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可告人（1 / 2）

1

我现在寄居的这座城市繁荣而混乱，一幢幢摩天大楼顽固而生硬地直插天空，天空弥漫着浑浊的阳光和工业灰烬，在这些与穷人无关的大楼淡蓝色的窗子后面，形形色色的欲望和野心已经酝酿成熟。高楼密集的夹缝中，如蚁的人群怀揣着各种不可告人的动机来去匆匆，去向不明；走在钢筋混凝土的阴影下，没有阳光的脸上表情焦虑而幽暗，少数人在冬天的风中咳嗽。

某种糟糕的感觉在冬天来临的时候越来越强烈，每一片树叶在我眼前坠落都会让我心惊肉跳。我总觉得这个冬天对我来说就是一次灾难，重感冒持续了一个星期，鼻子刚刚能自由地呼吸窗外的空气，我的一位在家乡当县长的大学同学因为贪污受贿案发而失去了自由。另一位同学在电话中对我说“脑袋能不能保住还很难说”。就在我为同学的脑袋而担忧的时候，与我租住在同一幢楼里的一位做书商的朋友被一个谋财害命的歹徒卸掉了脑袋，杀害他的人居然是他雇用的司机，司机是他表弟。书商朋友刚和我谈成了一本书的合作问题，他知道我是漂在这座城市里的自由撰稿人，日子过得朝不保夕，所以他在谈稿酬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千字一百的开价。现在我只好怀里揣着一份永远也兑现不了的合同书去参加书商朋友的遗体告别仪式。殡仪馆里的哭声此起彼伏，他刚换的妻子年轻而美丽并且在情深意切地痛哭后成为这座城市里又一个自由的寡妇。我看到书商朋友躺在鲜花丛中，拼接好的脑袋在一条围巾的掩盖下结构完整且表情极其平静，他已经与这个世界毫无关系了。

冬天异常寒冷，我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自己就像漂泊在一片漆黑汪洋的大海上，孤立无助。在这个不可告人的晚上，我面对着桌上一堆半成品的书稿，想象着那再也不属于我的三万块钱稿酬。我考虑是不是跟书商朋友新婚不久的遗孀探讨一下合同补偿金的事，有可能的话，甚至将书商朋友的遗孀和遗产一起娶过来。在这种痴心妄想还没构思清楚的时候，我的眼前却突然出现了远在老家的二叔的那张苍老而威严的脸。二叔在我出来闯荡前对我的唯一一句训诫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这是孔子的话。想到这，我万念俱灰，明天的晚餐在哪里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我拼命地抽烟和喝水，屋里的烟雾弥漫着破碎的生活前景，我看到鲜花在电视里开放，电视里歌舞升平的画面不仅不能安慰我，而且还成了一种伤害。我想，为什么电视里的人那么幸福呢？为什么我不活在电视里？

文学在这个冬天已由最初的信仰逐渐蜕变成谋生的手段，已由神圣的追求堕落成交易的筹码，我感到今年春节回老家是无法向二叔交代的。二叔是我精神上的导师和生活中的楷模，他是那种仙风道骨，“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人，一生当教师，安贫乐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长年住在三间平房里，理直气壮，腰杆笔直。我成长过程中的偶像既不是董存瑞、黄继光、雷锋，也不是邓丽君、张曼玉、巩俐，如果有偶像，就是我二叔。可我现在为了能请女友到凯宾斯基去吃韩国烧烤而放弃文学的尊严，我没有写完的这本书叫《月光下的单人床》。我正在用一种体面的文字把下流和可耻的欲望制造出来并批发到大江南北千千万万个光线阴暗的床头和比光线更加阴暗的心理中。

这种分裂的意志和想象正在折磨着我残存的生活信心，我咬着牙决定去找另一位活着的书商，我要把自己写了一半的这张“单人床”合同卖出去。这就像一个第一次出卖自己的妓女已经在嫖客面前脱得一丝不挂了，即使再穿上衣服，那也只能算作是有纯洁愿望的妓女，基本性质是不会改变的。

我是在为《月光下的单人床》找另一个书商的路上，接到堂弟小东打来的电话的。小东在电话里对我说，二叔出大事了。我问什么大事，小东在电话里哭了，他要我无论如何要回去一趟，不然二叔就真的全完了。

二叔认为我是有出息的，不像小东，初中毕业上了技校，走投无路中只好进工厂当工人。我是许氏家族“经史济世，诗书传家”的中唯一希望。每次回家，二叔总喜欢与我坐在黄昏的时光里纵横天下谈古论今，然后让婶婶温一壶黄酒，叔侄俩一直喝到夜色阑珊、世界一片寂静的深夜。

我将书稿的提纲匆忙地交给书商，迅速地爬上火车，直奔千里之外的老家。

2

二叔出生的时候，许氏家族全面败落，曾祖父许闻道公因日本人打过他一个耳光，从此就缄口不言，并让城里的一个中药铺和一个典当行在他鸦片烟枪的点点星火中化为灰烬，祖父许慎之流着眼泪将家产中最后一座四合院质押典当出去后，才勉强办完了曾祖的丧事。我二叔诞生在护城河边那间租住来的低矮的民房里。一九四六年春天的雨季极其漫长，我二叔落地时哭声很嘹亮，祖父许慎之望着屋外稠密如注的雨水，一筹莫展，胡子突然间就白了。接生婆在一个锈迹斑斑的铜盆里洗着沾满血腥的手对祖父道：“老爷，恭喜你了，二少爷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必成大器。起个吉利的名字吧！”祖父没吱声，他穿着灰布长衫在屋内潮湿的砖地上来回踱着步子。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婴儿的哭声和屋外的风雨声交相呼应。祖父放下手中的紫砂茶壶，说了一句：“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叫‘克己’吧！”

关于我二叔的名字许克己，有许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祖父希望我二叔能够学会忍受与克制，不要像曾祖那样一时冲动，就败了家；另一种说法是家道既已败落，希望二叔将来能够隐忍发奋重振家业。究竟哪一种说法可靠，无从查考，因为祖父在二叔四岁时就去世了，所以也查无对证了。不过我倒宁愿相信，这两种意思是兼而有之。我祖父许慎之从小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国学基础相当深厚，还留下过一本《笃修论语辅证考》的著作，在当地学界颇有影响。祖父许慎之信心十足地准备参加县试的时候，科举考试废除了，祖父虽然没有金榜题名，但本地各界人士都尊称祖父为秀才。二叔出生的时候，落难秀才许慎之正在县党部书记郭能瑞家里当私塾先生。由于国共内战，郭能瑞不敢将子女送到外面去读书，于是将六个七到十七岁的孩子全都交给祖父，专攻“四书五经”。郭能瑞对祖父说：“蒋委员长说，半部《孟子》治天下。孩子交给你，我放心。”我祖父当时的角色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家庭教师，他靠做一份家教养家糊口。家里再也请不起用人了，我祖父在我二叔一岁多的时候就带着他一起到郭府去边教书边照看孩子。我二叔一岁多时居然睁大眼睛看着祖父教子曰诗云，一动也不动。二叔两岁半时的一天黄昏，郭能瑞的三少爷磨蹭了好半天还背不下来当天教的内容，正趴在桌边玩泥人的二叔流着口水头也不抬地接上去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我祖父惊得目瞪口呆，他一把抱起二叔亲了又亲。二叔从祖父的怀里挣出来，继续玩泥人，他对祖父的震惊与欣喜毫无反应。

我二叔三岁时已经能将《论语》《幼学琼林》倒背如流。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郭能瑞要认我二叔为义子，我祖父执意不肯，说了“犬子不才，不敢高攀”的托词。其实我祖父的内心深处显然已经把二叔看成是许家东山再起的希望，憨头憨脑的我二叔在三岁的时候让我祖父重振家业的信心死灰复燃，之所以不愿与郭能瑞家有太多的瓜葛，是因为我祖父已隐约感到郭能瑞所盘踞的那幢县党部红楼正摇摇欲坠。果然不久后的一天夜里，县党部里枪声不绝于耳，第二天早上我祖父去郭府的时候发现楼顶上的旗子已经换了，郭能瑞家门口站着几个穿土布衣服荷枪实弹的军人，一些人从郭府里抬出了箱子和柜子，郭家的人也从此下落不明。当时我二叔蜷缩在祖父的怀里像一只受惊的鸭子一动也不敢动，我祖父想郭家欠他的一个月薪水是再也要不回来了。这是一九四九年初春一个寒风萧瑟的清晨，县城解放了。

我祖父许慎之先生在一九五○年六月的一个黄昏被军管会的人带走了。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县城里反革命人数不够，所以在县党部书记郭能瑞家当家庭教师的我祖父就成了第三批被抓的“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军管会审判后决定在第一个国庆前节枪毙我祖父。处决的布告贴到了大街上，一位背着长枪的人到护城河边通知我祖母和十六岁的我父亲准备去收尸。家里哭声一片，二叔也很盲目地跟着大人们人云亦云地哭了起来，他流着鼻涕，嘴里呜里呜噜地叨咕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谁也没能听懂他的意思。我祖母擦干眼泪带着我父亲上路了，她去找一位在华东野战军里当旅长的哥哥，拿着旅长的信回来的时候，我祖父已经被押上了红草湖边的刑场。军管会的人看了旅长的信后，刀下留人，放了我祖父。据我二叔多年后对我说，旅长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慎之先生，一介平民；无党无派，为人谨慎；贫寒持家，教书为生；新政初始，人才匮乏；当留其性命以报效国家。”我祖父被放回来后，三天不吃不喝，一言不发。第三天傍晚我四岁的二叔听到祖父说了一句“士可杀，不可辱”的话，当天夜里我祖父在护城河边的一棵柳树上吊死了。

我二叔后来靠我祖母纺线卖钱和我父亲糊火柴盒挣钱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初中毕业后二叔许克己考上了市师范学校。风华正茂的二叔在师范学校是一个呼风唤雨、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二叔如果头天晚上感冒了，第二天就会成为全校师生的头条新闻，甚至成为一个事件。这并不夸张，因为二叔不仅各科成绩绝对优秀，而且普通话说得比电台播音员说得还要标准，他在校期间，参加过全省师范学校普通话比赛，以无可争议的绝对高分获得第一名。他在学校国庆联欢会上朗诵的贺敬之长诗《回延安》竟让许多同学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流泪的同学中有一个女生叫郑红英，她说：“你的声音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每个同学的心。”她说的“我们”实际上就是“我”，那是一个爱情非常含蓄的年代，郑红英如此表达已经是相当公开和大胆了。我二叔许克己留着一个三七开的小分头，他很谦虚地说：“你过奖了。”二叔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扎着羊角辫的郑红英学习成绩一般，但人长得生动活泼，一双明亮而清澈的眼睛流淌着万种风情，这是一双从进校第一天就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男同学想入非非的眼睛。我二叔许克己亦非圣贤，他在这双眼睛的左顾右盼中很难做到“非礼勿视”。而当郑红英用目光与我二叔许克己进行公开交流的时候，我二叔许克己却不敢正视现实了，他扭头望着远处的一棵法国梧桐树，树上枝叶繁茂，阳光铺天盖地。

毕业的时候，市电台要二叔去电台当播音员，但学校已决定二叔留校任教。那年月没电视，当电台播音员就像今天当倪萍、赵忠祥一样风光，学校征求我二叔意见，我二叔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当老师。”已经留校任团委干事的郑红英也劝许克己去电台当播音员，许克己说：“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我读师范，当求博学古今，厚德载物。家父慎之公毕生传道授业，子承父业，天经地义。”郑红英暗自神伤，满腔热情遭遇一盆冷水。

之所以我要写到郑红英这个女生，是因为郑红英对我二叔许克己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3

许克己与郑红英同时留在师范学校，应该说，这为他们爱情的巩固与发展创造了最好的条件。许克己当老师，郑红英是校团委干事，他们一同去食堂吃饭，住在相邻的单身教师宿舍里，他们能彼此听到隔壁屋里老鼠走动的声音。郑红英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夜里睡觉打呼噜的声音就像美军飞机空袭一样。”许克己说：“这纯属无中生有。”没事的时候，郑红英经常到许克己的宿舍串门聊天，许克己对郑红英的美貌情有独钟，但他始终把握不好男女间爱情的火候，这就像一个很想吃河豚的人面对着活蹦乱跳的鱼又不知道如何下手。许克己坐在床边，郑红英坐在一把腿脚摇晃的木椅上，两人保持着严格在一米左右的距离，就如同两个神圣的基督徒回忆挪亚方舟时代的故事。屋内的光线很暧昧，但他们聊天的内容却越来越明亮，那是一个充满乌托邦理想的岁月，许克己自以为是地开导或者说是教训郑红英：“你的汉语拼音总是N、L不分，现在当老师了，应该把吕叔湘的《现代汉语》至少再啃五遍，不然就会误人子弟。”郑红英不高兴了，她清澈的眼睛里顿时灰暗了起来，她说：“我是团委干部，我不是老师。”许克己反唇相讥：“难道你不打算当老师，甘心在团委混一辈子？”郑红英反击说：“你的政治觉悟太成问题了，在团委工作是非常神圣的，怎么能说是混呢？”聊天的内容非常生硬，两人只好看着屋顶的那盏昏黄的灯泡发愣，有一只蜘蛛正在屋角上勤勤恳恳地结网，极个别忘乎所以的蚊子栽进了网里。

学校里所有的老师都以为许克己和郑红英正在恋爱，这是一对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绝配。一位担心他们未婚先孕酿出大祸的老教师黄修儒很恐慌地当着两人的面说：“你们还是趁早把大事办了。”其实许克己跟郑红英连手都没拉过一下，他们谁也不愿先开口明确恋爱关系，但谁也不愿结束这似是而非的同学关系。许克己觉得郑红英留校当了团委干部后，他们之间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郑红英在团委经常向普通教师许克己布置参加文艺活动的朗读节目，那口气有意无意地就流露出了领导意志。而在学生时代，学习委员许克己是经常批评郑红英作业做得太马虎。郑红英那时候就会低下头，脸羞得通红，胆怯地说：“我下一次一定端正态度。”现在这种角色错位让许克己感觉相当糟糕，他时常感到自己不得不接受郑红英的命令而且还像犯了错误一样。郑红英也许意识到了许克己这种心理失衡，她在食堂买一份肉的时候就将其中的一大半夹到许克己碗里，同事们就开玩笑说许克己真是有福气，许克己就对郑红英说：“你要是吃不完，就不要买。”郑红英当着同事们的面一点也不敢生气，而且面对同事们的挑衅很有策略地说了一句：“我要是能吃完一份，我就不买了。”这让同事们哑口无言。

留校三年后，郑红英已经当上了校团委书记，而许克己还是普通老师，他每天站在粉笔灰里教学生们如何字正腔圆与辨别前鼻音和后鼻音的差异。看到一些同学不得要领时，他会气得在课堂上脸色刷白：“举一隅而不知三隅反，无可教也”。那些初中毕业考进师范的学生基本上听不懂他的意思，脸上很是迷惘。这时他又追问一句：“知道什么叫‘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学生们仍然迷惘，许克己无奈地摇摇头，重重地叹一口气。许克己中午在食堂吃饭时脸色就非常难看，饭也吃得极其勉强。这天中午，他将自己的菜全都给了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陈可新吃，陈可新是许克己最赏识的学生，陈家中父母双亡，靠种地的爷爷奶奶送米来上学。许克己从工资中挤出几块钱给陈可新，陈可新坚决不要，许克己说：“好，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但他每学期私下里还是买了许多笔和作业本悄悄地塞给陈可新，时常在食堂买饭时也会多买一份给陈可新。陈可新接过许老师的作业本的时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这些事除了他们师生两人知道外，任何人都不知道。郑红英在学雷锋运动征集先进事迹的时候，许克己对陈可新说：“行善未及心善。只字不提，知道吗？”陈可新点了点头。

此时的许克己已是风光不再，他的头上始终沾满了永远也掸不尽的粉笔灰，一件蓝得发白的中山装总是少一个纽扣，除了教书外，便是啃他的故纸堆，一本清乾隆年间刻印的《四书校注》已被他翻得遍体鳞伤，还有一些祖上留传下来的残缺不全的《汉书》《史记》《隋唐演义》全都藏在他枕头边的一个暗红色的木箱子里。许克己与这些古代的文字为伍，过着传统而古老的生活。当了老师后，他再也没兴致参加诗歌朗诵了。郑红英说：“当年的余音绕梁、风流倜傥哪去了？”许克己说：“现在应该让学生去参加，如今再去放浪形骸、甚嚣台上，有辱师道尊严。”

团委书记郑红英觉得自己和许克己之间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关系，许克己不主动开口是因为他的自尊和两人地位落差而造成的自卑，于是郑红英就觉得自己应该主动一些。她认定许克己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她愿意为明确关系付出自己能够承受的代价，但她不能付出女性全部的尊严，所以就在准备送给许克己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文字：“赠许克己同志：赤胆忠心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共勉。你的同学：郑红英。”送笔记本是那个时代表达爱情的最根本的象征，相当于今天送玫瑰花，用意是十分明显的。郑红英在那本绿皮笔记本扉页中的题词虽说是豪言壮语，但仍然显现了掩耳盗铃的破绽。郑红英怀揣着笔记本敲开许克己宿舍门的时候，心怦怦乱跳，她知道怀里揣着的是未来的爱情和子孙绕膝的生活前景。同样有自尊的郑红英一进门就故作轻松地说：“克己，这是团委多出来的笔记本，送你一本。”许克己接过绿皮封面笔记本的时候看到了封面上毛主席和林彪接见红卫兵半身像的下方印着“师范学校团委工作笔记”的字样，许克己的脸当时就变了。他没让郑红英坐下，声色俱厉地说：“这是团委的工作笔记，你这个团委书记怎么能假公济私，随便送人呢？”说着就将笔记本甩到了郑红英的怀里，他甚至没有看到笔记本扉页上的题词。郑红英哭着跑开了。许克己对着郑红英的背影还说了一句：“岂有此理！”许克己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嘴里直喘粗气，他听到了屋外的风声呼呼作响，许多树叶在风中飘落。子夜时分，许克己忽然想起了笔记本之于男女间的特殊含义，他有些后悔了，郑红英的眼睛“惑阳城，迷下蔡”地在这孤寂的夜里闪烁着。他出了门走到隔壁郑红英的门前，他在黑暗中伸出手准备敲门，风很冷，他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第二天早晨在食堂吃完早饭回宿舍的路上，许克己对郑红英说：“笔记本是公家的，你卖给我怎么样？”郑红英美丽而苍白的脸上一片冰冷，她说：“公家的东西，我不卖。”

许克己从郑红英的话里彻底明确了笔记本的含义，郑红英的拒绝使他们进行了四年多含糊的爱情在这个有风的清晨随风而逝。许克己站在风中愣了好半天，他看到许多树叶正在他的眼前纷纷扬扬地零落成泥。从此，郑红英和许克己再也没有来往串门聊天，他们相安无事地在各自的岗位上过着与爱情毫不相干的生活。许克己潜心研究当地方言与普通话在声韵母上的校正规律，运用于教学，学生们的舌头都会打卷拐弯了，毕业时居然有六个学生被市县电台要去当播音员了，许克己的脸上就有了一种无比辉煌的成就感。

六个当电台播音员的学生中本来有他的得意门生陈可新，但许克己不仅不同意，而且要给陈可新处分。毕业考试的时候，成绩优秀的陈可新居然将试卷给后面的同学李保卫抄袭，当场被许克己抓了个现形，陈可新当时脸色一片死灰，他手中的笔也落到了地上。许克己从地上捡起那支他为陈可新买的“新农村”牌钢笔，狠狠地摔向水泥窗台，钢笔断成了两截。全班的同学都惊得张着嘴，不敢用鼻子吸气。事后，许克己在调查这起作弊案件时，了解到市粮食局局长的儿子李保卫花十块钱买通了陈可新，陈可新为了十块钱出卖了公平考试的原则和许克己对他的希望。陈可新泪流满面地跪在许克己面前：“许老师，我对不起你！”许克己怒吼道：“站起来！我不要你向我下跪，我要你对自己的良心下跪。贫贱不能移，而你见利忘义，羞耻！”学校对这件事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只是给了陈可新个暂缓分配的处分，暂缓时间是一年还是一个月没有说清楚。许克己到团委找郑红英，强烈要求开除陈可新的团籍，两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往了，郑红英这时冷冷地说：“许老师，明确告诉你，我不同意开除陈可新团籍。”许克己问：“为什么？”郑红英说：“年轻人犯错误连上帝都会原谅的，这是列宁说的。你能说你没犯过错误？”许克己愣了一下，说：“我犯过什么错误？即使犯，性质也不一样。”郑红英说：“你的性质比陈可新要严重得多，陈可新破坏的是纪律，而你践踏的是心灵，心灵你懂吗？”许克己若有所思，但他不愿承认，郑红英当然也就不便挑明。这件事过后，许克己心灰意冷，因为他知道了李保卫的父亲是市粮食局局长，学校食堂许多平价粮和平价油都要靠他父亲批条子。两个作弊的学生在其他同学毕业一个星期后就分配了，损失最大的是陈可新，他没去成电台，而是分到了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李保卫留在市第二小学当老师。陈可新走的时候，没跟许克己打招呼，这使许克己很伤心，内心深处他是非常喜欢陈可新的，本来他还想跟他多提醒几句今后为人做事的话，但陈可新没来，他也就权当没这个学生了。

本来，许克己和郑红英的关系早就应该结束了，他们维持着一种最简单而普通的同学和同事的关系，平时井水不犯河水，偶尔冤家路窄，两人迎面相遇，郑红英就主动地问一句很礼貌的废话：“吃过饭了？”许克己也就答一句：“吃过了。”真正让许克己爱情死灰复燃的是，许克己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请了假，独自一人回二百多里外的老家为母亲办丧事。第三天出殡，披麻戴孝的许克己悲痛欲绝地跪在母亲棺材前几次晕了过去。他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这种恩情使许克己还没来得及报答就提前结束了，许克己甚至想到了死。这时，郑红英突然出现在了许克己的面前，她拉起了泪流满面如行尸走肉般的许克己说：“克己，你要节哀！生活还要继续。”许克己见到郑红英像是见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说：“我妈妈，没了。”说着就又瘫倒在漆黑的棺材前痛哭失声。郑红英再一次拉起许克己陪着他一起抹眼泪，她的手和许克己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这几乎成了他们这一生中第一次握手也是最后一次握手。郑红英规规矩矩地按照当地的风俗穿上了孝衣并在棺材前磕了三个响头。许氏家族的人都把郑红英当成了许克己未来的媳妇，所以都对这个城里的漂亮姑娘感激有加。

许克己母亲的丧事重新拉近了两人的关系，他们又开始相互串门聊天了。许克己是一个“惜言如金”的人，但他还是在一个月光很好的晚上，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对郑红英说：“真的很感谢你参加了我母亲的葬礼。”郑红英说：“都是老同学，说这话就有些见外了。”许克己壮着胆子问了一句：“你能再送我一个笔记本吗？”郑红英长时间地沉默，许克己听到了自己腕上手表指针走动的声音，这声音像锯子一样将这个寂静的夜晚锯得四分五裂。过了很久，郑红英平静地说了一句：“我只有校团委的工作笔记本，你要吗？”这下该轮到许克己沉默了，他没说话，可郑红英显然对那种酝酿后的答案缺少应有的信心，所以她站起身来说，“我先回宿舍了，明天早上还要去市里开会。”郑红英走了，许克己坐在椅子上看到月光已经从窗台上移走了，他耳朵里灌满了蛙声，这使他回忆起护城河边的岁月里，在月光下蛙声里纺线的母亲，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时间和岁月磨洗着人的容颜和事物的真相，七十年代到来的时候，许克己和郑红英都已经成为大龄青年了，他们的同学早就抱起了儿子并在天伦之乐中享受着生活应有的温馨和平静。而此时，二十八岁的许克己却像一页古书一样严谨而刻板地走在阳光和风中，头发干燥，面色凝重，字正腔圆的声音开始拖起了长长的尾音，那种磁性的光辉已经在春华秋实的更替中暗淡。许克己已经很多年没有上台朗诵过了，他觉得他正在走近他的父亲许慎之公，除了没有长长的胡须，他在捧读那本发黄的《四书校注》的时候，他觉得父亲慎之公已经复活了，因为他的思想和情感已经乘上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那辆周游列国的马车。而此时的郑红英却时来运转，飞黄腾达，旧的校领导班子在“反潮流”的声浪中全军覆没后，二十七岁的郑红英当上了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这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许克己和郑红英这两个人再也不是以前郎才女貌所能概括得了，他们就像《红灯记》里所说的“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了。随着革命的深入，许克己越来越跟不上时代，政治学习心不在焉，大批判时消极怠工。在“兼学别样，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时候，教师范生普通话正音的许克己就像一个空酒瓶摆在酒桌上一样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了，更何况大批判的时候，一律要用方言批判，因为那是一种朴素而真实的阶级情感的自然流露。

就在全校所有的人认为许克己和郑红英关系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郑红英找到了许克己，她直截了当地说：“克己，毕竟这么多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明天就买一个笔记本送给你，当然不是公家的。”郑红英和许克己都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们两人虽然从没明确过关系，但两人都拒绝了所有好心人的提亲，这使他们两人都感到奇怪，但谁也没有交流过这是为什么。许克己在亲戚朋友的巨大压力下，也想将自己交给一个女人和一个家庭，就当是完成一个人生的作业一样了结它。所以他在听了郑红英的话后，说：“如果你送我一个笔记本的话，我就送你一支钢笔。来而不往，非礼也。”郑红英说：“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许克己说：“什么条件？”郑红英说：“你能不能把许克己这个名字改了？‘克己复礼’被林彪写成了条幅挂在家里，而且这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孔老二说的，林彪又用这句话借尸还魂。”许克己突然从椅子上弹起来：“你怎么能这样无礼？你居然说孔夫子他老人家是孔老二？”许克己的脸涨红了，他嘴唇哆嗦着，眼睛里流露出愤怒而痛苦的光芒，“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郑红英刚刚在市里听了内部传达，所以她提前透露信息并且很为难地说：“你怎么一点政治意识都没有？全国‘批林批孔’的运动马上就要全面发动了，你还留着这么一个剥削阶级的名字，你叫我怎么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许克己打开门，做出逐客的手势：“请你不要想让我改名，更不要亵渎孔夫子。”

“批林批孔”运动在全校铺开的时候，每个教师都要写批判文章，分教研组进行座谈讨论。许克己当着进驻学校的市工宣队的面拍案而起：“孔子说‘自行束修’‘有教无类’，连穷人的孩子都可以上学，完全是无产阶级的感情，怎么能骂人家是孔老二？林彪是什么东西？他怎么配跟孔夫子合穿一条裤子！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郑红英脸色当时就变灰了。许克己还说“学而优则仕”有什么错，难道要让那些考试不及格的人去当领导吗？

事后，市里准备将许克己定为现行反革命，也有说干脆逮捕法办算了，但不知何故，许克己只落了个清除出教师队伍的处分。郑红英说：“你还是留在校文印室刻钢板吧。”许克己对郑红英说：“我不刻钢板，我要打扫卫生。”

那一刻，郑红英看到许克己脸上的胡子像蒿草一样茂盛，青黄不接的脸如同一本古书的封面。

4

郑红英并没有让许克己在校园里打扫厕所和办公室的卫生，她让许克己负责上下课打铃和课间放广播体操。许克己整天闷在值班室里啃“毒草”，驻校“批林批孔”的工宣队长向郑红英举报许克己思想顽固在值班室看“四旧”的书，建议组织全校教师公开批判一次，郑红英说许克己已经不属于教师队伍，这件事等研究后再说吧。工宣队长捋了一下头顶上寥寥无几的几根头发说：“师范学校是形左实右的重灾区，不让逮捕，不让打反革命，也不让批判，这不是路线问题是什么？”郑红英对这位文盲出身的工宣队队长说：“先把你们工宣队这个月的伙食费交齐了再说，路线问题的事我比你更清楚，师范学校的事你少管。”郑红英拿出造反派的脾气将手中的那本绿皮封面的笔记本掼在桌上，工宣队长愣住了。

郑红英准备找许克己谈一次，许克己却主动找到了郑红英的办公室，他们坐在领袖像和带有骂人性质的标语下面进行了这样的对话。郑红英说：“你的那些书再也不能看了。”许克己说：“是的，我不看了，我准备结婚了。请你给我开一个结婚证明。”郑红英问：“女方是哪里的？”许克己说：“市煤球厂的女工，叫王大兰，工人家庭出身。”郑红英说：“结婚是你的权利，学校当然同意。”

许克己结婚的第二天，他从温暖的被窝里被叫起来参加了对他的批判会。校会议室里工宣队的成员和部分教师代表声色俱厉地从许克己的名字开始批判并一口咬定许克己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是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衣钵。郑红英脸色很严峻地主持了批判会，她在批判许克己抱残守缺、食古不化的同时希望许克己能够和奴隶主阶级划清界限，尽早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工宣队队长断喝一声：“许克己，你必须悬崖勒马！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许克己新婚伊始，女人使他安静而满足，他很宽容地看着一张张扭曲的脸，表态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所有的人听得一头雾水，批判会开得虎头蛇尾，因为显然这样的批判不能触动许克己的灵魂。

郑红英在许克己结婚一年后嫁给了市革委会的一位比她大十二岁的副主任。许克己结婚无人参加，郑红英结婚不少人参加了，但没请许克己。这个时候，许克己和郑红英曾经有过一段的感情经历实际上已经没有人相信了，部分老教师在提起此事的时候，大多数新来的老师认为不可能。不相信此事的老师中就有刚调来的李保卫，李保卫是许克己的学生，他从市二小调师范后，居然也一本正经地上了讲台。郑红英结婚后搬到市委大院去了，她的那间平房三年后分给了许克己，因为许克己的第一个儿子已经出生了。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的时候，郑红英校长曾找许克己谈过一次，她问许克己对重返讲台有什么想法，许克己说：“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你可以在八十岁的时候继续开我的批判会，但我这辈子死也不会求你的。”郑红英说：“这话是你说的？”许克己说：“是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许克己是一九七八年初重新走上讲台的。郑红英校长通知他准备上课的时候，许克己不干了，他要组织上给他平反昭雪。郑校长说：“本来也没给你扣什么帽子，平什么反？”许克己说：“批判会都开过了，至少也要对批判会下一个结论。”郑红英说：“你只是暂时离开教师岗位，本来就没有任何文字处理意见。”许克己固执地说：“不管怎么说，我被你们打倒了，不给一个结论，我上讲台名不正言不顺。”郑红英脸色非常难看，她以严厉的目光盯住许克己：“许克己，你是不是要我给你写一份悔过书？告诉你吧，如果不开你批判会的话，你就被逮捕了，至少是现行反革命。你有什么委屈的？”

许克己后来找过市教育局，也找过市委组织部，得到的答复是：“你的事情根本不属于平反昭雪的范围，既没坐牢，也没有去五七干校，‘文革’中讲几句错话，算不了什么。”许克己火了：“我讲得一点都没错，你这是什么意思？”答复他的人见许克己想抬杠，就连连道歉说：“你没错，是我说错了。”

许克己是扬眉吐气地走上讲台的。一九七八年三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许克己换了一件崭新的蓝涤卡中山装，王大兰还在他头上抹了点头油，于是头发顿时就一丝不苟了起来。王大兰说：“平反了，要精神些。”许克己说：“我没问题，平什么反？”许克己给第一届考试招来的师范生上普通话语音课，他第一节课只字不提语音，大谈“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问题，在强调如何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时，还大力表扬孔夫子的得意门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许克己是因为拥护孔子而被贬到校值班室打铃和放广播体操的，所以他今天要利用讲台旗帜鲜明地证明只有自己才配跟孔夫子合穿一条裤子，而且穿得光荣，穿得伟大，林彪是不配的。只是学生们不知道许克己这些心理活动，他们只是觉得这个老师很有学问。

一九七八年秋天的时候，许克己家里那三间低矮的平房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从头上摘下草帽，将一只活蹦乱跳的老母鸡放到煤炉旁。许克己激动地走过去紧紧地拉着晒得黝黑的来人的手，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好，好，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有出息！”这个提着一只老母鸡的来客是当年不辞而别的许克己的得意门生陈可新。陈可新因为让李保卫偷看试卷而没去成电台，分到乡村小学后，发愤苦读，终于在今年高考中考上了省城大学的中文系，他来向许克己辞行。他说：“许老师，能有今天，全都亏了你。”这话既像感激，又像是讽刺。但许克己却高兴得合不拢嘴，连连说：“哪里，哪里，朝闻道，夕死可矣。”

晚上，已经在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李保卫请陈可新吃饭，李保卫过来叫许克己一起过去吃饭，许克己对李保卫那副纨绔子弟模样本来就抱有成见，而参加当年作弊的双方宴请，多少就有点否定历史的意味，许克己不想参加，但李保卫如今又成了同事，所以他很犹豫。这时王大兰一句话将李保卫堵死：“老许胃不好，晚上要喝中药，不能喝酒也不能吃肉。”

李保卫走后，王大兰用手指戳着许克己的脑袋说：“真是个书呆子，你要处分的两个学生，一个考上了大学，一个成了你的同事。让你去喝酒是存心出你的丑，这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

许克己被老婆的挑拨离间激怒了，他拎起屋角的那只老母鸡就要扔到屋外去。这时王大兰冲过来从许克己手里夺过鸡：“黄鼠狼用鸡给人拜年，这鸡吃定了。”

不久，屋里就传来了鸡在挨刀时绝望的惨叫声。

5

八十年代的天空是蓝的，阳光温暖而明亮，阳光下的人们开始穿西装打领带套喇叭裤留长头发戴宽边的太阳镜，飙车的小青年手里拎着双卡录音机招摇过市，大街上灌满了邓丽君和李谷一的歌声，人们在柔软而抒情的歌声中酝酿着压抑已久的欲望和野心，一个机会主义的时代正在向每个人走来。

许克己依然住在两间光线阴暗的平房里，目睹着墙壁和家具在漫长的雨季里发霉，王大兰说：“你不能找郑校长申请换一处大一点、亮一点的房子吗？”许克己缓慢地歪过头看了妻子一眼，说：“斯是陋室，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然后就继续批改作业，修正学生们在作业本上发音的错误，他认为发音的错误会使整个表达的意义被颠覆，正确的发音就是一种正确的思想。煤球厂工人王大兰见许克己整天沉迷于教学和批改作业，对家里的事无动于衷，就经常叹气，有时候实在忍无可忍了，就说一句：“嫁给书呆子，真倒霉！”

刚刚恢复正式招生不久，师范学校教语音课的老师奇缺，在一个方言很重的地方教语音难度极大，方言顽固得就像一个死不改悔的敌人，你进它退，你退它进，卷舌不卷舌音混淆在一起使许多学生仇恨自己的舌头为什么不会拐弯，一些学生抱怨爹妈，也有一些学生抱怨自己出生得不是地方。许克己一个人带六个班普通话语音，每天拎着一个砖头一样的“三洋”卡式录音机让学生们反复练，一个个过关。气急败坏的时候，他就会用文言文表达自己的恼羞成怒，学生们觉得许老师的文言文责骂很有诗意，所以也没多少人觉得痛苦。许克己常常在“无可教也”的恼怒中将自己也折腾得心力交瘁，但学生在省市普通话比赛中获奖，却又使他有一种自己重温旧梦的幸福。他想起当年自己在省里普通话比赛时获第一名的时候，中午在省政府招待所吃了一碗不花钱的红烧肉，这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记忆。

就在他每天为师范学校学生普通话发音疲于奔命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事忘了。

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评职称开始了，而许克己还只是一个中专学历，他的学生李保卫都已经拿到了电大大专文凭，一部分人还拿到了函授本科的文凭。曾有人提醒过许克己是否拿一个文凭，但每周二十四节课的许克己说：“我现在连看报纸听广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拿学历呢？”然而，评职称正式开始的时候，师范学校陆续分来了不少恢复高考后大学毕业的本科生。短短几年的时间，许克己就成了全校学历最低的人。年轻人当上了讲师，而有十几年教龄的许克己却只能评为助教。许克己对“助教”一词非常反感，他觉得自己已经被评过三次全市的优秀教师了，怎么才是助理教师呢？他找到郑红英校长，郑红英在她那间已经没有了领袖像和革命标语的办公室里接待了许克己，他们坐在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下方的两张单人沙发上说话，这很有点像当年在许克己宿舍里保持距离聊天的场景，只是他们再也不聊学生时代的事情，也不聊关于笔记本的往事了。许克己掸了掸袖子上的粉笔灰说：“我不是来求你的，我只是问我一个正式教师，怎么突然间就成助理教师了？”郑红英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沙发的扶手，不经意地流露出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应有的姿势和腔调，她再也不是那个当年见到许克己就红着脸、低着头的小女生了。她很平静地对许克己说：“我没有说你是来求我的。助教是一种职称，而不是用来界定正式教师和助理教师区别的。你的教学成就是全市公认的，但我们学校大学生太多了，你暂时委屈一两年，我已经报你评特批的讲师了。不过，你最好还是参加一个大专函授的学习，我也在读省委党校的函授本科。”许克己说：“我教六个班的课，哪里有时间读函授大专？”

许克己本来不想读大专，但妻子王大兰开始在伙食上让许克己体验不读大专的危害性。最初家里是一个星期吃一次肉，自从许克己评为助教后，王大兰开始两个星期买一次肉。许克己筋疲力尽地从课堂上回家后，就让王大兰加餐买点肉，王大兰将一盆大白菜炒豆腐和一碟腌咸菜端到桌上，气呼呼地说：“连个讲师都评不上，哪有钱吃肉？你看看两个孩子瘦得像小鸡一样，人家小孩喝牛奶，我们家孩子连鸡蛋都吃不上，凭什么我们娘儿几个跟着你受罪？”许克己当助教只有六十八块钱工资，而讲师是一百二十六块，相差近一半。他的学生李保卫由于拿到了大专函授文凭，又是本科在读，所以评上了讲师。这个被他要扫地出门不准毕业的学生居然扬眉吐气地站在讲台上大谈讲师的工资比科长要高。在煤球厂当工人的王大兰的工资只有三十四块钱，两人工资加起来还没有李保卫的多，许克己即使再有“君子趋于义，小人趋于利”的高尚情操，可面对两个拖着鼻涕、嗷嗷待哺的孩子，他的心理还是不平衡的。

在王大兰喋喋不休的唠叨声中，在工资反差巨大的刺激下，许克己决定攻读省城大学的中文系函授专科。许克己白天教书，晚上批改作业。函授课程常常是在后半夜才开始学习，节假日星期天对于许克己来说是没什么意义的，他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夜以继日地转动着。函授第二学期的时候，许克己因劳累过度一头晕倒在课堂上，送进医院后被诊断为急性肺结核。许克己躺在病床上看书做作业，医生说如果再这样过于疲劳，后果将十分严重，许克己就不敢再看书了。郑红英校长带着副校长、教导主任一行来到医院探望许克己。郑红英以领导的口吻很关心地说：“校领导班子对你的身体很关心，这次来，一是希望你安心养病，二是希望你病好后要注意休息。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决定下学期只让你带四个班。”许克己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来，他声音荒凉而坚决：“这六个班我一定要带到毕业，别人中途插手我不放心。”郑红英送上学校买给许克己的慰问品，两包麦乳精、两包桂圆、五斤苹果，还送上了校工会的八十块钱慰问金。许克己非常不安地对领导们说：“耽误了教学，罪莫大焉；如此体恤，受之有愧。”他的额头上冒出了许多汗。领导们说了许多的温暖人心的关心话后，跟他告别了。

许克己两个星期后出院了，腿有些发软，但他还是站到了课堂上，还抽空将落下的课程全补上了。这时两门函授考试开始了，古代汉语许克己是不在话下的，可政治经济学还没来得及复习，住院期间正好是政治经济学集中上课辅导，他没赶上，其中大量有关剩余价值和扩大再生产的话题看得似是而非。市里参加这期中文函授的有二十多人，他在市文化宫听最后一节政治经济学辅导课时，同桌李天军将许克己拉到教室外的走廊里对他说：“没关系，正好这次轮到你请客，你请完客再送两条香烟、两瓶酒，争取让来辅导的老师把几个论述题透露给你。”许克己一脸糊涂地看着李天军，他像听外语广播一样一头雾水。李天军是市政府办公室的秘书，见多识广，他说：“老许，你装什么糊涂？本来这次就该轮到你了。我只是好心提醒你请完客再攻攻关，我可是一片好心。”许克己这时才若有所思，怪不得有好几次省城大学来辅导老师的时候，上完课，都让许克己一起去吃饭，但许克己都推辞了。李天军已将这二十多人排了一个请客表，学员轮流请，为的是考试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大家在考场上相互帮帮忙，集体过关。如果关系再硬一些，就争取让辅导老师透露一些分数高的关键性题目。许克己忽然想起来了，他前几次考试的时候只顾自己埋头做卷子，并不知道考场上出现了什么问题。一次考现代汉语时，他提前交了卷，只见省城大学来监考的老师眯着眼坐在椅子上打瞌睡，而下面考试的好几位同学正在交头接耳。最初许克己以为他们是准备交卷前相互打个招呼，现在他才知道是在作弊。许克己没想到这些为人父、为人师、为人领导的人居然还会作弊。走廊里昏黄的灯光照亮了许克己涨得通红的脸，他因过于激动而使语言很不连贯了，他指着李天军的鼻子说：“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岂有此理！荒谬！”李天军点燃一支烟，很恼火地说：“我是一片好心，想帮你过关，你这个人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许克己说：“考不及格可以补考，有这么鼠窃狗偷过关的吗？”李天军说：“你给不给老师私下攻关，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按规定这次该轮到你在饭店请老师吃饭了。”许克己说：“我不请。”李天军说：“别人已经请过了，你考的几门也都过了，不请你得向全班同学解释。”许克己仰起一颗傲慢的头颅说：“我不解释，更不请客。”李天军说：“只要你好意思面对全班同学，你就不请。”许克己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课本往地上一扔说：“我不愿与你们这些不知羞耻的人为伍，这个函授班我也不上了。”

许克己扬长而去，李天军面对着许克己远去的背影，很同情地苦笑了起来。

许克己写了一封举报信告到了省城大学，说本市的函授点存在严重作弊问题，举报信的结尾还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如若贵校‘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显然带有教训的口吻，所以校方并没有答复。他又给省教育厅写了举报信，教育厅成人教育处来了两个人，在市里调查了好几天，也找举报人许克己谈了话。那位鼻子很挺直的处长问许克己：“所有学员和来辅导的老师都说绝无此事，我们想问你的是，你是不是亲眼看见作弊了？你是不是也请辅导老师吃过饭了？”许克己反问道：“你是来调查情况的，还是来审讯我的？”处长说：“你要是这么不配合，我们就真的无法调查了。”

成教处上报教育厅的调查结论是：“查无实据，与事实不符。”许克己不仅举报没有得逞，而且还给外界留下了栽赃诬陷的把柄。市教育局张局长对郑红英说：“你去找那个许克己谈一谈，不要随便乱写信。”

郑红英没找许克己谈话，许克己从此再也没有上这个函授大专班了。他的学历依然是中专。

第二年，郑红英校长调任市教育局副局长，临调任前，许克己因“教学成就突出，三次获得过市优秀教师”而被特批为讲师职称。

郑红英对许克己说：“作为校长，我对你是负责任的。”

许克己说：“对教师不负责任的人是不能当校长的，更不能当局长。”

郑红英很宽容地笑了笑，她也许在笑自己当年对许克己的崇拜情结过于荒诞，也许在笑那本没送出去的笔记本终于使她从一桩不切实际的感情纠葛中胜利逃亡。

许克己读不懂郑红英的笑，他将在自己充满妄想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地继续走下去。

6

城市道路越来越宽阔，城市的楼房越来越高，城市的天空下弥漫着浓厚的工业烟尘和汽车尾气，天空不再湛蓝，满目浑浊的阳光，你可以感受到是个晴天，但就是看不清阳光究竟是从哪里铺向地面的。

这时已是九十年代的中期了。许克己五十岁了，一个知天命的年龄，他却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头发花白，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长年累月套在身上，呈现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形象。王大兰给他买了一件夹克衫，许克己坚决不穿，他给儿子穿，儿子说太土了。王大兰文化不高，但对“文革”语言比较熟悉，所以她就强烈谴责许克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分子。

许克己当讲师已经快十年了，与他同期评讲师的人都已经是副教授了，他却原地踏步。学校盖了六幢宿舍楼，许克己却只能住在三间平房里，因为宿舍楼实际上就是教授楼。许克己讲师眯着眼看着楼房拔地而起，他却面对着自己的三间破旧的平房嘴里自言自语着“何陋之有”。然而他的妻子王大兰不干了，她已经在二十多年的清贫中逐渐失去了耐心，平房里没有卫生间，春暖花开，公共厕所里却是臭气熏天蛆虫满地，一家人实际上是跟学生们共用一个厕所。夏天的时候，雷暴雨铺天盖地，年久失修的平房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风雨中垂死挣扎，屋里又漏雨了，家里的锅碗瓢盆一齐上阵接漏，最后连深筒胶靴也用上了。王大兰在风雨如注的夜里跟许克己大吵：“你这个窝囊废，嫁给你算我倒了八辈子霉。”王大兰跟许克己争吵的语言越来越刻薄，许克己面对着屋内破败的景象一言不发，他已经无法再用圣贤的语录来对抗这个凄凉的夜晚，他默默地坐在雨声中闷着头抽烟，烟雾在潮湿的空气中涣散着碎了，突然间啪的一声，电线短路了，屋内一片黑暗，烟雾也消失了，许克己看着黑暗中烟头上的火星忽明忽灭。他陷入了漫无边际的想象中，想象中的世界遥遥无期。

许克己的学生李保卫副教授在住上新楼后，又当上了语文教研室主任，他特地找许克己谈心。三十多岁的李保卫副教授十年前就拿到了党校本科文凭，而许克己大专刚上了两个学期就自动放弃了。李保卫对许克己很尊重，不管当初许克己如何以老师的身份严厉地清算自己，但如今毕竟老师很失意，所以他掏出一支红塔山香烟递给许克己，并为他点上火。李保卫说：“许老师，按你的资格早就该评上副教授了，但现在这世道就这样，一个人对抗一种制度是不可能的，只有顺应潮流。”李保卫的口气像是开导，更像是教训。许克己的脸色很难看，他反问一句：“你说我当如何顺应潮流？”李保卫说：“全校那么多人都通过了职称英语考试，只要你想过，你就能通过。”许克己脸上弥漫着浓厚的烟雾，紧锁的眉头在烟雾中凝固不动，他说：“读书的时候学的是俄语，没学过英语，怎能弄虚作假？”李保卫说：“如果实在不想考英语的话，你可以考日语。日语中有许多汉字，连蒙带猜，许多老教师不都过了吗？”许克己将烟头扔在地上，然后用脚轻轻地踩灭，他很怀疑地看着李保卫，说一句：“‘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当年在课堂上我跟你们讲过多少遍，你们都忘了。”说完他一个人默默地走了。李保卫发现许老师的步子越来越慢了，他真的老了。

许克己没当上副教授，并不是有人跟他过不去，以他的资历，本科文凭已经不重要了，他可以凭十年讲师的教龄直接参评副教授，只要通过职称外语考试，再发表两篇论文，副教授是比较容易评上的。问题在于许克己认为不懂外语的人居然都通过了外语考试，这既是欺骗自己，也是欺骗组织。王大兰说：“组织上从来没说过考过去的人是欺骗组织。”许克己说：“那只能说明是组织欺骗组织。为什么要如此劳民伤财地做这些事？”

已经升任市教育局局长的郑红英年初到师范学校视察工作的时候，听取了学校的工作汇报后，她找到了许克己。十多年来，他们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来往了，如今站在郑红英对面的许克己已经是一个十分合格的下级，脸上早已没有了青春年少时的潇洒，枯黄而僵硬的表情中隐约可见的是孤独和固执。郑红英局长说：“老许呀，以你的聪明才智，无论是考英语还是日语，我相信没有任何问题。至于两篇论文，你的教学笔记我看过，每篇都是论文，为什么不拿出去发表呢？副教授的事宜早不宜迟，即使你不想要，你的老婆孩子也是需要的，工资、房子都跟职称挂钩。”上午的阳光很刺眼，许克己揉了揉被阳光刺痛的眼睛，漫不经心地对郑红英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其身不正，何以正人？我是老师，不是江湖骗子。”郑红英局长的秘书喊她去参观电教馆，郑红英于是给许克己丢下一句话：“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我，我不是说求我。”许克己站在初春清淡的阳光下，看到天空飞过一群鸽子，鸽哨声明亮而悠长。

许克己认为职称外语考试解决的不是外语的问题，所以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还有瞒天过海的欺骗性，不能容忍的是全国自上而下的人都接受了这一自欺欺人的表演，他在课堂上公然说这是“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真实写照。这时候的学生们已经没有了当年陈可新、李保卫他们对传统道义的敬畏感，他们在听许克己用文言文发牢骚的时候，居然都笑了起来。学生们笑的时候，许克己就异常痛苦，他说：“同学们，你们毕业以后都要当老师的，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如若无知无畏，何以传道授业？”他在说到“传道授业”的时候加重了痛心疾首的语气，脸色铁青。学生们被许克己深刻的激愤震住了，课堂里顿时鸦雀无声，窗外的阳光通过木格窗子漏进来，部分学生的脸上被分割成明暗对比的色块。

许克己讲师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走在世纪末的阳光下，花白的头发一丝不苟，在有风的日子里，他更像一根不堪一击的稻草一样摇晃在此起彼伏的风中。他以自己瘦弱的身躯和孤独的意志对抗着这个随心所欲、醉生梦死的世界，同事们把许克己看成一本线装的古书或一个出土半个世纪的古代的陶罐，他们在教师的岗位上为职称常常拼得你死我活，而当在自相残杀中将一个个对手消灭之后，他们又会滋生出同室操戈之后的恻隐之心。寒假的时候，教研室同事郭祥副教授请许克己到家里吃饭，许克己本不想去，王大兰说：“你在学校里一点人缘都没有，郭老师看得起你，不要给脸不赏脸。”许克己看不惯郭祥见到谁都是一脸讨好的笑容，他觉得郭祥的这种投机的笑容除了使他评上副教授外，确实有损师道尊严。因为函授大专毕业的郭祥是学校里公认的课教得最差的人，好多次学生起哄要换老师，但郭祥不仅通过了职称英语考试，还发表过五篇教学论文，超额完成了职称论文数量。郭祥对许克己是很佩服的，他常常说：“老许呀，你的古文功底，完全可以在大学里当中文教授。教汉语拼音太屈才了。”许克己嘴上说哪里哪里，但内心还是很受用的。这就是说许克己对郭祥虽有些看法，但没有强烈的敌意。所以郭祥第二次上门来请许克己的时候，他半推半就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