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国民党的党本部躲进了重庆，有几位留在武汉的高级人员，如宣传部长邵力子等，作风比较温和，人手少，也不能有什么作为。检查机构还没有成立，一般的言论倒还比较自由。然而严厉的检查工作却在政治部的内部开始了，而我们三厅就是被检查的主要对象。
三厅的朋友们都是自由惯了的，要做出适合党老爷们口味的八股来，大家都已经感觉着头痛。我自己为慎重起见，在开始时对于每一种宣传文字都要过目，有时还要加以大刀阔斧的改削，简直成了一个改国文课卷的教员。尽管这样慎重，弄得朋友们都不高兴我了，然而，依然一出马便闹出了岔子。
在宣传周开幕的头一天，适巧筹备会赶印出了一种极小极小的小册子，是老向著的大鼓词《抗战将军李宗仁》。李宗仁在那时是指挥着台儿庄那一方面的军事的。因为那几天太忙，这份原稿我却不曾过目，印出之后在会场上分散，我便感觉着有点不安。但想到是老向著的，这本来是他们国民党的人，而且用的是筹备会印行的名义，我也就没有过于拘泥了。但等到分发到陈诚的手里，他便立地向我抗议。
“这个小册不妥当，不能替任何的个人将领宣传！是不是已经散发出去了？”
幸好还没有散发。于是便在当场把全部的印刷品扣留了起来。
这事情我以为大约不会发展了，但没想出在第五天上突然接到本部来的一道训令。训令上说：
查三厅近所印行各种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帖。“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改用“国家”，“岗位”改用“职分”。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经呈部核准之后，再行印发。
我明白这是借题发挥，事实应该还是“李宗仁”那个小册子种下了前因，而做过火了的扩大宣传得到了后果。
但我很不客气，把这训令的前半驳斥了回去。
查中山先生生前文字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改用“国民”与“国家”？
关于这项驳斥，以后没有下文，但在事实上“人民”和“祖国”等字样成为了一般的禁忌。党老爷们一看见“人民”便要联想到“人民阵线”，一看到“祖国”便要联想到“工人无祖国”。谁要用这些字眼，谁也就在企图赤化了。
——侥幸得很呀，孙中山先生，多亏你死得早。不然，恐怕你也要受陈诚、张厉生之流的申斥。说得不好，还会把你抓起来，拘禁几天！
五、审查
第二天，也就是扩大宣传周的第六日，上午适逢是部务会议。照例是由部长、副部长、秘书长、各厅厅长、副厅长和秘书处长出席，设计委员会的秘书和有关的人列席。
政治部的组织，秘书长之外还有秘书处长，是由柳克述在担任。这位宝贝是交通大学出身，留学英国，在战前曾著书讴歌凯马尔巴霞的土耳其。他是陈诚的心腹。
设计委员会的秘书是何联奎，我只知道他是北大出身，也是陈诚心腹之一员。设计委员会本来是在编制外的，故只能列席。
另外还有一位陈诚的私人秘书谢然之，这天也列席了。他曾担任过瑞金《红旗报》的编辑，被俘后投降，由陈诚资送他到日本去住过一个时期。他也是心腹集团的一个人，所有陈诚的应酬文字或讲演稿等，大抵是由这位小人物（人的确是矮小）在代庖。
这三位小角色再加上秘书长的张厉生，事实上执掌着政治部的内政大权。
张厉生在那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照道理，他的地位应该在政治部的部长之上，然而他却屈尊做了秘书长。他对于陈诚的卑躬屈节，委实是一位典型的幕僚。
这一天的重要议案，是由张厉生提出的，要组织审查委员会，请讨论它的组织条例。据提案者说明，本部的单位很多，所有一切对外文件，应求内容统一，故有设置审查委员会的必要。请通过组织条例，以便立即着手组织。
组织条例很简单，只有寥寥的四五条，详细的条文我自然不记得了。最主要的骨干是这样的：本部部长由设计委员中指定委员若干人组织审查委员会，所有本部一切对外文件须经审查核准后始得印发。
这无疑是张、柳、何、谢四大秘书的绞心杰作，而他们的用意也就不外是绞杀三厅。我不能容忍，我正面开炮了。
我说，照条例看来，这审查委员会是在编制外的。假使部长要组织一个秘密的智囊团，那我们无话可说。但既把条例公开，这条例首先就是一个不通的文件。部内各级都有负专责的人，责有攸归，为什么还要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既要组织这个会，假使是由副部长、秘书长、各厅厅长来担任委员，那倒还不失一个民主的组织，为什么一定要限于在设计委员中由部长指派？留部设计委员假使没有事做，尽可以指派到各厅处去服务。这样成立一个超越的机构，岂不是在政治部之上有了太上政治部？我这个厅长就可以不必要，部长以下的各级负责人员都可以不必要，为什么一定要床上叠床，屋上架屋？再请问，这若干人的设计委员是不是都是万能者？一切对外文件包含着各种国语和各种艺术部门，如绘画、音乐、电影、戏剧等等，请问在设计委员中究竟有哪几位是这样万能的专家，而且可以保证工作效率？照我看来，拟这条例的人根本就是外行，这位先生的头脑首先就值得“审查审查”的。……
我说得相当火辣，又弄得陈诚红了脸，四大秘书中至少有三个也红了脸。
一、二两厅的人没有说话，只是笑着看肖神。因为他们和四大秘书乃至部长之间也是有矛盾的，他们在实权上的冲突，有时候还复杂到我们所能想象的之外。
周公没有说话，他自然不便说。
剩下黄琪翔来做仲裁人。他说：审查委员会作为辅佐部长的幕僚机构是可以组织的，条例大有商榷的余地，保留下来随后从长讨论吧。
这样算圆了场，然而“审查”的铁箍咒，毫不容情地套在我们的头上来了！
六、假警报
就在斗了审查条例的同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陈诚给我一封亲笔信，信封筒上画了三个“十”字。我诧异了，有什么紧急要事吗？
打开来看，却使我更加诧异了。
据情报，明日扩大宣传周大游行，将有奸人准备利用，乘机捣乱，望兄注意。弟已同时关照兆民兄（康泽），请渠协助，妥为戒备。
就只这样简单的一个内容，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奸人”到底是谁？是汉奸？是敌寇？有这样大胆的家伙敢来捣乱吗？这简直是神经过敏了！诧异之余，我只好以一笑付之。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这是我们的工程圆满的一天了。费了六天工夫，把武汉三镇的民气着实鼓动了起来，我们估计在这最后一天，可能有十万人以上参加大游行。
这也应该是翰笙最高兴的一天，善于适应的翰笙，他担任着运筹全局的责任，和各方面的关系打得很好，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不仅如愿以偿，而且在好些成绩上竟是超过了愿望。他本来是住在武昌的，这一天也很早地便过江来了。
我把陈诚的信给他看了，他却爽朗地叫了起来：“笑话！啥子奸人呵！谁要来捣乱就请他来，老子才不把他捶成肉酱！”
“真是无聊的事，”我接着这样说，“喂养一切情报员，吃饱了没事做，造假情报。”
“关康兆民什么事呢？要请他来‘协助’？”翰笙有点愤慨了。
“大约要他发动起别动队来保卫会场吗？”我作为笑话地说。
但我们也没有十分介意，在八点钟左右，一同坐着汽车到北郊外的大会场去。
天色有些阴晦，说不定会下雨。这倒是唯一值得担心的事。费了六天工夫，希望在这最后一天显出一个大场面，总要不要下雨才好啦。
到了会场，一切布置都已经停妥了。群众在陆续到场，从南从北，歌声不绝，口号如雷，各色的大旗横招，迎风招展着，闪入会场。
我们登上了讲演台，指挥的人用扩音器在指挥着群众依次地各就自己的岗位。
照着预定计划，是九点钟开会，十点钟起开始大游行。离开会的时间愈近，群众来得愈加踊跃，广场前的大横道被拥塞着了。然而不作美的天色，却愈来愈阴晦，看来，的确免不得要下雨，而且要下大雨了。
八点半钟左右康泽公然也来了。他以他那十分僵硬的、木偶式的步调和动态，走上台来，跟着他的还有宪兵第某团的团长，和一些我不认识的要员。都是武装而佩着手枪的。
康泽来和我拉手，那肥厚的手和那鹅顶般的前额下一对竖眉和爆眼，早把他想要说的话提前说出了，而他那同样僵硬的舌头才慢吞吞地向我说：“辞修昨晚有信给我，要我来帮忙，维持秩序。”
“谢谢你们，他也有信给我。你能够相信，会有人敢来捣乱吗？”
“哎，说不定呢！”他又慢吞吞地歇了好半天，“我们做稳当一点总好，有备无患啦。”
雨终竟落下来了，果然落得很大。
但是群众依然在踊跃着来，广场上的人淋着大雨也没有动摇。我们心里正发着会心的微笑。
然而奇怪得很！在那样的滂沱大雨之中公然拉出了警报来。这可不是玩的！宪兵团长抢过扩音器，便命令群众迅速解散。这样一来，队伍便完全零乱了。
康泽又慢吞吞地和我再拉一次手，而又慢吞吞地启动他的方腮：“游行是只好作罢，我们可以走了，啊？”微微侧着头点了一点，他再以他那十分僵硬的、木偶式的步调和动态走下了台去。
我同翰笙两人只好鼓着眼睛相向，什么话也没有说。
——哼！岂有此理！不仅造假情报，而且造假警报！怒火在心里我遏勒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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