，凡我利剑军和共产党所控制区域，立即聚齐物资，连夜开拔，救灾救民！动员所有车辆，军队暂时停止对日攻击，所有人员口粮减半，一切赈灾为主！我们打仗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百姓吃上饭过上安稳的日子。”
“电令罗高公司，加大购买粮食力度，力所能及的采购，即日起运！”
“电令缅甸人民政府军组织救灾物资。”
“电令野狼军团停止对日打击，调集所有军舰参与物资运输。”
“电令蒙古政府立即组织救灾物资，向牧民购买牲畜，在不侵犯他们利益的情况下，有多少收多少！”
“经济区各大医院抽调力量在河南各地展开就诊，一切免费！”
“教育部门立即赶赴河南各地，展开国民教育！所以一切按照经济区实施！”
张国红看着高强的大手笔，担心的说道：“这么大动静，我担心我们的经济会崩溃，根据情报显示，湖南等地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崩溃不会，最多就是世界更乱一点，老子有的是钱！哼，国外的粮食价格肯定会出现动荡，我管他们死活，只要我华夏百姓得救，再大的罪名我也能背。” 说完后，高强脸上闪现一丝狰狞。
“特战大队、近卫军即日开拔，给我扫遍河南残余日军、伪军，凡是有在大灾期间迫害百姓的，都给我就地击毙！各城各县凡是发现有囤积粮食之商户，全部没收赈灾！汉奸发现一个击毙一个，我们看来还是心软了，这些畜生比之日寇更为可恨！更该死！”
利剑最高指挥部一声令下，国际上风起云涌、粮价爆长，华夏各处战场的枪炮声陡然停止！
硝烟被一辆辆汽车、火车冒出的滚滚浓烟替代，喇叭声，车轮声响彻华夏大地，无数的物资开始向河南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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