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接到指令后，就将这五千镑当成一般的税金接受了，同时提出一项附有意外条款的议案，最终得以通过。根据这项议案，我被任命为处理这六万镑拨款的委员会成员之一。议案的整个过程，我都积极参与，并最终让它顺利通过。与此同时，我又草拟了组建和训练职员民兵的议案，这个议案没有经历多少波折，因为我们给了教友会成员极大的自由，无论是否参加都不受约束。组建民兵需要成立组委会，为了促成这件事，我又写了一篇对话，在对话中，我列出了所有能想到的反对建立民兵队伍的声音，然后一一予以回答和驳斥。这篇对话一经发表，就产生了极大的效用，这和我预料的一样。
当城乡的几个连队得以组建并投入训练时，州长派我去西北前线负责防务工作，因为那里经常有敌人骚扰居民，我们应当予以保护。派我去的目的，是要我去组织部队，修建要塞。虽然我自认为军务能力仍嫌不足，但这项任务是义不容辞的。临行前，州长给了我一张全权委任状，还有一包空白的军官委任状，只要我认为谁合适就能当即任命谁。招募士兵并没遇到什么困难，很快就招募到了五百六十人。我儿子在上次同加拿大的作战中曾当过军官，这次他作为我的副官，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印第安人在纳登哈特烧杀抢掠，屠杀了当地居民，那个地方是摩拉维亚教友建立起来的村庄，而且是构建要塞的最佳地点。
为了向边界进军，我把部队聚集在了伯利恒，这里是摩拉维亚教友的主要聚集地。到了那里之后我才发现，他们的防御工作做得实在太好了，简直令人惊讶，原来正是纳登哈特的毁灭让他们意识到了危机。在这里，所有重要的建筑都被栅栏保护起来，他们还从纽约购买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还在高大建筑物的窗子上放满了铺路石，当印第安人来犯时，躲在建筑物中的妇女们便可以拿起石头袭击他们。教友们也都武装了起来，像任何城镇的守军一样站岗放哨，轮班交替，纹丝不乱。我跟斯潘根伯格主教进行了谈话，并表达了自己的惊讶。我原以为他们会一丝不苟地置身事外，因为议会已经通过了法案，特许他们免除在殖民地服兵役的义务。他回答说，他们本来并没有要免除服兵役的义务，只是在这条法案下来后，许多人才把反对服兵役当成了自己的信条。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发现只有极少数的人才遵守这一法案，这让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看来，之前他们不是在自欺欺人，就是欺骗了议会，一旦理智遇到了危机时刻，往往就能胜过那些奇怪的想法。
一月初，我们便开始着手修建要塞。我派了一支小分队到米尼辛克，指示他们在乡村高地上修建一个要塞；另外又派了一支小分队到乡村的低地去修建要塞。我自己则率领余部到纳登哈特，在那里立即动工。摩拉维亚教友们提供给我五辆马车，以便运送工具、军需、行李等物品。
当我们要离开伯利恒时，十一个农民来报，说他们被印第安人赶出了农场，请求我给他们武器，好让他们夺回自己的牲口。于是，我留给他们每人一支枪和足够的弹药就离开了。没走多远，天下起了雨，而且一下就是一整天，沿路又没有可以避雨的地方，直到傍晚，我们才找到一所德国人的房子，便一起挤进了谷仓，那时已经浑身湿透。幸运的是，路上我们并没有遭到袭击，我们的武器都是极普通的那种，士兵们不懂得怎样保护枪械不受潮，而印第安人则精于保护枪械。就在那个雨天，刚才提到的十一个农民遇上了印第安人，其中十个被射杀，只有一个幸存者跑了回来。他告诉我们，他们的枪全都成了废铁，因为火药被雨水淋湿了。
等第二天天放晴了，我们就继续行军，终于抵达已成一片废墟的纳登哈特。那儿附近有一个锯木厂，周围留下了几堆木板，我们便用木板搭成了营房。当时正值寒冷的季节，我们又没有帐篷，是这些木板救了我们的命。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那里暴露在外的尸体统统掩埋好。之前，乡亲们大概只是草草地掩盖了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们忙于规划要塞并做好标记，整个要塞的周长是四百五十五英尺，如果每英尺需要用一棵树来做栅栏的话，那么总共需要四百五十五棵树。我们当时共有七十把斧子，大家立即动手砍树，由于个个都是用斧子的好手，所以很快就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十分好奇，何以这么快就能砍倒一棵树。于是当两个人开始合力砍一棵树时，我便用手表计时，发现他们在六分钟之内就能将树放倒，而且树的直径足有十四英寸。每棵树可以做成三根长十八英尺的栅栏，而且栅栏的一头还被削尖。当一拨人做这项工作时，其他人则在要塞周围挖了三英尺深的壕沟，用来将栅栏植入。我们还将马车的车身卸下，然后将连接前后的辕杆拔掉，最后再把前后轮分开，这样，五辆马车就变成了十辆，两匹马拉一辆车，将做好的栅栏从林地拉到要塞。栅栏固定好后，我们又在栅栏周围搭上一个离地面六英尺高的平台，为的是能让士兵登高望远，并借着枪眼进行射击。另外，我们还带来了一门旋转炮，然后把它装在了要塞的一个角上。装好之后，我们就试开了一会儿炮，好让附近的印第安人闻风丧胆。当然，如果附近有印第安人的话，他们一定能感受到这门大炮的威力。
虽然隔一天就下一场大雨，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施工，但我们的要塞（假如如此简陋的木头栅栏可以配得上这么雄伟庄严的名称的话）总算在一个星期内完工了。
通过这件事，我发现，当人有事可干的时候就是最满足的时候。因为在工作时，人总是脾气温和、心情愉悦的，充实地干完一天的工作后，到了晚上就能舒心地睡一夜。如果一个人整日无事可做，那么就会无事生非、桀骜不驯、争吵不休，甚至冲着肉和面包挑剔个不停，无端发火撒气。这让我想到一位船长，他驾驭水手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不停地干活。一次，他的副手向他汇报，说已经做完了所有的事，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船长回答说：“哦，那好，让他们把锚冲洗干净吧！”
如此简陋的要塞尽管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抵御没有大炮的印第安人却足够了。我们身在安全地点，遇到紧急情况也有地方可退，于是放开胆子到附近村庄挨个搜索。我们虽然没有发现印第安人，却发现了他们在山上隐藏的用来窥视我们行动的据点。这个地方被巧妙地伪装过了，实在值得一提。当时正值冬季，很有必要生火取暖，但如果像平常一样在地面上生火，就容易暴露他们的位置，他们就在地上挖了一个直径为三英尺、深三英尺的洞。我们还能看到留在那里面的焦炭灰烬。这些焦炭是从林中被烧焦的木头上砍下来的，有了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在洞内生火。他们甚至还能在洞的四周躺下，草地上留下了他们躺下的痕迹。他们把腿伸进洞中以保持足底的温度，这至关重要。用这种方法生火，不会因火光、火焰、火星甚至烟雾而暴露。总之，他们人数不多，而且已经发现我们人数众多，不是我们的对手。
贝蒂先生是一位热情的随军牧师，来自长老会，他跟我抱怨士兵们不常聆听他的祈祷和训诫。在征召士兵时，我曾答应他们，除了薪金和口粮之外，每天保证给他们一及耳甜酒。这些甜酒按时发放，一般上午发一半，下午发一半。我发现他们领酒时倒是很准时，于是我对贝蒂先生说：“作为一名牧师，让您去分发甜酒可能有失尊严，但如果您在发甜酒之前进行一番祈祷的话，我保证他们都愿意聆听。”牧师觉得这个办法极好，就欣然接受了这一差事，在几个人的帮助下，分发甜酒的工作井然有序，而前来聆听布道的人也从未这么多和这么准时过。所以，我以为这一招比用军法处置不参加祷告的人更有效。
事情很快就完成了，当我们刚为要塞储备下足够的粮草时，接到了州长的来信，信中说他已经召集了议会开会，如果我那边形势不太紧张，可以脱身的话，希望我能返回参加会议。同时，我在议会的朋友也都劝我如果有可能，务必出席。当时，我要修建的三个要塞已全部完工，当地居民在它们的保护下可以安心从事农耕了，于是我决定返程参加会议。更让人安心的是，这里来了一位新英格兰的上校，名叫克莱普汉姆，同印第安人作战很有经验。他碰巧来参观我们的要塞，于是我委托他来接替我的指挥工作。我给他发放了委任状，在检阅士兵时，我大声宣读了这一委任状，并将上校介绍给大家，告诉他们，他在军事上的才能比我更适合做大家的指挥官。我对士兵们进行一番激励之后，便动身出发了。
他们先送我到了伯利恒，在那里稍微休整了几天。第一天晚上，当我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时，竟然无法入眠，这跟我在纳登哈特用一张毯子裹住全身睡在地板上的情形简直是天壤之别。在伯利恒期间，我还顺便了解了一点儿摩拉维亚教派的风俗，他们之中有人专门陪伴我左右，对我十分友好。他们把剩下的财产全部充公，好多人聚在一起，在同一张桌上吃饭，睡在公共宿舍里。在他们的宿舍里，我发现四面墙在接近屋顶的地方，每隔一定的距离就会出现一个小孔，应该是用来换气的。他们的教堂回荡着悦耳的音乐，是用小提琴、双簧管、长笛和单簧管伴着风琴演奏出来的。他们布道的方法也跟我们有所不同，他们不会将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布道，而是时而集中已婚的男士，时而集中已婚的女士，然后是未婚的男士、未婚的女士，最后是小孩子，这样将他们分开进行布道。我在那里听到了给小孩子的布道，这些孩子在进入教堂后，就自觉地按照顺序坐在板凳上，男孩由男老师引导，女孩由女老师引导。布道过程中，弥漫着亲切而令人愉快的氛围，目的是哄孩子们向善学好，而孩子们也很好地接受了布道。他们总是中规中矩，但看上去脸色苍白，不太健康，可能是因为在家中待了太长时间，缺乏锻炼导致的。
我还调查了摩拉维亚教徒的婚配习俗，因为我十分好奇他们是否像传闻中的那样由抽签决定婚配。他们告诉我，的确有抽签婚配的方式，不过那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用的。通常，当一个年轻男士到了适婚年龄，并有婚配愿望时，他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班上管理他们的年长者，这人再同管理年轻妇女的老妇人商量。这些管理者对自己学生的脾气和性格都比较了解，因此能做出最好的搭配。他们的裁决最终都会被当事者接受，但如果碰到三名女子正好都与一个男子匹配的话，就会采用抽签的方式。对此，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果婚姻不是由双方自主选择的话，他们可能会不幸福。但他们却这样回答：“即使你让他们自主选择，也未必人人都会幸福。”这的确是事实，我无法否认。
回到费城，我发现民团训练的事进展得十分顺利，不少教友会的人都参加了民团，还按照新的法律组织了连队，并选出了上尉、中尉和少尉。B博士来看我，告诉我他是如何努力宣扬新法令的，以及如何收获了成功。在这之前，我还以为这一法律的通过全归功于我那篇《对话》，但现在看来，他的话或许也有道理，所以姑且将这份虚荣心让给他吧！每当碰到这类事情，我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
民团的军官们召开了会议，选举我为他们的民团上校，这次我接受了这一职位。我不知道一共有多少支连队，只在列队阅兵时看到有一千二百名威武的士兵；另外还有一支炮兵连，配置了六台铜制野战炮。对于大炮，他们已经操作自如，每分钟可以打出十二发炮弹。在我第一次阅兵完成后，他们亲自护送我回家，并在我家门口鸣了几通炮以示尊敬，结果把我的电学仪器中的几个玻璃杯子震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份荣耀也像那几只玻璃杯子一样脆弱，没过多久，英国就废除了民团法，我们的军衔全被撤销了。
在那段短暂的任职期间，有一次我要到弗吉尼亚去，连队的军官们突发奇想，认为护送我出城才能彰显我的身份。于是我刚骑上马，他们就骑马来到我家门口，总共有三四十人，个个身穿制服。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否则一定会制止他们，因为不管什么场合，我都反对大摆排场。他们的出现让我很生气，但我无法阻止他们送我的心意。更糟糕的是，我们刚启程，他们就拔出剑来，一路上高举着剑，奔驰而过。
有人向当地领主报告了这件事，那领主极其愤怒，因为连他本人也从未在州里受过如此待遇，州长也从没享受过如此殊荣。
照他的话说，只有王室嫡亲才能享受这般荣誉。他说的或许很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应该有什么样的礼节。这件事实在愚蠢之极，惹怒了领主，让他对我更加怨恨了。他本来就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因为我一直态度强硬地在议会中反对免征他的财产税。他在向议会要求这个特权时所用的卑鄙手段和不义之举，没少受到我的痛骂。这次，他总算找到机会向内阁指控我了，说我严重妨碍他执行皇家公务；还说我在议会中利用自己的影响，使得筹款法案不能通过；还举例说明军官为我列队送行，预示着我随时会以武力夺取州政府权力；他还请邮政大臣埃弗拉德·福克纳爵士解除我的公职，但是很遗憾，他并没有成功，福克纳爵士反倒是对他进行了一番劝诫。
不过，州长同议会之间的争执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我作为一名议员，并且是非常活跃的一名议员，却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争执而同州长先生关系破裂，我们从未有过私人恩怨。有时，我想他之所以很少对我抱怨，是因为他是律师出身，职业习惯使然。大家都知道他给议会的信件都是由我回复的，他可能把我和他分别当成了双方的辩护律师，他为领主辩护，我为议会辩护。因此，他有时还会十分友好地拜访我，同我商讨一些难题。有时他也会接受我的劝告，虽然这并不常见。
当时，我们一起协力为布拉德多克的军队提供帮助，我更是鞍前马后。当将军败北的消息传来后，州长急忙将我叫去，跟我商量如何避免让边远乡村居民逃亡。我忘了当时提的是什么建议了，但我想应该是写信给邓巴，说服他尽可能驻军边境，保卫本州，直到各殖民地的援军赶到再继续他的远征。我从前线回来后，州长又命我带兵去攻取杜奎斯要塞。邓巴和他的人马因另有任务而不能助阵。州长当即任命我为将军，我的军事才能当然没有他夸赞的那么高，而且我相信他的这些夸赞并非出于真心。但他看中的是我的名望，这有利于招募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以我在议会的影响力，肯定能说服议会更多地拨放军饷，多到或许能免除领主的财产税。但后来当他发现我并不能像他想的那样带来这些益处时，便立刻停止了计划。之后，他很快离开了州政府，继任者正是丹尼上尉。
从事科学研究
在这位新任州长的领导下，我又从事了不少公务活动，但在这之前，我想先谈一谈这几年我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情况，因为在这方面，我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收获了一些声誉。
一七四六年，我在波士顿的时候，遇到了刚从苏格兰来的斯宾塞博士。他向我展示了一些电学方面的实验，因为他在这方面也不是行家，所以实验做得并不完美。不过，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来说，既觉得新奇又觉得惊异，另外还有一丝欢喜。回到费城后不久，我们的订阅图书馆收到了伦敦皇家学会会员柯林逊先生寄来的一个礼物，那是一根玻璃管，而且附有用它做实验的说明书。我迫不及待地拿起这根玻璃管，重复在波士顿看到的那个实验。经过反复实践，我已经学会做说明书中所写的实验了。除此之外，我还尝试了其他实验。我所提到的“反复实践”，是指在一段时期内，我家常常挤满了人，他们都来观看我搞的这些新奇玩意儿。
为了让朋友们也加入我的实验行列，我在玻璃厂定做了一批大小相同的玻璃管，让他们人手一个，这样，我们就多了好几个人进行实验。其中成绩比较突出的是金纳斯利先生，他是我的邻居，人很聪明，当时正赋闲在家，我便鼓励他通过实验来赚钱，我还为此草拟了两篇讲稿，上面将实验的顺序和方法，由浅入深地做了解说。为了做好实验，他购买了一套精致的仪器，以前我自己制造的那套粗糙的仪器，经由机械师的加工变成了精密的玩意儿。听他演讲的观众很多，大家对他的表演十分满意，后来他还到各殖民地进行巡回表演，在每个首府都要演示一番，因此也赚了一些钱。实际上，这种实验要是放在西印度群岛上，将会十分困难，因为那里的空气湿度实在太大了。
既然柯林逊先生把玻璃管当成礼物赠送给我们，那么我们必须拿出一点儿诚意作为答谢礼，我想，没有什么比我们在玻璃管方面取得的成绩告知他更合适的了，于是我便写了几封信，将我们实验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在皇家学会上宣读了我们的信件，起初，那些听众们认为这些根本不值得在《皇家学报》上发表。后来我为金纳斯利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论述了闪电和电的相同性。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我的一个朋友米切尔博士，他也是皇家学会的成员，他给我回信说，我的文章已经在学会上宣读，但遭到了其他人的嘲笑。而福瑟吉尔博士看到这些论文后，却认为这很有价值，不应当就此埋没，于是立即发表出来。柯林逊先生便把文章交给凯夫，让他在《绅士杂志》上发表，不过，他却把文章印成独自成篇的小册子，由福瑟吉尔博士撰写序言。这些文章连同后来一起寄过去的文章凑成了一册四开本书，前后出版了五次，看起来凯夫对利益的判断能力的确很强，只不过他一次都没有付给我版税。
然而，在一段时间内，我的这些文章在英国并没有收到什么反响。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法国的布封伯爵发现了我的文集，他不但是法国，更是全欧洲著名的科学家。看到我的文集后，他立即让戴利巴尔先生把文章译成法文，并在巴黎出版。这件事激怒了诺莱神父，作为王室的自然哲学导师和一个十分有能力的实验家，他曾编写并出版过电学理论方面的书籍，而且十分盛行。他不相信这些文章出自美洲某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并认定那是他的敌人在巴黎炮制出来的，目的是要诋毁他的理论体系。不过后来，他相信在美洲的费城的确有个叫富兰克林的人。他对我写了好多公开信并将其发表，信中坚定地捍卫他的理论，否认我的实验以及实验结论的真实性。
我曾一度想要给这位神父回信，而且都动笔写了个开头，但后来转念一想，我在文章中所写的都是实验方法，任何人只要重复实验就能轻易印证，即使不能印证，我做口头的辩解也是无谓的。况且，我的论点是以推论的形式一步步得出的，并不是武断的臆想和猜测，所以更没有必要做辩解。同时，我还考虑到由于我们两个人的争论是使用不同的文字，它们可能会因翻译出错而将论战拖得更久，彼此发生误解。事实的确如此，神父的某一封信就有不少地方翻译错误。所以，我不打算为此做辩解，与其花时间为做过的实验辩解，不如把这些时间用在做新的实验上，因此，我一封信都没给神父回过。在我保持沉默的同时，我发现事态的发展并没有让我失望，因为我的朋友李·罗依先生替我展开了论战。我的文章被译成意大利文、德文、拉丁文。我的理论慢慢地被欧洲的科学家们接受，他们不再相信诺莱神父的理论。所以最后，诺莱神父成了自己理论的唯一支持者，另外还有巴黎的B先生，他是神父的得意门生和正宗传人。
最终让我的文章迅速被人们接受的是戴利巴尔先生和德罗先生在马利的实验取得了成功，他们按照我的方法从云层中成功地引出了闪电，这在整个世界引起了轰动。德罗先生有一套科学实验的设备，并且在这个领域有一定的权威，而他反复所做的实验则称为“费城实验”。后来，他还在英国国王和大臣面前进行实验表演，引来了许多好奇的围观者。关于这个重要的实验，我不想过多描述；之后我在费城所做的用风筝成功引电的实验，我也不想过多描述，因为这两件事在电学发展史上有目共睹。
一位名叫赖特的英国医生，在巴黎给一个皇家学会的朋友写信，说我的实验在国外引起了普遍关注，但令人不解的是，我的理论在英国却一直遭受冷遇。直到这时，学会才开始重新审视在他们面前宣读过的那些信件。著名的华生博士对我的信件以及后来我寄往英国的关于电学方面的文章做了摘要，然后对我大加赞赏。这一摘要后来发表在他们的学报上。伦敦一些皇家学会的成员，尤其是聪明睿智的坎通先生，用一根针成功地从云层中引出闪电，证实了我的理论，并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学会成员。这些事使得他们一改过去对我漫不经心的态度，在我未申请的情况下，就将我纳为学会会员，还免除了我二十五畿尼的会费，并免费为我寄送学报。除此之外，他们还授予我一七五三年的戈德福利·柯普莱爵士金质奖章一枚。在颁奖大会上，学会主席麦克利斯菲尔德爵士发表了演说，优雅而客气地将我夸赞了一番。
这枚奖章是我们的新任州长丹尼上尉从英国帮我带回来的。在费城为他举办的接风宴上，他将奖章送给了我，同时向我表达了他的敬意，措辞客气而殷勤，并表示对我的品德仰慕很久了。晚宴结束后，人们按照当时的习惯开始品酒。这时，他把我拉到另外一间屋里，告诉我说他在英国的朋友都劝他跟我交往，因为我有能力向他提出最好的忠告和建议，并能协助他在政治上如鱼得水，因而他渴望同我在所有的事情上达成一致，并且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尽力为我效劳，只要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还向我转达了关于领主对本州的许多祝福之词，并说如果长期以来一直对领主持反对意见的人能放弃己见，使得领主与民众之间恢复和谐关系的话，对大家特别是对我都有益处。最后，他说没有人比我更能推动这项工作了，事成之后我必然会得到足够的酬谢和报答，等等。大家看到我们迟迟不回餐桌去，便叫人送来了一瓶白葡萄酒。州长开怀畅饮起来，而且酒喝得越多，他的恳求和许诺也就越多。
对于他的话，我是这样回答的：“感谢上帝，我的境况还过得去，不需要领主给我任何赏赐和恩惠；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更无法接受领主的任何赏赐。”不过，我跟领主之间并无个人恩怨，如果他提出的是对公众有益的计划，那么没有人会比我更热心地支持和拥护它的推行。我过去之所以反对领主所提的方案，是因为这只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我非常感激州长对我善意的表白，并让他相信，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我将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的执政顺利运作。同时，我希望他不要像前任州长那样总是带来糟糕的指示，因为这种指示只会陷他自己于手足无措的地步。
对于我的回答，州长当时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但后来，当他在跟议会讨论公务时，这种指示又出现了，使得双方再次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执中。我仍然像以往那样采取强烈的反对态度，积极地抵制。我作为文件的起草人，首先带头反对把指示通告给议会，其次我反对对指示做出评论。这两篇起草的文件都可以找到，因为我后来把它们刊登在了《历史评论》上。不过，我跟州长之间的私人关系并没有因此而互生敌意，我们经常会面，他是个有知识、有见地的人，言谈风趣，令人愉悦。从他嘴里，我才得知我的老朋友詹姆士·拉尔夫还活着，他成了英国公认的最好的政论家之一，还曾受委托处理过弗里德里克王子和国王之间的纠纷，为此收获了年薪三百镑的俸禄。但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名望实在不值一提，波普在《丹西亚德》中对他的诗大加嘲弄，不过他的散文的确不比任何人逊色。
出使伦敦
议会曾给州长送去一项议案，即拨款六万镑供奉给英国国王使用（其中一万镑归将军劳登勋爵使用），州长则受制于领主的指示，否决了这项议案。议会最终做出了判断，即领主顽固地坚持下达这些指示来束缚他的代理人州长，这与民众利益是相违背的，而且也是同王室利益相矛盾的。这让议会决定提请英国国王废除这些指示，并要我作为代表到英国请愿。
我答应了莫里斯船长，要乘坐他的邮船从纽约启程到英国，行李也一并送到船上。这时，劳登勋爵竟然亲临费城，按照他的话说，目的是要调和州长和议会之间的矛盾，以便为国王分忧。因此，他要求州长和我同他会面，他好当面听取双方的意见。会面时，我们讨论了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议会代表，我站在议会的立场上，阐述了我们的理由。这些都记录在当时的官方文件中，由我执笔，跟议会记录一起付印。州长则为那些指示辩护，他表示自己必须遵守这些指令，如有违背，将会遭到贬黜。尽管如此，他表示如果劳登勋爵也建议取消指示的话，他愿意冒这个风险同领主大干一场。但劳登勋爵似乎并不打算这么做，虽然我认为曾一度就要说服他了。最后，他宁愿选择要求议会听命于领主的指示，并且请求我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达成这一目的。勋爵声称，他不会派出国王陛下的一兵一卒来驻守我们的边境，如果我们自己不做好防御工作的话，就将暴露于敌人面前。
我把这次会晤的经过告知了议会，并提出了我起草的一系列决议，宣布我们的权利。我们绝不会放弃这些权利，现在仅仅是由于外界的压力，才不得不暂停这些权利，而且我们有理由对这些外界压力表示抗议。最后，议员们同意放弃原先的议案，另外提出了一个符合领主指示的议案，这次州长当然没有否决。
这件事之后，我才继续我的远航，但此时邮船已经带着我的行李先行一步，这对我来说是个损失。而补偿这一损失的，只有劳登勋爵对我不尽的感激，但这次和解全都归功于他自己了。
勋爵先我一步到达纽约，邮船的开船时间也由他控制。当时码头上停泊着两艘邮船，他说其中一艘很快就要起航了，我便问了他准确时间，以便及时赶到。他对我说：“我已经公布邮船将于下周六起航，但他要我保密，说只要周一早晨赶到，就能赶上船，再晚就不行了。”由于在摆渡船上遇到了些麻烦，我星期一中午才赶到纽约。我看了看天气，风平浪静，唯恐船已经开走了，但经过打听，才知道船将于星期二起航，这才放下心来。许多人大概都以为我马上就能动身去欧洲了，我当时对此也深信不疑，但那是因为我实在不了解劳登勋爵的脾性，他的性格极其犹豫不定。就拿这次的事来说，我到纽约时是四月初，可一直在那里等到了六月底，船才起航。当时停在码头的两艘船，都因为等待将军的信函而一天天地拖延时间。他总是说明天就准备起航，结果就这样扣下了两艘船。等我们出发时，第四艘邮船都抵达了。因为我们的船已经滞留了很长时间，所以当由我们率先起航。
旅客们也都订好了位置，有些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商人们为他们的信件和秋季货品的保单而焦躁不安。不过这些都没用，勋爵大人的信件总也写不好，而且无论谁拜访他时，他都在那里伏案写作，奋笔疾书，于是，很多人都在想他一定有好多东西要写。一天上午，我去拜访他，那时他正坐在客厅见费城来的信使。
信使是来送交丹尼州长托给勋爵的包裹的，还交给我一些费城朋友的来信。我问他什么时候返程，在什么地方会稍作耽搁，因为我准备写几封回信请他捎给朋友。他告诉我，勋爵让他明天上午九点来取给州长的回信，然后立即返回。于是，我在当天就给朋友写好了回信并交给他，可是两星期后，我又在那里碰到了他。
我很惊讶地问：“你回来了？”
“回来？不，我还没走。”
“为什么？”
“我这两个星期每天上午都被叫到这里等勋爵的信，但他总是写不好。”
“怎么可能？他是个勤于文案的人，我常常看到他坐在桌旁写着什么。”
“对，但他就像招牌上画的圣乔治一样，总是骑在马背上，但永远也不动一步。”
信使说的话其实是有据可查的。在英国时，我就知道他已经被阿姆赫斯特将军和沃尔夫将军所取代，他被免职的理由之一，就是大臣们从未收到过他的信函，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忙些什么。
在每天盼望起航的日子里，已经有三艘邮船聚集到了港口，准备同舰队会合。好多旅客认为最好在船上待着，以免邮船突然起航，而把自己落下。如果我没记错日子的话，我们在船上一待就是六周，把准备在旅途中吃的食品全都吃光了，因此不得不下船重新购买。终于，船队出发了，勋爵和他的部队都上了船，向路易斯堡进发，想要攻取那个要塞。而所有的邮船都受命跟随勋爵的船只一同前往，以便必要时接受勋爵的调遣。在起航的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又等了五天，然后才和船队分开，向英国开去。另外两艘邮船仍被他扣住，随船队到了哈利法克斯。他在那里稍作停留，指挥士兵进行攻击要塞的演习。然后，他又改变了攻打路易斯堡的主意，带着他的部队和两艘邮船返回到了纽约。就在他离开时，法军和印第安土著人攻取了纽约州的边境乔治要塞，许多士兵被印第安人俘虏屠杀。
后来，我在伦敦见到了波奈尔船长，他是其中一艘邮船的船长。他对我说，当他的船被扣留了一个月时，他对勋爵说他的邮船底部都长满了海藻贝壳，严重影响到了船的航行速度，这对一艘邮船来说十分重要，于是请求勋爵给他时间清洗船底。勋爵问他需要多长时间，他回答三天即可。勋爵说：“如果你能一天完成，我就答应你的请求，因为你的船后天就要起航了。”结果他的要求从没被允许过，尽管他的船一天接一天地被扣留了三个月。
我在伦敦还遇到了一位乘客，他是波奈尔船长的乘客。他因为勋爵的欺骗，被扣留在船上那么久，又平白无故地被带去了一趟哈利法克斯，这让他非常恼怒。他发誓要起诉勋爵，以赔偿他的损失，后来是否成真，我便不得而知了，但他似乎真的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总体来说，当时我可能阅历尚浅，十分纳闷为什么会让这种人物担当重任，指挥大军。多年以后，等我见多了卖官鬻爵的伎俩后，也就见怪不怪了。在我看来，如果继布拉德多克而掌握军权的谢利将军不被免职的话，一七五七年的战役一定会打得漂亮得多，而劳登勋爵在这次战役中轻举妄动，耗资巨大，使我们的国家遭受到难以想象的耻辱。谢利虽然并非行伍出身，但他很有远见，精明机警，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决断英明，总能迅速而正确地做出谋划并执行。劳登则不让大军去保卫殖民地，反而让殖民地暴露在敌人面前，自己则愚蠢地在哈利法克斯演习了一番，结果就丢掉了乔治要塞。此外，他还搅乱了所有的商业活动，为了不让敌人获得粮食，便长期禁止粮食出口，使我们的商业走投无路。其实这只不过是他的借口，目的是压低粮价，以便承包军粮的人从中渔利。据说，人们怀疑他也从中分得了一杯羹。最后，当禁运令终于撤销时，他还忘了将这个通知送往查尔斯顿，使得卡罗莱纳舰队多滞留了近三月，以至于船底受到了严重的侵蚀，其中许多船只在归途中就沉没了。
让一个不熟悉军事的人指挥一支大军，必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我倒相信谢利是很愿意被免职的。当我参加纽约市民为劳登勋爵举行的接风宴会时，碰到了谢利，虽然他当时已经被免职，还是出席了宴会。出席宴会的有许多军官、市民以及不认识的陌生人，大概由于人太多，便向邻居借了许多把椅子，其中有一把很矮，而坐在上面的正是谢利。我坐在他旁边说：“先生，他们给你的座位太矮了。”他说：“没关系，富兰克林先生，我发现矮座位最舒适。”
在我逗留纽约的那段时间，我还收到了替布拉德多克采办粮草等物的所有账单，当初有些账单还在请求我帮助提供军需的人手中而没有收回。于是我把账单送到劳登勋爵那里，请求偿清余款。他命令主管人员对这些账单加以彻查，那位军官认真核对了每一张付款凭单后，证明账目和差额无误，劳登勋爵就向我保证会给我一张支票。这件事一拖再拖，尽管我经常按照约定时间去取，但从来没有拿到过。最后，在我动身离开纽约之前，他告诉我说经过仔细考虑，他不会把他的账款和前任的账款混淆，又说道：“到了英国，你把账单呈送财政部，他们会马上偿清你的款项。”
我提出，由于我被迫长期逗留在纽约，这项巨大的意外开支使我蒙受损失，所以我要求立即付款。我还指出，在我垫付款项时并未得到任何佣金，因此他们应当立即偿还我垫付的款项，不应当再继续增加我的麻烦和继续拖延。听到这句话，他回答说：
“唉，先生，你不要试图让我相信你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对那种事再清楚不过了，没有谁不会从提供军需中中饱私囊的。”我向他保证我绝不会这样，我并没有从中得到过任何好处，但很显然，他不相信我的话，我知道确实有人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发了横财。
至于欠我的那些钱，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偿还，此事我日后还会再提到。
开船之前，船长大大地吹嘘了一番他的船速度有多快，结果不幸的是，航行一开始，就证明它是九十六艘帆船中最慢的一艘，这使船长出了大丑。我们就船速过慢的问题做了很多推测。有一次，当我们靠近另外一艘跟我们一样慢的船时，却被它超越了。这时，船长命令全体人员都到船尾去，尽可能地站在旗杆附近。当时连乘客在内共有四十人，统统站在了船尾，船的速度奇迹般地提了上去，一会儿就把旁边的船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证明船长的推测是正确的，船头装的东西太重了。经过检查，发现盛满水的水桶都放在了船头，船长便命人将这些水桶移到了船尾，这时船速果然提升了上去，成为船队中速度最快的船只。
船长说，这艘船曾经达到每小时十三海里的速度。船上有一位海军乘客肯尼迪上校，他力辩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船能行驶得这么快，一定是船长把测线上的刻度弄错了，或是计程仪出了问题。于是两人打赌，等有足够风力的时候就一决胜负。之后，肯尼迪仔细端详那根测线，认为达标后，决定亲自动手来测量。过了几天，我们遇到了很强的风力，邮船的船长路德维说航速达到了十三海里，肯尼迪亲自做了测量，结果他输了。
我之所以提到上面那件事，是想说明下面的观点。我们的造船技术存在一个缺点，一艘新船造好之后，要想判断它的好坏，得通过试航才能知道，因为尽管是严格按照好船的模型仿造出来的，但这艘新船很有可能在航行时速度很慢。我想部分原因是海员们装货、装帆和航驶的方式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同一艘船，在不同船长的指挥下，行驶起来快慢不同，并且从来没有一艘船从制造、装备到航驶都是由同一人完成的。一个人造船身，另一个人造帆，第三个人装货、驾驶，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经验。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后，就难以判断这艘船的优劣了。
即使是简单的航海驾驶操作，我也注意到，在不同的值班时间里，不同的船员会下达不同的命令，即使风向、风速是相同的。这个船员可能会比另外一个船员把帆船扯得高一些或平一些，而并无确定的规则可循。但我想或许可以做一系列的实验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一，确定航速最适合的船体做样本；第二，确定桅杆的大小尺寸和桅杆最合适的位置；第三，确定帆篷的式样、数量以及随着风向不同而扯动风帆的方式；第四，确定装货的位置。
如今是个实验时代，我想，做这样一系列的实验，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聪明的科学家会从事这种研究，我预祝他们成功。
航行途中，我们几次受到敌舰的追击，但没有一艘敌舰追得上我们，三十天之内，我们就驶到了浅水地区。我们的航海测量很准确，船长根据他的判断把我们迅速带到法尔茅斯港附近，这样，如果我们在夜间全速航行，第二天早晨就能驶过该港口的入口处。夜间航行可以避免引起敌舰的注意，因为它们常在海峡口附近巡逻。于是，我们尽可能地扯起所有的帆，顺着强大的风力飞快航行。船长经过观察确定了航向，以为这样就可以远远地避开希利群岛。但是，圣乔治海峡似乎偶尔会出现一股强大的海流，它经常让海员上当，曾经就使得克劳徳斯利·肖维尔爵士的舰队遇难。或许，这股海流正是使我们的船出事的罪魁祸首。
我们的船头有一个瞭望哨，有人负责在那里瞭望。人们总是不断提醒他“注意观察前方”，而他也总是回答“是，是”。但有时他的回答只不过是机械反应，而他可能正在打盹，以至于连前方的灯光都没有看到。灯塔的灯光被副帆遮住了，所以掌舵的和其他值班的人都没有看到，当船身偶然一偏时，他们立即发现了这个灯，大家大惊失色，因为我们的船正快速驶去，而此时灯光已经大似车轮了。这时正值午夜，船长正处于酣睡中，但肯尼迪上校跳上甲板，看到了险情，立即命令舵手调转船头。当时，所有风帆都高高地扯开着，这个动作对桅杆来说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但这样一来却使我们躲开了灯塔的礁石，故而幸免于难。这次的经历加深了我对灯塔的印象，在茫茫大海中，它的存在实在太有必要。于是我决心，如果我能活着回美洲的话，一定提倡多多修建灯塔。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已经驶进港口了。但由于大雾弥漫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到陆地。九点左右，雾气开始消散，在水面上看就像舞台帷幕被拉开了一般，法尔茅斯的市镇、港口的船只以及四周美丽的田园风光都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漫长的一路，所能看到的无非就是海水，这样的美丽风光实在是让人心旷神怡。它让我们从战争的焦虑中解脱，变得满心喜悦。
我跟儿子立即前往伦敦。途中，我们只是稍作逗留去参观了索尔思贝利平原的史前石柱、威尔顿的彭布罗克爵士的宅邸和花园，以及他收藏的奇珍异宝。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我们抵达了伦敦。
查尔斯先生一早便为我们安排好了住所，安顿下来之后，我就去拜访了福瑟吉尔博士。人们曾向他大力推荐我，并建议我向他请教关于诉讼方面的问题。他的意见是，反对马上向政府提出控告，认为应当先同领主进行私下调停。也许经过朋友的调停和劝告，就能将问题友好地解决。接着，我又拜访了老朋友——记者彼得·柯林逊先生，得知那个弗吉尼亚的大商人约翰·汉伯雷委托柯林逊，等我一到就马上通知他，他好带我去见枢密院院长格兰维尔勋爵，勋爵也希望能尽早见到我。我答应第二天上午与汉伯雷一同前去见勋爵。于是，汉伯雷先生来接我，我便跟他同坐马车去见那位贵人。
格兰维尔勋爵谦恭有礼地接待了我，就美洲的时局做了一些询问并发表了意见。他对我说：“你们美洲人对宪政体制的认识有误：你们力主国王对州长们下达的是指令，而并非法律，并认为可以自行判定是否遵循国王的指令。但这些指令并非是出使外国的大臣所携带的有关外交礼节方面的指示，它们是由熟谙法律的法官们起草，然后经枢密院考虑、辩论和修改之后，才由国王签署的。所以，这些指令对你们来说就是王法，别忘了英国国王才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我对勋爵说：“这种说法我闻所未闻，根据我们的宪章，我一向认为我们的法律是由我们，也应该由我们的议会制订。当然，它的确也要呈请国王批准，但是一经批准，国王就再无权废除或更改。所以，议会不经国王批准就不能制定永久的法律，但同样，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也不能对我们立法。”他说我完全搞错了，但我并不这么认为。不过，经过这番谈话我却产生了一种忧虑，即英国国王政府对我们的态度而产生的忧虑。回到住所，我便把谈话的内容记录了下来。我记得大约在二十年以前，内阁向国会下议院提交的议案中有这么一条，即将国王给殖民地的指令变成法律，但被下议院否决了。为此，我们还特别尊崇下议院为我们的朋友，自由的朋友。直到一七六五年，从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中来看，当时之所以拒绝国王的绝对统治权，仅仅是为了给他们自己保留这一特权罢了。
几天后，福瑟吉尔博士跟领主们交谈过后，他们同意在潘先生的四季花园家中跟我会面。谈话开始时，双方都表示愿意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是我想双方对于“合理”一词一定各有自己的见解。接着，我们就我所列举出来的双方互相抱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领主们尽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也替州议会的行为辩护。当时我们分歧很大，意见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在我看来根本无望达成什么协议，但是最后他们却要我把我们所控诉的项目写成书面文件，交给他们，他们答应加以考虑。我照办了，但没想到的是，他们竟把我们的控诉交给了他们的律师斐迪南·约翰·保利斯。
保利斯替他们处理过跟邻州马里兰的领主巴尔迪摩勋爵的诉讼，这件大诉讼案已经持续了七十年之久。领主同州议会争论的所有文件和信函都是由他执笔的。这个人生性傲慢，脾气暴躁，在过去州议会的复文中，我曾对他的文件进行过抨击，说他的文件论据无力，言辞无理，于是跟他结下了不解之仇。每次见面，我都能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仇恨，领主们要我和他单独讨论争议的问题，我拒绝了，除了领主，我不会跟任何人谈判。
然后，在律师的建议下，他们把我们的控诉交给了检察长和副检察长，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希望他们提出解决办法，但是这件案子在他们手里拖了差八天就一整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多次要求领主们答复，但是他们都以没有得到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答复而拒绝回复。后来，他们终于接到了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意见，但同样没有告诉我那是什么。不过，他们倒是给州议会写了一封冗长的咨文（由保利斯起稿和签署的），文中引述了我的控诉书，说我粗鲁无礼，同时为自己的行为做了些许辩解，最后表示，如果州议会派遣一个公正坦率的人前来谈判，他们倒是愿意和解，暗指我并非公正坦率之人。
所谓举止粗俗，大概是指我在给他们的文件中没有写上他们的尊称“宾夕法尼亚真正的绝对的领主”。我之所以省略这一称谓，是因为在这个文件中没有必要出现，此文件的目的，只在于把我口头所讲的内容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
在信件来往的期间，州议会已经成功动员丹尼州长通过了一项法案，即领主要跟百姓一样必须缴税，这成了当时的焦点问题，因此就没再答复领主的信函。但是当这个议案送到英国时，领主在保利斯的建议下，决定阻止国王批准该议案。于是，他们在枢密院向国王请愿，枢密院决定为此举行听证会，领主们雇用了两个律师来反对这个议案，我也雇用两个律师来支持这个议案。他们声称，这一议案是为了加重领主的财产负担而减轻民众的负担，一旦这个法案得以实施，以民众对领主的反感和憎恨，就会随意决定抽减税率，任由他们摆布，这样领主们必将破产不可。我们则回答，此项法案不含有这种目的，也不会出现他们所说的结果，因为评税员都是诚实而谨慎的人，都曾宣誓要公正合理地进行估税。况且，即便是通过增加领主的捐税来减少他们的捐税，这其中的利益也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没必要为此发假誓。在我的记忆中，双方就是在围绕这件事争论。另外，我们强烈反对废除该法案，否则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们将国王使用的十万英镑纸币付印，而且已经发放流通了。这项法案一旦废除，民间流通的纸币将会成为废纸，这会让许多人破产，到时就更别指望政府拨款了。但领主们现在却因为害怕被过高征税而强行制造这种灾难，这完全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表现。听到这里，枢密院的成员之一曼斯菲尔德勋爵站了起来，向我招手，示意我到秘书室。于是，当律师们还在外面进行辩论时，我被他拉到了秘书室。他问我是否保证实施这项法案不会给领主们的财产带来损害，我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说：“那么你大概不会反对立约担保这一点吧。”我说：“不反对。”然后，他就把保利斯叫了进来。一番商议后，双方接受了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建议。于是枢密院的秘书起草了这样一个协议，我和查尔斯先生一同在上面签了字，查尔斯是宾州日常事务的代理人。接着，曼斯菲尔德勋爵回到了枢密院的会议室，这项法案就通过了。不过，枢密院又提了一些修正建议，我们向他们保证一定会把这些修正放在法案的附件中，只是州议会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在枢密院的命令到达之前，该法案的第一年捐税已经征收完毕了。州议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检查估税员的工作，当然，为了公平起见，在这个委员会中安置了领主们的几个密友。经过全面细致的调查工作后，他们全体一致签署了调查报告，证明估税工作公平和公正。
州议会审阅了我立约担保的第一部分后，认为我对本州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它确保了流通于民间的纸币的信誉。在我返回费城后，他们向我郑重地致谢。由于州长批准了这项法案，领主对他恼恨有加，要撤他的职，还威胁要起诉他，认为他违背了他应该遵守的盟约。但他也是奉命行事的，并且是为了英国国王的军务，他在英国宫廷中也有一些势力，根本不把领主的威胁放在眼里，所以这些威胁最终从未实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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