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杨满仓马上拿起手机分别给大牛和张小山打电话，一来向他们告知自己的行程，二来提醒他们A股将会遭遇地震，暂停所有买入操作，至于各人手里的一点轻仓股，清仓与否自行决定。
杨满仓不愧是资深专业老股民，其嗅觉无疑是敏锐的，其判断无疑是准确的，这从资本市场其后的反应就可印证。
周正毅的核心公司是农凯集团，他通过农凯集团控制上市公司，并操纵上市公司的股价，因此，“农凯系”一度是沪深股市中叱咤风云的资本集团。周正毅曾控制五家上市公司，分别是在A股市场上市的海鸟发展、ST大盈、徐工科技，以及香港股市上市的上海地产、上海商贸。
2003年6月2日、3日两天，“海鸟发展”跌6.5%，“大盈股份”跌近10%，*、5日两家公司紧急停牌。“徐工科技”从6月2日开始连续7个跌停板，股价从18.85元暴跌至8.89元，6月30日，该股收盘价6.51元，前后跌去近七成。大盘无疑也受得了影响，上证指数从2003年6月2日的1576.53点跌至6月30日的1486.02点，被抹去上百点，并跌破1500点整数关口，投资者信心全无。
“徐工科技”跌幅最大，走势最惨，但它与周正毅直接控股的“海鸟发展”、“大盈股份”又完全不同，虽然它也与周正毅有染，但从公司主要业务来看，基本上没有多少关联。由于工程机械行业快速增长的支持，公司业绩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公司的经营状况几乎可以不受“周正毅事件”影响，但由于周正毅手中囤积着该股70%～90%的流通股，公司股价被严重操纵，因此暴跌在所难免，而股价下跌的背后到底在资金链和银行信贷等方面对公司有怎样的影响，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判定。
徐工科技的暴跌，是庄家操控下的庄股失控后的必然走势。徐工科技作为中国股市庄股的代表，周正毅作为一个时代人物的缩影，要想较为全面、较为客观地反映我国具有特色的、艰难地向成熟逐步迈进的资本市场，对他们都是不能忽略的。
庄股的问题留待下文再谈，我们先谈一谈时代人物周正毅吧。
曾经，从上海一个棚户区走出，高中未毕业即辍学的穷小子周正毅在明星圈制造绯闻和在资本市场上“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暴发户的前后脸谱由以下镜头可见一斑。
镜头回放一：在上海电站辅机厂（原上海锅炉厂），老员工们都会知道周正毅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尽管周父已经退休二十多年了，但是，他有关解决住房问题的“名言”，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我这辈子就想住一间（不是一套）二楼朝南的房子。
镜头切换一：二十多年后，在有“国际富人区”之称的上海西郊虹桥别墅花园里，一栋建筑面积可观的大洋楼里，周正毅的老父亲正在颐养天年。真是颐养天年啊！周正毅的母亲已经去世，老人家一个人住在这栋价值870万元的豪宅里，周正毅还为他配备了高级轿车和专职驾驶员，当然还有保姆。
镜头回放二：上海南京路外滩的两个已经上了年纪的外币贩子说，二十年前，周正毅和“阿拉”一起在这里做“打桩模子”（倒外币）时，小赤佬中午节约得连一碗面条都舍不得吃，几只冷馒头就打发了一顿中饭。
镜头切换二：二十年后，戴着卡地亚表、坐着宝马750轿车的周正毅对《福布斯》把他列为“中国富人第十一条好汉”大为不满。他忿忿地说，胡润这个英国小赤佬懂个啥？我有150亿资产！在上海，我有第一辆法拉利，在香港，我有三处豪宅，有宝马7系、V12房车和本特利……我投资了农业、高校、高科技、高速公路、赌船……
镜头回放三：1989年，周正毅从日本“打工”回来时，一次次地和朋友们说，再没有钱，也不要跑出去，在日本，我们这些“就读生”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四年没日没夜劳作的东瀛生涯，才让他积攒了50万元。
镜头切换三：1999年，周正毅在香港以8600万港元购入渣甸山白建时道81号900多平方米豪宅，和香港富商们毗邻，又花3000万港元装修。此后，他在香港名声鹊起。不过那时的他更多的是在香港报纸的娱乐版上露面，题材是与一位女明星的绯闻。他和太太都是香港媒体的热门人物：一会儿在哪里大洒金钱购物了；一会儿周太太戴了十一克拉钻戒；一会儿说两人都喜爱LV手袋、CD套装；一会儿又说周正毅有辆林宝坚尼超级跑车等等……2000年，渣甸山豪宅被窃贼光顾，失窃130万现金。
那么，周正毅以及一些和周正毅同时代的富豪们又是如何暴发的呢？
“我相信每趟火车都有罪恶的货物！”史登堡（JosefvonSternberg）在1932年所拍电影《上海快车》（ShanghaiExpress）中的台词如是说。
这句话同样可以套用在如流星般滑落的“上海首富”周正毅所搭建的财富迷宫上。
从某种程度上说，周正毅的暴发历程和中国各地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10年里发家的民间富豪有类似之处。他们大都以贫苦出身，凭一己之力闯天下，期间有过钻特殊时期空子谋取暴利的经历(比如炒卖内部职工股等)，有些人甚至有过一些灰色经历(比如经营赌船或倒卖紧缺物资等)。他们没有殷实的家庭背景，没有骄人的学历和资历，但他们勇于冒险，善于抓住机会，并且不择手段，从而短时间内暴富。这些中国问题富豪们的成长公式是统一的——先以100元买一块地，然后找相熟的评估机构将其价值高估至200元，再抵押给银行换取贷款；接下来以这200元的银行资金再购入同值的土地，重复以上的步骤取得400元的贷款，如此循环往复，资本便如魔方般地不停递增！周正毅就特别善于利用这种典型的投机性极强的“新富炒作模式”——与权势结盟，拿“充水”资产向制度尚不完善的银行套取资金，投身像房地产开发这样令人目眩的游戏，充分利用内地和香港两个市场的空隙，在一个地方造势，然后在另一个地方买卖图利，从而一夜暴富。
事实正是如此。比如，2003年初，周正毅利用其在香港上市的“上海地产”向自己的内地公司收购了两个地产项目，即以3.8亿港元收购上海龙柏饭店，以3.3亿港元收购上海市吴中路地块。这两块资产价格是否高估另当别论，在同年6月9日安永财务接管上海地产后，却爆出惊人丑闻。接管者发现，两块资产在转入香港上市公司后，又被抵押给内地银行，取得贷款合计6.5亿元，而贷款并未回流到母公司上海地产的账户之内，却转借给了两家内地的公司。安永人士称此事在调查中，未披露两家公司名称。据专家分析，此事属严重侵犯上海地产股东利益行为，且明显涉嫌欺诈。
周正毅除成立农凯集团，还以众多亲戚的名义开立了一批公司，他利用这些公司通过担保、反担保等手段从多家金融机构取得大量贷款。周正毅被怀疑将巨额贷款中的相当一部分或用于炒作股票，或改变贷款用途用于与上市公司有关的资本运作。农凯集团及其旗下企业还涉嫌开出一些没有真实交易基础的商业承兑汇票。
此外，周正毅被怀疑在缺乏真实贸易的背景下，通过在农凯集团与关联企业之间互开增值税*，虚构业务、“制造”经营业绩。
但“周正毅们”之所以能够一夜暴富，并非仅仅在于他们的违规运作，也并非在于他们本性的原罪，而是在于他们利用了国企改革初期某些体制的不完全性或缺陷，在贪欲的驱使下，一次比一次激烈地撞击所有可以暴富的大门，终于无可挽救地撞进了地狱之门。
2004年6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周正毅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2006年5月周正毅刑满出狱后，很快又因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地产买壳案，被香港廉政公署二度通缉，随后曝出其在羁押和服刑期间行贿监管人员、享受特殊照顾的丑闻。
2006年10月，上海检方再次对周正毅立案侦查，2007年1月21日将其正式逮捕。
2007年11月30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农凯集团董事长、前上海首富周正毅16年徒刑，处罚金335万元。
此次周正毅案被诉五项罪名成立，其中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判10年，个人行贿判3年，挪用资金判6年；而单位行贿、对企业人员行贿两项，免于对其个人处罚；数罪并罚共执行有期徒刑16年。其中335万元罚金是针对单位行贿和虚开增值税专用*两项。
一位曾经叱咤申江、风云港岛的一代资本“枭雄”，因他的“精明”、胆量和贪欲，让他得到了一切，也让他失去了一切。他将宠辱有加的昨天留给了自己，而呈现给观众的，则是落拓无颜的今天和扑朔迷离的明天，只是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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