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牢记本站域名“ ” ,或者在百度搜索: 三联文学网】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伟大的中国皇帝陛下，将要重新召开，已经中断两年的众议院会议……费力。
做为罗马教廷派驻的“中国暨东亚地区大主教”费力阁下，其实也算一公开的间谍人员，并由此引发一个有趣的现象：
中国人知道费力会定期写报告给罗马方面，但假装被蒙在鼓里，只是暗中去偷拆信件；费力这方面，知道中国人偷拆过自己的信件，但成心装糊涂，反而借这样的机会，来拍中国人马屁。最简单的，就是信件里面凡是涉及到天子小朱的定语，全部是肉麻的褒嘉赞颂。按照费力自己跟汤若望的解释是：
“我写情报汇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向教皇履行义务，而是借机要取得中国皇帝的信任。”
造成如此另类默契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费力信件”，已经纯粹沦落为一种形式。毕竟他的身份不低了，罗马方面也不会强求这么一位大主教，去干一些有风险的事情，因此重要的是“定期汇报”而不是“汇报内容”，谁说罗马教廷就不能搞文牍主义？况且按照西方传统，事无巨细，都要进行汇总性文字备档，费力这样身份的人物，其文字报告的历史价值，始终是存在的。
关于这次“重开早朝”事件，报告风格仍是如此，通篇措辞全部采用“充分肯定，高调赞扬”的正面文字。并且为了凑足字数，除了今天的政治事件，费力还专门热情洋溢的描写北京城的玻璃品应用情况：
北京的天气很怪，春天极短，甚至有直接进入夏天的嫌疑。随便下了几场不大不小的雨，素了整个冬天的杨树，便冒出了一蓬蓬的新芽，远远看过去，更像是翠色的花瓣，将世界装点得愈加生动。在那一片嫩绿之下，是衣衫轻薄的行人，正在映着阳光，放声大笑。伴随着人们幸福的笑颜，是玻璃器皿反射出来的七彩之光，因为玻璃品的普及，道路两边的窗下、门角，大量摆放了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瓶瓶罐罐，闪闪发亮，晃得人从内到外，都充满阳光。于是童话所描写的美丽，都可以在这座色彩艳丽的城市中，一一对应。
应该说，如果不是玻璃工艺的成熟，使得人们熟练掌握了颜色的应用以及成本的控制，中国人是不屑于使用玻璃品的。
据说早在汉代，东方朔就曾经用玻璃杯变过戏法，但玻璃制品在中国的待遇，仅限于此，至于“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句，也多是另类诗人的另类癖好。
从性价比来看，玻璃制品在中国古代，确实比不上瓷器。但随着商品社会的到来，生产上稍稍受一点儿地域限制的瓷器，开始了逐步让位的过程。因为不是什么地方都能生产瓷器，加上外贸规模扩大之后，瓷器的社会价值更加趋向外销，国内整体价格也有所上扬，所以不受限制，工艺完善，成本低廉的玻璃品，自然而然的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
正是在这种“商品需求影响消费习惯”的大前提之下，小朱大力推广的“窗明几净”计划，执行得还算顺利。那位名叫“九斤－童”的玻璃工坊主，受政府指派，用了整整7年时间，终于让北京，彻底变成了一座玻璃之城。
面对这座，即使在漆黑的夜晚，也依旧璀璨耀眼的水晶之城，很多文人，尤其是西方过来的传教士们，都爆发了无数的灵感，在写给教皇的报告中，费力专门摘录了这样一段诗歌，来表达玻璃窗、玻璃杯等玻璃制品，对人类的巨大功绩：
“在屋外，放一盏玻璃樽，好用它盛满阳光。多年以后，重新打开，依旧是那时的味道、阳光、还有风情……”
就在费力这个奇怪的神职人员，一边溜达，一边记录自己的随想时，中国的心脏，紫禁城的朝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说如火如荼，是因为原本都挺高兴的一次早朝，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混战。
先说说对阵形势图吧：
第一阵：阮大铖+张彝宪，对抗几近全体北中国的基层官员（县令）。
第二阵：杨嗣昌借势李定国的“各司其职”，出手针对五大边区的全体武将。
第三阵：卢象升、熊文灿以“国入丰厚，税制完备”为由，准备推翻黄宗羲的“推窗之论”。
第四阵：贺逢圣、洪承畴为首的偏传统型官员，以“托尔斯泰事件”希望叫停与俄罗斯、欧罗巴等国的外交联系，以及“分科取士”。
第五阵：围绕着小朱提交的“桃花票取代蛤蟆票”议题，言官为首的大多数文臣，都互相指着鼻子骂大街。
促成这种大混乱的原因很简单，国家很久没开早朝了，之前罢朝时，采取天子居上书房，与分议大臣共同制定方针性政策；然后以太子奉国为表现形式，会同诸部大臣共同处理事务性工作。
这种方式还是很有些效率的，分议大臣因为自觉受天子垂青，而发自内心的想成为文臣楷模，以不负圣恩，那么在制定国策时，自然会尽心尽力，并且像杨嗣昌、洪承畴、熊文灿、卢象升这些人，既有开明眼界，亦有基层工作经验，所以国策上，一直没有出现大的疏漏；
分议之后的事务性工作，由于很多臣僚都欣喜的看到国家下一代接班人，能够被皇帝授予如此大的自由度，不仅可以掌握一定的权限、资源还有人力，同时还可以“奉国”身份，相应的拍板决策。这样的政体模式，可谓开创古今之圣举。太子既可以借助实干而锻炼治国手段，还可以提前了解各级别文官的能力、特点，所以大家干劲都很足（将来新继位，总不会忘记这些老部下吧）。
换句话说，大家已经迅速适应了这种工作状态。但现在忽然之间，最高的权威者，要以早朝的方式，重新掌握“具体事务权”了。传统文臣的“应激反应机制”立刻开始运作起来。
这就是中国人的无奈传统之一，私下里，什么话都好说，有商有量嘛，也少不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可一旦来到公开场合，大家立刻像变了一个人，明明很简单的事情，也要违心的说点儿什么。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明明老百姓对皇上广泛接纳西方传教士的做法很有腹诽，但你要是让他公开的发表看法时，这家伙通常会如是说道：
“皇帝陛下对西洋传教士的亲切态度，让我很感动。试想，这些国际友人，千里迢迢，不远万里的来到中国，为丰富我们的生活乐趣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为中国人的我，又怎么会不感谢他们呢？希望我们能够尽东道主之谊，让他们感受到如家的温暖……”
其实想想这种“敦促国民习惯演戏”的传统，真是够没劲的！
今天的早朝，就是这种传统的反向体现，明明所有人都觉得皇上虽说不按常理出牌，行事乖张异类，但从总体上来看，倒是都能够歪打正着，渐变成国之良策。
但是，当早朝大会召开之后，所有人都开始了提意见，仿佛这个时候不公开骂骂皇上，他就是奸臣似的。偏巧，唯一跳着脚拥护天子一切言行的事件，恰恰是阮大铖这个老流氓搞出来的，因此首先介绍闹剧第一阵：
阮大铖、张彝宪这俩宝贝联名奏本，用厚达三尺三的奏本，状告河南、山东两地的所有基层官员：贪赃枉法、尸位素餐，甚至有“为谋私利，而勾结叛党”的败类出现！
这个黑状，纯粹是睁眼说胡话。小朱当时听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想找块砚台砍下去，最次，也应该让人把这阮大铖、张彝宪这两个混蛋给叉了出去，但政治有时候，又不得不做些表面文章：
“阮大铖，朕来问你，”（臣不敢）“彝宪钱庄的位置所在何处？”
“回皇上，所在河南洛阳！”
“哦，好，你与董祖常前去任职检审之前，本在大通营的定陶作坊那边帮忙吧？”
“吾皇圣明，小臣至今，仍兼定王府丞。”
“好，那朕便再问一句，你从定陶迁往洛阳任上，总共多少时日？”
“…”
听到这话，一直得意洋洋、满脸杀气的阮大铖猛地一抖，因为这话其实很难回答。他的检审任命是公开行为，但私下里却曾秘密入京接受指派，要替国家操盘“惊天骗局”。之所以秘密入京，是因为总指挥洪承畴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不是国家挑选阮大铖去的洛阳，而是孙传庭在驱逐阮大铖。造成阮大铖有可能再次官场失意的假象，好让旧党人能够彻底放下心思，步入瓮中。
因此，阮大铖现在就面临一个障碍，他要说自己早就进行“预审”工作，那不摆明了泄密嘛！而且是当着皇上、当着一众朝臣（其中不乏旧党支持者）的面儿泄密，这根本就是在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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