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故乡？——读鲁迅先生的《故乡》（1 / 2）

我没有什么学问，真的谈不了什么大问题。因为能力的局限，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中学教材里的一篇小说，也就是鲁迅先生的《故乡》。我们都知道，鲁迅研究是一门很独特的学科，它博大精深，已经抵达了非常高的水准，以我的学养，是插不上嘴的。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关于鲁迅，太多的中国作家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今天来讲大先生的《故乡》，其实就是一个读者的致敬，属于心向往之。恳请大家不要用批评家的要求来衡量我，更不能把我的演讲当作“鲁迅研究”，那个要贻笑大方的。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敬请同行朋友们多包涵、多指正。

一、基础体温。冷

《故乡》来自短篇小说集《呐喊》。关于短篇小说集，我有话说。许多读者喜欢读单篇的短篇，却不喜欢读短篇小说集，这个习惯就不太好。

如果我们的手头正好有一本《呐喊》，我们沿着《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头发的故事》《风波》这个次序往下看，这就到了《故乡》了。读到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呢？我们首先会感觉到冷。不是动态的、北风呼啸的那种冷，是寂静的、天寒地冻的那种冷。这就太奇怪了。这个奇怪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你鲁迅不是呐喊么？常识告诉我们，呐喊必然是激情澎湃的，必然是汪洋恣肆的，甚至于，必然是脸红脖子粗的。你鲁迅的呐喊怎么就这样冷静的呢？这到底是不是呐喊？请注意，鲁迅的嗓音并不大，和正常的说话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这才是鲁迅式的呐喊。在鲁迅看来，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人人都信奉“沉默是金”。一个人得了癌症了，谁都知道，但是，谁都不说，尤其不愿意第一个说。这就是鲁迅所痛恨的“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导致了一种环境，或者说文化，那就是“死一般的寂静”。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里，鲁迅用非常正常的音量说一句“你得了癌症了”，它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很冷静。这才是鲁迅式的呐喊，——鲁迅的特点不是嗓子大，是“一语道破”，也就是“一针见血”，和别人比音量，鲁迅是不干的。别一看到“呐喊”这两个字立马就想起脸红脖子粗，鲁迅这样的。

第二，面对一个呐喊者，我们应当感受到呐喊者炙热而又摇晃的体温，但是，读《呐喊》，我们不仅感受不到那种炙热而又摇晃的体温，相反，我们感到了冷。的确，冷是鲁迅先生的一个关键词。

是冷构成了鲁迅先生的辨别度。他很冷，很阴，还硬，像冰，充满了刚气。关于刚，有一个词大家都知道，叫“阳刚”。从理论上说，阳和刚是一对孪生兄弟；阴和柔则是一对血亲姊妹。它们属于对应的两个审美范畴。

既然说到了冷，我附带着要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了，那就是一个作家的基础体温。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础体温一样，每一个作家也都有他自己的基础体温。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头，基础体温最高的作家也许是巴金。我不会把巴金的小说捧到天上去，但是，这个作家是滚烫的，有赤子的心，有赤子的情。一个作家一辈子都没有丧失他的赤子心、赤子情，一辈子也没有降温，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里头，这有多难，这有多么宝贵，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就可以了。我很爱巴金先生，他永远是暖和的。他的体温是它最为杰出的一部作品。

基础体温最低的是谁？当然是张爱玲。因为特殊的原因，因为大气候，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总体上是热的，偏偏就出了一个张爱玲，这也是异数。这个张爱玲太聪明了，太明白了，冰雪聪明，所以她就和冰雪一样冷。她的冷是骨子里的。人们喜欢张爱玲，人们也害怕张爱玲，谁不怕？我就怕。我要是遇见张爱玲，离她八丈远我就会向她鞠躬，这样我就不必和她握手了。我受不了她冰冷的手。

另一个最冷的作家偏偏就是鲁迅。这更是一个异数。——鲁迅为什么这么冷？几乎就是一个悬案。

我现在的问题是，鲁迅的基础体温到底是高的还是低的？这个问题很考验人，尤其考验我们的鲁迅阅读量。如果我们对鲁迅有一个整体性的、框架性的阅读，结论是显性的，鲁迅的基础体温着实非常高。

读《呐喊》本来就很冷了，我们来到了《故乡》，第一句话就是：“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冷吧？很冷。不只是精神上冷，身体上都冷。

我的问题来了，作为虚构类的小说，——“我”可以不可以在酷暑难当的时候回“故乡”？可以。可以不可以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回“故乡”？可以。可以不可以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回“故乡”？当然也可以。可是我要说，即使是虚构，鲁迅也不会做过多的选择，他必须、也只能“冒了严寒”回去。为什么？因为回去的那个地点太关键了，它是“故乡”。它是《呐喊》这个小说集子里的“故乡”。

二、什么是故乡？

我刚才留下了一个问题，是关于象征主义的。我说过，理解鲁迅的小说，一定不能离开象征主义这个大的框架。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专有名词。大家都知道，西方现代主义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进入中国的，它在五四时期就和中国的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五四文学其实是我们的第一代“先锋文学”。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现代主义文学的实践后来中断了而已。谈论鲁迅的小说，象征主义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话题。

按照我们现行的现代文学史，通常都把鲁迅界定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从思想与文化意义上说，这个说得通，但是，仅仅局限在小说修辞的内部，这个判断其实是不准确的。的确，鲁迅拥有无与伦比的写实能力，但是，写实能力是一码事，是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则是另外的一码事。我们在谈论鲁迅的象征主义创作时，一般习惯于讨论《野草》和《狂人日记》。但是，我们先来看茅盾先生的《子夜》吧，《子夜》的故事发生在哪里？上海。《子夜》写的是什么？上海。你要想了解20年代、30年代的上海，你就去读《子夜》，那是地道的上海“诗史”，甚至干脆就是历史。在当年的上海，吴荪甫和赵伯韬一抓一大把。你要说《子夜》写的是30年代的沈阳或陕北，我会抽死你。这是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一个基本点上，看它有没有隐喻性，或者说，延展性。通俗地说，现实主义是由此及此的，象征主义则是由此及彼的，——言在象，而意在征。

鲁迅深得象征主义的精髓，从《呐喊》开篇《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小说的基本模式就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象征主义的。鲁迅先生对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在《药》这个小说里头几乎抵达了顶点。正因为如此，在《呐喊》里头，《药》反而有缺憾，它太在意象征主义的隐喻性了，它太在意“象”背后的那个“征”了。所以，《药》是勉强的。包括小说的名字。可以说，《药》的不尽人意不是现实主义的遗憾，相反，是象征主义的生硬与局限。

和《药》比较起来，《故乡》要自然得多。——如果我们对鲁迅没有一个整体性的阅读，把《故乡》这样的作品当作“

有两句话我不得不说，第一，先生是一个很早熟的作家；第二，鲁迅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小说家。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先生其实是一个把自己书写过两遍的作家。他“重写”了他自己。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许都没有先例。事实上，在写小说之前，先生的思想与艺术能力就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有两个“使命”他没有完成：第一，他不够普罗；第二，尚没有“白话”。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因为陈独秀等一干同仁，先生用当时根本就“不算文学”的“小说”把自己“改写”了一遍，同时，也用白话把自己“翻译”了一遍。可以这样说，为了启蒙，先生放下了身段，来了一次“二次革命”，这才有了我们所知道的鲁迅。请听清楚了，——在鲁迅的时代，尤其是，以鲁迅的身份，做“小说家”可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连体面都不一定说得上。小说是写给谁读的？是给鲁迅妈妈那样的、“识字”的人读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明白这个，我们根本就无法了解鲁迅，更无法了解鲁迅的小说。

正因为如此，可以这样说，在鲁迅的小说里头，其实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启蒙。启谁的蒙？当然是启“国人”的蒙。换句话说，离开了“国人”，也就是“中国”这个大概念，鲁迅绝不会动手去写“小说”这么一个劳什子。——他实在是怀抱着“使命”才去做的。好，鲁迅的小说终于要写到“故乡”了，我的问题是，这个“故乡”是沈从文的故乡么？是汪曾祺的故乡么？当然不是。真正描写故乡必然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乡愁，二是闲情逸致。鲁迅的《故乡》恰恰是一篇没有乡愁、没有闲情逸致的《故乡》，鲁迅不喜欢那些小调调，鲁迅可没有那样的闲心。鲁迅的情怀是巨大的。

可是，我们不得不说，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又有一个小小的偏好，或者说特点，那就是小切口。这是鲁迅小说的美学原则。鲁迅的小说可以当作“史诗”去读，但鲁迅个人偏偏不喜欢“史诗”。即使和茅、和巴、和老、和曹比较起来，鲁迅小说的切口也要小很多。

既然说到了象征主义，我不得不说，和鲁迅最像的那个作家是卡夫卡，绝对不是部分学者所认定的波德莱尔。是，鲁迅和波德莱尔的处境与感受生活的方式的确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可他们的气质相去甚远。鲁迅是什么人哪？革命者，领袖。他怎么可能让自己去做一个浪荡公子？开什么玩笑呢。鲁迅和卡夫卡像。但鲁迅和卡夫卡又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卡夫卡在意的是人类性，而鲁迅在意的则是民族性。——这里头没有高下之分。面对文学，我们不能玩平面几何，以为人类性就大于民族性，这是说不通的。请注意，考量一个小说家，要从它的有效性和完成度来考量，不能看命题的大小。因为工业革命和现代主义的兴起，也因为懦弱的天性，卡夫卡在意人类性是理所当然的；同样，因为启蒙的压力，更因为性格的彪悍，鲁迅非常在意民族性，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是一句话。——“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这句话的流传性非常广泛，因为它是鲁迅说的，口吻也非常像，几乎成了真理了。但是我要说，鲁迅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混账话，鲁迅不可能说这样的混账话。在逻辑上，这句话不属于鲁迅思想的体系。鲁迅是极其看重价值的人，他不可能回避价值问题去说这样草率的昏话。1934年的4月19号，鲁迅给青年木刻家陈烟桥写过一封信，鲁迅鼓励青年人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这句话是对的，它面对的只是艺术上的一些手段和特色，但是，一点也不涉及民族性的价值。这和笼而统之地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完全不是一码子事。鲁迅不可能回避价值。——三寸金莲是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大烟枪是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

一句话，鲁迅所批判的那个“国民性”正是民族的，它能成为世界的？我们在哄自己玩呢，我们在骗自己玩呢。我们不能哄自己，更不能骗自己，这正是鲁迅要告诉我们的。

我想说，鲁迅所鞭挞的正是民族性里最为糟糕的那个部分，仅仅从逻辑分析上说，那句话和鲁迅的精神也是自相矛盾的。——退一步，即使鲁迅说过，我们也要充分考量当时的语境，绝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糟糕的民族性不要说不是世界的，连民族的都不可以，——鲁迅的意义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对民族性没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对民族性不进行价值分析和价值取舍，拿世界性当民族性的挡箭牌，拿世界性当民族性的合法性，先生艰苦卓绝的一生真的算是白忙活了。

2013年，我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质疑了“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结果，许多不明就里的年轻人说我侮辱鲁迅，在网络上扑过来就是一顿臭骂。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郑重地说明一下，年轻人，你们的狙击步枪实在厉害，可你们瞄错方向了。质疑“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和侮辱鲁迅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先把狙击步枪放下来，拿上鲁迅的书，我们都好好读，鲁迅的世界比三点一线要开阔得多，也迷人得多。

三、两个比喻。圆规

《故乡》的故事极其简单，“我”回老家搬家，或者说，回老家变卖家产。就这么一点破事，几乎就构不成故事。

和小说的整体一样，杨二嫂这个人物其实是由两个半圆构成的，也就是两个层面，一半在叙事层面，一半在辅助层面，也就是钩沉。通过两个半圆来完成一个短篇，是短篇小说最为常用的一种手法。我相信在座的每个朋友都经常使用。

鲁迅厉害。在辅助层面，也就是人物的“前史”，他给了杨二嫂起了一个绰号：“豆腐西施。”在汉语里头，“西施”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但是，“豆腐西施”，不妙了，味道变得非常糟糕，有了反讽的意味。必须承认，在我们汉语里头，“豆腐”从来都不是一个美妙的词汇，它和“西施”捆在一起，很怪异，很不正经，它附带着还刻画了杨二嫂，——杨二嫂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是他娘的正调”。这为叙事层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好，到了叙事层面，杨二嫂已经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女人，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是这个小市民的恶俗，是她的刁、蛮、造谣、自私、贪婪，她的贪婪主要体现在算计上。就因为她算计，另一个绰号自然而然地就来了，是一个精准的计算工具：“圆规。”请大家注意一下，“豆腐西施”和“圆规”这两个绰号不只是有趣，还有它内在的逻辑性，其实是发展的，不要小看了这个发展，它其实替代了短篇小说所欠缺的性格发育。

这个已非常珍贵。这个线性是什么呢？是鲁迅所鞭挞的国民性之一：流氓性。可不要小瞧了这个流氓性，在鲁迅那里，流氓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鲁迅一生都在批判劣根性，这是他对国民性的一种总结。这个劣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强的部分和弱的部分。强的部分就是鲁迅所憎恨的流氓性，弱的部分则是鲁迅所憎恨的奴隶性。最令鲁迅痛心的是，这两个部分不只是体现在两种不同的人的身上，在更多的时候，它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总结是鲁迅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鲁迅为我们这个民族所做出的伟大的贡献。

必须叹服鲁迅先生的深刻。的确是这样，流氓性通常伴随着奴性，奴性通常伴随着流氓性。

下面我该重点谈一谈“圆规”这个词了。“圆规”这个词属于科学。当民主与科学成为两面大旗的时候，科学术语出现在五四时期的小说里头，这个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我依然要说，在鲁迅把“圆规”这个词用在了杨二嫂身上的刹那，杨二嫂这个小说人物闪闪发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