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段时间后，一个聪明的书商马修·亚当斯先生因为经常来印刷店，便注意到了我，于是邀请我去他的藏书室，并十分乐意把我喜欢的书借给我读。他的藏书可真不少，很快我便爱上了诗歌，写了几首小诗。我哥哥认为这或许有利可图，便鼓励我写下去，还让我写了两首应时的故事诗：一首叫作《灯塔的悲剧》，讲的是沃斯莱克船长和他两个女儿溺毙的故事；另一首是《水手之歌》，讲的是捉拿海盗铁契（黑胡子）的故事。这两首诗的格调低级粗俗，毫无价值，印好之后，哥哥叫我到镇上沿街叫卖。第一首卖得还不错，因为它所叙述的是新近发生的事，正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甜点”。这一度使我沾沾自喜，不过却遭到了父亲的奚落，说诗人大多穷困潦倒。这让我幸免成为一个诗人——低劣蹩脚的诗人。不过，散文写作在我一生中是十分有用的，可以说是我取得成就的主要方法，所以，我将告诉你，我是如何在那种情况下写好散文的。
镇上还有一个爱读书的孩子，叫约翰·柯林斯，我跟他来往甚密，我们时常争论，也乐于争论，都想驳倒对方。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爱争辩的癖好，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令人反感的坏习惯。为了争辩，你必须提出相反的论点，而这往往令人生厌，甚至产生敌意，因此它不但妨碍谈话，更会破坏本来很有可能发展融洽的友情。我好争辩的毛病是在我父亲的那些有关宗教论辩的书籍时形成的。从那时起我才发现，除了律师、大学生以及在爱丁堡受过训练的各种各样的人以外，具有良好兴致的人是很少染上这种习气的。
有一次，不知怎的，我跟柯林斯就妇女是否应该接受教育，以及她们的学习能力问题展开了争论。他认为妇女不应该接受高等教育，因为女人不具备学习的天性；也许是出于一点儿争辩之心，我则持相反意见。柯斯林天生雄辩，言辞丰富。有时我会想，他之所以能够压倒我，不是因为他有理，而是他口若悬河的辩辞起了作用。有段时间我们分隔两地，不能相见，于是我便坐下来将自己的观点付诸文字，然后寄给他，他也总是认真地回信辩驳。这样，双方交换了三四次信件，而后碰巧被我父亲发现，他读了一遍之后，虽没有参加我们的论战，但趁机讨论了一下我的文章体裁问题。他这样分析，说我在拼写和标点方面胜过对手，但在措辞、叙述方法以及主题的清晰等方面要远远逊于对手。他还举例说明使我信服，由此，我开始关注文章体裁风格方面的问题，并下决心要努力改进。
这时，我偶然发现一本单卷本的《旁观者》，是其中的第三卷，在此之前，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刊物。于是我把它买下来，反复读了几遍，觉得趣味无穷。文章写得好极了，这让我萌生了模仿它的风格的想法。因此，我拿了几篇论文，将其中的概要简单抽出来，然后搁置几天后，在不看原书的情况下，用我自己的词句，将每一点概要完整地表达出来，重新凑成整篇论文，尽量使它像之前一样完整。然后，我把我的《旁观者》与原文作比较，从中发现自己的缺点，并予以修正。
我发现我最大的问题是词汇贫乏，或是不能很快地想起更为适当的词语来，我想假如之前我没有放弃写诗的话，坚持到现在，词汇量一定会丰富得多。因为在写诗的过程中，你会不断地寻找具有同样意义而长度不同的词去适合韵律，或用不同音素的词去凑节奏，这有助于掌握大量的同义词。基于这个原因，我又将《旁观者》中的一些散文改写成诗，等过一段时间，我几乎遗忘了原来的散文时，又把它们复原成散文。有时候，我还会把我摘录的东西故意打乱，几个星期后，再设法将它们重新排序还原，然后再组成完整的句子，拼成论文。这样做让我学会了如何整理思路，每当我把复原的文章同原文比较时，都会发现许多错误，从而加以改正。
有时候，我会幻想在某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如句法和词法上，我的改编是超出原文的。这种想法鼓舞了我，使我有信心成为一个很好的英语作家，这唤起了我的雄心壮志。于是，我坚持在晚间工作完成以后，或早晨工作开始之前，或在星期日，书籍和做这类练习。在星期日，尽管我父亲常常逼我去做礼拜，而做礼拜也确实是我应尽的义务，但我还是尽可能避免参加这种仪式，独自留在印刷店里玩遣词造句的游戏。
那年我大概十六岁，偶然间找到了一本特恩写的关于素食的书。当时，哥哥尚未成家，我们都在别人家搭伙吃饭，我突然拒绝食肉引起了大家的不便，大家对我这种怪癖纷纷抱怨。按照书上教的方法，我学会了自己做菜，如煮土豆、米饭、速食布丁等，这样算下来的话，还能节约不少搭伙费。于是，我向哥哥提出了自己开伙的要求，而他只需要每周支付给我一半的搭伙费即可。哥哥欣然同意。很快，我发现自己还能从伙食费中节省一半下来，于是用这笔钱买了书。当哥哥和其余的学徒们离开印刷店吃饭时，我便迅速地吃一些点心，比如两块饼干或一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一块馅饼，再加上一杯水。这样，到他们吃晚饭回来之前，我又节省下一点儿时间用来读书。节制饮食让我觉得头脑清醒，增强了理解力，在学习上也进步不少。
以前上学时，我曾两度失去学习算术的机会，现在终于感到因对数字无知而带来的窘境，于是我找到了考克的算术书，从头到尾自学了一遍。我还了塞勒和谢尔米的航海著作，并从中学到一些几何知识，不过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再深入研究过几何问题。这段时间，我还了洛克所著的《人类悟性论》和波尔罗亚尔派的《思维艺术》。
正当我致力于提高语言水平时，偶然间发现一本英语语法书（我想是格林伍德所著），书的末尾处有两篇是介绍修辞和逻辑的运用方法的。逻辑这一篇在结束时举了一个苏格拉底论辩法的实例，不久我便买到一本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里面有许多苏格拉底式的辩论实例。我为之着迷，于是放弃以前那种生硬莽撞的反驳和独断式的立论，通盘接受这种辩论方法，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谦逊的提问者和怀疑论者。再加上我了沙夫斯布里和柯林斯的著作，对教义上的许多论点就更加怀疑了。
总之，这种辩论方法十分稳妥有利，它让对手陷入了绝境。当我使用这种方法，十分巧妙而娴熟地迫使对手让步时，从中得到了快乐，即使那些极具学问和修养的人，也不得不对我让步。而这种让步往往是无法预知后果的，这便引诱他们进入更深层的问题，被纠缠而无法自拔，最后我和我的论题侥幸获胜。
后来几年时间，我一直使用这种方法，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唯独保留下来的是在表达个人意见时谦虚而稳重的习惯。遇到有争论的情况时，我从不使用“一定”“绝对”这种表示十分肯定的字眼，而是说“我猜想”或“我理解”如此如此，或说“在我看来”“我猜可能这样”“基于这些因素”“假如我没弄错的话”。
每当我表达个人观点或劝说别人接纳我的提案时，我相信这种表达方法对我十分有利。因为谈话的目的是“告知”或“被告知”，让人高兴或说服人。因此我奉劝那些明智之士，切勿采取这种独断自负的态度，它往往使人反感，引起人的反对，结果破坏了语言交流思想、增进感情的目的，使你好意的劝说变成了恶意的诋毁和中伤。
如果你有事相告，武断教条的态度只会引起争议，使人无法公正地对待你的意见；假如你想从别人的知识中汲取营养、提高自己，而同时又不打算放弃自己原来的观点，那么你只会让那些明智之士对此感到不屑，从而远离你，任由你坚持错误。因此，这种方法无论如何都不会令听众愉快，也无法劝说别人赞同你的观点。对此波普说得很好：
教导别人不能用教训的口气；别人不懂或不理解时，就像提醒遗忘者一样即可。
他又进一步指出：
谈话时，即使你内心对此深信不疑，也当谦逊地表达。
在这里，波普本来可以用更好的一句与上面相搭配，可他却用了这样的对句，我觉得不够妥帖：
因为缺乏谦虚就是缺乏明智。
假如你非要问为什么不太妥帖？我只好引用原诗了：
大言不惭毫无辩解的余地，因为缺乏谦虚就是缺乏明智。
那么，缺乏明智（这样的人实在不幸）不就成了缺乏谦虚的托词了吗？所以，这两行诗这样写不是更合理么？
大言不惭的话只能这样辩解，即缺乏谦虚就是缺乏明智。
但究竟是否妥帖，愿高明之士不吝赐教。
大约在一七二〇年或一七二一年，我哥哥开始出版报纸了，这应该是全美洲第二份报纸，名叫《新英格兰报》，第一份报纸叫《波士顿新闻通讯》。当时，记得哥哥的朋友都劝他不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们以为美洲有一份报纸就足够了，办新报可不简单。可是到了现在（一七七一年），美洲已经有了不下二十五种报纸了。哥哥没有听从朋友的劝告，依旧按照原计划进行，当报纸排好版、印出之后，我就成了挨家挨户送报纸的人。
哥哥认识一些颇有才气的朋友，他们会替报纸写一些小短文，自娱自乐的同时也提高了报纸的声誉，报纸的需求量逐渐增大了。这些绅士们常来印刷店，当我听到他们高谈阔论，说报纸是如何受人欢迎时，我便有了跃跃欲试的渴望。但我还只是个小孩子，况且如果让哥哥知道是我写的文章，那他一定会反对在他的报上发表的。于是，我设法伪装笔迹，匿名写了一篇文章，到了晚上，我便偷偷将它放到印刷店的大门底下。第二天，果然被哥哥发现了，他便将文章给朋友们传阅。当我在一旁听到他们朗诵、评论，并对它赞不绝口，还揣测文章出自那些饱学多才的知名人士之手时，我简直高兴极了。不过，现在想起来，我很侥幸得到他们的鉴赏，因为他们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高明。
不管怎样，这次得到认可使我又接连写了几篇稿子，并按照老方法投到印刷店，虽然同样受到了称赞，但我并不打算将这个秘密公之于众，直到我所积累的知识已经用尽之时，秘密才得以拆穿。这时，哥哥的朋友们才对我稍加重视，但哥哥并不喜欢我这么做，他或许有他的理由，说这样做会让我变得自负。后来，这件事可能正是导致我跟他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尽管他是我的哥哥，可总以师父自居，把我当成他的学徒，认为我应该像其他学徒一样为他卖命。可我是他的弟弟，我认为他应该多关照我，但他却对我过分要求，让我觉得降低了身份。我们的争议常常搅得父亲也不得安宁，不知是否因为我正确的时候比较多，还是我比较能言善辩，总之父亲是偏向我的。不过，哥哥生性粗暴，经常揍我，这让我十分不满，觉得学徒生涯漫漫无期，永无出头之日，于是我总是想缩短学徒时间。不久之后，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哥哥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政论性文章，触怒了议会，题目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他们出示了一张议长的拘捕票就带走了哥哥，他们控告了他，将他关了一个月。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哥哥不肯将作者供出而导致被关押。我也被带到议会接受审讯，不过他们并没有从我这里得到满意的答复，只是对我训斥了一番，就放我离开了。他们大概觉得作为一个学徒，我一定会保守师父的秘密的。
尽管我跟哥哥意见不合，但我还是对当局表示愤慨。在他被拘捕期间，我主持报务工作，并在报上大胆地抨击统治者的行为。哥哥对这些文章很是欣赏，但另外一些人却对我产生了恶劣的印象，认为我是一个癖好讽刺中伤的青年。当哥哥被当局释放出来时，州议会下达了一道命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
于是，哥哥和他的朋友们在印刷店中开会商议对策，在这种形势下究竟该怎么办。有的人建议为了规避法令，还是将报纸改头换面比较好，但哥哥认为这样做太麻烦，最后他们决定，今后采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出版。他们考虑到了州议会可能会进行非难，说他通过自己的学徒出版报纸，于是便把我原先的师徒合同归还给我，并在背面写明一切义务完全解除，当有人要来看时就给他们出示这张合同。同时，为了能让我在剩下的学徒时间里继续为他效劳，我必须另外签一份新的师徒合约，当然，这个合约是不对外公开的。虽然这个计划并不高明，但还是马上实施了。就这样，报纸以我的名义出版了好几个月。
终于，我和哥哥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我料想他不敢将新的合约拿出来示人，便以此为契机充分地维护我的自由，这种趁火打劫的做法的确不够光明磊落，因此我把它当作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大错误。当他对我大发雷霆和大打出手时，我的愤恨之情淹没了对错误的认知能力。要知道，他平时不是个暴躁的人，也许的确是我过于无礼，逼人太甚了。
离家出走闯天下
为了限制我的离开，哥哥走遍镇上每一家印刷店，嘱咐每一个老板，让他们拒绝提供给我工作。他成功了，我无法在镇上任何一家印刷店找到工作。于是我想到纽约去，我知道那里有一家印刷店，并且距离波士顿最近。在对待哥哥的案件时，我所表现出来的专横与愤怒，估计早已经让我成了当地统治集团的眼中钉。假如我再待下去，处境只会更加窘迫，再加上当时我对宗教问题的妄加评论，已经让虔诚的信徒把我当成了可怕的异教徒和无神论者。想到这一切，我就更加坚定了离开波士顿的决心。
不过，那时父亲已经站在了哥哥这边，如果我明目张胆地离开，他们肯定会设法阻拦。因此，我的朋友柯林斯就替我想了一招妙计。他跟一位纽约的帆船船长讲好了搭船的条件，说我是他的一个朋友，由于跟一个不正经的女孩私通有了孩子，女孩的朋友逼着我成婚，因此不能公开出现在船上。就这样，我卖掉了一部分书凑了一些钱，偷偷上了船，借着顺风三天便到了纽约——一个离家三百英里的地方。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无人推荐、无人相识，怀里揣着那一点点的钱，独自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
我对航海的渴望早已经消失，否则现在倒是很容易实现这个愿望。不过，我有了手艺，而且是个不错的技工，于是我找到老威廉·布拉福德先生，去他的印刷店找工作。他是宾夕法尼亚最早的印刷匠，跟乔治·凯恩争吵决裂后，他就搬到了这里。不过，因为生意冷淡，他无法给我提供工作，但他对我说：“我在费城的儿子的帮手阿奎拉·罗斯最近死了，你去费城的话，我的儿子一定会雇用你的。”费城距离纽约一百多英里，于是我将箱子杂物从海路托运，自己则乘坐小船前往安博依。
在横渡海湾时，突然狂风大作，我们又破又小的帆船瞬间被乔治·凯恩（GeorgeKeith，一六三九～一七一六）是英国“教友会”的一个牧师。一六八四年他从英国移居美洲，曾在费城当教师，后来在教义上他与教友会的其他教友发生争执，自己创立了一个教派，叫作“基督教友会”（ChristianQuakers），又叫作“凯恩派”（Keithians）。此处所提到的争执，不知是否指此。
撕成碎片，无法再驶入小河，而漂流到了长岛。途中，一个喝得烂醉的荷兰乘客失足坠入海中，当他快要被水淹没时，我伸手抓住了他乱蓬蓬的头发，把他拉了上来。经过这一惊险的场面，他倒是清醒了不少，只见他从口袋中拿出一本书来让我把它烘干，然后就去睡觉了。没想到，这正是我多年来最喜爱的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这是荷兰文版，用上等纸张精印而成，里面还附有铜版插图，它的装帧之精美超过我曾见过的任何一本原文版。后来，我才得知《天路历程》已经译成了欧洲大多数的语言，大概除了《圣经》外，没有比它更畅销的书了。据我所知，“诚实的约翰”是把对话混进叙述中的第一个人。这种写法很能打动读者，让人身临其境，恨不得亲自参与其中。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摩尔·弗兰德尔》《宗教求爱》《家庭教师》等都成功地模仿了这种写法。
理查森在他的《潘米拉》等著作中也采用了这种写法。当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烧，只能上床睡觉，还好我曾记得什么书上说多喝凉水能退烧，于是一直不停地灌水，整晚都汗如雨下，果然退了烧。
指约翰·班扬（JohnBunyan）。
第二天上午，过了渡口，我就向着五十英里外的柏林顿徒步前行，听说在那里可以找到船直达费城。
这一整天都在下大雨，我浑身湿透，到了中午感觉异常疲劳，实在无法继续前行了，便在一家小旅馆歇了脚，住了一晚，这时才后悔自己不该离家出走。我狼狈不堪的外表，让人们怀疑我是一个私自出逃的仆役，很可能就这么被人抓起来。尽管如此，第二天我还是上路了，到了晚上住在一个叫布朗的人开的小旅店，距离柏林顿有八至十英里。在我进餐时，布朗和我闲聊起来，他很快发现我读过书，便对我客气友好起来。后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直到他去世。我猜想他曾是个走乡串户的郎中，因为无论英国还是欧洲大陆任何国家的村镇，他都熟知。他有学问，人聪明，只是不太信教。几年后，他出于恶作剧心理竟将《圣经》改写成蹩脚的诗句形式，就像科顿改写维吉尔的作品一样。这样一来，反倒使《圣经》中的许多故事显得滑稽可笑，假如能出版的话，一定会让那些心灵脆弱的教徒大受打击。所幸他没出版。
那天晚上，我在他的小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抵达了柏林顿，可惜的是定期航船在我抵达前就已经开走了。这天是星期六，到下个星期二之前是不会再有船了。于是，我回到镇上一个老妇那里，我曾向她购买了一些准备路上吃的姜饼，她听说我的遭遇后，好心邀请我在她家里等船。多日来的徒步旅行实在太累了，我便接受了她的邀请。当她知道我是印刷匠后，劝我留在这里开业，可她不知道开业是需要资本的。她热情好客，为我准备了一顿牛头肉饭，而只接受了我的一壶啤酒作为报酬。我想只能硬着头皮在这儿等到星期二了。然而，晚上河边散步的时候，我竟然发现一条船正从这里经过，里面有不少前往费城的旅客。
就这样，他们让我上了船，因为一路没有风，我们便沿途划桨，直到午夜，仍没有到费城。一些旅客误以为我们走过了费城，不愿再向前滑行，而另外一些人则根本不知道现在到了哪里。最后，我们决定向岸边划去，进入了一条溪流，在一道旧栅栏边上了岸。正值十月，夜间非常寒冷，我们便拆下栅栏木条生火取暖，一直等到天亮。这时，有一位旅伴认出这是库柏溪流，离费城北部不远。果然，我们一划出溪流，便见到了费城。大概在星期天的早晨八九点钟，我们在市场街码头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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