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喝彩的改革（1 / 2）

赵匡胤的皇子皇孙们依次出场，开始了他们中规中矩的表演。但是他们的表演大多乏善可陈，看得看客们昏昏欲睡，直到106年，十九岁的宋神宗坐到了这个位置。

宋神宗时代的北宋已经是内忧外患了，但是十九岁的宋神宗却想有所作为。

因为十九岁是激情洋溢的年龄。

也是天地任我行的年龄。

年青的宋神宗充满豪气地问年长的宰相富弼：国家怎样才能富强？边患何时可以尽除？富弼却向他叹气：皇刚刚即位，应该布德行惠，这个国家二十年之内最好不要打仗。因为打不赢也打不起啊。

宋神宗刚开始不明白，但很快他就明白什么叫“打不赢”和“打不起”了。因为国家军队里到处都是注水兵，所以“打不赢”。那什么叫“注水兵”呢？“注水兵”说起来由来已久，北宋一向执行“荒年募兵”政策；荒年时饥民激增，为了不让这些饥民造反，政府决定花钱买平安，把他们都收编为军队，但他们光吃粮不打仗，便形成了“注水兵”。神宗时的国家军队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却基本没有什么战斗力，稍有战斗力的都派出去布防西夏、契丹还有南方那些小国的进攻了，剩下的就只能靠国家养着；而“打不起”是因为国库里没钱了。国库里的钱主要是两大用途，一是养兵，二是养官。“养兵”文已述，这里说说养官。北宋的官员队伍比较庞大。真宗时有一万多人，到仁宗时就达两万五千人，最后到神宗这儿就突破三万了。虽然政府几次喊着要精减干部队伍，可每次精减过后，人数不减反增。庞大的官员队伍使北宋的财政负担不堪其累，再加特权阶层合理避税，国库要不空虚那是不可能的。

宋神宗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走到了一个拐点，不改革是不行了。

只有坚持改革，北宋才有出路，如果闭着眼睛再继续将局面往下拖，内忧外患一旦激变，这个先天不足的王朝很容易就这么死翘翘。

但是改革就能救国吗？北宋的改革说起来也不是自神宗始。若干年前，仁宗时代的包拯曾经以三司使总领的身份厉行改革，他在调查了全国范围内土地兼并情况之后，提出要重新丈量土地的口号，目的是让大地主大权贵们如实交税。但是包拯的口号没有被落实，这个喜欢使铡刀的铁面高官痛苦地发现，很多人对他的改革举措阳奉阴违。大地主大权贵们团结起来跟他干，而仁宗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结果包拯的改革无疾而终——他的铡刀再锋利，也铡不了一个国家的软弱和彷徨。

接下来是范仲淹改革。范仲淹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的体制内太极拳根本就掀不起什么波澜，很快地，他也收手了。

由于改革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以激情始以党争终，从而成为了官场生态新陈代谢的促进剂，于是北宋王朝的改革在神宗时代就成了一个人人避谈的关键词。只有神宗自己还对它充满极大的热情。

这个时候，王安石开始声名鹊起。

王安石是改革派的理论大师，以大谈改革为荣，以墨守成规为耻。

最重要的，他有白眼向天的性格。一向生活在理想和逻辑世界当中，追求完美，不通人情世故，也不屑于人情世故。

这样的性格，神宗喜欢——因为一个过于讲究人情世故的人，是不能做改革者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神宗的性格和王安石的有点像，喜欢充满激情地做一件看起来很美的事。

所以，神宗有意向要让王安石来主持改革大计。神宗为稳妥计，问宰相韩琦，王安石当宰相怎么样？神宗问韩琦话的时候后者正在打点行李。这个三朝元老在以前的n次改革当中当了很多次替罪羊，这一次，他一听神宗又要改革，头都大了，死活要告老还乡。神宗留不住，只得准他辞职。但没让他还乡，而是安排他做相州节度使。毕竟是老干部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他一撸到底不合适。韩琦停止了动作，抬起他饱经沧桑的双眼，一字一句说了以下这句话：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有余，居宰辅地位则不足。

若干年后的事实证明，韩琦那饱经沧桑的双眼没有看走人，王安石为人处世的性格更多时候是适合做一个改革理论家而不是实干家，但当时的神宗哪能看透这一层。他只以为韩琦这么说是酸葡萄心理在起作用，不能理性、冷静地评价他的后继者——神宗确实想对王安石委以重任。于是，他又找到老宰相曾公亮，要他说说对王安石的看法。曾公亮说：安石真辅相才，心不欺罔。

神宗这下高兴了，看来大宋王朝还是有心明眼亮之人，有有容乃大之人。他在心里暗暗下决定，曾公亮可以留下来，和王安石一起主持改革。志同才能道合。曾公亮和王安石，应该是志同道合之人。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四面楚歌

在文人扎堆的北宋，王安石的名声一向淹没在司马光、欧阳修、苏洵甚至苏轼等人中间，更别提年长于他的范仲淹了。

但是公元1069年，王安石就像一颗大慧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搞得北宋政界文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一年也是熙宁二年，王安石四十九岁。在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考察和考虑之后，神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主持改革大计。

但是神宗万万没有想到，即便在他的委任状下达之后，反对王安石的声音依旧此起彼伏。

首先出来反对的是当年以弹劾文彦博一举出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者唐介。唐介说王安石“虽好学却泥古不化，议论迂阔而不切实际”，这样的人出来改革，天下要为之大乱。唐介此时的身份也是参知政事，和王安石同级。这两个人如果不和，改革注定要胎死腹中。想到这一层，神宗的头都大了。为了力保王安石，神宗决定对唐介所说的任何话都如风过耳。唐介见说不动皇，就跑去找曾公亮。曾公亮刚开始无动于衷，但不久之后他就被说动了。几个月后，曾公亮和王安石说再见——他要告老还乡。曾公亮走之前对神宗说，我钦佩王安石的为人，但我反对他激进的改革，所以对不起，我不能再陪他走下去了……

另一位反对王安石的人是御史副相赵忭。赵忭此前和王安石有过节，作为御史，赵忭经常和王安石为一些空洞的理论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两人有些不愉快。现如今，赵忭见皇如此器重王安石，觉得在朝廷再呆下去也没什么鸟意思，便找了个借口要出知杭州。神宗乐得朝廷少一个反对派，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还有一位反对者是官员吕晦。吕晦写了弹劾王安石的奏章，指责王“大j似忠，大诈似信”，这一下神宗生气了，你用这些词骂王安石不等于骂我吗？人是我提拔的，难道我眼睛瞎了？！神宗于是下手条要吕晦撤回弹劾的奏章，没想到吕晦不仅不撤还又新写了一份措辞更强硬的奏章，神宗一气之下就让他走人了。

这些反对者级别虽然不算低，但影响似乎都不大。在朝野影响最大的反对者应该是司马光了。司马光人品其实很不错，是个忠厚长者。王安石改革之前，神宗曾经向司马光询问对他的看法。司马光说：“介甫王安石独居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但此后不久，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看法大变。由于河朔闹灾，朝廷拨了些抚恤，国库开始空虚，司马光便建议要国家要勤俭节约。按常理讲，司马光的建议是没错的，但王安石却认为他谨小慎微，不想着开源只想着节流，不是大丈夫所为。王安石甚至尖锐地指出：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理财之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自饶。

王安石就是这样，一点不通人情世故。不管司马光曾经对他有过多高的评价，他该说的话就是要说。好在司马光不是小肚鸡肠之人，他并不恼怒于王安石迂直的态度，而是对王氏理论提出了质疑。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只有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公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司马光的疑问可以说清晰地呈现了俩人之间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的巨大分歧，王安石没有明白无误地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事实王安石也没法做到明白无误。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王安石只是大致搞明白了一个方向，水深水浅还得试水者自己去亲身体会呢。不过在当时的情境下，有一点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司马光不愿意做王安石改革的一路同行者，而只愿意做他改革理论的一路争锋者。针对王安石改革均贫富的目的，司马光以及苏辙都认为贫富自古不均，这两者互相依存，就像阴阳乾坤万世永存一样，是天下稳定的基础。如果贫者要变富，富者要趋贫，势必会天下大乱。面对这样激烈的反对，神宗终于有些摇摆不定了。唉，司马光毕竟不是吕晦，他的声音代表了一个阶层的强烈**，更何况司马光本人就出身于陕西望族，轻视不得啊。神宗一声叹息，在熙宁三年过完年刚不久，下了一道谕旨：禁止青苗钱对富户的抑配。这道谕旨等于对“青苗法”的实施打了个大大的折扣，让理想主义者王安石的心情大为郁闷。

王安石一郁闷，马就表现了出来。他称病不来朝，还奏说要辞去现有职位。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其实非常符合一个理想主义分子的性格特征，追求完美，偏激，容易走极端。但王安石所做的一切在司马光看来却多少带有向皇示威的意思。司马光是谁，他是翰林学士，行使着代皇批复奏疏的权利。当他看到王安石那充满意气用事的辞表时，一向充满正义感的司马光就代表神宗皇帝义正词严地批评了他。王安石这下是真的生气了，他再次了一道辞表，非常正式地表示要辞职不干。神宗一看这两人针尖对麦芒地干了，那叫一个头大，但考虑到目前还是以改革大业为重，便旗帜鲜明地支持王安石，以“诏中之语，失于详阅”的手札，隐约批评了司马光。

司马光顿觉心灰意冷，觉得在当前格局下，不如言去。他九辞表，一心求去。终于，在王安石改革正轰轰烈烈的关键时刻，司马光归居洛阳，著立说，成了这场外强中干改革的一个沉默看客。他绝口不提政事，也不再评价王安石的为人。他看似退避到一个王朝舞台的边缘，不再做出激烈的动作和丰富的表情，但是历史却没有遗忘他，几年之后，王安石改革失败，退隐江湖时，司马光东山再起，又成一时人杰。

不过，所有这一切与历史有关的剧情，王安石当时都懵懂不知。他唯一能感受到的是神宗微妙而多变的心态。司马光九辞表，一心求去，重重打击了神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帝王之道在于平衡万事万物。对于一权独大的王安石，神宗开始生出戒备之心。他不顾王安石的反对，大力提升御史中丞冯京和三司使吴充的地位，而这两人都是坚决反对新法的人。王安石明白，这场改革怕是要无疾而终了。

老天也不作美。就在此时，天象还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从熙宁六年七月到七年四月，京城滴雨未下，朝野纷纷传言，这是老天爷对王安石改革的不满，只有废止改革，天象才会正常。而一个叫郑侠的官员则适时向神宗密献《流民图》，称只要停止改革，十天之内肯定会下雨，如若没雨，他郑侠愿献人头以抵欺君之罪。面对这一切，神宗心情真是异常复杂，改革是他倡导的，有官员反对他倒不怕，但是天象有异，却是他这个天子始料未及的——因为这牵涉到他执政的合法性，不可不防。四月初六，神宗神情严肃地下诏宣布：暂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八项新法的实行。

诏下后不久，倾盆大雨就从天而降。神宗当时震惊异常，呆若木鸡。王安石也在雨中呆若木鸡。这场带有警示意味的雨可以说彻底浇灭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王安石一声叹息，泪如雨下。

改革的最后失败其实来自王安石集团内部。因为这个在史被称为“熙宁新党”的王安石改革集体汇聚了一批来路不明、各怀理想或野心的人。他们在王安石的旗帜下，在历史狐疑的眼神背后，从事着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改革。他们是——

吕惠卿。这个人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他的仕途生涯和王安石的仕途生涯恩怨交集，是对王安石个人命运影响最大的人。吕惠卿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王安石是经过欧阳修的推荐才对此人如获至宝的，在这场改革的开始，吕惠卿也确实对王安石投桃报李，王安石改革中的《青苗法》和《募役法》就是他牵头搞出来的，但是到最后，野心家吕惠卿背叛了王安石，也背叛了这场改革。

程颢。理学家。当朝著名哲学家周敦颐的学生。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恢复古法，强调抑制豪门大户，是王安石改革集团最初的理论旗手及策划人。刚开始王、程二人在改革理论的分野还不算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程颢以王道仁义之心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和王安石取法先贤富国强兵之术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两人打起了口水战。王安石说程颢“公之学如壁”；程颢回击王安石“参知之学如捉风”。口水战打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畴，严重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争论的结果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程颢负气出走。

苏辙。苏东坡弟弟。“熙宁新党”的小字辈，加入时还不到三十岁，因此改革的热情最高，改革的态度最积极。但苏辙对吕惠卿搞的《青苗法》是反对的，他认为对于文盲居多的农民实行计划经济，毫无疑问是在闭门造车，苏辙主张不妨采用唐朝刘宴的“常平法”来代替《青苗法》，以给农民真正的实惠。苏辙充满热情的建议当然不会被采纳。因为在任何组织里，小字辈往往意味着是执行者而非创新者。苏辙只得勉为其难地去执行《青苗法》。由于在执行的过程中问题丛生，再加父亲苏洵、大哥苏东坡的极力反对，苏辙随后退出了“熙宁新党”。

曾布。曾布是王安石好曾巩的弟弟，时任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在王安石改革集团中的主要任务是和吕惠卿一起策划相关法案。由于吕惠卿不容人，曾布因此与他结怨。但导致曾布走人的直接原因还不是吕惠卿，而是另一个姓吕的——提举市易司务的吕嘉问。吕嘉问与吕惠卿走得近，存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经济问题。神宗因此密令曾布去调查此事，曾布一时头脑发热公报私仇，回来向皇汇报时夸大了吕嘉问的罪行。神宗一怒之下，将此二人都革职了。王安石改革集团从此没有了曾布的身影。

其实抛开具体的人事不谈，单从历史的**则入手，也可看出这场改革实在是以一人敌千万人的游戏。王安石设置的《青苗法》规定：政府在插秧期以低利贷借资金给自愿的农民，农民收获时再以两分利息还给政府。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政府的资金，杜绝豪门大户的高利贷，这样一来，豪门大户失去了获利的机会，自然要将怨恨集中到王安石身了。

当然《青苗法》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这个“法“最大的问题是操作性极差。《青苗法》虽然规定政府只取二分利息，但农民最后实际付出的包括手续费在内的各种费用却高达七八分，这样一来竟比高利贷还高出许多，农民从《青苗法》中没有取得什么好处，自然也就无法从这场改革中受益了。史料记载，有一个文盲农民，为了填申请表，花钱请吏，拿到衙门去申请，私下里又塞给相关官员好处费，最后一算利息，好家伙，竟然达到原定标准的三十五倍！王安石改革至此竟有了黑色幽默的意味，焉能不败？

还有《方田均税法》。一向以来，豪门大户兼并大量的土地却不纳税，王安石却要丈量他们的田地，追查田地真正的主人，再要他们如实纳税，这种以一人敌千万人的游戏，无异于虎口夺食，王安石也因此得罪了天下的豪门大户，注定会在日后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以两法是和农业有关的。和商业有关的法案王安石也是处处和大商人大权贵“作对”。比如《市易法》规定：小商贩资金不足的，可用抵押品向政府申请借贷，外地商人的滞销品可委托设在开封的市易处以合理的价格代为销售。这样一来，官商勾结的垄断市场就被打破了，直接损害了大商人大权贵的利益，而王安石也很快尝到了复仇的滋味。他的被迫下野，在某种程度说就是权贵们极力反对《市易法》实施的结果。

开场难，收场更难

王安石走了，一个王朝轰轰烈烈的改革似乎就要这样草草收场，但是神宗却发现这场改革开场难，收场更难。

改革的缘起是因为存在内忧外患，为增强国力不得不改。而现在经过这一番充满争议的改革之后国力不但没有增强，还搞得举国形势一片混乱。一句话，内忧外患更严重了。如果就此不改革了，这个王朝将岌岌可危，如果继续改革以图自强的话，那么后王安石时代，谁是力挽狂澜之人？！

神宗思来想去，觉得还是非司马光莫属。司马光老臣谋国，而王安石性格毕竟太偏激，差点误了国事——不，已经误了国事！神宗有了这一层考虑之后，马下诏起用司马光。

但司马光却还在专心致志地著立说，他在写那本著名的《资治通鉴》。直到元丰七年，《资治通鉴》写完了，司马光才再次出山。只是司马光从洛阳出发的时候，神宗已经去世了，而他本人也已七十有一，改革接下来该怎么改，北宋人民心中都没底。

司马光来到京城，接见他的是只有十岁的宋哲宗。十岁的小皇帝什么都不懂，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太皇太后是个守旧的人，她希望一切都再回到从前。但是司马光对她说：先帝宋神宗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也不可变。毫无疑问，写完《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个务实的人，他想在新法和旧法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以避免社会的剧烈震荡，并最终使北宋这条破船还能稳稳当当地开下去。起码在他有生之年，司马光是不希望这个王朝变天的。

但是司马光很快就发觉，北宋这条破船绝对不可能稳稳当当开下去了。他的中庸之道让他彻底成了一个孤独的人。首先向他叫板的是章淳和蔡确。章淳是前王安石改革集团的硕果仅存者，又是名儒邵雍的得意门生，苏东坡的至。此人恃才傲物，却也深得欧阳修的赏识。在王安石归去后，章淳接过改革大旗，和宰相蔡确一起，力推新法。他们俩人牵制司马光的温和路线，并视其为头号政敌，这让司马光苦恼不已。而另一方面，太皇太后和她身边的旧派人物也对司马光的温和路线颇为不满，冷眼看他身陷尴尬境地而不出手相助。

为挽回大局，司马光说服文彦博和吕公著两位元老重臣和他一起力推温和路线，总算是将章淳等新党成员全部赶出京城，但是太皇太后和她身边的旧派人物却在此时复辟成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筋疲力尽的司马光最终只捡拾了一地鸡毛，还有舆论对他的无情指责：前王安石改革派理论大师程颢说“司马光自比是药中人参、甘草，但这两种药，只能治轻病，重病就无能为力了”；前内阁重臣韩琦评价司马光内阁“才偏，规模浅”；而苏辙更表示“司马光才智不足，不可为领导人”。七十一岁的司马光终于病倒了。

很快，这个年迈的老臣也步王安石的旧尘，归去来兮。北宋王朝最重要的两个改革人物在“改革者决没有好下场”的历史潜规则作用下偃旗息鼓，不再是这段激情正戏的主角。**已经过去，**永远过去，接下来，这个王朝差不多可以看到那个呼之欲出的阴影了。死亡阴影。

``````````````````````````

唐代官制又分为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

1．中央官制有：

一、宰相制度：

《旧五代史；职官志》：“自隋唐以来，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无职事，自非亲王不恒置，于宰臣为加官，无单置者。”真宰相为三省长官：尚令、仆射，侍中、中令。太宗以后以其他官职加“参知政事”、“参知机密”之类名号预宰相之事，后多出一“同中门下三品”的名号同知宰相之事，后又与“同中门下平章事”成为固定的宰相名号。资历最浅者为“同平章事”。开元十一年723，张说改政事堂为中门下。诸宰相中有一秉笔者，称为“执政事笔”，为首席。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皆为正一品。《唐六典》卷一：“三师非道德崇重则不居其位，无其人则阙之，故近代以来多为赠官，皇朝因之。其或亲王拜者，存其名位耳。”唐代宰相或藩镇代三公之职，以太尉为最重公。功臣可授太傅、太保，太尉只为赠官。《春明退朝录》载节度使加官，皆自检校太傅升太尉，太尉迁太师。使相：出使在外挂职宰相者。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带宰相职大增。后来表示地位和级别，与宰相职事无涉。

二、中枢机关：

两省：中省执掌军国之政令，门下省执掌出纳帝命，合称为“两省”。中省：长官为中令又称西台右相、内史、紫微令、右相二人，秩正三品；中侍郎二人，秩正四品，负实际责任。大历二年767后，中令升正二品，中侍郎正三品，多加“同平章事”《旧唐；杨炎传》。中舍人六人，秩正五品，其中年资高者一人为“阁老”，草诏进画者为“知制诰”。中舍人佐官有中主四人，从七品；中主事四人，从八品下。另有通事舍人十六人，补阙、拾遗、谏议大夫各四人。门下省：长官为侍中又称东台左相、纳言、黄门监、左相二人，秩正三品；门下侍郎黄门侍郎二人，秩正四品。大历后，侍中升正二品，不单授；门下侍郎正三品。天子八宝在门下省，给事中四人，秩从五品；佐官有录事四人，从七品，主事四人，从八品下。补阙、拾遗、起居郎各二人，谏议大夫、城门郎、符宝郎各四人，典仪二人。起居郎从六品。散骑常侍：广德二年764升正三品，左右各四员；多用于安排元老及罢政大臣，以后成为散官。谏议大夫：贞元四年7分左右各四员，秩正五品；后升正四品下。左右补阙各二人，从七品；左右拾遗各二人，从八品。门下省有弘文馆；中省有集贤院和史馆。弘文馆藏、教学，设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十二人，校郎四人，从九品。集贤院五品以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门下省置城门郎四人，从六品；符宝郎四人，从六品。中省置通事舍人十六人，从六品。

三、政务机关：

尚省：都省为总办公厅，下设六部二十四司。长官尚令一员，正二品；左、右仆射各一，秩从二品。左、右丞各一，左丞正四品，右丞正四品下。六部升迁次序：工部、礼部、刑部、户部、兵部、吏部。六部长官尚，秩正三品，副长官秩正四品，其余皆正四品下。

每部辖四司，长官郎中；吏部郎中秩正五品，其余郎中从五品；副长官员外郎，皆从六品。

吏部四司：吏部司掌官员任命，司封司掌封赠爵位，司勋司掌验授勋级，考功司掌百官考课。

户部四司：户部司掌州县区划、户籍管理、授田征税；度支司掌预算收支，管理税收使用；金部司掌财货出纳，仓部司掌谷物出纳，均只出具符契，由太府寺、司农寺具体执行。

礼部四司：礼部司掌礼乐、学校、衣冠、符印、表疏、图、册命、祥瑞、铺设、百官宫人丧葬赠赙之数；祠部司掌祠祀祭享、僧道事务、天文医药；膳部司掌祭品祭具、诸王蕃客供食；主客司掌北周、隋之后代及周边各族朝见之礼。

兵部四司：兵部司掌兵马名帐、武官阶品及选授、兵马调遣、屯驻、武举及武官资历档案；职方司掌天下地图城隍镇戍烽堠之数、辨其方国都鄙之远近及四夷之归化；驾部司掌邦国车乘、天下传驿厩牧官私牛马簿籍；库部司掌邦**州之戎器仪仗。

刑部四司：刑部司掌律法，按覆天下奏狱。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都官司掌奴婢、贱民、俘囚及其雪免。比部司掌天下收支审计。司门司掌天下诸门及关口出入往来之籍簿，签发过所、行牒、长籍。

工部四司：工部司掌土木营造，指导少府、将作。屯田司掌天下屯田等级收益之厘定及百官职田、公廨田。虞部司掌天下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京城绿化、供顿田猎。水部司掌天下渎陂池、沟洫河渠，为水利主管。

四、监察机关：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一员，从三品；御史中丞二人，正五品。会昌二年42，御史大夫升正三品，御史中丞正四品下。御史台下属三院：台院：侍御史四人，从六品下。令史、令史、亭长、掌田为流外官。殿院：殿中侍御史六人，从七品。察院：监察御史十人，分察六部及地方州县，秩正八品。

五、事务机关：

有九寺、五监、诸卫、诸军。九寺：长官为卿。太常卿正三品，其余从三品；副长官为少卿，太常少卿正四品，其余少卿从四品。寺下设署，分中下三级，署令从七品下，丞从八品下；中署令正八品，丞正九品；下署令正八品下，丞正九品下。太常寺：设太常博士四人，从七品；太祝六人，正九品；奉礼郎二人，从九品；协律郎二人，正八品。下设郊社署、太乐署、鼓吹署、太医署、太卜署。太乐署有乐正八人，从九品下；开元二年714，京、都皆置内教坊使。鼓吹署亦有乐正四人，从九品下。光禄寺：辖太官、珍馐、良酝、掌醢四署，用掌郊祀、朝宴之膳食供设。卫尉寺：辖武库、武器、守宫三署，各有监事一、二人，正九品，掌仪仗、兵器、宫廷宿卫。宗正寺：官员全为皇族，掌天子宗族谱牒及外戚事务。太仆寺：辖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掌天子、王公车马养护选择之事。唐代在各地设牧监畜养马等家畜，牧监从五品下，中牧监正六品下，下牧监从六品下。大理寺：除卿、少卿、丞外，有大理正二人，从五品下；司直六人，从六品；评事十二人，从八品下；狱丞二人，秩从九品下。胪寺：掌典客、司仪二署，典客署掌外来使节、四夷君长朝见之礼、收贡、回赐，并有掌客十五人，正九品。司仪署掌高官凶丧赙葬营墓之务。司农寺：掌林、太仓、钩盾、藁官四署。林署掌管果菜种植；钩盾署掌柴炭禽畜；藁官署管粮油加工，太仓为国家粮食总管。各宫苑总监一人，从五品下，副监从六品下；九成宫监亦同之。太府寺：辖京、都诸市署、左、右藏署、常平署、琼林、大盈库。五监：国子监长官为祭酒，少府监、将作监长官均为监，同为从三品；军器监长官为军器监，正四品；都水监长官为都水使者，正五品。国子监副长官为司业，少府监、将作监副长官为少监，均从四品下；各监丞为从六品下，主簿从七品下，录事从九品国子监录事从九品下。国子监：设国子学，博士五人，正五品；助教五人，从六品。太学，博士六人，正六品；助教六人，从七品。四门馆，博士六人，从七品；助教六人，从八品。少府监：辖中尚署，掌牋祀圭璧、天子佩饰；左尚署，掌车乘制造；右尚署，掌鞍辔、纸笔等；织染署，掌冠冕、组绶、织纫、染色，有染坊使；掌冶署，掌玉器、金属器制作。各署、监还有监作，从九品下。将作监：长官历称将作令、将作大匠、将作大监，掌土木营造之事。右校署，掌版筑、涂泥、粉刷；中校署，掌管竹、葛等器物制作，左校署，掌木器制作；甄官署，掌石器、陶器制作。军器监：有甲坊署、弩坊署，令皆正八品下。都水监：掌各地川泽、津梁、渠堰、陂池之事。辖河渠署及诸监。

&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

中央机关详细补充

唐朝官制大致延续了隋朝的体制，主要分为省、台、寺、监四

大组成部分。

省

唐朝的中央政府有六省：中省、门下省、尚省、秘省、殿中省、

内侍省。

１.中省决策机关设中令两人，正二品。

中侍郎两人，正三品。

中舍人六人，正五品。

属下官员包括，主四人，从七品。主事四人，从八品下。右散骑常

侍二人，右谏议大夫四人，右补阙六人，右拾遗六人，起居舍人十六人，皆

从六品。

中省下又设有集贤殿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

２.门下省审议机关设侍中二人，正二品。

侍郎二人，正三品。

左散骑常侍，正三品下。

属下官员包括，录事四人，从七品。主事四人，从八品下。左补阙六人，

从七品。左拾遗六人，从八品。起居郎二人，从六品。典仪二人，从九品

下。城门郎四人，从六品。符宝郎四人，从六品。

门下省下又设有弘文馆，有学士，校郎官职。

３.尚省执行机关设尚令一人因太宗曾任此职，故不授予臣下

尚左仆射一人，从二品。

尚右仆射一人，从二品。

尚左丞一人，正四品。

尚右丞一人，正四品下。

左丞管理吏、户、礼三部，右丞管理兵、刑、工三部

属下官员包括，郎中二人，从五品。员外郎二人，从六品。都事十二人，

从七品。主事十二人，从八品下。

尚省下又设有六部：

吏部设尚一人，正三品。

侍郎二人，正四品。

郎中二人，正五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