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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队伍的女兵们(1 / 2)

一九四七年,华东战场上,在一次战略转移中,有三个女兵掉队了……

周忆严给俞洁包扎磨烂了的双脚,完全忘了在庙门外放哨的高柿儿。听到争吵声,才想起高柿儿半天没动静了。天还没大亮,破庙四邻没人家,她跟谁拌嘴?她到门外去看,高柿儿像端枪似的端着用油布包着的小提琴,押着一个瘦男人和一头瘦驴走进山门。

高柿儿才剃了头,帽子显得旷,穿一身长过膝的军装。那外表,那神情,怎么也不像是个女孩子。

“你不老实,我拿电气炮崩了你!”小高虚张声势地拍了一下她的“电气炮”,那东西发出一阵又闷又哑的和声。

“长官,老总,”瘦男人又急又怕地说,“我实在是好庄户人!”

“庄户人看见我跑什么?”

“大五更天,你端着那家伙追谁谁不跑?”

小高指指瘦男人头上戴着的呢帽说:“洗脚盆似的,庄户人有戴这个的吗?”

那人赌咒发誓,说这帽子是他从联保主任的包袱里偷的。昨天保公所往滕县城逃跑,抓了他的官差,连人带驴送了他们几十里地,挨打受骂连顿饭也不管。半夜车误住,他借机跑出来,心里觉着太憋屈,随手从车上的包袱里抓了个物件揣进怀里,跑出老远才敢掏出来看,原来是个这!

“你说的我不信!”小高说,“跟我们上司令部去,查清楚再放你!”

“管,管。你查访去吧,谁不知咱二刘是老实庄户主!你们司令部在哪庄呢?”

“这是军事秘密,你跟着走吧。”小高说着就往大殿里走,“这驴反正闲着,顺便带上我们的病号。”

周忆严转身跟进了大殿,悄声说:“看样是个庄稼人,不是反动派。”

小高说:“我知道。”

周忆严说:“那你抓他干什么?”

“要使那条驴!”

“那也不能硬抓呀!”

“我不抓他早跑了。”

“群众纪律!”

“这敌占区的老百姓一点觉悟没有……”

“那就更得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能说服动员,不能强迫。”

“我先强迫,你后动员,不一样吗。要不俞洁怎么行军?”说着她就去收拾俞洁的背包,把被子拿出来往驴背上一垫。周忆严端了一茶缸煮熟的南瓜到院里,对二刘说:“老乡,你跑了一夜,大概也饿了,先吃碗南瓜吧。咱新四军有政策,决不冤枉好人。你别害怕。”

二刘看看这个女兵挺和善,肚子也真饿了,一边道谢一边就接过茶缸,用手捏着吃起来。周忆严趁这机会跟他讲新四军出山来打国民党的意义,讲减租减息政策,然后说到要雇他的驴。只要把病号送到地方,照价给脚钱。二刘虽说心里踏实些了,也还不敢说不字。小高不管这些,已经把驴备好了。

俞洁把鞋子、换洗衣服塞进挎包,由小高扶着上了驴。小高在前牵着缰绳,忆严和二刘殿后,就顺着大路向南走。

这三个人掉队,像是命运和她们恶作剧。

总部的文工团,参加一个纵队的庆功大会,到各师轮流演《血泪仇》。前天才搭好台子,突然通知演出撤销了,要宣传队当晚跟随该师一同转移。在借的服装中,有一件褂子是从十里外一个村带来的。分队长周忆严就命令高柿儿和俞洁去送还,以为这时刚开午饭,相隔只十里地,决不会影响晚上行动。俞洁、高柿儿才走了半个时辰,又来了道紧急命令,叫部队立即出发,目的地是四十里外的燕子崖。周忆严把行军路线和通知,交给房东军属大爷就随队出发了。俞洁和高柿儿送衣服回来,一见通知马上追赶。天黑到了燕子崖,只见周忆严一个人在村外等候。队伍在这里打了个尖,又继续前进了。团长告诉周忆严前进方向是滕县城东一带,要她带领俞洁、高柿儿随后赶到。临出发前,师首长在队前作了攻打滕县的战斗动员。既然要攻坚,当然一两天内不会离开滕县周围,滕县距燕子崖不过九十里地,加加劲一天就能赶到。所以团长还说,一方面要加紧追赶,另一方面也要适当照顾体力。都是女同志,俞洁新参军不久,小高还是个孩子,只要能安全到达就算完成任务,时间倒并不一定非卡在一天之内不可。

在燕子崖老乡家吃完饭刚交初更时分,俞洁二人已走了六十余里,忆严不好动员她们再接着走,决定宿营一夜。第二天一早下起雨来。上午精力足,路也还没湿透,速度还可以。到中午左右已走了三十余里,到了沂蒙山南麓。这时就听见了膝县方向闷雷似的炮声。三个人又是兴奋,又是着急,随便从干粮袋里抓点煎饼渣吃,就着山泉舀了缸子水喝,又继续赶路。

进入鲁南平原,路上的石头少了,脚下困难可多了。先是不断地滑倒,随着鞋上的泥越粘越重,走几步就粘上一大团,足有四五斤重,不甩掉迈不动腿,总甩就累得浑身酸疼。小河也多,蹚过一道又一道,刚穿上鞋又要脱。忆严和小高是有过锻炼的,索性把鞋洗净别在皮带上,赤着脚前进;俞洁试了试,不行,每走一步都被硌得一咧嘴,便用纱布条把鞋紧紧地绑在脚上。反正已经湿透了,过河也就不再脱呀穿的找麻烦。三个人连跌带滚走了足有两三个钟头,回头一望,都泄了气,她们喝水的山泉旁有棵小槐树,这时还枝枝权权看得很清楚。

又走了一个时辰,看看天黑了,雨还不停,再望身后的山还是那么近。忆严想天黑之后更不好走,都筋疲力尽了,不如早些休息,明天一鼓作气赶上去。这一带是敌占区,贸然进村不安全,就投到路边这座破庙里来。

大殿地上燃着的木柴还没烧尽,不用说前边的部队在这烧饭来着。她们跪在地上吹了几口,借着火苗的光亮看看四面,见神案两边还扔着些烂谷草、断秫秸。周忆严就催着那两人续上柴禾烤衣服,自己点了个草把,把整个大殿又巡视一遍。从神案上找到用日本钢盔盛着的煮南瓜,窗台上捡起个用碗片作的小油灯。她把油灯点着,钢盔放在火上又煮了一阵。三人靠着火堆用手抓着吃。个个吃得咂嘴舔唇,都说从没吃过这么好的南瓜宴。吃完饭,身上也暖过来了,忆严派定放哨的班次,就叫她俩先睡。俞洁起身去睡觉,刚迈了一步,就叫了声“哎呀”,像被钉子钉在了原地,咧着嘴吸起凉气来。

忆严问:“你怎么啦?”

“我脚不知叫什么扎破了,痛得钻心。”

忆严赶紧扶她坐下,小高端过灯来照着给她脱鞋。等把鞋脱下来一看,哪里是什么扎的!脚被雨水泡软了,她过河不脱鞋,灌进去的砂子把脚掌磨掉一层皮,露着粉红色的嫩肉,经过刚才这一休息,肿胀得像熟透的桃子。俞洁头一次看见自己的脚变成这样,吓得嘴唇哆嗦起来。

忆严说:“别害怕,干一干就会好的。”

她拿出自己的茶缸子,走到外边雨地里,找积水深的地方舀来半茶缸水,用自己的毛巾沾着,给她轻轻擦洗干净,扶她睡下去,又催着小高也躺下,自己便到门洞外放哨去了。

屋里的两个人小声吵起嘴来。

“你哭什么?人家战斗部队讲究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你这连轻伤都算不上!”

“谁哭了,别冤枉人好吧?”

“你肩膀直翮扇,干草都响了,还不承认!”

“我怕明天赶不上队伍,心里着急。”

“俺俩抬也把你抬了去,你急的哪门子?”

“我怕咱仨都赶不上!”

“现在急了,早可不听人劝呢!谁的服装不是在哪儿演从哪儿借?偏你这件就非带着走!”

“我不是为了演出质量吗!”

“是看内容哩还是看衣裳哩?这又不是你那上海的剧团,专靠行头装门面。”

俞洁内心里厌恶透了她在上海小剧团的生活,可又反对别人用鄙视的口气谈论那个团体。她认为说那样话的人看不起她的艺术资历,否认她在艺术上的才能。可是跟小高有什么理好讲呢?这个当交通员出身的小姑娘,连内心世界也男孩子化了,而且是那种满身野性的山村男孩。她背过身去不再跟这小野孩争辩。

小高听听没有反响,也就没了吵嘴的兴致,翻个身打起呼来,俞洁一会儿也睡去,而且睡得很死,小高半夜起来去换岗她一点也不知道。

小高换岗时把她和俞洁争论的事汇报了,忆严批评了她几句,说俞洁在这种情况下能跟着走下来就很不错,对一个大城市来的新同志,能像战斗部队的战士那样要求吗?我们要尽量关心她照顾她,不是急着批评。她命令小高,在追赶部队的这一段时间,必须主动跟俞洁团结好,不要再老三老四地瞎放炮。

忆严觉着刚打个盹,天就亮了。她睁开眼,看见俞洁正冲着一双烂脚发愁,那脚肿得发亮了。忆严打开自己的背包,那里有一套团里演戏用的便衣,是她替服装组背的。还有一件旧衬衣,是她自己的,她把衬衣撕开,小心地把俞洁的脚包起来。俞洁想拦阻已经来不及了,就说:“可惜了。包得再仔细,在烂泥地里一走不也白费了?”忆严没吭声,暗自发愁,不知怎样让俞洁走完下一段路。冒险到村里找牲口去吗?几里之内看不见有村庄;背着她吗?几十里路程何时能赶到?从昨天半夜起炮声又停了,谁知道情况又有什么变化?

小高抓了这头驴,虽说应当批评,却把三个人心中的愁云全吹散了。

雨停了,大片大片云块你争我赶地向西飞驰,太阳不时地露出脸来,把田野照得金光闪亮。庄稼叶子上挂满沉重的水珠,田里道上横淌竖流的都是水,那声音听起来很欢快。

骑上驴,赶队伍有了把握,也免除了步行之苦,俞洁从心里到脸上都开朗了。小高见俞洁脸上没了愁云,想到很快就要归队,也觉着浑身轻快。这时周忆严为了弥补可能造成的坏影响,又进一步对二刘做宣传工作。二刘看出这三个女兵只不过是要骑他的驴,并无恶意,换了国民党军队,打着骂着不也得送吗?何况人家善说善讲的呢。心里也舒展开了。

小高拉着缰绳问俞洁:“你看咱俩像干啥的?”

“干啥的?”

“走娘家。俺那儿小媳妇走娘家都骑驴,她男人给她拉着缰绳。”

“要死,叫你哄了!你把缰绳给我自己拉着好不好?”

“干什么?”

“那多有趣,像骑在马上的将军似的。”

“驴一调皮,怕不把你这个将军摔成泥胎!”

“这驴的样子满老实,给我自己拉一会儿。”

小高把缰绳给了俞洁,驴当真老老实实一步一摇头地往前走。

天上一阵轰响,来了几架飞机。忆严喊了声:“注意!”可是飞机并没降低高度,在西边盘旋一圈又拐向东飞去了。

俞洁见小高找来牲口,自己却辛辛苦苦背着背包在泥地里奔走,既感激又歉疚。平日那些嫌隙,显得没意思了。一半认真,一半也是表示友好地问:

“听说当交通员,每天出生入死,你是怎样习惯的?”

“我们家是交通站,打记事就看我爹、我嫂子跑交通,看惯了。”

“那生活一定很有趣吧?”

“赶不上文工团热闹,干什么都大家在一块儿,当交通执行任务一个人的时候多。”

“你几岁开始干的?”

“九岁!”

“我的天,你不害怕?”

“净急着完成任务,腾不出工夫来害怕。”

“满危险啊!”

“赶上扫荡,当老百姓一样危险。”

俞洁想问高柿儿参加工作的经过,想起曾经为此惹起过不愉快,把话又咽下去了。

天朗气清,被雨水冲洗过的庄稼绿油油、光闪闪。哗哗的流水声,嗒嗒的驴蹄声,云雀叫,蝈蝈鸣,一片和平景象。俞洁随着毛驴的脚步,有节奏地摇晃着,不由地哼起一支早已忘记了的歌儿来:

柳叶青又青,

妹在马上哥步行,

……

唱了两句,觉得在革命环境中唱这种歌曲不甚妥当,改成了只哼曲调。

几十米开外,是个交叉路口,一个披着被单的妇女,也骑着一头驴,匆匆地由东向西走了过来。后边紧跟着一个穿长衫的和一个短打扮的男人,也走了过来。可那头驴走出几十步后一回头,发现这边有它一个同类,四个蹄子一撑,扭起脖子啊呀啊的打起招呼来。那条驴还没叫完,俞洁胯下这一条也把脖子一伸,高声回答。

二刘这时落在驴后几十步远,急喊:“快拽紧了缰绳!”俞洁还没听明白,那驴一个蹽高,蹿到了路边庄稼地里,四个蹄子扒开,箭也似的朝横道上那头驴奔去了。俞洁吓得脸煞白,尖着嗓子叫:“拦住它呀,拦住它!”那边跟驴的两个男人听到喊声,朝这边一望,短打扮的男人急忙来拦阻俞洁骑的驴,穿长衫的却转身往南跑去。

对面那头驴发现两个监视它的人各奔东西,就连叫带跳在原地绕开了圈子。一圈没绕完,它背上那个妇女就跌倒在路旁水沟里了,那驴也迎着它的同类跑来。短打扮的人还没抓住俞洁的驴,听到背后驴蹄踏地的响声,知道是自己的驴来抄了后路,扔下俞洁的驴又去抓自己的驴。那驴岂容他随便抓?转身尥了一蹶子,又朝西跑。这边俞洁的驴看到那驴的手段,得到启发,也仿照同样的姿势尥了一蹶子,把俞洁掀到棉花地里,胜利地鸣叫着追随它的同伴而去。二刘也不顾俞洁在泥中挣扎,紧追着驴屁股向西跑。两条驴和两个赶驴的人喊着、骂着,转眼拐到青纱帐后边去看不见了。

小高过来扶起俞洁,忆严就去照看摔在水沟里的妇女。那个女人蒙着被单,既不叫喊,也不**,只是两脚蹬着要往起爬,却又爬不起来,忆严赶紧过去搀扶。那女人回过脸来,忆严吓了一跳。怪不得这人一声不哼,原来嘴上塞着块脏手帕!满脸连泥带水,看不出模样来。忆严赶紧把她嘴里的手帕掏出来。那女人急促地问:“你们是新四军吗?”忆严说:“是。”女人说:“我是烈属,你们救救我,快抓那两个人贩子!”忆严忙问:“哪一个是?”女人说:“两个都是,噢,你先解开我的手。”忆严掀起被单来。才看见这女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忆严一面冲小高她们喊:“快去抓那两个男人!”一面急忙给女人解绳扣。

小高听到忆严喊,赶紧往西追;俞洁跟着跑了几步,脚疼蹲在地下。忆严把绳扣解开,就和那女人掉头往南追。穿长衫的人原先躲在一座大坟后边看动静,听到忆严喊抓人,又听见脚步声,这才拔腿逃跑。忆严和那女人看见穿长衫的背影,就一口气的追了下去。忆严边追边喊:“站住,不站住我开枪了。”那人脚下更加快了。忆严掏出手枪朝那人打了一枪,没有打着,再打,卡壳了。两个女人哪里追得上个壮汉?终于那人钻进一片高粱地不见了踪影。两个追的人早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忆严和那女人回到路边,小高也回来了。她追了半天连个鬼影子也没看见。两个脚伕都骑着驴跑了,倒是把俞洁的军用被叠成一叠,放在了地头上。

那女人蹲到沟沿上洗了个脸,这才看出是个健美的小媳妇。头上扎着白头绳,黝黑的脸上泛着红晕;头发、眉毛又黑又高,腰板挺直,胸前高高地凸起。虽是满脸气恨,嘴角却向上翘着,仿佛在笑。

三个人都询问她的来历。

她叫二嫚,原是枣庄街上人。三岁上爹爹死在矿坑里,随娘改嫁到东边一个小村。后爹以赶脚为名,作黑路买卖。在二嫚六岁时,他把二嫚卖给了津浦路边姓宋的当童养媳。宋家只一个孩子,比二嫚小两岁,老夫妻是厚道人,把二嫚当自己的女儿看待。小夫妻从小像姐弟一般相处,上头之后也感情很好。

宋家地亩不多,离铁路线近,农闲时候二嫚的男人常去车站找点零活补助家用。一来二去,结识了铁道游击队的人,作了秘密队员。

铁道队神出鬼没,打鬼子杀汉奸,在铁路沿线威名很盛。宋老伯是有血性的人,当年在铁路上做过工。知道了儿子的秘密,并不阻拦,反倒常劝二嫚不要扯儿子后腿。日本投降后,铁道队进了山,合并到主力部队去了,人们这才知道二嫚的男人当了八路。保甲长们就接二连三地来宋家敲诈勒索。

去年冬天,大部队从山里开出来,男人回来一次,膀大腰圆,完全是个老兵的派头了。在家住了一夜,给她讲了半夜的革命道理。她趴在他胸口上听着,一声不吭,心里想:“这是俺那个人吗?他咋懂这么些事哩!”他劝她安心等他,把照顾老人、支撑家务的担子担起来,她推了他一把:

“这两年你不回来,俺都让老人冻着饿着啦?”

他走后的几天,连日价炮响,枣庄打破了,济宁攻开了,国民党的快速纵队消灭了。一个消息接一个消息传来。她心里说:“这都有俺那人一份功劳呢。”整天笑嘻嘻的,家里地里忙个不停。保长甲长见了她就像猫避鼠似的,老远就赔笑脸,打鞠躬,她把头扬得高高的,不拿正眼瞧他们。

突然,一夜之间部队全往北撤了。她想队伍来时从这儿过,回去也该打这儿走。就倚在门边槐树下,跷着脚往路上看。等了大半天,来了几位首长和同志,他们眼睛低垂着,托着男人的遗物和烈属……

婆婆倒在炕上了,公公像呆了似的成天一言不发。她煎汤熬药,忙饭打食,倒把悲痛挤到一边去了。只是到了夜里,她把首长送回来的一件小布衫紧搂在怀里,用鼻子搜寻那散失了的汗味儿,让眼泪一次又一次渗湿那空着半截的枕头。

婆婆去世后,公公对她说:“你还年轻,守着没意思,走一步吧。”她说:“他说了,叫我支撑这个家,照顾你老。”

半月前她下地回来,家门口拴着头驴,多少年都没亲戚走动,哪儿来的客呀?

她一进院子,闻到一股酒味,又多了层疑惑。这时老公公就迎了出来,说:“嫚呀,你爹来看你了。”

“爹?我哪又来个爹?”

“你爹呢,咋哪儿来的?”

这时一个瘦老头子,一身赶脚的短打扮,从堂屋走了出来,喷着满口酒气说:“唉,这些年家境不好,总想来看你,总来不了,最近才听说你男人没了。你娘不放心,急得病在炕上,管什么也叫我接你回去住几天。”

“回家?自小我的家就在这儿,往哪儿回?我不认得你是谁!”

“唉,孩子,我一万个对不起你,你娘总是亲娘啊!我知道这里一家人对你好,可这个家还不是我替你百里挑一挑来的?”

二嫚扭身走进自己屋,老公公隔着窗户劝她去看看病在炕上的娘,也趁便散散心。她动摇了,十几年来,不止一回想起那个受苦的娘啊!

她随那个脚伕来到这边,她娘果然不行了。娘俩哭了一场又一场,直到把她娘伺候入了土,她这才打点回婆家。可是脚伕拉住她说:“没你男人了,你还回那儿干什么?我再给你掂对个合适的主儿,重新成家立业吧。年轻轻的守什么寡?”

二嫚说:“你管不着!”

“我管不着谁管得着?说实话吧,那头的亲事我已经给你退了!”

“你少胡唚吧!”

脚伕冷笑着,从箱子里拿出个包袱来扔在她面前。那正是她的包袱,脚伕从里边掏出张旧纸来,那上边写着字,盖着指纹。

“你看看,婚书我都赎回来了。”

她这才想起脚伕有几天不在家,鬼鬼祟祟地说是给她娘去抓药,却又没抓回药来。

她跳着脚说:“没跟我商量,这不算!”

“好,不算不算!”脚伕顺着她说:“明天我送你回去,退这份婚书。我花了身价,我得要回来呀!”

脚伕一边说一边往外退,退到外边反锁了门。她哭,她喊,没人理她。半夜,房门突然打开,脚伕带来人贩子,把她按在床上反捆了双手,嘴上堵了手帕,用被单一蒙,架上了驴。说是她想娘想出了魔怔,送她进城就医去。

走了小半夜,来到沂河边上一个树林里,他们就把二嫚拉下驴,拿鞭子朝她的胸前和后背狠抽了一通,说是杀杀她的野性。他们告诉她,碰上什么人掏出她嘴上的手帕也不许她说话,要是张嘴求救,还有厉害办法等着她。

天明后,大路上过来几队新四军。脚伕就拉着驴转到小路上,碰上有人问,他们说是送病人找大夫的,一路混了过来。这次碰上女兵们,趁着毛驴绕圈子,她不顾死活从驴上滚了下来,为的让人看见她的嘴是被堵住的,她的男人是新四军,相信他的同志们不会不救她。

女兵们听她讲完,小高气得骂脚伕和人贩子。俞洁一边擦泪,一边叹气,边说:“女人两个字,总是和不幸连结在一起。”忆严顾不上反驳她,问二嫚:“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先回婆家去再说。”二嫚说:“脚伕一定是说我自己要退婚的,老人家不定多伤心呢,我得去说明白。”

忆严说:“那也好。万一你婆家还呆不住,你就打听着去找新四军,革命部队会帮助你。”

二嫚说:“我知道,我一路碰上不少往东去的新四军,要不是嘴堵住,我早喊救命了。”

忆严听说部队都往东去了,决定往南再走几里,找不到部队就往东追。二嫚回婆家要先往南后往西,就一同上了路。

人贩子并没走远,隐藏在一片青纱帐里躲着。远远看见二嫚跟女兵一道走了,这才恨恨地去找脚伕和驴。

走出七八里地,要分手了。忆严把干粮袋解下来给二嫚。二嫚说:“救了我一命,感恩不尽,哪能再要东西?”忆严说:“我们这也是老百姓给的。马上就追上队伍了,我们还能补充上。你带上吃吧!”俞洁硬把粮袋套在了二嫚脖子上。二嫚问:“当女兵都得是有学问的人吧?我去了能要吗?”忆严说:“想革命的妇女都要,我和她都没上过几天学。”她指了一下小高。二嫚说:“我问女兵。小子家我知道,俺那个人也不识字。”俞洁说:“她这个小子是装的。”二嫚把眼睁得溜圆看着小高,小高被看得不好意思,笑起来:“这回露了馅啦!”二嫚把小高搂在怀里说:“我让你蒙了,一路上也没敢跟你说句话。”

分手之后,一片轰响,九架敌机分成三组,越过忆严她们的头顶,由西向东飞去。小高奇怪地问:“部队下山不是为了打滕县吗?怎么二嫚碰见部队往东开呢?你听听,飞机也一个劲儿往东窜,是不是情况又有了变化?”

忆严也有点疑惑。她说:“按二嫚所说,东边肯定有咱们部队。一和部队联系上,天塌下来也不怕了,咱们就往东赶吧!”

三个女兵过了一村又一村。逢人就打听:“见到新四军部队了吗?”回答都是:“才过去没多远,往东走了。”直到黄昏,才看到村头的第一个哨兵。

忆严叫小高跑步去打听情况。小高去了一会儿,笑嘻嘻跑回来说:“忆严,到了你要去的地方了。”

“别耍贫嘴,哪个部队?”

“泰山部队!”小高一字一顿地说,说完撇了下嘴,“怎么?不是你正要去的啊?”

“泰山部队”并不是文工团跟随行动的那支部队。可是周忆严一听,两只眼格外地闪亮了。

忆严初到文工团来,还是个小姑娘。那时是游击环境。过封锁线,穿敌占区,得有个大同志领着;分散活动,隐蔽埋伏,须有个大人带着。团里把照管忆严的工作交给了老团员孙震。说是老团员,他也不过22岁,比忆严大个六七岁。可是对一个十三四的孩子来说,他当然是个大人,何况他天生来就长了一脸络腮胡子,半个月不刮脸就看不清嘴唇眉毛,而那时候刮脸机会又很少。

他们在一起,形影不离。先是叔叔带个小侄女;随后大哥哥带个小妹妹;再随后可就成了一个男青年陪着个女青年。不过他们这种亲密关系是历史形成的,由来已久的,无论别人和他们自己,谁也没感到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孙震力大气粗,搭舞台搬幕布是好手,可演起戏来实在没一点灵气。台词向来是记不住的,胳膊腿一上台就不听使唤。他要求调换工作,领导也赞成放他走,以便更能发挥他的力量。他去战斗部队当了文化教员,不到两年,成了个能征善战的连长。

他离开文工团后,开始一个星期来一封信,信上几乎写上全班人的名字,自然也有忆严;过了一阵,变成一个月一封,只写几个和他关系密切的人的名字,里边也有忆严;不知怎么闹的,后来固定了每两个来月一封,却只写周忆严一个人的名字了。这件事变化的挺自然,谁也没有吃惊,也没有成为新闻,只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忆严自己不大在嘴里念叨孙震了,人们一提孙大胡子,忆严则脸上泛红,极力把视线转向脚下,以掩藏眸子里跳动的火花。

现在小高揶揄她,她就故意板起了脸:“那咱们的部队呢?”

“不知道,”小高说:“哨兵讲,要打听情况请上连部。你看是大伙一块去,还是又派我一个人去?”

“鬼!”忆严捅了她一拳,“就你废话多!”

她们三个兴冲冲地进了村子,找到了连部。孙大胡子当真从屋里迎她们的时候,不光她们感到意外——没想到恰好是孙震这个连,孙大胡子更意外。

“哈哈,你们像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三棵蘑菇!”他张着大手拍完忆严拍小高,单单和俞洁握握手,“怎么连电话也不先打一个。”

小高说:“要能打电话,就到不了你这儿了。我们掉队了!在追赶队伍。”

忆严说:“我们团正跟着黄河部队行动。”

“不管在哪儿,你们到了我这儿,我就要把你们收容下。”孙胡子粗声粗气地说:“我是后卫连,我后边再没有咱们的部队了。”

他把三个人身上背的东西连抢带夺弄到手,领她们进了屋内。叫卫生员给俞洁上药,叫通信员上伙房弄饭,他自己往锅里加上半桶水,拉着风箱给她们烧洗脚水。三个人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叙述她们的掉队经过。

“你们就感谢马克思暗中保佑吧!”孙震听她们说完,作了个鬼脸,“天知道你们怎么会没当俘虏!”

他告诉她们,当她们从那庙里出发时,敌人的先头部队正在沂蒙山南麓,距他们不到十里地。而且居高临下,肯定能把她们看清楚!

孙大胡子又说:“这次部队转移,是一次战略行动。”文工团下部队演戏的那几天,国民党正有一百个旅,从南北两面急速进逼我山中的部队。陈毅老总特意下令,叫各部队杀猪宰羊,庆功演戏,作出副兵骄将傲、毫无戒备的姿态,可暗地里修好工事,埋伏下人马,要打他个半路伏击。不料蒋介石那个秃头里装的也不全是浆子。一听情报说陈毅在看戏做诗,毫无戒备,连喊:“且住,且住!”他说陈毅这个人,年轻时求功心切,冒险疾进的毛病是有的,可麻痹懈怠的过失从没犯过。眼下这个排场,一定又耍花样。马上叫一百个旅放慢速度,改为步步为营,合围稳打。他们爱演戏演吧,沂蒙弹丸之地,资源有限,共军决支持不住长期消耗。陈老总一看蒋介石的招数变了,马上就拿出预备好的第二手,趁敌人改变战略,尚未定局,命令全军偃旗息鼓,从不同方向穿过敌人空隙,一夜之间,全部钻出了沂蒙山。这正是她们三个送还服装那天下午的状况,不过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内情。

南线我军到了敌后,就猛攻滕县。向北部山区进逼的敌军,正奇怪找不到我军所在,忽然屁股后边着了火,这才知道孙悟空已钻进了肝脏深处,马上把三十个旅掉过头来,直扑滕县。等他们赶到沂蒙山南麓,距滕县不到三十里处,滕县的炮声却停了,我军又不知道去向。直到天亮之后,才得到徐州指挥所电报,说“根据飞机冒雨侦察,共军已转头往东,直奔沂河而去,看样子想东渡沂河再往北绕回沂蒙山。”蒋介石命令南线三十个旅:“立即改向东方疾进,务求进一步占领有利阵地,将共军歼灭于沂河两岸。”国民党来不及下山就拐弯往东,便宜了三个女兵,没被抓作俘虏。

忆严问:“黄河部队现在在哪儿?”

孙胡子说:“当然在东边,我西边没有部队。”

忆严说:“你看我们怎么办?”

“最妥善的办法是先跟着我们。”孙震说:“指导员领受任务去了。详细情况他回来才能知道,你们今天不能再瞎闯了。在我这儿休息一夜吧。”

忆严决定当晚住在这里。就叫孙震介绍近些天来连里的先进事情,准备晚点名时开个鼓动晚会。孙震说:“你们赶路已经很累了,今天就算了吧。”

忆严说:“你可真是立场变了。你在文工团当分队长时,我们要嫌累,要求停一次鼓动工作,你那话多着呢!传统啊,作风啊,职责啊,把人批得有个地缝都想钻。今天说这个了,不行!”

那时的文工团,有一套鼓动形式,是几个现成的歌唱表演节目。曲调,动作都固定。到了一个连队,收集来新鲜材料,编上几句有现实内容的词儿,拉上去就演,准备起来并不费事。比方说这两天炊事员老张表现好,两个说快板的就一字一句说:

炊事员大老张,

做的饭菜格外香,

一天行军八十里,

摊了煎饼又做汤,

同志们吃了打胜仗,

人人学**老张!

说完,大伙再扭着秧歌把这几句唱一遍。要是想表扬饲养员老李呢,词儿又改成:

大老李是饲养员,

样样工作抢在前,

骡马喂得肥又壮,

赛垮了敌人的汽车连。

……

完了也是扭着秧歌唱一遍。

这些词儿都很简单,那调儿战士们也大都会唱,可演出来大家还是打心里欢迎。受表扬的大老张、大老李,红着脸听完,总还要向班长表示个决心,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担不起这光荣,以后要更加努力。从他们以后的表现看,这鼓动力量确是巨大而又持久。

这晚上周忆严三个人就迅速地准备了这么一套节目。没带油彩,脸上不能化妆,衣服总要换一换。于是小高穿上了她那套便衣,成了儿童团的男孩;忆严从背包拿出那套服装,成了识字班大姐;俞洁拉提琴,穿军装也就可以了。数快板是忆严和小高,合唱三人一块儿张嘴,俞洁来个小提琴独奏。再由忆严拉琴,俞洁和小高表演立功对口唱,一台戏准备得很红火。

这几天忆严她们够苦够累的了,可连队比她们更辛苦得多。她们走了这几天的路,连队是一天一夜赶来的,其余的时间在滕县还打了一仗。所以晚点名时,连长一宣布文工团同志表演几个节目,那巴掌足足拍了有三分钟。随后演一个节目就嗷嗷叫着要再来一遍,等到表演小提琴独奏和对唱,就要起来没完了。幸好连长是文工团员出身,知道团里有制度,这样的小晚会一定要满足战士要求,只要有人要求就唱。他就出来打个圆场,指挥全连唱个歌散会,才算给她们解了围,这一带是敌占区,老乡们还不大敢太往军队跟前凑,可孩子们和年轻人在外圈也围上了一群。散会之后,大街小巷满是说笑声,这三个人使整个村庄活跃起来了。

演出之后,通信员把女兵领到连部西厢房去,已经给她们铺了铺草。解被包的时候,小高推推忆严说:“你的背包我管,去吧!”

“什么呀!”忆严扭了下身子,磨蹭了一会儿,终于笑着上堂屋去了。

孙胡子早已在桌上倒下了两碗开水。忆严来到,两人面对面坐下,互相看着笑起来。

“做梦也没想到你来!”孙震摸着胡子说,“知道你来我刮刮胡子!”

“别刮!刮了就不像你了。”

“完全大了,大姑娘了。”

“再背着我行军背不动啦!”

两人又哈哈地笑一阵。于是东一句西一句谈起来。她跟他谈文工团的熟人、趣事,他对她讲连队的战斗、友情,一句也没说两个人之间的事,可又都觉得很愉快、很满足,仿佛他们平日盼着的也就是见面这么谈谈,不在乎谈什么,能两人坐在一起谈就是感情上的享受。到了查哨的时间,孙震这才站起来说:“你挺瘦,注意点身体吧,叫我少挂念点,嗯?”

“嗯,你也一样,那军装穿一阵也得洗洗,满是白碱,不杀得慌呀?”

“我给你写了封信,还没寄你就来了。”

“给我吧。”

“人都见了还要它?”

“有什么特别内容吗?”

“没有。有特别内容也不往里写,跟以前那些信一样。”

“那也给我。”

孙震从皮挎包里翻了半天,拿出个自己糊的信封给了忆严。

忆严说:“我回去了。”说完却又不动地方,两只亮得异常的眼睛渴望地瞧着孙震。孙震看看院子,确信通信员不在,上前一步,迅速地抱住忆严,在她头发上吻了一下。忆严想把脸贴在他胸膛上,可他已经用更快的速度退了回去。脸红着,像个偷糖吃的孩子,咂着嘴,被甜蜜蜜的犯罪感困恼着。

忆严红着脸笑道:“我小时候,一过河你就抱着我……”

“那,那时候我不担心你生气!”

“傻!白长这么长胡子。”

他俩一块儿走出院子。孙震指指西厢房问:“你来找我,她们不会有反映吧?”

“你总单独给我写信,团里同志们好像不声不响地批准咱们了。”

忆严回到屋内,小高和俞洁早睡熟了。她和衣躺下,好久睡不着,虽然只是印证了一下早已存在着的情感,心里仍然不能平静。

她把信放进贴身的衬衣口袋里,手按在上边,睡熟不久,通信员进来又推醒了她。

外边又在下雨,屋里还很黑,通信员打着电筒轻轻说:“周分队长,连长请你去一下。”

忆严赶紧穿上鞋,摸着军帽,一边往头上戴,一边就往外走。孙大胡子光着头,站在雨地里瞧着西厢房,见忆严一出来,招了下手就走进堂屋去了。通信员留在房檐下。

忆严跟进了堂屋,桌上的灯还亮着,灯芯已剩下不多。

孙大胡子用手挠着头,不吭声。

忆严很熟悉他这个手势,就说:“有什么为难事了?你说呀!”

“你们必须赶快走!”孙大胡子说:“现在就动身,有什么困难吗?”

“你不是想说这个吧?”忆严猜测着说:“要走就走,当兵的谈什么困难不困难呢!”

孙大胡子吞吞吐吐地说,他检查哨位之后,打电话把她们三个人的情况告诉了指导员。指导员说叫她们安心睡觉,开完会后,他向上级打听黄河部队的位置。可是过了一个钟头,指导员又来了个电话,叫她们不要睡了,马上追队伍去。

“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呀!”忆严说。

孙震又挠挠头,这才说:“他们的位置变了,现在在西边了。”

忆严以为听错了,又问一句:“哪边?”

“西边,就是昨天你们来的那一边。”

“不是你连西边没有我们的部队了吗?”

“是的,是的,那是昨晚上!可是现在,我连以东又没有我们的部队了。他们昨天天黑以后,来了个向后转:从南边小道悄悄绕回西边去了,目标是越过津浦路,渡过运河,与鲁西南的刘邓大军会师。”

“你怎么不早说?”

“我一听说就马上派通信员去喊你的。”

“那你们呢?”忆严问,“你们还不行动?”

“我们马上也出发。”

“反正一个方向,那就一块走吧,总比我们单独行动强。”

“不是一个方向,我们往东!”

周忆严又以为听错了,半晌没言语。

“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呀!”孙大胡子故作轻松地说:“当兵的嘛……”

忆严说:“你刚才讲,东边没有我们的部队了。”

“是啊,可这只能对咱们自己人说。”孙大胡子口气庄重起来,“对敌人,仍然要叫他相信我军主力在东边,并且还继续向东进!所以,天亮之后我们就要在敌人的视线之内,大摇大摆向东走!”

“你们都指谁!”

“一个团!”孙大胡子又笑起来,“你记得吧,在文工团里时,一唱平戏就叫我跑龙套。团长总说,老孙,你别看不起龙套,四个人代表千军万马!这回我又跑龙套了,我们一个团代表整个南线的野战军!”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忆严说:“为什么不叫跟你们一起行动?”

“这,这跟演戏到底不一样。唱戏这边是四个,那边也是四个。现在咱们是一个团,敌人可是三十个旅。他们一发觉上了当,马上就会有一场一百对一的恶战……”

忆严生气地说:“怪不得催我快走,是把我们送往安全地带呀!”

“这是上级首长的命令!”孙大胡子说:“上级命令,非本建制人员,一律动员走!而且你们这一路也并不安全。津浦路两侧的敌人地方武装、土顽势力、交通警察纵队,也有好几万。东边的敌人,一发觉上了当,马上也要追赶。连日大雨,道路全翻浆了,后边你们追,前边大部队也在走,要把那两个女兵安全带回部队,你得好好费点心思呢!我把你叫出来,就是叫你先有个思想准备,过一会儿帮我做工作啊!”

忆严沉默了片刻,想起马上要分手了,自己还跟他发脾气,很有点后悔。她把他的手握紧说:“你可要,可要活着打回来。”

“没有你批准,我且死不了呢!”

出乎意料的是,那两个人的工作倒极好做。小高是服从命令惯了的。往哪指就往哪打,不知道什么叫讲价钱。俞洁听说要继续追赶,虽有点沮丧,可也没什么选择余地。只是在帮她们轻装的时候很费了点劲儿,什么零碎都舍不得扔。几经反复,才使她们同意只带着粮袋、两身便衣、提琴和发给她们的三颗手榴弹,其余一切都扔给连队司务长去处理。

分手前孙震又嘱咐她们,三个人要生死与共,团结一心,能不进村就不进村,能不宿营就不宿营,要克服一切困难,追上自己的队伍。

周忆严今年十九岁,但看起来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两岁的人中间,她也像个大姐。碰到叫人生气的事,她很少发火,至多脸红一阵,说话带点颤音;碰上叫人们狂喜的事,她也不会大笑大喊,多半把两个好看的嘴角弯上去,轻轻地在嗓子里格格两声。这一点曾经引起俞洁的误会,以为她心机纤巧,善于掩饰自己。其实,俞洁是不了解她的经历。

忆严小名叫秀儿,生在天津,只记得有个爸爸,不记得有妈妈。爸爸是个唱昆曲的。从记事忆严就在打了花脸、贴了头面的人中转来转去。她七岁那年,爸爸陪着人唱“钟馗嫁妹”,一个跟斗翻下去再没有起来。从此她就成了全戏班的公共孩子,这个叫她去买盒烟,那个叫她沏碗茶;吃饭时白大爷给块烙饼,田二姨给夹块咸菜;睡觉就在戏箱旮旯铺个草袋子。人们像喂条小狗似的喂养着她。后来,戏班维持不下去了,演员们也要各奔东西。管事的只好领着她,到常去唱堂会的裕二太太家磕头,求太太把这孩子收下来当丫头。裕二太太扭捏了一阵,留下了她。等戏班一离开天津,她转手又把忆严送给牌友刘太太,顶了她的麻将牌账。

刘太太的男人在北京另有个小公馆,一年也不回天津一两趟。这里只住着太太、一个胖小姐和一个抽大烟的少爷。下房里,太太一位远亲以半主半仆的身份当管家,还有个兵痞出身的守夜人。有谁经受过这个世界里的这种生活,只要看看这些成员,就能想到秀儿要有多顽强的生命力,才能挺受过来。谁都比她地位高,谁都比她权力大,谁都可以支使她、折磨她、侮辱她,并以此来发泄自己对生活的厌倦、仇恨和敌意。

她白天要收拾三个人的屋子,倒三个人的便盆,洗三个人的衣裳,伺候老太太喝茶,伺候少爷抽烟,伺候小姐绣嫁妆。晚上要替管家干活,替守夜人打更。管家和守夜人合伙偷东西,她看得明明白白。说出来,那一男一女半夜里堵上她的嘴,用炉通条烫她;她不说,主人又认定是她偷的,让她在雪地里饿着肚子一跪几个小时……

她终于也熬不下去了,觉得这样活着,既看不到希望又没有意义。可是正当她准备了却自己这短短一生的时候,忽然从天外伸过一只救助她的手来。这家来了个姓林的客人。这个人一连来了好几回,每次都是秀儿送的茶。第四次来时,她刚倒了茶要退下,太太说:

“秀儿,先别走,这是大夫。请他验验看你有什么病没有,怎么总这么瘦呢?”

那人慈祥地笑着,拉着秀儿的手说:“别怕,我给你捏捏积就是了,不像有别的病。”

他叫秀儿扶着椅子站好,撩开了她的衣服后身,顺着腰往颈部按摩上去,触到肩胛骨处问道:“孩子,你背上这块青痣是从小就有的吗?”

秀儿点点头。

“别处还哪里有?”

秀儿说:“左大腿上也有一块。”

那人放下秀儿,转脸对太太说:“就是的了,请您把文书拿来,我们当场过付了吧。”

太太打发秀儿出屋去,一会儿的工夫管家就来通知她收拾东西,给她道喜,说来的那人是她舅舅,特意来赎她的。

秀儿估不透是真是假,是福是祸。可她明明记得自己是什么亲人都没有的,她又惊又怕,浑身哆嗦起来。这时候姓林的客人自己到下房来找她了,他看了这暗黑潮湿的下房,抚摸着秀儿瘦骨伶仃的肩膀,眼圈红了,哽咽着说:“孩子,外婆找了你许多年了。”这神情、这声音,是秀儿从父亲死后再没有见到和听到的。世界上又有人把她当人了。尽管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可是她不由得扑上去抱住他呜咽大哭。

“舅舅”把她从天津带到香港,从香港带到重庆,在重庆见到了周伯伯,才知道派人找她的是共产党,是周恩来。才知道那个唱戏的穷演员不是她的亲父亲,而是和她亲生父母住同院的街坊。她父母都是以教员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四·一二”时被军阀枪杀了。好心的演员冒着风险,收养了她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孤女,以报答他们生前对他的照顾和资助。周伯伯找了她许多年,抗战开始,河北省的党组织从回到高阳的艺人们口中打听到她的下落,立即派人到天津找到了她。她的父亲也姓周,周伯伯给她起名叫忆严,把她送进了新安旅行团。不久,她随着新安旅行团到了苏北解放区。

在新安旅行团,她没有别的孩子活泼、天真,也没有文化上、艺术上那种早熟的素养。可是她沉着、老练,政治上进步快,对自己要求严,很快地成了个小领导干部。当部队文工团要补充几个青少年时,旅行团就把周忆严输送到新四军来了。

她受到了战争的锻炼,也熟悉了一般的工作方法。可带领两个人单独执行任务,她还是第一次。

头一件事,她先把自己见到过的老领导们回忆一下,从他们的行为中找寻自己应该遵循的作法。她想到了:第一要以身作则,吃苦在先;第二要发动群众。

小高是小老革命,把她的工作做好,两个人齐心协力帮助俞洁一个人,完成任务就有把握了。

她把小高拉到身边,悄悄谈起来。

和小高谈得很顺利。因为太顺利了,周忆严倒放心不下,怀疑这个小东西要么是没用心听她谈,要么是她根本没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

“当前的情况很严重,你懂了没有?”

“瞧,怎么不懂呢?比平常严重多了。”

“我们要帮助俞洁克服困难,无论如何把她带回队里去!”

“那还用说,谁还能扔了她!”

“你是老同志,要主动团结她。”

“保证不在我这儿发生问题。”

“你,你怎么总嬉皮笑脸的?”

“还非要哭丧个脸呀?我不会。”

“你记到心里没有?”

“幸亏你还刚刚当个分队长,就这么唠唠叨叨,将来要当了婆婆,可够那儿媳妇受的!”

忆严打了她一巴掌,叫她先走出百十米去当个尖兵。联络信号是她装斑鸠叫,忆严用口吹的定音笛回她。她像个脱了线的家雀,三跳两跳不见了。

忆严的话她当然听懂了,只是她实在体会不到忆严那样的沉重心情。打仗嘛,总是有紧张时候,也有缓和的时候。总那么缓和,当兵的还有什么乐趣!俞洁嘛,当然要回部队去,她还能开小差?帮助她也是用不着说的,昨天还不是我弄来的驴吗!至于要主动团结,她心说:“这个任务可要格外用心才能完成。”

她从到宣传队的头一天,就对俞洁没有好印象。

几个月以前,小高从教导队调到文工团来。走到文工团村外,从河边小树林传来一阵叫人掉泪的琴声。她奔琴声走去,想打听一下团部住在哪里?

小树林边上拉着被包带,挂满了粉红、月白、鹅黄、淡绿、各种颜色的小衣裳,都是洋布的。她心想:“像是地主新媳妇在晾嫁妆?”又往里走了几步,看见在一棵较大的树下,站着位干净漂亮的女同志。上身穿着雪白的紧身背心,绿军裤洗得黄里透绿,横竖的布丝都清清楚楚。长过肩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扛着个黄油油的木头葫芦,那叫人想掉眼泪的声音,就是从这儿拉出来的。

女同志看见小高,尖叫了一声,赶紧放下木头葫芦,从树上拉下半干的军装穿到身上。红着脸,可是笑嘻嘻地说:“你这个小同志,那儿晾着衣裳,还不知道里边有女同志吗?怎么也不咳嗽一声,就闯进来了?”

小高敬了个礼,撇撇嘴说:“我嗓子不痒,咳嗽个啥?女同志有什么稀罕的?告诉我文工团团部在哪儿吧。”

女同志说清了团部的住处,小高又问道:“你扛的那是个什么家伙?”

“这是提琴!”

“这玩意一拉就叫人怪伤心的吧!”

“能叫人伤心,也能叫人高兴,看拉什么曲子。”说着,女同志把提琴扛到肩上,拉了个秧歌调,小高听了笑着说:“唉,这个调就叫人高兴了。以后多拉这个调吧!”又敬了个礼,走出了树林。心想,怪不得临来时指导员嘱咐说:“文工团里知识分子多,到了那儿处处小心,不能像在交通站那么撒野。这知识分子就是花样儿多,你走近她还要先咳嗽声!”

在团部办完手续,团长把她领到一个夹道口,指着个黑大门说:“你们分队就住在那儿,分队长叫周忆严,你找她报到吧。”

小高走到大门外张望一下,见一个女同志蹲在墙边守着一堆火煮什么东西,她就大声地咳嗽起来。那女同志回头看了看说:“有话说话,没话滚球,你站在那儿干咳嗽个什么劲?”

小高走进门,规规矩矩敬个礼说:“我叫高柿儿,从教导队调来的,团长叫我找周忆严同志报到。”说完就摘下帽子来擦汗。

“个儿不高,嗓门可不矮!我就是周忆严。”周忆严打量着她新剃的小光头说:“听说你是个小丫头呀?”

“错了管换。”

“怎么剃个光头?”

“工作需要,抗战时当交通员,整天在敌人鼻子底下转,装个男孩方便点儿。”

“鬼子投降一两年了,为什么还没留起来?”

“怕招虱子!”

“演戏可不像看戏那么容易,到这儿来要准备克服困难!”

“豁出脑袋干呗!”

“你的铺在西屋南间,跟俞洁同志住一块。你先去收拾收拾,把身上衣服换下来,一会儿跟我上河边洗澡去。瞧瞧你脏的!”

小高心想,文工团员要都是像分队长这样,倒还可以干下去。

西屋南间铺着草铺,果然已放下了一个背包。高柿儿赶忙打开背包,拿出她当交通员时发的一身便衣换上,抱着军装来到了周忆严身旁。周忆严一看,皱了下眉:“你怎么换了这么一身?”

“我们就是发一身军装一身便衣。”

“没问你军装便衣,我问怎么也是一身脏的?”

“谁说,这不挺干净吗?这大襟上是会餐洒上的油,洗不掉了。”

“你给我看着点火,这锅里是胶,别熬糊了。”

周忆严转身进了屋,一会儿抱出一身新军装扔给高柿儿:“你给我换上!要邋遢以后再邋遢,到团里头一天,留个好印象!”

小高就站在院里把衣服换了。袖子长过了手,裤子盖着鞋。忆严要拿针线绷一下,小高一口气说了七八个不用,自己卷巴卷巴十分满意了。

忆严从火上拿下胶,打开个油布包,捧出一只坏了的提琴,耐心地一块块黏合着。

小高问:“这也是扛在肩膀上拉的那个琴吧?”

“对,叫提琴。”

“怎么人家那个金光锃亮,你这个咋这么寒碜?”

“人家那是从上海、济南买来的,我这是找庄稼木匠比着做的。”

“唔,人家那是三八大盖,你这是土造***!”

“不,***作战还能用,我这个上台不能用。那声音像是从坛子里发出来的,只能在平时练习用。”

“啊,你这是木头手榴弹!”

上午她和忆严去洗了澡、洗了衣服,中午吃饭和全分队的人都见了面。下午别人进行工作,让她自由活动,她就走遍了文工团的各个角落,几乎认识了所有的人。吃过晚饭她跟村里的男孩子们一起玩起攻碉堡来,很快地成了全村孩子的领袖。到晚点名时,忆严一看那身军装又成了泥猴。晚上忆严和俞洁还要学一点提琴,叫她先睡。她点着灯一看,可着草铺上铺了一条鹅黄色的毛巾被。当枕头用的小包袱上也盖上了条雪白的毛巾。再一看自己那条连水带泥的腿,赶紧把毛巾被叠到另一边去,把小包袱上的毛巾也撤了,往草上一躺,合上眼就睡了。

睡得正香,有人推她,并且轻声地喊:“小高,小高。”

她一骨碌爬起来,揉着眼问:“有情况?”

“什么情况,我叫你收拾一下正式睡!”是俞洁的声音。

“我不是睡得挺好吗?还怎么正式睡?”

“衣服也不脱?”

“穿着睡惯了。”

“怎么把毛巾被也掀了?跟我讲客气?”

“那东西太干净,太好看……”

俞洁坚持要铺上毛巾被。小高妥协了,只好也脱了那身脏衣服,拿出条被单来盖上。可是翻来覆去总睡不着。

俞洁拉着她的手问:“你十几啦?”

“十四。”

“爹娘全在吗?”

“全没了。他们都抗日,一个叫鬼子烧死在俺家里,一个不愿做俘虏自己投了河。”

俞洁叹口气说:“唉,可怜……”

小高抽出手,抬起身问:“你说什么?你怎么对我说这种屁话?”

俞洁被弄得摸不着头脑:“怎么,你生气了?我没有说什么坏话呀!”

“你说了,你说可怜!革命同志都教育我坚决革命!都说我们家光荣,就村里老地主才指着我后脊梁说可怜呢!”

俞洁赶紧认错,说这个词确实用得不当,可也真没有坏意思。小高虽然平静下来,可不愿再和她谈下去,把脸扭向一边。

高柿儿很少和别人谈她的家庭情况。倒不是谈起来伤心,一谈起来人们多半说些又尊敬又赞扬的话,叫她挺不自在。她想,老人家的光荣,自己拿来贴什么金呀!

她家是个中农,哥哥比她大十五六岁,老早就在县城师范念书,而且在那里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毕业后回到村里教小学,就说服她爹爹在自己家成立了交通站,爹爹当了交通员。那时正是抗战的对峙阶段,来往的人员,都是头天半夜来她家住下,第二天夜里悄悄由她父亲领走。文件由外边送来,再从这里转出,带路、送信由老头干,做饭、烧茶就落在了妈妈和嫂子身上。过路的同志说些感激的话之外,总要谈点抗战的大势、革命的道理,听长了,熏惯了,连老太太带儿媳妇全都有了政治觉悟,先后正式参加了工作。高柿儿虽小,耳熏目染,对交通员的一套工作全都记熟了。她喂着一条狗,叫老黄,一来了客人,她就带着老黄坐在门口放哨。碰上情况紧,她爹为了迷惑敌人,送信时也常把她和老黄一道带着,装作走亲戚的模样。她已是个小帮手了,哥哥和爹爹就一本正经地对她进行政治教育和保密教育,高柿儿一一都记在心里。

1941年冬天,她哥哥调到军队工作,嫂子上党校学习,日本鬼子突然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爹妈要坚持岗位,就把柿儿送到十几里外她姑家去躲鬼子。柿儿在姑家住了十六七天,呆不住了,吵着闹着要回家。她姑父说:“现在扫荡还没完,不能回。实在要回,也等我先去探探情况,问问你爹的意思再送你回去。”她姑父除去种地还编筐,当下正是年底,怕编不完误了生意。要再过一两天赶完了活,才能上她家去。柿儿是任性惯了的,哪有这个耐心,不等晚饭做熟,从篮里拿了个高粱饼子,一边吃着一边就走了。

天黑以后她才走到自己村头。还没进村,就闻到一股焦糊气。村里一片死静,窗上不见灯火,门前不见行人,等走到自己家墙外,她吓得心口乱跳,两腿瘫软。哪里还有家呀?横在她眼前的是一片冒着烟气的焦土。月光下,黑乎乎的残墙围着一堆烧焦的梁木檩条,塌下来的房顶斜盖在原来是炕沿和锅灶的地方;没有了门窗和屋顶的房子,像黑色骷髅似的歪歪斜斜地站着;锥形的房山,指向银蓝色的夜空。

高柿儿的思维神经麻木了,眼睛睁得老大,半张着嘴喘粗气,在瓦砾堆里磕磕绊绊地转来转去,既不说话,也不流泪,只顾两手东翻西找。她自己也不知要找什么,只是漫无目的地辨认着一件件看熟了、摸惯了,如今已燃烧、压砸得变形了的器物,后来就颓然坐在原本是锅台的一块泥坯上,痴呆呆地像一段小木桩。

不知道是哪个街坊发现了她,转眼间就围上来几个乡亲。人们拉她回自己家去住,劝她放声哭,陪着她流泪,可她似乎什么也看不清楚听不明白,只有一个意念,就是顽固地要在这个地方就这样坐着。谁劝她也不走,谁拉她起来,她挣脱开还到原地按原姿势坐下去。

有一个长辈说:“这是急惊疯迷住心窍了,别打扰她,让她慢慢缓醒过来就能好。扰动了还怕作下病。”

有人给她身上披了件破褂子,有人给她手里塞上块熟地瓜,大家叹着气、擦着泪走开了。

她就动也不动地一直坐到月亮高过树顶,三星半晌午。她刚刚感觉出自己冷得牙在打战,远处传来一只狗压抑着发出的呜呜声,仿佛有一团灰白的影子在什么地方闪了过去。

“老黄?”她下意识地说了句,就轻声喊了起来“黄!”随着这声叫喊,那团灰色从黑地里箭似的朝她扑了过来。那狗呜咽着,摇着尾巴,把两个前爪搭在她肩上,把头拱到她胸前,“呜呜,呜呜”嗅她、舔她,像有说不完的话。她一把搂住它,哇哇大哭起来:“老黄、老黄,就剩下咱们俩了吗?咱的家呢?爹呢?娘呢?”

她搂着狗,一边叨念着,一边掏出剩下的半个饼子,掰着喂进它嘴里。

“老黄啊,这些天你藏到哪儿了?瞧把你饿的,肚子都瘪了!”

她伸手抚摸它的肚子,触到一件光滑坚硬的东西,打了个寒战,立即清醒、警觉起来了。那是个小竹筒,用丝绳拴在黄狗腰上的。去年扫荡时,鬼子来得突然,爹爹把一份文件就塞进竹筒里,拴在老黄身上,把老黄打出门去,逃过了鬼子兵的检查。这竹筒怎么又拴在老黄身上了?

她伸手到竹筒去探摸,果然有一小卷发硬的东西塞在里边。这一定是爹爹没来得及送出去的!她毫不犹豫,站起来,唤着老黄就往下个交通站所在的村庄走去。路过村西头,地主吴善人正骑着大骡子,由扛活的跟着从城里回来,看见高柿儿,叹了口气,对扛活的说:“抗日抗日,那日本是容易抗的?闪下个小丫头孤苦伶仃,可怜!”“放屁!”柿儿一腔子怒火,轰的一声爆发了出来。“给鬼子汉奸出钱粮、舔屁股才可怜!”

吴善人吃了一惊,看看柿儿,摇着头走了。柿儿冲着他后脊梁狠狠啐了口唾沫。

她一口气走了二十里,到了运河边上另一个交通站墙外,扔进一块砖头,学了几声猫叫,门吱的一声就开了。这站上的负责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柿儿叫她婶子,早和柿儿熟透了的。可今天一见,把眼睁得老大,像是不认识柿儿了。她挓挲着两手站在一边发愣,眼泪却顺着腮边往下滚。柿儿进了院子,等她拴上门,连忙从老黄身上解下竹筒来交给她。她从竹筒中掏出一封被血粘在一起的信件,马上把柿儿抱到了怀里。

在这里,柿儿才知道上级已经找她好几天了。因为叛徒出卖,日本鬼子扫荡的第一天就包围了她家。那时她父亲已经带着文件离开了。只她妈妈一个人在家,日本鬼子叫她交代丈夫的去向,交代家中的抗日活动,她不回答,鬼子兵把她双手倒绑吊在梁上,房上浇了汽油,点起火来。

她爹已经跑出了合围圈,可是叛徒领着鬼子骑兵追上来了。他负伤之后匆忙把文件塞进竹筒,拴好在老黄身上,自己跳进了还没冻硬实的运河汉子里。

组织上知道了两个老同志光荣殉国的消息,鬼子刚撤走,找到他们的遗体埋葬了。要把柿儿送到烈士子弟学校去,可是不知柿儿在什么地方。

现在柿儿自己找来了,婶子要带她上根据地学校。可是柿儿说:“打鬼子报仇要紧,上哪门子学?你跟上边说说,叫我也当交通吧,带上我的老黄一块。我爹以前这么答应过的!”

不久在组织部门的登记册上,原先写着她爹爹名字的地方,贴了一块白纸,郑重写上:“姓名,高柿儿;性别,女;年龄,八岁半;职务,交通员。”何婶子家的户口册上也加了名字:“养子,四儿;性别,男。”婶子的丈夫,在别人没见她之前就给她剃光了头发。从此人们就看到一个小男孩,满身野气,无论冬夏地往返在运河两岸官道上,身后跟着一条狗。

日本投降后,高柿儿已是有了四年军龄的排级干部。组织上送高柿儿进学校,可她在那里上课打盹,下课跟些男孩一起调皮捣蛋。学校跟她原单位商量,又把她送了回去,编在军区机关的教导队里。教导队是些受训的干部,除去出操、听课,大部分时间是自学文件。一到自学时间,她就混到一群小号兵、小通信员群里去摸鱼、掏雀、撵兔子。领导上和同班的大姐们正不知拿她怎么办好,文工团来挑小演员,一下选中了她,简直是八厢情愿,教导队高高兴兴把她打发了出来。

到文工团头一天,就碰上这么个娇小姐,就听见她说屁话,高柿儿一肚子不高兴,以后就越看俞洁越不顺眼,成了她的反对派。

只剩下俞洁和忆严两人时,空气就不像忆严和小高在一起时那么轻松和谐了。忆严一直感到俞洁对自己有些不满意,可始终弄不清隔阂出在哪里。现在情况紧张,不是慢条斯理交换意见的时候,忆严开门见山,对俞洁说:“现在就咱们三个人并肩战斗,过去有什么意见,咱们先放一放。大敌当前,咱们生死摽在一起,一直坚持到胜利吧,再别闹什么小心眼了,好吗?”

俞洁用抱住忆严的肩膀作为回答。

“你放心吧!”俞洁过了会儿说,“咱们掉队这两天,我心里有好多好多想法。可现在不是谈的时候,我保证听从你指挥,跟着你前进。我参加革命晚,有许多旧思想,你们不要嫌弃我,多帮助我吧!我自己也要主动想清一些问题。”

她说的是实话。这两天,她改变了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另有一些事情她还有保留意见。

这些事大半是和忆严有关的。

俞洁和忆严的意见,就从忆严肩上那把提琴引起。

俞洁参加文工团,文工团开了个欢迎会。大家欢迎她提琴独奏。团里只有三把小提琴,让她自选一把。按旧艺术团体的惯例,俞洁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业务上对她考试,所以准备得很认真。三把琴都试过了,最后选中忆严使用的那一把。

文工团的同志们,大部分是农村的孩子,没有谁受过正规的业务教育。相形之下,俞洁就是专家了。她拉完一个曲子后,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一次又一次地要她再拉一个。节目演完一进后台,忆严就高兴地对她说:“拉得真好,你编几个战斗的曲子,下部队给战士们拉去吧。”第二天团部把俞洁找去,拿着忆严那把琴说:“以后这只琴就交给你保管和使用了,希望你作出更好的成绩来。”

俞洁一听,犯了犹疑。她听说过,几年来周忆严都用一个土造的提琴练弓法指法。大反攻时缴获了这把琴,全团一致赞成交给她使用,以奖励她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

“不,琴是分队长用的!”俞洁说,“我不能接受。”

“是你们分队长提出来的。她要求把琴交给你,让琴发挥更大的作用。”团长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作得对,我们在支部要表扬她。”

俞洁把琴收下后,心里仍不安定。在艺术的竞赛场上,亲姐妹相遇也是当仁不让的。在旧剧团里,谁要主动向你让步,那就要当心背后有什么鬼!革命部队里当然不会这样,可她不相信这是出于周忆严自己的本意。可能是从表演效果出发,团部动员她把琴让出来。为了保全她的面子,又说成她自己的请求。谁担保周忆严今后不会找碴儿报复呢?

她挟着琴回到班里,一见忆严,就笑着说:“分队长,你好不好帮我求个情?”

忆严问:“什么事?”

“你看,团长非要把这只琴给我用,我怎么能要?”

“组织决定,你就服从吧!”忆严说完,忙自己的事去了。本来忆严说的是老实话,俞洁却越琢磨越觉得是对自己很冷淡,这以后她就对忆严格外警惕起来。

小高调来了。俞洁发现小高对忆严有种说不出来的好感。别人说她不听的事,一经忆严张嘴,小高就乖乖地收兵。可这个小高,只要开生活会,总要给俞洁提几条意见,就连俞洁爱清洁这一点也说是小姐作风。尽管忆严也批评小高有片面性,可是她怀疑小高对她的反感,正是背后从忆严那儿传染来的。

讨论《血泪仇》的角色时,小栓妈有两个候选人,一是俞洁,一是周忆严。俞洁为了避免和忆严撞车,再三表示不能胜任。可是忆严带头举手,最后还是选定了她。俞洁总担心会又引来什么不愉快,果然,在连排后的讨论会上,大伙都对她扮演的角色不满意:感情虚假呀,知识分子腔呀,没有农民的气质呀,光小高一个人就讲了二十分钟!哪里是提意见,简直就是在众人面前寒碜她。她作了好几年演员,还头一次出这个丑。自己申明演不了,退出来吧!又批评她不虚心,听到点意见就使性子。也有人说她不坚强,连一点克服困难的决心都没有。她硬着头皮把戏演下来了。演到十几场上,有一天临上台忽然犯了胃病,疼得她在地上滚,团长决定临时改换节目,突然周忆严站出来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临时换节目哪来得及。俞洁上不了场,我代她一下好了。”大家问她有把握吗?她说:“好歹能完成任务!”人们帮俞洁把服装脱下来穿到忆严身上,忆严前边化妆,后边别人忙给她梳头。锣鼓一响,正式开戏了。

从忆严一上台,边幕两旁就有人低声喊好,一段河南梆子唱下来,后台就议论成了一片。有人说表演得真像农村妇女,有人说这么唱才有地方戏曲味……台下的掌声像打雷。

俞洁不知道忆严什么时候做的准备,看来是用心良苦,蓄谋已久了。她在上海那个小剧团时,见过这套手法。有人暗地准备了一个角色,抓住扮演人因病请假的机会,取而代之,一举成名。可自己曾让周忆严演,她不肯呀!是专门为了使自己难堪,她才这么做呀!这太过分了。她觉得像是当着众人,被周忆严啪啪打了两个嘴巴。尽管她坐在舞台后边背阴处,没有人看得见她,可是她脸烧得火热,眼泪湿润了两腮。

祸由自取,谁让自己一走进这个团体,就锋芒毕露,夺走了周忆严的提琴呢?俞洁怀着敌意与忆严保持着距离,并且想找机会离开这个团体。她后悔得罪了这个有革命资历的对手。

她几次带着眼泪想起了这一切,可是两天来的掉队生活中,忆严对她的照顾出乎意外,亲姐妹碰到生死关头,还免不掉有个私心呢,忆严却连一点私心都没有。这次掉队是由自己引起的,又因为自己没有行军经验,磨坏了脚,拖慢了大家的进程。如果没有自己累赘着,人家两个是早可以追上部队的。如果没有她两个帮助自己,自己早不知落到什么地步了。这些过去的纠纷,还值得一提吗?

现在惟一还没想通的,是忆严这么一个人怎么存在着互不相容的两重性格?这两天对自己的关怀,看得出百分之百出于赤诚;可以前那些小动作,也算得上用尽心机!她想起团长经常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不容易”这句话,脱口而出:“是困难啊!”

忆严见她半天不吭声,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就说道:“坚持住吧!一到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你就想,我们是为四万万人民在受苦受难,你就有力量了。这是我试过多次的灵药,这个世界不公正,很不公正!总有一些人靠了剥削人、凌辱人享福;另一些人受剥削、受凌辱一直到死。这个不合理劲儿,早有人看出来了,有多少戏就是演的这个。可真正想出办法来改变这种情况的是马克思,真正按这办法干的是共产党。他们要改变这个不公正的社会,而且把它建设成人人富裕、人人幸福、人人有权说话、人人有权管事的世界。我们能参加这个改造世界的队伍,能为这么件大事受苦受罪,甚至牺牲,是求之不得的!你不觉得幸福吗?”

雨一阵大,一阵小,下了一天一夜,她们三个人紧一阵慢一阵,也走了一天一夜。

因为下雨,敌机没有骚扰,她们开始是顺着大路走的。傍晚的时候,遭到两次还乡团的袭击,一次没看到人,只从侧面庄稼地里打来几枪;第二次听到枪响,看到高粱地里有穿白衣服的人一晃,忆严喊了声:“架机枪,二班上来!”砰砰地还了两枪,敌人跑了。她们也就不再敢沿着大路行动,只能远远地傍着大路,在庄稼地里一步一陷地前进。夜晚,雨大了,三个人又合在一起手拉着手走。中间吃一顿炒面,也是一边走一边往嘴里送。走到半夜,脚下已经由烂泥变成了水塘,一步下去就没到膝盖,这只腿才拔出来,那只脚又陷进去,走个三五步,就要停下来喘两口大气。俞洁脚上的鞋子、纱布早被泥拔掉了,摸也摸不着了。好在脚已经麻木,倒比疼能忍受些,可是快天亮时,她的胃又绞痛起来,并且浑身冷得直磕牙。

忆严握着她的手,感到她在浑身颤抖,轻声问道:“你怎么啦?”

“没什么?”

“是不是胃病又犯了?”

“不厉害!”

忆严伸手摸了摸她的前额,叹口气说:“糟糕!你在发烧。”

小高说:“站下歇一会儿吧。”

她们摸到一棵树下,三个挤在一起,背靠着树站下来。刚站下不一会儿,俞洁就含含糊糊地**两声,两腿弯了下去。小高叫她一声,她打个寒战又挺立起来说:“我睡着了!”

“再呆下去我也要睡着,”忆严说:“咱们走吧。我和小高架着你,往前找个可以避雨的地方宿营吧。总这么走,谁也坚持不下去。”

她们连抬带架又走了约半个钟头,天蒙蒙亮时,看到道旁有一片瓜地,支着个窝棚,就奔了过去。她们叫了两声,没人搭腔,挑开草帘,躬身钻了进去。里边除去铺着个草铺,烧着一堆柴灰,什么也没有。俞洁看见草铺就一头扑过去,叫声:“妈呀!”爬上草铺合上了眼,一会儿就发出了含混的**。忆严扒扒柴灰,见还有火星,便从铺上抓一把草放上,歪着头噗噗地吹起来,一会儿她把火吹着了。

“小高,先别睡,”她推推坐在一边打盹的小高说,“把你背包里的便衣换上。湿军装脱下来烤干它,这样睡要生病的。”

她自己也打开了背包,拿出那身演戏服装,推醒俞洁,亲自帮她换上,把俞洁的军装伸到门外拧了拧,坐在小高对面烤起火来。小高先是两手举着自己的军装烤,随后就把两个臂肘放在膝盖上,再过一会儿就两手一松,把衣服扔到脚前,歪头打起鼾来。忆严不忍心再叫醒她,把她的军装轻轻拉过来,放在自己腿上,手上举着俞洁的军装,把火添得旺旺的,尽兴烤着。没有多久,她被白色的蒸气包围住,身上暖和过来,眼皮也重了。她举着衣服打了几个瞌睡,赶紧摇摇头站起来,想到外边透一口凉空气,使自己清醒些。把头钻出窝棚一看,只见白茫茫一片大雾,连大道上的树木都看不见了。她回到里边,推推小高说:“不行,咱们仨要都这么睡着,要误事了。”

小高揉着眼,痴呆呆地看着她,似乎什么也没听懂。

“你精神精神,衣服烤个差不多就到外边放哨,让俞洁好好休息。”忆严说:“我得出去侦察一下,外边雾大得很,不要出什么事。”

“嗯。”

“我还想趁机会弄个牲口什么的,俞洁这样子怎么前进?她已经把力量耗尽了。”

“我去!搞这一套我内行。”

“我去吧,这里是敌占区,你毛手毛脚的我不放心。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你们不必等我,顺着大路往西走就是了。我沿着大路两侧找你们,联络信号还是你学斑鸠叫,我吹那个定音哨。目标是运河岸。”

俞洁已经被胃痛弄醒了,听到这里就欠起身说:“分队长,别为我费心了,我能坚持。”

忆严扶她躺下说:“你坚持得很不错了,我相信你能继续下去,可我们的速度太慢了。我去想想办法看,只要有群众,总能想出办法来。”

俞洁说:“这样吧,你们在这儿休息,我先走;你们休息完再追上我,这样我就少拖你们一点后腿了。”

小高说:“算了吧,你一个人怎么走?碰上点什么情况,你连个手榴弹也不会扔。有我们在,决不叫你单独去冒险。”

忆严说:“我也需要去侦察一下情况,昨天咱们就遭到两次袭击,侥幸脱过来了。靠近铁路两侧敌人势力更强,不摸清情况摸瞎走不行。”

俞洁叹了口气,不再言语。忆严把自己的东西全整理好背在身上,提琴挂在肩上,两颗手榴弹别进皮带,手里握着加拿大手枪,钻出了窝棚。小高送她出去,然后自己把窝棚前后左右的地形看了看。侧着耳朵听听,没什么动静,又回到窝棚里,俞洁正把头伏在胳膊上哭。

小高想发火,想起忆严对她的嘱咐,又忍了下去,叹口气就坐下撅着嘴烤火。

俞洁越哭越厉害,竟然出了声,这下子小高可忍不住了。

“饿了吃,困了睡,有意见就提,可哭个哪门子!”

俞洁细声细气地说:“我对不起你们!”

“老天爷!这是革命呀,谁对不起谁?咱们要追不上队伍,对不起陈老总,除这以外没有对不起谁的事!”

“这回掉队是我引起的。又因为我累赘着你们,你们才不能很快追上队伍!”

“要是我挂了彩呢?你们带我不带我?”

“当然带。”

“你带我还叫我欠你的情呀!”正哭着的俞洁被小高一下问笑了。

“你拖着胃病烂脚走路,是干革命;我架着你行军,也是干革命。不都是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吗?谁欠谁的情呢?同志间要不这样,那该是啥样?我想不出来!”

这句话又使俞洁想起忆严性格中的某些难解之处。

她对小高说:“我问你个秘密,你能说吗?”

小高说:“我这人对同志没秘密。”

“你知道忆严是什么时候背好我那角色的词儿,练好地位的?”俞洁说,“那天她真露了一手,救场如救火,要没她顶上,整个戏为我毁了。可我就奇怪,她怎么准备得这样充分?”

“这算什么秘密?”小高说,“她提词就把词记住了,作场记又把地位记下了。无非是你起床之前、睡觉之后,她一个人在排演场练习就是了。真正的秘密你还不知道呢。”

“还有秘密?”

“跟你说吧,不光你那角色她准备,戏里所有女角的台词她都背会了,地位全记住了。”

“真的?”

“她让我当检察官唱给我听,走给我看的!她说以前因为演员临时生病回过戏,高高兴兴来看戏的战士又垂头丧气地回去了,那情形叫人看了真过意不去。从那以后,不管排什么戏,她都把别人演的角色准备下来。知道谁出问题呀,不论谁临时出了事,她都能顶!”

“是这样……”

“可不要说我讲的。她现在得机会就批我,我都成了她就饭吃的咸菜了。”小高气哼哼地说,“我给你提了几回意见,她也批评我。我有我的权利呀!意见提错了说明我水平不高,她急什么呢!这么操心,也不怕白了头发!”

俞洁非常自疚,真正感到了自己和忆严在品格上的高下之分,也多少懂得了“思想改造不容易”这句话该怎么去理解。以前一听到这四个字,她总以为指别人,自己放弃上海的舒适生活、投奔到解放区来,一心一意地为革命工作,改造得真够顺利呀;现在看来,要改造成周忆严这样坦荡无私,还很得费些功夫。她盼着忆严回来,不管情况多紧张,也把自己心里话说说,并且认真地向她赔个不是,虽然没出之于口,但在自己内心里是委屈了她,侮辱了她的。

又说了几句闲话,俞洁沉重的心情转移开些,就坐起来说:“你睡一会儿吧,我来放哨。”

“行了,行了,老天爷!”小高按住她说:“保证你休息好是分队长留给我的任务,我可不敢擅离岗位。”

俞洁说她的脚被干泥拿得难受,必须出去洗一下。小高告诉她,南边有一片芋麻地,凡种麻的地方都有水坑。俞洁走后,她又把火挑旺,拿过军装来接着烤,烤着烤着她就又前仰后合起来。一阵生烟把她呛醒,军装袖子已烧掉了小半个。她赶紧扔在地上拿脚踩灭,一看草铺还空着。时间已经过去好大一会儿了,俞洁还没回来,一定是又犯了胃病,赶紧钻出窝棚去找她。走出窝棚,她举起胳膊先伸个懒腰,胳膊还没落下来,就听东边有人喊:“小孩,过来!”

小高扭头一看,两个戴牛皮帽的国民党匪军正站在瓜地头上。她低头见自己穿的是便衣,没什么破绽被发现,就大摇大摆地朝两个匪军走了过来。

“干什么的?”一个大高个子匪军端着枪问。

“住在瓜窝棚里,你说干什么?”小高翻翻白眼,“看瓜呗!”

一个猴子脸匪军往地里走了两步,拿脚踢了踢一个大西瓜问:“瓜熟不熟?”

小高一看是来找瓜吃的,心里又多了分主意。为了给俞洁个信号,免得她突然冒出来,就扯大嗓门喊:“哎,我说国军老总,那是卖钱的东西,你怎么上脚踢呀!”

“你叫唤什么?”猴子脸一脚把西瓜踢出老远,“踢瓜?再叫唤老子还踢人呢?”

“哎,你们国军抢人瓜还不叫说呀!”小高把嗓门扯得更大了,“欺侮小孩算什么本事!”

这时候大道有人喊了声:“怎么回事?”

小高一看,站起来一个戴大盖帽的军官。再一看,影影绰绰好长一溜队伍正蹲在地下休息。小高暗地叫声:“不好!”头一个念头就是把他们引开,千万不能让他们进到窝棚里,看见军装和零星物件,更不能叫他们发现俞洁。

大高个子匪军立正说:“报告连长,这儿有个看瓜的小孩。”

“带过来,带过来!”匪军连长喊道:“在那儿叫唤什么!”

“小兔崽子!”猴子脸斜了小高一眼,赌气地一口气踢破了三四个西瓜,“回头跟你算账。”

大个子小声说:“你不吃就算了,踢了它干啥?老百姓种个瓜不易!”

猴子脸说:“你少管闲事!”

两个匪军把小高押到了大路上。小高一看,轻机枪,六零炮,整整是一个连的队伍。

“小崽子!”匪连长问:“你喊什么?”

“你们老总踢我的瓜,还不许我喊一声呀!”

“你要抢先慰劳国军,他还踢吗?”

匪连长看看两边的匪兵,匪兵们谄媚地干笑起来。小高撅起了嘴。

匪连长收住笑容,问道:“你是哪个村的?”

“北边王村!”

“天天在这儿看瓜?”

“看了半个月了。”

“这两天看见过队伍没有?”

“没有。”

“你撒谎!”

“我撒这个谎干啥!”

“这满地脚印、牲口蹄子印,你就住在窝棚里会没看见?说!你是小八路冒充看瓜的,还是袒护八路军不说真话?”

“要说我是八路,你上王村打听打听,谁不认识我王小四子?要说我袒护八路,更不挨边了,我没见他袒护他干吗?”

“他们在这儿过,你怎么没看见?”

“半夜里过队伍,我知道是哪一边的?见了当兵的咱躲都躲不及,还伸出头来看呀?”

“那你听见过队伍了?”

“听见了。”

“多咱?”

“前天夜里。”

“有多少人?”

“光听能听出多少人来呀?”

“往东去还是往西去?”

“听不出来。”

“就没有上瓜田吃瓜的?”

“半夜里下着雨,谁吃瓜呀!”

匪连长掏出根烟卷叼在嘴上,点着,吸了两口又问:“昨夜晚东边有人见三个女八路走过来了。还有个大胡子,带着几十个共军也过来了。”

“我没见。”

“你怎么又没见?”

“这两位老总到我瓜地时,我才睡醒,一整宿我都睡觉了。”

猴子脸说:“胡说,你早醒了。”

“早醒了我还不跑,等着你来欺侮我?”

“你又犟嘴!”猴子脸举起拳头,可是匪连长摇摇头,叫他退到一边去。

“你既是当地人,道一定熟了。相公店还有多远?”

“二里来地。”

“说你是小八路冒充的吧,这回露馅了!”匪连长把手枪掏出来冲着小高,“说实话!”

大个子在一边嘟囔说:“谁不知道相公店,离这儿还有二十来里地!”

一群匪兵围了上来齐喊:“说实话,不说枪毙你。”

“谁说二十来里地你找谁去!”小高一边核计着一边说:“我这个相公店没那么远!”

“到底多远?”

“十来里地是有!”

“为什么说二里?”

“我怕你们抓我带路,近些,你们就不用带路的了。”

匪连长笑了笑,把枪揣了过来。众匪军也把枪放下了。

“小孩,跟我耍心眼还耍得过去?”匪军连长哈哈笑了起来,“没说的,给我们带个路吧,走!”

“就这么走?”

“怎么走,还拿八抬轿抬你!”

“我不得拿块干粮带着?”

“到下个村我们就开饭!”匪连长说,“有你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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