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姐刘玉芬（2 / 2）

舅舅拿了钱就要回家，刘玉芬叫舅舅歇一会儿再走，舅舅坐在厂接待室松软的沙发上，感觉屁股很舒服。舅舅喝着刘玉芬泡好的一杯雨前茶，看着女儿穿戴整洁、神清气爽、工作舒适，不禁感慨唏嘘：“玉芬呀，买户口买对了。”那一刻，他感到自己这辈子如果只干过一件正确的事，那就是给女儿买户口。

刘玉芬问家里欠的债还有多少没还，舅舅说已经还过两千多了，还有五千多，要是按现在的家庭收入，不要十年就能全部还清，可你几个兄弟陆续结婚、分家，剩下的债务全靠我一个人还，不知道要到哪一年。刘玉芬每每想起家里为自己买城里户口欠下的债务，她的心里就像塞进了一堆稻草、碎砖、玻璃碴，闹心、难受、疼痛，面对苍老衰弱的父亲，刘玉芬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爸，都是我不好，拖累了一家人。”舅舅安慰刘玉芬说：“不买户口，你哪有这么好的工作？再说了，户口也不是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这时走廊里传来了一阵激烈的吵闹声，刘玉芬出门一看，见一个身材壮硕的女人跟张春雷厂长纠缠在一起，女人手里攥着那件真丝衬衣：“你说，你为什么把野女人穿过的衣服带回家给我穿？”张春雷扯开女人的手，平静地解释着：“没有哪个女人穿过，是杭州丝织厂的样品，当然不会有多新。”女人是张春雷的爱人。

走廊上挤满了厂部的员工，他们文过饰非地劝厂长两口子冷静，厂长爱人在走廊里大吼着：“谁叫刘玉芬？给我站出来！”在一边发愣的刘玉芬站了出来，她小声地说：“我叫刘玉芬。”厂长那位当武术教练的爱人上下仔细地推敲着刘玉芬，然后托起她的下巴：“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怎么就揣了一肚子花花肠子？我真想把你的肚子撕烂，看看里面究竟塞进了多少男人！”说着轻轻一弹手掌，刘玉芬一个趔趄，跌坐在走廊水泥地上。舅舅从接待室出来看到女儿被另一个女人推倒在地，发了疯似的向武术教练冲过来：“你狗仗人势欺负人，我这条老命不要了！”众人将老人和武术教练拉开了。刘玉芬坐在水泥地上泣不成声。

原来，张春雷把真丝衬衫带回家给当武术教练的老婆穿上后，不仅很得体，而且人一下子变得文雅而高贵，武术教练老婆每天都穿在身上，直到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钱副厂长，他对武术教练说：“这不是我们厂部办公室刘玉芬穿过的那件衣服吗？”

后来，这事就闹到了厂部来了。武术教练指着张春雷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缫丝厂生产不抓，专抓女人。你挑个正儿八经的女人玩，我还好受些，偏要玩这么个乡下来的临时工，硬往我脸上抹屎！”

那天舅舅和刘玉芬在厂门口分别时，舅舅一脸屈辱地说：“玉芬，我盼着你过上好日子，可我受不了你过丢脸的好日子。”刘玉芬抱着舅舅的胳膊，哭得伤心透了：“爸，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心里好苦呀！”

这件事在厂里闹得沸沸扬扬，全厂职工都知道了张春雷跟刘玉芬有一腿，车间里的女工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要是没一腿，张春雷厂长是不会把一个临时工调到厂部办公室的，像刘玉芬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甘心跟一个卖煤球的小瘪三整夜厮守在一张床上呢？

武术教练大闹厂部的第二天，刘玉芬一早找到张春雷厂长，她眼睛红红的，声音里都带着怒气：“厂长，我要回缫丝车间。”

张春雷想抓住刘玉芬的手，刘玉芬让开了，他有些尴尬地说：“我老婆是个粗人，你不要跟她计较。我们俩都很冤，要是不来点真的，这黑锅就白背了，你说是不是？”

刘玉芬摇了摇头。

张春雷好像也是一夜没睡，他揉了揉枯涩的眼睛：“玉芬，你先不要说回车间。我问你，你想不想转成正式的大集体职工？”

刘玉芬知道只有转正，她才不会受欺负，才不会看病没处报销，退休分文没有，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怕张春雷不明白，她又强调说：“想！”

张春雷说：“那好，你继续在厂办上班！玉芬，现在让你回车间，那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假的也成真的了。你配合一下我，好不好？有人在背后下我的刀子，想整死我，没那么容易！”

刘玉芬点了点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真的跟张春雷绑在一起了。

冬天到了，马路上的树叶全都败落干净，缫丝厂院子里光秃秃的树干裸露在冬天的风中，一些麻雀在落满灰尘的车间里自由飞翔，缫丝厂几乎所有机器都停了，只有一台抽丝机在运转，似乎是在维持其垂死挣扎的最后时光。工厂大多数工人都放假了，刘玉芬还在上班，可转正式大集体职工的事厂长再也没提起过，她每天依然坚持八点前赶到厂里，打水、倒茶、洗烟灰缸，一丝不苟，她期待着转正就像期待死里逃生一样急切而虚幻。有一天，张春雷在空虚的办公室里突然对刘玉芬说：“玉芬，你跟我一起走！离开小县城，我们到外面的大世界去闯荡，怎么样？”

刘玉芬听不明白，一脸的迷惘。

张春雷说：“我知道，你有一个无能而暴力的丈夫，我有一个能干而凶恶的妻子，我们俩同病相怜。你跟我走后，我保证你过上太太、小姐一般的日子，不是你伺候别人，而是别人伺候你。”

刘玉芬终于听明白了，她摇了摇头：“厂长，我不敢。”

张春雷说：“给你一个星期考虑！”

大约是张春雷约刘玉芬出走的第三天晚上，吃过晚饭，周克武把儿子周洋赶到里屋去做作业，他借着酒劲，站在昏黄的灯光下，对正在洗碗的妻子说：“刘玉芬，你过来！”

刘玉芬甩了甩手上的水，走到周克武面前，问：“有事吗？”

周克武从腰间抽出皮带，横起眼，呵斥着：“跪下！”

刘玉芬很疑惑地说：“我怎么了？”

“跪下！”周克武朝着刘玉芬的腿弯处狠狠地踹了一脚，刘玉芬情不自禁地就跪了下去。

周克武抡起皮带劈头抽下去：“你这个臭婊子！今天你不老实交代，我扒了你的皮！”

皮带用力太狠，刘玉芬头顶上被豁开一道裂缝，接着是一道电光闪过，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1

周克武气得直喘粗气，老婆偷人，全县人民都知道了，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他第一个占有老婆身子，最后一个知道老婆身子被人占了。刘玉芬被打晕后，周克武像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国民党特务一样，舀了一碗冷水泼到了刘玉芬的头上，刘玉芬醒了。

周克武揪着刘玉芬的头发问道：“臭婊子，说，你是怎么勾引厂长的？”

刘玉芬有气无力地说：“我没有。”

周克武抽了刘玉芬一耳光：“你一个临时工，不勾引厂长，能调你到厂办工作？我他妈的国家正式职工，到现在还在卖煤球。”

刘玉芬以为周克武知道了一切，就坦白交代说：“我真的没有，是厂长要我跟他一起到外面闯世界的，我没答应。”

周克武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他又抽了刘玉芬一耳光：“你他妈还想私奔！走，跟我一起去找那王八蛋对质，要是你俩商量好了私奔，我就让你俩一起进火葬场！”

这时，儿子周洋从房里冲了出来，他手里攥着台灯，不说话，对着周克武的脑袋猛砸下去，已上小学的儿子长得很结实，被砸疼了脑袋的周克武撂起一脚踢飞儿子，儿子跌坐在地上，也不哭，眼神中充满仇恨地看着父亲。

哭哭啼啼的刘玉芬被周克武用杀猪刀挟持着连夜去了张春雷厂长家，张春雷家在南门老市口住，开门的是他武术教练的老婆，女人脸上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凶悍，她像是被抽去了筋骨一样虚软，面对着周克武的杀猪刀，失魂落魄地说了一句：“张春雷下午被检察院抓走了！”

张春雷因贪污缫丝厂公款、收受客户贿赂十二万元被捕，三个月后，张春雷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县缫丝厂在春节的鞭炮声中倒闭，一百多名正式的集体所有制职工由县政府分流到县食品厂、电子元件厂、肉联厂，还有几个分到县煤建公司的，刘玉芬和另外几个看仓库、扫厕所、清理下脚料的临时工失业回家，刘玉芬回家的时候分了六斤蚕丝，抵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周克武看着刘玉芬拎回来的蚕丝，挖苦她说：“正好，做一床被子送给你姘头，牢里冷呀！”

这天夜里，周克武将刘玉芬在床上翻着花样折腾了半宿，然后他将刘玉芬从被窝里拎出来，在她的乳房上狠狠地拧了又拧，刘玉芬疼得流出了眼泪，周克武点上一支烟，猛吸一口，将烟雾吐到刘玉芬的脸上：“说，你跟张春雷是怎么做的？比我好，还是比我差？他都四十好几了，还能比我厉害？”

冻得瑟瑟发抖的刘玉芬不说话，周克武抬起一脚，刘玉芬被踹到了床下。这一次，刘玉芬没有哭，她从床下爬起来，静静地穿好衣服，然后拔开门闩，不动声色地走进了冬天的黑夜里。周克武对着刘玉芬的背影冷笑着说：“贪污犯的姘头在牢里，到哪儿找去！”

儿子周洋半夜被爸妈屋里的叫骂声惊醒，他起床推门进来后，发现妈妈不见了。爸爸眯着眼斜靠在床上吸烟，他手里攥着那盏已被摔坏了的台灯，周洋站在爸爸的床头，一动不动。周克武感觉到了床边有人，睁开眼看到周洋，灯光昏暗，儿子的目光却很刺眼。周克武问：“你不睡觉，跑这来干吗？”周洋手里攥着台灯，嘴里喘着粗气：“我要妈妈！”

儿子视死如归的目光刺穿了老子。周克武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从床上跳下来，对儿子周洋说：“你快去睡觉，我去找你妈！”

周克武第二天早上是在县医院找到刘玉芬的，她跳河自杀的时候被连夜撒网的渔民救起。周克武走进病房看着脸色苍白的刘玉芬，他在床边坐下，口气软了下来：“你一个农村丫头，胆子不会大到不要脸的，肯定是那个贪污犯、流氓犯勾引你的！”

刘玉芬不说话，也不看她。周克武出门买了一碗稀饭和一根油条送来：“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先吃早饭！”

刘玉芬依然将头扭向墙壁，她对着墙壁跟周克武说：“我要离婚！”

刘玉芬自杀的事惊动了煤建公司领导，现在的公司党委张书记是部队副团长转业的，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他身上的火药味还未散尽，拍着桌子对周克武吼道：“你一个大老爷们，老婆跟着你受罪不说，还动手打老婆。周克武，你这算什么鸟本事？跳河寻死的应该是你。”

周克武像霜打过一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打老婆了。”

张书记说：“你不要向我保证，回去向你老婆保证去！”

狗急了要跳墙，渴急了喝盐卤。周克武第一次遇到刘玉芬异乎寻常的反抗，刘玉芬坚决要离婚。走投无路的周克武跑来找我：“兄弟，请你出面帮我劝劝，离婚了孩子没家，在学校受人欺负。”

我说：“你们这个家，不要也好。”

我手里的一支烟还没吸完，周克武又给我递来一支：“兄弟，你跟玉芬说说，只要不离婚，绿帽子我也认了。”

我将香烟狠狠地扔到地上：“你要是这么胡说八道，我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劝刘玉芬跟你离婚，坚决离婚。”

周克武完全被制服。最终当着公司张书记和我的面，将一份保证书交到刘玉芬的手里，从今往后，决不打老婆，决不提缫丝厂的事，除了逢年过节和走亲访友，决不喝酒。那天，周克武把杀猪刀也带到了公司张书记的办公室，他说：“只要刘玉芬同意，我当你们面，剁一个手指下来！”

张书记很严肃地对刘玉芬说：“下命令吧，剁一个手指下来，让他长长记性！”

刘玉芬看着周克武扬起了手中的杀猪刀，等待着她的命令。刘玉芬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像一尊早已凝固的雕塑。

张书记挥挥手对周克武、刘玉芬说：“好了，你们俩快回家去吧，该给孩子做中饭了！”

两口子一前一后地走了。

此后好几年，我再也没听表姐刘玉芬说起过自己挨打的事。她不挨打，我就不怎么关注刘玉芬。在城里，我和她的联系几乎都与她所遭遇的不幸相关。

12

表姐刘玉芬失业后最初在菜市场卖鱼，她曾经问过附近的几个鱼档，于耕田的摊位在哪儿，卖鱼的都摇头说不知道于耕田是谁。有一个头发寥寥无几的老头说：“你说的于耕田不是摆摊卖鱼的，他把高邮湖的鱼贩到菜市场批发给摊位，很精明的乡下小子，后来不知到哪去了，好多年都没见过了。”

刘玉芬起早贪黑卖鱼三年，挣了两千多块钱，她想送一千块钱回去给舅舅还债。周克武说：“家里到现在还是黑白电视机，换一台彩电，要三千多，我还得贴好几百。”

刘玉芬说黑白凑合着看就行了，彩电伤眼睛，不能看。周克武虽说好几年不打老婆了，但也不能被老婆拿捏在手心里当玩具玩，他抬高嗓门说：“你爸进城，可以给他酒喝，但绝不能替他还债。”刘玉芬说：“我爸的债是给我买城里户口欠下的。”周克武反唇相讥：“给你买户口，又不是给我买户口。”刘玉芬反击说：“我用我挣的钱给我爸还债，又不是用你的钱。”周克武急了，他没有将手里的碗砸向刘玉芬，而是砸向了屋里的衣柜：“你是我老婆，你连人都是我的，钱当然也是我的。”

刘玉芬深知自己不挨打并不意味着周克武好惹，他要是一时性起，那就等于是把他们娘儿俩赶到解放前去，解放前水深火热、生不如死。于是，她忍住不说了。三天后，周克武家三间平房里多了一台二十五寸的“飞跃”牌彩电。

1997年香港回归，县煤建公司倒闭，老一辈职工说香港回归，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才丢了饭碗。县里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就像害了传染病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闭，食品厂、肉联厂、农机厂、化肥厂，差不多全都在劫难逃，电影院、百货公司、木材公司、粮油公司也已是病入膏肓，死到临头：“铁饭碗”在不知不觉中被风化成泥饭碗、纸饭碗。县里规定，40岁以下的职工帮助推荐到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就业，周克武42岁，不在政府帮助就业的杠子里，每月发一百二十八块钱低保金，下岗自谋职业。周克武这个当年的国家正式工，人倒势子不倒，他站在煤建公司的货场废墟上，对下岗的难兄难弟们慷慨陈词：“宁愿饿死，我们也决不去给万恶的资本家和个体户卖命！”

周克武一没学历，二没技术，政府都不好帮助就业，让他自谋职业等于是逼着他接受失业。周克武下岗一个星期后开始恢复喝酒，他对刘玉芬说：“我心里难受！”

刘玉芬能够理解周克武这种丧家之犬的痛苦，就说：“你心里难受就喝吧，少喝点，解解闷。”

周克武嘴上说好，可撬开一瓶酒，就着花生米和一盘卤豆腐干，没几个回合，酒瓶马上就要见底。刘玉芬怕周克武酒喝多了失态，就上前抓过酒瓶：“一瓶都快喝光了，喝多了会伤身体。”

周克武夺过酒瓶，对着刘玉芬的头狠狠地砸了下去，刘玉芬一偏脑袋，酒瓶砸到了刘玉芬的肩上，刘玉芬哎哟一声，捂着肩膀蹲了下去。周克武的脾气被酒精点燃了，他掀翻桌子破口大骂：“你这个臭婊子，你以为老子也成了无业游民，跟你一样了？就不把老子放在眼里，居然敢夺老子酒瓶。老子有政府发的一百二十八块伙食费，你这个乡巴佬有吗？”

刘玉芬捂着肩看着周克武，像看着一场拉开序幕的噩梦。

从此，周克武天天喝酒，也不出去找工作，找也找不到，他的低保金不到半个月就喝光了，喝光了就跟刘玉芬要。没喝酒时，周克武要钱的态度很谦卑：“玉芬，我都买最孬的酒，柳阳大曲，三块二一瓶的。”要是喝过了酒，周克武就把家里那把杀猪刀往桌子一插：“你他妈的今天要是不拿钱给老子的话，老子就把你剁碎了下酒！”

每当此时，刘玉芬总是掏出五块十块给周克武，周克武拿了钱，飞奔出门，买酒去了。我乡下的舅舅一直不知道，表姐刘玉芬从1997年开始就承担了养活一家三口的重任，舅舅偶尔进城，看到女儿在菜市场卖鱼，他从女儿一身鱼腥味和一双粗糙的手上就能感觉到女儿一败涂地的城里生活，他有些后悔把女儿嫁到城里，但想起乡下风霜雨雪中种田亏本，他觉得女儿嫁到城里最起码不受风吹日晒之苦，两相比较，一扯平，心里就安稳了。我乡下的舅舅想让女儿重温自己失去的天堂，他绝不会想到女儿的天堂是建在地狱门口的。刘玉芬每次都想给舅舅一些零花钱，可自周克武失业后，有心无力了，她只能给舅舅买一包桃酥和几块烧饼带回去，父亲拿着桃酥和烧饼，激动得牙疼：“你们三个兄弟，没一个有你孝顺！”

刘玉芬看着父亲心满意足地走了，她会对着水桶里的鱼发呆，她觉得自己就跟这鱼一样，看起来活蹦乱跳，只要被哪位嗜血者瞄上了，也许不要半个小时，马上就会体无完肤，碎尸几段。

周克武恢复喝酒与恢复打老婆是同步开始的，像是戒毒失败后复吸一样疯狂，周克武打老婆打得变本加厉、歇斯底里，与以前相比，周克武不许刘玉芬哭，要是哭的话，就接着打，按周克武的话说，“我要把你打得哭不出来”！

刘玉芬觉得自己活着的主要任务就是挨打，所以她对挨打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哭的动力。煤建公司已倒闭，张书记也退休了，跟院子里的人讲，他们下岗后，自己的日子朝不保夕，无心去听别人家里的哭声，他们甚至会在别人的痛苦中得到安慰和宁静。

已经上初中的儿子周洋实在看不下去周克武动辄对妈妈发酒疯，一次在刘玉芬被打得倒在锅台上不能动弹时，他指着已经呼呼大睡的周克武说：“妈，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爸杀了！”

刘玉芬连忙捂住儿子的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忤逆？不许乱说！你爸下岗了，心情不好。”

儿子周洋不依不饶：“妈，他不下岗打得更凶。我从记事起，看到我爸除了打你，就没干过其他事。”他叹了一口气，“我怎么这么倒霉，摊上一个周克武做我老子！我宁愿没有老子。”

刘玉芬说：“没有老子，哪有你？”

周洋说：“我也不愿有我。”

周克武偶尔也有酒醒的时候，刘玉芬劝周克武：“你跟我一起卖鱼，每天至少能多挣十几块钱，有钱买烟买酒，心情就会好些。”

周克武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堂堂的一个国家正式职工，怎么能去跟你们这些下三烂一起去卖鱼？我爸解放前在码头上是管卖鱼的，好歹我不能混得比我爸差。他揣着他爸留下的那把杀猪刀去白塔河边船码头寻找当渔霸的机会，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找到，一个染了一头杂毛、胳膊上刺有一条毒蛇的小年轻看出了些眉目，他对周克武说：“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多活几年好，码头不是你混的地方。”

周克武终于答应跟刘玉芬去菜市场卖鱼，卖鱼每天后半夜三点就要起床，去晚了，白塔河码头的白丝鱼、银鱼、回鱼、花斑鱼就被抢光了，鲢鱼、鲫鱼之类属大路货，赚不了钱。周克武第一次起早，哈欠连天，嘴里喋喋不休地骂着：“社会主义不要老子了，这比万恶的旧社会还苦！”刘玉芬劝他说：“习惯了就不觉得苦了。我这么多年下来，要是哪天三点钟不起床，全身都不舒服。”早已是穷光蛋的周克武习惯性地挖苦刘玉芬说：“你就是贱骨头！”

周克武卖鱼到第三天的时候，跟县技术监督局的中年女人较上了劲，周克武称鱼少了二两秤，中年女人把工商局和市场管理所的都叫了过来，罚一赔十，补了二斤鱼，周克武认了。中年女人说：“另外罚款五十！”这下周克武急了，他说：“一天挣不了二三十块钱，你这一罚，两天都得白干。”工商局的那位大盖帽伸出手说：“谁叫你缺斤短两的？拿钱来！”周克武从腰里抽出二尺多长的杀猪刀：“告诉你，老子也曾经是堂堂的国家正式工，没让你们下岗，就来欺负下岗的，没门！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谁先上？”

一群人围着看热闹，甚至有人鼓起了掌。大盖帽问中年女人：“秦局长，怎么办？”

那位叫秦局长的中年女人说：“通知公安局，把这个不法分子抓起来，你们把这个鱼档给清除出市场！”

刘玉芬赶忙掏了五十块钱交给大盖帽：“大哥，我都卖这么多年了，从来都没缺斤少两过，我丈夫才出摊三天，没看清秤，你就饶了我们一回吧！”说着又向中年女人——秦局长求情。

拿了钱的大盖帽和多拿了鱼的秦局长走了，刘玉芬望着眼珠暴突的周克武，无奈地说：“你不能做生意！”

周克武将杀猪刀狠狠地插进一条无辜的鱼肚子上，他在鲢鱼痛苦的挣扎中，说了一句：“老子本来就不想当鱼贩子！”

周克武拔起刀，扬长而去。

周克武的愤怒是因为他无法辩解，也无处辩解。他真的不是有意克扣斤两，早上起得太早，眼睛发涩，他看不清杆秤的秤星，才少了二两。可他要是这么说，没人相信，刘玉芬也不会相信。

此后的周克武继续喝酒，而且不跟刘玉芬要钱了，又过了一段日子，他居然在西市口跟人赌上了麻将，嘴里叼的是五块多钱一包的好烟，白塔牌的带把子的烟。

刘玉芬问：“你的钱从哪弄来的？”

13

2007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稍晚了一些，但这并不影响湖畔花园销售的火爆，售楼处挤满了人，部分被踩掉了鞋子的人气急败坏地准备动拳头。刘玉芬不是来买房子的，她是来找我的。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听说我在湖畔花园新建的会所里跟老板喝茶，她就来了。

她没进会所里面，而是在门外倒春寒的冷风中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现在是县城建局下属的建筑设计公司的总经理，虽说是一个副科级干部，但在县城也算是高干了。刘玉芬找我是让我帮她办一个低保，她听说政府现在以人为本了，只要是城镇居民，不管以前是否有过正式工作，家庭特别困难的，都可以享受低保。另外她还希望我为早已享受了低保的丈夫周克武办一个残疾证，办下残疾证，每个月可多拿一百六十块钱的残疾人生活补贴，逢年过节的，还有政府领导上门送米、送油、送慰问金。她对我说：“周克武一个冬天都在吃药，家里存的钱全花光了。”

我答应帮她想想办法，但一时半会儿可能办不下来，我叫她不要着急。她说：“我不急，不急。”说话像是犯了错误一样，忙不迭地附和我。我看到人到中年的刘玉芬比她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她的牙齿已经开始松动，里面的板牙被拔掉一颗，第二颗摇晃的板牙会在春暖花开的时节连根拔去。

我叫表姐刘玉芬进会所喝杯热茶再走，她说菜市场的鱼档请人代看着呢，得立即赶回去。我知道，刘玉芬是不想见湖畔花园的开发商。

湖畔花园的开发商是于耕田。于耕田现在是深圳耕田耙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2005年被县政府招商引资回家乡投资，先是在临河望湖的地段开发了县城第一个豪华高档别墅区——湖岸公馆，抢购一空后，又开发了县城规模最大、设施最全的湖畔花园。

二十年前，于耕田在得知刘玉芬嫁给周克武后逃离县城，先是在深圳倒卖电子表、收音机、录音机，1995年后开始走私石油、香烟、汽车、摩托车、电脑等国内紧俏物资。究竟赚了多少钱，他没跟我说，只知道他在深圳的总部拥有一座价值一点八亿的26层办公大楼。我说：“你是靠黑钱起家的。”于耕田一本正经地纠正我说：“我一个乡下进城穷混的，小鱼小虾，一捏就死，哪敢干违法乱纪的事？首先没贩毒，其次是我跟朋友做海上贸易，并不知道那叫走私，后来厦门的赖老板被通缉，才知道政府不允许，我就撤了出来。”

于耕田现在坐着县城唯一一辆奔驰600，司机保镖寸步不离。我叫他注意影响，书记、县长坐的两辆车加起来都不够买他座驾的底盘，在老家又不存在安全问题，要保镖干吗？于耕田说：“这叫势子！”有势子的于耕田一回到家乡投资就被县政府授予“荣誉市民”，他很马虎地把那本荣誉市民证书往茶几上一扔，然后泡了一壶大红袍，跟我一边喝一边聊，一种往事如烟的感慨在茶香里慢慢溢出来：“当年我们这些乡下正儿八经的穷孩子，连城里的地痞流氓都看不起我们，谁他妈想出的馊主意，发明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我现在是深圳户口，我老婆孩子办了移民，是加拿大户口，他们逼我也办个加拿大的，我不干。我觉得，在中国，每个人办个中国户口就行了，分什么城里的乡里的、北京的上海的？扯淡！”

我说：“是呀，我舅舅为刘玉芬买城里户口借的高利贷还没还完呢。”

于耕田有些愤怒了，愤怒的于耕田扯开脖子上的领带：“卖户口是狼心狗肺，放高利贷更是狗肺狼心！刘玉芬买户口的高利贷还有多少没还？你去问问看，要是刘玉芬不反对的话，我来替她还。”

我说：“听舅舅讲，还有两千多。本来早该还清了，可舅舅年纪大了，风湿病常犯，卖粮食根本挣不了几个钱，看病花光了。”

于耕田问：“谁放的高利贷？”

我说：“是你爸。”

于耕田回家乡投资都两年了，刘玉芬一次都没见过于耕田。而于耕田刚回来的那年冬天曾偷偷地见过一次刘玉芬，他在菜市场看到刘玉芬脸上失去了青春，也失去了血色，眼角几缕鱼尾纹异常清晰，头发枯燥，鬓角漏白，她正蹲在地上刮鱼鳞。当穿着意大利真皮夹克的于耕田站在鱼档前时，刘玉芬头也不抬地问于耕田：“回鱼卖完了，只有花鲢了。要几条？”刮鱼鳞的刘玉芬这时还仰起头简单地瞄了于耕田一眼，她没认出来。于耕田没说话，走了。回来后他对我说：“真没想到，一个比电影明星还漂亮的青春少女就这么被毁了。”从那以后，于耕田就再也没提过刘玉芬，都这么多年，一切都已结束了。

我把于耕田要免去舅舅两千多块的高利贷的事跟舅舅和刘玉芬说了。刘玉芬摇了摇头对我说：“人家钱再多，那是人家的钱。我们再穷，也不能沾人家的。”舅舅回答得更干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他们对于耕田都有一种过度的敏感。

我没把这话告诉于耕田，只是对他说：“无缘无故免了借的钱，不好说，也伤人自尊。要不，你可以通过其他办法给刘玉芬一些帮助。”于耕田说：“这样吧，你把刘玉芬约出来，我们在会所一起吃个饭。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直接说，我当仁不让。”

我觉得于耕田能闯荡江湖、所向披靡，自有其过人之处，很重要的两点就是，大气、义气。他从来不介意当年刘玉芬对他苦苦追求的拒绝，反而说，要不是刘玉芬嫁到城里给他致命的刺激，他就不会去深圳，就不会有今天。

我说：“你知道刘玉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在菜市场卖鱼吗？”

于耕田说：“卖鱼赚钱多。”

我说：“她心里有一个始终熄灭不掉的幻觉，她认定总有一天，你会骑着摩托车载着贩来高邮湖的鱼，出现在她的面前。”

于耕田甩给我一条软中华香烟：“我不好去找她，约刘玉芬吃顿饭，这任务交给你了。从小到大，你就没给我在刘玉芬那里办成过一件事。”

我要说于耕田请刘玉芬吃饭的话，刘玉芬肯定不会来，她说自己早就认命了，一个认命女人的心里是没有什么恩怨情仇的。我给刘玉芬打电话叫她来湖畔花园会所，说县社保局的黄局长在这，让她来当面说说自家的困难，把她的低保和周克武的残疾证办下来。

刘玉芬来会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收了晚市鱼档的刘玉芬洗去了身上的鱼腥味，穿了一件质地粗劣、式样陈旧、颜色发黄的棉袄，她推开会所208号包厢，绚丽夺目的灯光扑面而来。这时候，她眼前的感觉不是明亮，而是一片黑暗，所以她根本没看见于耕田在这屋里，而且已从沙发里站起来迎了上来。

于耕田主动握住刘玉芬被鱼鳞锉糙了的手：“玉芬，你好！砌房造屋最忙了，回来都两年多了，我们老同学一直没时间聚一下。”他对正在埋头喝茶的社保局黄局长说，“我们三个同村、同岁、同班同学，一起长大的！”于耕田说得很轻松。

刘玉芬从眩晕的灯光里清醒过来时，发现于耕田握着自己的手，她在慌乱中抽出自己的手，又不知道把手放在哪儿，手像是身上的一个累赘。于耕田客气地将刘玉芬引到真皮沙发边：“玉芬，坐下先喝杯茶！”

我将社保局黄局长介绍给刘玉芬，黄局长看到眼前这个粗糙的女人，若有所思地说：“你是不是菜市场卖鱼的那个女的？”刘玉芬点点头。

刘玉芬踩在虚软的地毯上，脚步和内心都不踏实，等她坐到棕色的真皮沙发上后，她的身子也在海绵的起起伏伏中变得不踏实。她觉得，她走进的就是一个不踏实的空间。

刘玉芬家的困难其实是我向黄局长介绍的，刘玉芬只是坐在一边默默地听着。黄局长听完后说：“是有些特殊，特困帮扶的名额很少，每年研究一批，你们两位县里的头面人物都出面了，岂敢懈怠？到时候我会尽力的！”

刘玉芬终于说出了进会所后的第一句话：“谢谢黄局长！”

于耕田没问刘玉芬日子过得怎么样，只是说：“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讲，都是老同学，没必要客气。”刘玉芬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对于耕田说：“谢谢于总关心，家里撑不住了，我就来找你。”

刘玉芬不愿留下来吃饭，于耕田说：“你这就不给我面子了，老同学好不容易约到一起，饭都准备好了。”

心情松弛下来的刘玉芬对于耕田说：“孩子他爸坐在轮椅上，不能动弹，我要回去给他做饭。”

刘玉芬走后，于耕田把他的女秘书林丽和另外两个姿色出众的售楼小姐叫过来陪我们吃饭。于耕田平时带着林丽出席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就是没让她见刘玉芬，或者说是不让刘玉芬见她。林丽是省艺校毕业的，在县城一家生意惨淡的夜总会做DJ。庆祝湖滨花园竣工的晚会是在林丽供职的那家夜总会举行的，于耕田指着台上的林丽问身边的嘉宾县长：“那个女孩是哪儿的？”县长指示政府办调查了解，并撮合其成了于耕田的私人秘书，月薪四千，是县城人均工资的四倍。林丽非常喜欢这份工作，而且显示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她进来的时候，拿了一份文件小声地凑在于耕田耳边：“董事长，地税局的减免了百分之二，这是批复，您看一下！”看着他们配合默契的样子，我想起县里招商动员大会上县长慷慨激昂的演说：“人家投资商，项目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就是家属没带来，谁要是动不动以扫黄打非的名义破坏投资环境，我就砸谁的饭碗！”

有美女助兴的酒席异乎寻常地热闹，但我看到今天晚上于耕田并没有多少激情，他在中途对我说：“你跟刘玉芬讲一下，以后每天给湖畔花园会所送鱼，按市场价收购！会所二十多个包厢，每天少不了百儿八十斤鱼。”

我说：“一定转达。”

散席后，于耕田问我：“玉芬的丈夫怎么坐在轮椅上了？”

14

刘玉芬卖鱼虽没发大财，但也不至于进入特困户的行列。2002年刘玉芬还问我能不能帮她买到批发价的水泥，她说打算把家里的三间平房翻修一下，另外再砌两间简易的厨房和卫生间。这就是说，当时刘玉芬买不起商品房，三间公房的维修费和搭建临时厨房和卫生间的钱是准备好了的。

刘玉芬的家庭变故出现在2004年。十八岁的儿子周洋初中毕业后正在县城技校学习修理汽车，他赌咒发誓说等他学了手艺挣到钱，一定要给妈妈买一部好看的手机，买一身漂亮的衣裳。这个家靠周克武是靠不住的。周克武在家吃饭从不交伙食费，低保金不够买酒买烟。周克武先是赌，赌输了去偷，偷到钱了再去赌。家里出事前，刘玉芬和儿子到派出所领过四次人，都是因为偷盗被抓，被抓住的时候，周克武酒都没醒。把周克武领回来的路上，刘玉芬和儿子觉得脸面丢尽，恨不得钻进地下去。刘玉芬后来对周克武说：“我每天给你五块钱，你不要再到外面去偷了！”周克武手里抓着酒瓶：“你知道这瓶酒多少钱？六块六！还有烟钱呢。”

周克武偷了钱还去嫖，这是刘玉芬没想到的。直到有一天，刘玉芬染上了性病，她才知道周克武吃喝嫖赌都占全了。周洋周末回家的那天晚上，他听到父母房里激烈的争吵声，周洋隔着厚厚的墙壁听到父亲周克武嚷着：“你他妈省钱买棺材呀！这种病跟感冒一样，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瞧好了，还要去嫖，你这黄脸婆，我没兴趣。”只听刘玉芬愤怒地哭诉着：“周克武，我要离婚，求你放我一条活路好不好？”这时屋里传来沉闷的打击声，像是用木棒捶打在一口袋面粉上。

周洋明白了一切，他在大衣柜的抽屉里，抽出祖父留下的那把杀猪刀，一脚踹开父母的房门，父亲正举着家里的擀面杖在卖力地打着瘫倒在地的母亲。周洋进去后，一声不吭，他紧握杀猪刀，一刀准确流畅地捅进了周克武的肚子里。一股凶猛如注的鲜血喷射到刘玉芬和周洋的身上。

周克武圆睁着怒眼，一声“救命”还没喊出口，就倒了下去。

是刘玉芬喊“救命”的声音惊动了院子里穷困潦倒的邻居们，见周克武倒在血泊中，不明真相的邻居一边将周克武送往医院抢救，一边打110叫来了警察，警察当晚就将周洋带走了。

儿子的一刀捅到了他爸爸的左肺叶上，周克武活了过来。刘玉芬花光了准备翻修房子的钱将周克武的刀伤和性病治好了，刘玉芬很后悔那天晚上跟周克武吵架，要是不吵架，儿子就不会冲进来杀他爸爸。性病并不难治，她自己在医院照料周克武的同时吃点药打了几次针，全好了。

出院后，周克武拉着刘玉芬去了公安局，他哭丧着脸说：“我的刀伤不是儿子捅的，是我自己酒喝多了，自己捅的，赶紧把我儿子放了，他还要去学修汽车呢。”公安说：“你儿子自己都交代了，是他捅的。你们要是不报案也就罢了，报了案，证据确凿，我们就不能放人。”这时周克武火了，他对警察吼道：“我儿子捅我，我愿意，与你们有什么相干的？我们家里的事，家里处理。他又没捅你老子！”刑警队的那位大盖帽很有耐心地说：“难得有你这么宽宏大量的父亲，我也很感动，可法律是不讲情感的。你可以跟律师商量一下，到时候向法庭提供一份请求从宽处理的申请，法庭会充分考虑的。”

不久，周洋被批准逮捕。三个月后，由于周克武提交了原谅儿子的司法申请书，周洋以故意杀人罪，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判决宣判后，周洋被戴上手铐，押向警车，一家三口在警车关门前，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周洋被判刑后，周克武像是换了一个人，他不再打骂刘玉芬，也不再偷盗赌博嫖娼。他平时不出家门，也不说话。一天当中，他大部分时间窝在房里看电视，偶尔会淘好米放进电饭锅里煮，菜等刘玉芬卖鱼回来做；喝酒的时候他也不说话，喝完倒头就睡。刘玉芬觉得生活突然安静了下来，是一种深夜墓地的安静。儿子判刑后，刘玉芬也懒得跟周克武说话，没话说，也没力气说。他们之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晚上看电视时会问：“大门关好了吗？”

这样的日子到2006年秋天的时候结束了。那天晚上，周克武喝完酒躺在床上看电视，他渴了，想喝水，起身下床去拿茶杯，脚刚沾地，突然脑袋里腾起一片火光，眼睛里烈焰冲天，他还没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人就倒了下去。

周克武被送进医院，突发中风，抢救过来后，半身不遂，瘫了。周克武是坐着刘玉芬给他买的轮椅出院的。我到煤建公司宿舍看望时，很空洞地劝说刘玉芬要想开些。这时，已是倾家荡产的刘玉芬平静地对我说：“我已经想开了，这都是命。”

这时，我看到了令我震惊的一幕。

周克武用尽力气从轮椅上翻滚下来，他当着我的面，跪在刘玉芬的面前，抱着她的腿：“玉芬，我对不起你，我是畜生！”

刘玉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既没说话，也没拉起周克武，她脸上的泪水断线似的流了下来。

从那以后，坐在轮椅上的周克武再也没说过一句话，吐过一个字。他完全失语了，刘玉芬去问过医生，医生说这是中风后遗症，刘玉芬说出院后他说过话的，县城里的医生也解释不了，就劝她只要人活着就行了。

15

湖畔花园会所的经理是张春雷。

张春雷被判了二十年，提前两年释放，他从牢里放出来的时候，县城里好多人都把他忘了，有的人回忆好半天才想起当年县里有过一个风光很短暂的缫丝厂和一个贪污受贿的厂长。老婆在他入狱后离婚，儿子现在在中缅边境做玉器生意，他对这个父亲也没有太多的记忆，听说放出来了，就给了他几千块钱，让他买口饭吃，其余也就不再过问。

已经六十岁的张春雷出狱后很是凄凉，我念及当年他对我的友善和器重，我将他推荐给于耕田，于耕田说：“干过大企业的厂长，管一个会所绰绰有余。”

现在的张春雷有些自卑，他吃住在会所，不太愿意与外界交往，虽全心全意地为于耕田卖命，但于耕田还是批评他说：“会所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一个交际场所，你作为经理，这样不行！”张春雷诚惶诚恐地说：“董事长，我一定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尽快转变角色。”

张春雷第一次面对的外人就是刘玉芬。

我告诉刘玉芬，于耕田要她每天给湖畔花园会所送鱼。刘玉芬说：“我还是在菜市场零卖算了，这么多年，习惯了。”

我知道刘玉芬很有自尊，贫穷下的自尊相当脆弱，刘玉芬怕自己的自尊会轻易粉碎，所以就不想占于耕田的便宜，不想接受他的好意，那会成为她的一个负担和一笔债务，她还不起。于耕田听我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他叫来了会所经理张春雷：“会所每天用的鱼，必须在菜市场刘玉芬鱼档上买，其他的我不管，你亲自去监督落实。”

张春雷和刘玉芬是在清晨菜市场的鱼档边见面的，刘玉芬一眼就认出了张春雷，最先打招呼的也是刘玉芬：“你是不是张厂长？”

张春雷有些紧张地说：“是的。叫我厂长，我很惭愧！”

刘玉芬倒是很放松，她甚至觉得进城后这么多年，唯一对她好的男人就是张春雷，所以对眼前这个头发花白、多灾多难的老厂长生出了一些怜悯：“张厂长，什么时候回来的？”

张春雷说：“过年前，快半年了。”

刘玉芬指着桶里的鱼说：“看中哪一条？拿走得了，不用付钱！”

张春雷很感动：“谢谢你。当年没能把你转成正式工，让你受这么多年的苦。你这鱼我全买了，有八十斤吗？”

刘玉芬愣住了：“张厂长，你开饭店了？”

张春雷说：“是的。你明天早上，多进一些鱼，行吗？”

大概是在一个星期后，刘玉芬就知道了这里面的真相。她接受不了以零售价格买回批发数量的鱼，这是对她的施舍，是对她的怜悯，刘玉芬心里很难过。于是她不卖了。张春雷说：“这是我们董事长的命令，我也没办法，请你支持一下我的工作！”

后来，刘玉芬找到我，她要我转告于耕田，真要是有心帮助她的话，等她儿子一年后出狱，安排到于耕田的手下上班，但千万不要再到她摊位上去买鱼了，别的摊位人说她跟一个开饭店的老头黏上了。于耕田叫来张春雷说：“以后不许去刘玉芬的摊位上买鱼了。”

每年春秋之交、秋冬之际，周克武总要被送去医院住院，他堵塞的血管顽固地收缩，晕倒的次数越来越多。每当此时，周克武便抓住刘玉芬的手，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眼睛里是求生的渴望和对刘玉芬的哀求。刘玉芬看着苟延残喘的周克武，背起发病的周克武直奔县医院。

刘玉芬卖鱼挣的钱除了家用和给劳改的儿子寄一些外，最大的开支就是给周克武看病。刚刚实行的医保许多药不能用，许多钱不给报，刘玉芬也无奈，好在她没倒下，她的医保、社保都没有，社区让她补交，她摊开空空的两只手：“我哪有钱呢？”

她想赶在儿子放出来前把小厨房和卫生间搭起来，所以每天卖完鱼的下午又出去打了一份工，我叫她注意休息，不要累坏了身体。她对我说：“丹凤眼对我真好，每天工作只有三个小时，一个月给我开六百块工资，跟我起早贪黑卖鱼的收入差不多。”

刘玉芬又问了我低保和残疾证的事，我说还没办下来，但于耕田同意接受周洋出狱后来公司上班的事已经定下来了，于耕田说让周洋给他开奔驰。刘玉芬又说了许多感谢我的话，她的卑微让我觉得自己有罪，因为这么多年来，我虽然做过努力，但确实没有给过她实质性的帮助，更没有改变她糟糕的命运。

刘玉芬在湖岸公馆九号别墅做钟点工，伺候一位正在怀孕的年轻女子。年轻女子长着一双妩媚的丹凤眼，刘玉芬说：“你的眼睛真好看！”年轻女子很高兴：“看你这模样，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大美人。”刘玉芬笑了笑，未置可否：“你叫什么名字？”年轻女子想了一会，说：“你就叫我丹凤眼吧。”

刘玉芬在电视里都没看见过眼前别墅里的豪华与奢侈，踩在房间厚厚的羊绒地毯上，像是踩在棉花上，又像是踩在浮云上，电视机贴在墙上，薄得像一块砧板。更离奇的是厕所里的马桶，用完后把屁股冲洗干净，接着又烘干屁股。丹凤眼问刘玉芬要不要试一试，刘玉芬摇摇头说羞死人了，她不想试。

刘玉芬下午通常轮换着给丹凤眼炖鳕鱼煲、乌鸡煲、人参汤，还有银耳莲子羹、红枣桂圆汁之类的。丹凤眼对刘玉芬很好，她把喝不完的汤给刘玉芬喝，有时就让刘玉芬陪她一起喝，一起唠家常。丹凤眼什么话都说，就是不说自己的姓名，不说自己的丈夫。刘玉芬用鼻子都能闻出这里面的不同寻常，她不追问，有意给丹凤眼保留一份难言之隐。

丹凤眼有时候会对着电话发脾气：“你快过来，再不来，我就把肚子里的儿子蹦流产了！”

刘玉芬连忙拉住丹凤眼，生怕她做出蠢事来：“可千万不要生气，怀一个孩子不容易。”

丹凤眼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坐牢一样，我真是受够了！”

刘玉芬劝她说：“你这牢房，我想坐还坐不上呢。快了，孩子一生下来，全身就轻松了。”

丹凤眼临盆是在摔电话两个月后的一天黄昏，她喊肚子疼，刘玉芬抱着她叫她不要动，可丹凤眼还是在床上挣扎着乱动。丹凤眼叫刘玉芬给1395566的手机打电话，刘玉芬一手搂着丹凤眼，一手按了电话，电话里一个男人声音问：“什么事？”刘玉芬说：“你爱人要生了，肚子疼得要命。”电话里的男人说：“不要紧张，我马上叫救护车，一会就到！”

救护车是先到的，丹凤眼被抬到救护车上后，一辆黑色轿车在九号别墅门前紧急刹车。车上跳下来的人让刘玉芬目瞪口呆。

是于耕田。

救护车鸣着笛开走了，于耕田对这一场景来不及吃惊，他对刘玉芬说：“谢谢你，玉芬，林丽只说刘姐照顾得好，没想到是你。”

刘玉芬没说话，她望着于耕田像望着一个外国人，或一个已死去多年的人。

于耕田锁好九号别墅的门，然后对刘玉芬说：“我希望你能照顾林丽的月子，工资两千怎么样？三千也行，鱼就不要卖了！就这么定了，好吗？我现在要去医院。”

刘玉芬还是没说话。

这时，一辆自行车在黑色奔驰车前停了下来，一位穿着制服的五十岁左右的汉子气喘吁吁地跳下车，他堵住于耕田：“董事长，林丽去深圳培训究竟哪天回来，都五个多月了。”

于耕田说：“你要林丽回来干什么？”

汉子抹着脸上的汗水说：“她外婆要死了，等她回来吊孝呢。这两天打她电话都不接。董事长，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不放心呀！”

于耕田一脸严肃地教训汉子：“老林，我再跟你重申一下，你是公司的保安部经理，你负责公司的安全，我负责你女儿林丽的安全。林丽这几天去韩国考察了，怎么接你的电话？”

汉子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董事长，我林国彪是个粗人，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多问了。”

于耕田开着奔驰车走了，林国彪问站在一边发呆的刘玉芬：“刚才救护车拉的是谁？”

刘玉芬看着远去的轿车屁股，鼻子里灌满了刺鼻的汽油味，她捂住鼻子，摇了摇头。见林国彪还不死心，刘玉芬又摇了摇头。

刘玉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于耕田，还是为林丽，抑或就是为自己。她心里一团乱麻。这时，刘玉芬口袋里的小灵通响了。那是我打给她的。

夏天落日的余晖将县城染成滚烫的橘红色，刘玉芬赶到我的住处后，我把刘玉芬的低保卡和周克武的残疾证交到她手里。刘玉芬攥着两个小本子的手不停地颤抖着，她连连道谢：“真是太麻烦你了！”

刘玉芬走进了悠长的巷子里，天完全暗了下来，走在没有光线的路上，路上就不会留下表姐刘玉芬的影子。

这天晚上，我参加了县政府召开的紧急会议，研究解决一桩农民堵路事件。我老家村子要建一个水泥厂，村里的土地全部征用，失地农民一律转为城镇户口。可村民强烈反对农转非，“种田亏本的时候，把城镇户口高价卖给农民；好不容易种田能挣两个钱了，又要把我们农村户口吊销掉。耍我们，不干”。说这话的是一个七十多岁老农民，带头闹事的也是这位老农民，他们把进出村口的路都堵上了。县长要我连夜赶去处理，处理不好就撤我的职。

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农民是我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