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她更多写对人生观察感叹的文章，如《李伯走了》、《寒花晚节香》等，就发现她的爱心是对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爱情只是这整个爱的一个方面，是整个火球中一个最强烈，最燃烧的一团而已。
我无法猜透，梦莉怎么能在生意上既是能手，在做人上又保持纯真，在商战中所向披靡，在文学上又满纸童心！这个看来柔婉，斯文的女性哪来的这股坚强韧性，使她的心灵在百般折磨后仍然留得一片净土！
我说过，我不会评论别人的作品，连自己作品也说不出青红皂白。以梦莉这两本书我仍然说不出什么有条理的见解。因而我无法寻章摘句的来分析，品评她的作品，无法说她写得如何好又有那些不足，我只是说我读后的印象，这印象是：梦莉用她真情砌的这两座小塔和用爱心点燃的塔中火焰，是什么人也毁不掉，浇不熄的了。因为它给我们看到了强者的奋斗和仁者的爱心，也引起我们的敬意和爱意，我相信泰国和中国文友们，读者们也会爱她和她的小塔。
1992年12月26日
他的外国儿子
1月21日羊城晚报《花地》，发表《我的中国老爸》一文，读之令人感动。有朋友听说我与作者相识，要我介绍一下中国老爸的外国儿子，马来西亚的陈凯希先生。
在中国陈氏是大姓。在马来西亚华人中陈氏也是大姓。马六甲有条陈贞禄街，就为了纪念一位在马来半岛抗日战争和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不朽功劳的华人英雄。“中国老爸”陈郁亭与陈贞禄是同时代革命者，只是没等到胜利就被英国殖民者驱逐出境赶回故乡中国来了。留下了他的10多个儿女。其中一位就叫陈凯希，是他30年代在居銮华文学校任教期间生的。“凯希”，顾名思义，就是“凯旋的希望”。果然，这个儿子继承了父亲的理想与斗志。一进入社会就投身工人运动。成为60年代马来西亚劳工运动的领头人之一。劳工运动受到挫折，带头人被处理。因他是当地生当地长，地地道道的马来西亚人，不适用“驱逐出境”条款，便被剥夺自由，过了几年艰苦岁月。
70年代中马建交，陈凯希的处境从此好转。不再参加劳工运动，作小买卖为生。其时当年一起搞劳动运动的伙伴，都生活得窘迫而艰辛。陈凯希时时寻找改变命运的途径。
中马政府共同努力，建立合作关系，两国人民间友好气氛越来越浓。大马华人的故乡情结也随之高涨，中国商品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对中医中药，有强烈的信赖传统和现实需要。但由于历史原因，经营尚属空白。陈凯希看到了发展事业的良机。但他自己两手空空，只有靠集资才能起步。资本雄厚的大亨不会把资金投给一个搞工运的穷汉。他就向一起搞过工运，同样苦寒的朋友求助。在这些人中他有高度威信，登高一呼，纷纷支援。朋友们少吃一口，省下来伙食钱来集资人股。挤出五千零吉的算大户，投资一千零吉也不嫌少。不多几日，80来个人集资16．8万零吉。大概相当于6万人民币！陈凯希就以这点本钱开办“海鸥企业公司”，英文名字是“HAI-OENTERPRISE”，专门经营中药，药酒和中国传统营养品。因为资金是劳工界朋友集起的，他选择了1974年“五一”劳动节作为开张吉日。
转眼之间22个年头过去了。陈凯希小鸡啄米，集腋成裘，把海鸥企业办得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成了制造、进口、批发、零售、旅游等多项目的跨国集团，成为马来西亚十大直销公司之一，在中国也建立了两家独资公司和三家联营公司。上一年财政年度的营业额达到1．5亿零吉，税前利润是1200万零吉，与其开业时相比，财富增长了多少倍，请读者自己去算！我仅知道他新兴建的六层楼“总部大厦”，投资就达千万零吉。恰好是在那篇《我的中国老爸》文章发表前不久，“海鸥企业”股票在马来西亚证券市场正式挂牌上市。发行400多万股，每股面值1零吉，上市头一天就涨到3零吉！
陈凯希年轻时就爱好文学，热衷于读进步文学作品。发财后大力支持文学活动。前几年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组团来华访问。有天拜会冰心老人，谈话到中间，冰心老人指着躲在众人身后，悄悄为大家拍照的一位中年人问：“这位叫什么名字？”人们说：“他就是顾问陈凯希，祖上也是福建人。”冰心老人笑着问：“你这顾问怎么反倒躲在后边？”陈凯希红着脸说：“小侄不是作家，只是为大家跑腿。”冰心老人说：“你大概是这个团的真正后台吧？”一句话把大家说笑了，介绍说这次访华就是陈凯希发起、组织，并在经费上资助的！冰心老人说：“不要总给别人照相了，我倒想跟你合个影。”陈凯希感动得竟擦起泪水来，至今那张照片摆在他公司的办公室里。
陈凯希爱他的国家马来西亚，也爱他的祖籍中国福建。他自己是以儒从商，也极力主张儒与商紧密合作。因此在去年他和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云里风等共同策划，组成了大马“儒商协会”。要使传统儒家学说和现代商业经营紧密结合，促进马来西亚经济和中马两国友好发展，互利互补。不论在马来西亚还是在中国，如果有机会，我们总要在百忙中抽空谈心。他的事业很兴旺，但花费的精力也惊人。成功路上有数不清的障碍，理不完麻烦。在处理这些繁杂事上，有时做起来是十分棘手的。但他都逢凶化吉般的料理清楚了。
我想：有陈郁亭这样的“中国老爸”，又有陈凯希这样的“外国儿子”。这个世界才完美、上帝是公正的！
司马攻其人其文
泰华作家司马攻闻鼻烟！全世界鼻烟爱好者中，文学界大概占有四名。一位是老前辈萧乾，一位是德国评论家阿诺尔德，其余两位就是司马攻和我。司马攻闻鼻烟外还喝功夫茶。我也爱喝功夫茶。面对茶盅，把玩着烟壶，漫谈文学和人生，最适于感情交流，于是我俩成了好友。
司马攻在泰国经商致富，随后写作出名。是个“儒商”。他祖上从潮州“过番”到泰国，传到他已有数代。中华商人重视传统文化。司马攻从小就被送进私塾打基础，后来才进现代中学受教育；所以他17岁到泰国后，商场文坛全能应付。
司马攻的文章好。首先就好在其汉文纯净。近年来洋风中渐南风北渐，中国内地时髦人新潮派。还故意要卷起舌头说“协合语”(司马攻管这叫“遇着唐人说番话”)，身为泰国人，不忘华族本的司马攻却能写出地道的华文文章，不容易。这不只是个风格或学识的课题，而是对故乡祖籍，对民族传统的深情眷爱心理的反映。
他文体多样。
司马攻的小小说也写得极好。
司马攻原名马君楚，原籍潮州，祖上过番到东南亚经商，成为那一代有名的商业世家，他在家乡上完中学，17岁踏着先人足迹来到曼谷，从此定居、人籍于此，边经商边为文。70年代就曾活跃于泰华文坛。泰国和中国的制度有别。在中国写文章有人管饭，在泰国写文章要往里搭钱。写了几年，名气虽有了，肚子也告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悬崖勒马，投笔从商，钻到钱眼里一口气拼了10多年，终于坐稳了老板交椅，没有后顾之忧了，又回过头再爬格子。这次“经济基础”不同了，搞“上层建筑”做派也不同，他除了自己写，还热心支持整个的泰华文学事业，为发扬中华文化出钱出力，任劳任怨。他不止一次当选泰华作协领导人，又担任泰国的“马氏宗亲会”会长。有时就把华文文学探源求知和华人宗族寻根祭祖两事结为一体，组织、资助泰国华族团体到故乡来访问交流。可谓既“创业爱国”又“自费爱乡”。这在世界华文文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华文文学随同华人的足迹，如今遍布五大洲。用汉字写成的文学作品已不是中国文学的同义语。而像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一样，跨越了国界，成为国际文学的一派。当然华文文学的母体只能是中国；主流、核心，大本营只能在中国。为此中国文学界也就有了努力研究、介绍世界华文文学成果的义务；有了团结世界华文作家，共同为中华文化的兴旺发达而奋斗的责任。有人说下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在世界大放光芒的世纪，此论言之有据，证据之一就是近年华文文学作家的成就达到了新高度。
为此，我愿有更多人读司马攻！
在国外的天津老熟人
我深情难忘在美国的天津乡亲赵伯溪。
我跟中国作家代表团从游览地(优山美地)出来，路上走错了路。本来预定下午两点到旧金山，结果快半夜11点才到。旧金山华人朋友约好请我们吃晚饭。从下午就一直等我们到半夜。我们十分过意不去，连连道歉。这时一位气色好，精神足，50开外，60左右先生操一口天津话说道：“我这心里一直七上八下，怕出了嘛事，可还不敢明说，看见你们到了比嘛都强。再晚点也认了。”坐下后，他正挨着我。我客气递上张名片说；“听您口音，是天津人吧？”他看了一下名片说：“我不光是天津人，跟你们家离着不远。你在32号路住过对不对？”我说：“您怎么这么清楚？”他说：“我不光看过你的小说，还看过你的小传。”说着给张名片，在一大堆各种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头衔下赫然印着三个大字“赵伯溪！”嘿！没想到多年前听家里人谈过的赵伯溪突然在我眼前了！
关于赵伯溪，我们几家近邻都对他有所耳闻。说这个人挺哏！从小爱听戏，上学时为这个逃学。有一天马连良在中国大戏院唱《借东风》，他背着书包又去听戏。听着听着发现观众不断起哄，再过一会台上的龙套由四个变成两个了。他拉过茶房来问：“这怎么意思？怎么带抽签的？”茶房说：“少爷，看看去吧，外边发大水啦！”他到门口一看回家的路上水已没腰了。不等借东风唱完赶紧回家。可英租界水大，他就顺着干的道走，一气走到老龙头。从那上了火车再没回来。等过些年再听到消息时，此人已成了大人物，先是听说在重庆当上了哪位权威的英文秘书。后来听说去美国发了财成了正儿八经的大老板。
我把听到的传闻告诉他，问他有这么回事没有？他说：“前边一段都是真的，他真是发大水那天从中国大戏院走出天津的。至于以后的事，就没这么简单了……”这以后我们就常来往，他来中国投资，探亲，陪太太唱戏都找我一聚。我到美国他家也就成了我的家。在别处忙公务累了，就躲到他那在旧金山郊外的家里歇几天。虽然如今已过古稀，他那爱听戏的嗜好仍不减。他收藏的京戏录音录像我敢打赌，准比我们戏曲博物馆的全。他太太也是戏迷，专攻程派。为了有机会讨教，那年特意从美国回来，请程剧团的老人陪着在北京唱了几场，花了几万美元后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有一年我去美国，从洛杉矶打电话给他说我在东部时就累垮了，事情办完已买好机票近日回北京，就不去看他了。他听后叫我立刻退票，并声明由他替我定旧金山的票。我说：“那倒不必。”他说：“你要叫我省钱我就叫我儿子开他的飞机去拉你。那你可就苦了。他那飞机我们家都不敢坐！要想玩命你说话。”我依命去了，他和大嫂真像亲兄弟那般照顾我。那时我抽烟，嫂夫人居然开车跑几十公里给我去买烟。并且把居住在西部的几个京剧界的朋友张文娟、李和生找来玩了一天。临走嫂夫人把酒装了够一箱，我说：“这我怎么拿呢？”她说：“咱自己人别说外话，这酒呀，别看你是作家，回家你就喝不到了。有卖的你也买不起，有钱你也舍不得买它！费点劲拿回去喝啵！”后来旧金山地震，我打电话去几天都没人接，真叫我坐卧不宁。但刚一稳定他们就来了信，说他们有惊无险。但夫人身体不如以前了。为此我常常挂念他们。每到春节时通过电话问候一声，多少了却我一点心愿。
在外边碰到天津人，最爱谈的话题自然是天津。谈到当年天津的娘娘宫，出皇会，大家如醉如痴；谈到现在天津的变化，发展，谈到天津的改革开放，大家都由衷的感到欣慰。但什么事都有例外。有次有个朋友跟我说起他回天津的事，却是悲痛带着愤怒。他说多少年没回去，前年回去了，就想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出于一种怀旧和认同的心理，他没惊动接待单位，找亲戚借了身天津人日常穿的便衣，只身遛达到他出生的那条胡同，找到了那个院子。他敲敲门，没人应，推了一下门，门没拴。他便走进去，站在门下喊道：“喂，劳驾，有人吗？”说话间从屋里出来位不算老的老太太，对他横眉竖眼地问道：“干嘛？”他说：“我来打听点事……”我认得你是谁呀你来打听事？出去！”他赶紧解释说：“你别多心，我是……”“走走走！”正在为难，屋里又出来个并不算小的小姑娘。小姑娘问：“你是干嘛的？”他说：“劳驾，我从外地来，打听个以前住这的人。”“打听人上街道办事处，叫你走还不快走厂这朋友连忙称是，心想也许找一下街道委员会，说说来意能允许他拍张照片带回给老人看，就问：“劳驾，街道委员会在哪里？”谁知那母女齐声说：“不知道。快走。”他前脚还没出门后边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他擦着眼泪离开胡同再没兴趣找任何委员会。后来接待单位向他提出：“你多少年没回来过，想不想到老家住的地方看一看？”他连说：“不，不。我已记不得我住在什么地方了……”跟我说这话时，他仍转着眼泪。他说：“我不愿意乡亲拿我当外国人才换了衣服去了。没想到老家的人就这么势利。要是我穿一套外国名牌时装去说不定完全是另一种态度，要接待单位通过官方领我去，也许还拿我当贵宾，一句话只有我以外国人身份出现时才能得到重视。我以天津人自居是自作多情！算了，我跟天津绝缘了，再有挣钱的机会我也不去了。要挣钱哪儿都能挣，所以选天津就是有点恋旧之情！现在才知道没什么恋头！”
此事已过了数年，我想天津人现在不会再是这样。我曾想写篇文章反映这件事。可又一想，我到底不算天津人。真这么写没准又招来误解。认为是外地人对天津指手画脚，所以一直埋在心中，今天说出来若有得罪，还望天津朋友多多宽恕。
人生的画卷——《雪娘》序
喜儒君把《雪娘》译稿拿来后，我一鼓作气读完近400页稿纸，心情很不平静。丰田正子善良温厚、顽强坚韧的面影在眼前久久不散，仿佛又置身东京日光大厦的咖啡厅，她一面听我讲少年时在日本的生活情形，一面点头说：“是的，从前的日本就是这样，现在的青年人对此一无所知，有些老人也像是把这一切都忘了，全都浸沉在物欲世界里。所以我要写，要把这一切告诉年轻人，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我们常说中日关系密切，两国人民有悠久的交往史，互相比较理解。这是事实。但有时会忽略另一半事实：在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人的“典型形象”，过去是凶恶残暴的军人和浪人；今天是身着时装，腰缠万贯，拿着照相机满世界飞的大款。与此相关，就认为过去的日本只有“武士道”，避之惟恐不急；今天的日本遍地是黄金，趋之惟恐不近。
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扶桑三岛上也有丰田正子这样善良忠厚而终生坎坷的日本才女和她笔下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日本劳动者。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这样的人都大有人在，而且他们承担着日本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负荷。
丰田正子出身于小手工业者家庭，家庭贫苦，从上小学几乎就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但她发奋图强。好学不倦，很快就展露出奇异的文学天才。15岁时写的作文，被人编辑成册以“作文教室”为题在“中央公论”出版后，顿时成了日本最畅销的读物，很快被改编成戏剧，拍成电影，灌了唱片。丰田正子的名字一时间轰动整个日本。1938年9月3日报道说，“现今日本已经没有人不知道正子的作文了。”川端康成先生写文章说，“丰田正子的‘作文教室’的魅力固然得力于她的性格和境遇，但它同时使我们懂得了文学才能的精彩表现方式……”
丰田正子出名了，但经济状况毫无改善。这位大名鼎鼎的才女仍靠在纽扣工厂做工得来的微薄工资糊口并养家。她根本不知道出版社给过稿费。不知道作品发表后还有德国读者热心为她寄来捐款以助她升学。因为她没想到某些以虎狼之心对待中国人民的日本人抢掠欺骗自己同胞时也毫不手软，没想到编辑出版《作文教室》的大木先生会把她的全部所得吞为已有，连话都没跟她说一句，以至大木先生得了病时她还辞去自己的工作，免费去看护大木先生，以报答他为自己编书的“恩情”！
从此，这位才女就在这个冷酷无情、尔虞我诈的世界上不断受伤害、受欺骗中度过大半生。她名气很大，但生活贫苦；他待人以诚，却被人暗算；她爱情忠贞，却屡遭背叛……惨痛的经历使她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虚伪，品透人生三味，使她选择了献身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我初次见到这位大姐时，她也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穿一件中国腊染的小褂，不做发型，不施脂粉，走在东京的银座大街，我们都以为她是从中国来的家庭主妇。可是在她温良、慈祥的外表下却跳动着一颗热情坚强的心。有一天巴金先生要作公开演讲，担心翻译成日文后的讲稿不能表达原意。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自告奋勇地把这差事揽了下来。她像个小学生那样拿到讲稿连读带揣摩，整整准备了一夜。第二天看到她红肿的眼睛，我都怀疑她是否还有精力到台上宣读，可是一上台，她换了个人。她不是念而是背，不是背别人的讲稿而是宣扬她自己的心声。台下上千人都被她充满感情的背诵所震慑，先是一片宁静，随着就传来感叹声，当她情不自禁地边读边流泪时，台下就传来晞嘘声和哭泣。讲完后全场起立向巴金先生致敬同时也向丰田正子致谢。电台作了直播。会刚散听众就纷纷打电话来请求把丰田正子的翻译再重播一遍，而丰田正子这时却在向巴金先生鞠躬说：“谢谢您给我替您读译稿的光荣！”
《雪娘》是她呕心沥血写的一部半纪实性的小说。主人公雪娘就以她勤劳、善良、贫苦终生的母亲作原型。用20万字的篇幅，真实地纪录了下层人家的生活史。使我们透过战争的硝烟和繁荣的气泡看到普通日本人的善良心地和生活艰辛。
雪娘是明治年间出生的乡下姑娘。幼年父母双亡，兄妹三人靠年仅15岁的哥哥养活。哥哥背着最小的妹妹出门打工，挑水、做饭等全套家务劳动就落在5岁的雪娘身上。到了入学年龄，哥哥拿不出学费，雪娘只能替染房老板带孩子，背着小孩去上学，人家替她交学费。学校的课椅小，一坐下小孩就哭，小学课程她是背着小孩站在墙边听的。念到13岁，正式进染房做了工人，和哥哥共同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从儿童时期就受到命运磨炼，使雪娘养成勇敢坚韧、乐观爽朗、倔强而善良的性格。她可以为老板一句不公平的指责而绝食，逼得老板亲自道歉，但事后她干起活来比以前还更卖力；她可以在第一次梳上岛田髻的大喜日子，为了跟男孩子们赌水性跳进激流里游水，但赢来的饼干她却毫不小气分给大家吃。
她向命运挑战，到了成家之年，毫不犹豫地闯到东京，嫁给了一个勤劳刻苦、胆小而忠厚的手艺人留吉。丈夫不知疲劳地干活，雪娘掌家省吃俭用，省下钱来埋在后院，梦想有一天攒够钱自己开个洋铁作坊，摆脱贫穷困苦。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面对困难，以忍辱求生的态度吞酸咽苦，付出了毕生劳力。但他们不懂得在进入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日本社会中凭个人奋斗是无力回天的。先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使他们成为一贫如洗的失业者；随后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地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两个儿子死在军队中。而惟一可以帮助他们的大女儿因长期营养不良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在这大吞小、强食弱、步步陷阱、充满危机的严酷现实打击下，他们朴实而美好的梦想还是被打碎了！战后日本虽然渐渐进入了经济发展国家的前列，但勤劳俭朴的雪娘夫妻还要靠典当借债度日。子女们也仍没摆脱穷困的阴影。好容易熬到两个女儿结了婚，儿子也定下婚期，老两口看到一点生活的希望了，丈夫因疲劳过度从高空作业跌下成了废人，资本家推脱责任不给补偿；两个儿子在战争中死亡，政府却迟迟发不下抚恤金。偏这时房价高涨，房东要把房子卖掉，如果他们不买就要被赶出门。百般煎熬，无情打击使这位拼搏一生，从不低头的善良女人倒了下来。失去生活能力的丈夫面对昏迷的妻子无告地说：“雪娘，你怎么能扔下我一个人不管啊！”她在弥留之际又回到了满怀信心和斗志的青春时代，坚定地说：“好大的水呀……划，用力划呀！用力划……”
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生活背景下，作者怀着真诚的信念写了大女儿和女婿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写了雪娘的子女们在姐姐、姐夫的影响下由自发走上自觉斗争道路的必然发展。这甚至使善良的雪娘出自阶级本性也对革命者产生了朴素而由衷的信赖，对虽然贫穷，但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充满向往。这里没有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没有空洞的政治说教。作者只是用生活本身展示出日本普通人的理想追求和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小说科学而雄辩地说出一个明显却常常被人忽视了的真理。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来说是极大进步，但它有它的痼疾，它仍然要遵守发生、发展、衰落、死亡这个规律。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有它科学发展、经济繁荣的光辉面，但也有其凄凉悲惨、残酷阴暗的一面。
中日两国人民确实有源远流长的友谊史。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应互相加深了解。我认识许多把终身精力都献给中日友好的朋友，他们的成就称得上可歌可泣。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靠的就是两国这些普通人民之间的共同努力。丰田正子女士就是其中卓越的一位。
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喜恶，共同的文学观世界观，我们的友谊超越了国籍的差异，我尊敬地称呼她为大姐。
正子欧内桑！祝你健康长寿，文运长久！
曼谷遇老乡
今年7月，我从新加坡乘火车到马来西亚，再从马来西亚到泰国。
这天，我从海滨回曼谷。途中到“耶律花园”游览带打尖。这园中除了有成片的热带植物林，还有看大象表演，把巨蟒缠在脖子上照相，叫猩猩上树给你摘椰子吃等有趣的节目。
泰国华裔作家白令海陪我一起来的，下车后便溶人人群中，设走多远，我就发生个错觉，怎么好像回国了？因为这群游客男女老少加小孩说的全国是中国北方话。只见两位青年男女正在一颗巨大折棕树下摆姿势，旁边的同伴们给以指点：“哎呀，他小姨儿，这架式成了唱二人转了。这扯不扯，咋不挨近点。”
“小心，那疙瘩有水，看把衣裳整埋汰了……”
这地道东北话听着亲切，我马上凑上去问：“听这口音你们几位是从东北来的？”
周围的老头老太太、姑娘小伙一块回答：“我们是沈阳的，听你说话咱离得不远！”
“我从北京来，可是我在辽宁呆过多年！”
一位老道说：“那也是老乡呀。哈，在这地场见老乡不容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东北人的爽朗热情令我感动。我就跟他们一块照相，一块看景儿，找了位年纪相仿的老人边走边唠。原来，他们都是些个体经营者。从沈阳自费到曼谷旅游。末了，老头掏出名片说：“在这里见面是个缘分！多咱到沈阳，上我那吃饺子去，我请客！”
我也赶紧递上名片，他身后一位女同胞，就把头伸过来凑近看我的名片，看了一会，她“咦”了一声，问到：“邓友梅！你就叫邓友梅？”
我说：“错了管换。”
她追着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说：“山东。”
“山东哪个县？”
“平原。”
“平原哪个村？”
“邓庄！”
“我就是邓庄的！”
说完她转到眼前，冲我笑起来。
她50岁上下，戴副大光眼镜，头上已掺有白发，健壮开朗，满脸喜兴。我们那村没多大，可我就不记得见过这位体面大方的乡亲。
见我苦挖记忆，她又问道：“你认得张二德吗？”
这句话声音不高，对我却真是“如雷贯耳”！
我忙说：“当然认得。”
“我是他的姑娘，叫张秉荣。”
这个张二德跟我可有一段历史渊源。我们村当时有两大家族，一个姓邓，一个姓宋，姓张只他一家，是惟一的外来户。我们那地方人不光种地，还爱练武，种地要犁、耙；练武要刀、枪。可没人会打铁。铁匠出生在章丘，每年秋收之后春种之前，张姓父子兄弟结伴，用小车推着火炉风箱，铁砧大锤来到我村找活干，连打新的带修旧的，年年都来，跟村人结下交情。终于有一次来了就再没走。住在我家墙后。
抗战开始后，我乡成为抗日根据地。他们全家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是可靠的堡垒户。敌二科交通站就秘密设在他家。别人参军都是换上军装，背上背包排着队去入伍，很有气派。我一参军就当交通员，穿着便衣从我家出门走十几步进了他家就算参加革命。那时张家仍然打铁为业，张二德大概就是老二，他虽然住在家中，却参加我们工作。为了工作方便，也出于亲密感情，我们高站长认大婶作干妈，我也就跟着他喊几个兄弟为大哥二哥。后来形势变化，我南下编人新四军部队，数十年再没回到过家乡，张家兄弟在我记忆中渐渐淡漠了。
“文革”结束后，我收到一封从本溪钢铁厂来的信。信中说：“我叫张二德，是本溪钢铁厂老工人。我要找个人一直没找到，最近从报上看到邓友梅这个名字，跟我要找的人同名同姓，冒昧写信打听一下你是不是山东平原县邓庄人。抗战时邓庄有个地下交通站，你是否就在那里当小交通员？”一下子，他们全家都在我心中复活了。我立即给他回了封信。他第二次来信说，找我的目的是请我为他参加抗战的历史作个证明，我当即给他写了证明信。
我们恢复了联系，但没机会见面。10年前，我随陈玙同志应邀到本溪参加个会，报上发消息时提到了我。当晚老张拿着报纸就找到了宾馆，相隔40多年没见，谁也认不出谁了。他邀我到家中，跟他家人欢聚了一场，并没见到他这位姑娘。
她看出我有点困惑，说道：“听我爹说，那年你到我本溪家里去过，我没赶上。我自己家住在沈阳……”
我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我们一块看大象表演，看猕猴摘椰子，坐在一起，边看边聊。她告诉我，她爹爹弟兄几人，多年前就离开平原老家，扔下小铁匠当了大铁匠，两个到了本溪钢厂，一个在包头钢厂，现在都已退休，她的丈夫姓徐，门当户对。她在沈阳开了家抻面馆。虽然没作过买卖，可山东人讲实在，有热心，靠真材实料招引顾客。几年下来果然取得了顾客信任，生意红火。经济改善后，就想出国开开眼界。她眉开眼笑地说：“感谢党政策好，既给咱指出挣钱之道，还为咱打开了出国的门。要不然哪就轮到咱出国了？”
她说得很平淡，可我像听神话！心想：这真是我房后张铁匠家的姑娘？祖祖辈辈拉风匣，打铁砧，她爷爷带着全家从章丘搬到我村时，用一辆小车就都推来了几辈子攒下的家当。下一辈人就这样扬眉吐气地出国了，她手上这几件金饰物就比当年那一车子家当值得多！
我们看节目，有个年轻人围着我俩转，拿着个摄像机给我们录像，一位年轻女士还帮他打下手。见我奇怪，秉荣介绍说：“别在意，这是我儿子、儿媳妇。他给咱录下像拿回去给他姥爷看。”
我吃惊地问：“怎么，你们全家都来了？”
她说：“生意做得这样，孩子们都没少辛苦，我慰劳慰劳他们，把全家都带出来了。”
我和白令海被安排在另外的餐厅进餐，看他们饭菜上来，我只好告别。张秉荣急忙叫孩子写了个字条交我。上边写了沈阳“老四季酒店”地址和三个电话号码，并告诉我：“打哪一个都行。只要说是邓友梅，咱家人没有不知道的。”
我拿着这张纸仍然感到这像是梦境。脑子里是推着小车，满面饥色到我村找生路的张铁匠一家；面前是坐着飞机，谈笑风生在外国旅游的张秉荣一家！怎么也不能把两组形象连在一个画面上。
穿我唐装走天下
自从*****同多国元首穿起唐装，并排在上海APEC会场亮相以来，我在居住小区的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以前我出入小区总有人小声笑我是落后保守“老古董”；如今我上下电梯，碰到的人们却当面赞我是“人老心不老”的“新潮派”了。就因为此前此后身上一直穿着中式裤褂，按时髦的叫法就是“唐装”。
为穿民族服装，我吃过苦头闹过点笑话。“*****”中被视为“坚持四旧”遭“革命小将”围攻，不得不套上件“革命外衣”，蒙混过关。拨乱反正后有穿衣自由了，盛行洋为中用，我又成为落后于潮流的典型。有次我穿黑色唐装参加政协大会，有两位举着摄像机的传媒界年轻人追上来问：“您是宗教界委员吧？请谈谈宗教界情况……”
穿唐装也给我带来过快乐。
有次到国外参加个会议，同行几个人动身之前都忙于做西装，选领带，买皮鞋……我则到小胡同中找个体户裁缝做了两套中装，买了双布鞋，只花了他们置装费的一个零头。有朋友就笑我老土加吝啬。到了外国，正式场合洋朋友穿的西装不仅是名牌，而且领带，鞋袜，钱包，手袋，香烟盒，眼镜架，连手帕，打火机都要西装同一品牌，成龙配套。与此相比咱们这些国产西式装备就矮了半截。而惟有我这身手工纽绊封襟小褂，千层底圆口布鞋，却叫洋人看直了眼。中国气派和西方风格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特色，没有高低，不分上下。休息时有人走过来跟我打听做这一身手工衣服要多少钱？在哪里能做？有位日本作家甚至提出要用他身上西装跟我换，我还真有点动心，因为他那身西装至少比我的贵lO倍，但为保持民族自尊，我傲然地摇了摇头。
事后同去的朋友问我是否早就知道洋人喜欢唐装，而对他们保密？
其实我穿唐装就因为穿着它又舒服又省钱，并没考虑其观赏效果。穿中装没有打领带穿皮鞋夹垫肩等板得那么难受，而且只用买一条好领带的钱就可做这满意的衣服，何乐不为？若说秘密，也有一点，就是我作了几年外事工作。知道外事活动有个惯例：正式场合穿西装必须按国际着装规范，穿本民族服装则依民族习惯标准，穿西装成龙配套严谨整齐是他们的讲究；穿唐装舒展潇洒高雅大方是我们的品味。在外事场合穿民族服装绝对合理合法。
穿中装有时还能造成意外的感情交流。两岸开始交流不久，我参加作家代表团去台湾。第一次越过海峡，下飞机后会碰到什么场景没有底，在飞机上大家就没心思说笑，那次又是众皆西服惟我唐装，沉默之中我就有点孤立感。不料到台北一下飞机，看见迎接人群中竟也有人穿着唐装，我这心一下子就感到股暖和，正这时从中走出一位穿唐装长衫的长者，向我笑着问：“您是从北京来的作家吧？”我说：“是啊！我叫邓友梅。”长者热情地拉着我手指指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还说从来没见过面不好认。怎么不好认，你这身打扮一瞧就是北京来的。中国人走到哪儿也认得出来！”原来长者正是台湾杂文作家协会会长吴延环先生，原来我认为爱穿唐装只是个人习惯，从此才发现内中还含有民族认知情怀。
随着我们送给外国领导人这批唐装，近日似乎扬起民族服装热风。像是大家同声唱起一首歌：爱我中华！
好人苟令文
荀派名伶孙毓敏同志打来个电话，告诉我说：“令文老师入党了。他无法行动，入党仪式是全支部的党员到他家开的……”
我听了直掉眼泪。
这位“令文老师”，打北京解放我们就认识。45年来没当过官，没发过财，没出过名，可也没惹过祸。只是个普通而又普通的市民。要说他有什么特殊之处，就是写了45年“入党申请书”，打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始写，年轻时写，老了还写，在职时写，退休之后接着写。心脏病告病危，脚出了毛病得截肢，只要一缓过神来，在病床上继续申请。为什么？他说：“我通过事实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我热爱他。我愿意为党的事业奋斗！”
有志者事竟成，终于在他家墙上挂上党旗宣誓入党了！就这股决心，就这份韧性，我没法不佩服，不能不感动。有这样的市民，北京才成其为北京。北京解放40多年，头一件成就是造就出这么一代北京人！
新北京是在老北京的基础上发展的。老北京人有个变新的过程。拨乱反正之前，我这批朋友倒霉的多，得意的少。倒霉而又乐观，以幽默洒脱的态度应付困境，坚持对共产主义的信任和追求，荀令文算是一个。40多年，他没过几天顺心的日子，可我也没见他发过愁。
荀令文人穷职位低，给自己立下个戒条：从来不对外人提他爸爸是谁。怕有高攀之嫌。他爸爸名叫荀慧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那个荀慧生。他说：“我别给老人家儿丢人！”
小时候荀令文学过旦角，可走不好旦角的台步；改学老生，戏学会了几出，自己觉得意思不大。荀慧生跟四大名医之一的汪逢春是至交，汪老先生见荀令文上学挺热心，文化水平不错，想收他做徒弟教他学医。他学了一阵只学会了汪老念方子的神情和声调，没学会看病。“孺子不可教也！”汪先生不教他了。
其实令文自有他的想法。他看到连四大名旦这样的艺术家，也受尽军阀、官僚们欺压，觉得戏班这口气不好咽。他想改换一下门庭，从军从政，挺起腰板来做回人。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他那时不了解共产党，有错误的“正统观念”，抗战一胜利就投考了“中央政府”的“警官学校”，上那个学校是要集体参加国民党的。他就参加了国民党。等他看清国民党的真面目，还没等到毕业国民党就垮台了。他不肯跟着国民党往台湾撤，脱身回了北京。怎么去的怎么回来，可是混上了个“国民党员”和上过“警官学校”历史问题。他见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公正廉明，为人民服务。从心里拥护，下决心要跟着党干革命。但他这历史身份，想找别的工作就不大方便了。正好北京解放后“京剧公会”决定由艺人们自己集资办个戏校。令文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筹办工作。请名角们义演，找关系跑地皮，建校，招生……他样样效力，马不停蹄。从筹备到建校一直到排戏、演出，他全力以赴地工作，一身数职：业务干事，校长秘书，班主任，他全干。可是直到学校改成公立之前，三年多时间他没拿过一分钱报酬。公家派来的人有工资，有加班费；请演员来上课有车费有津贴。只有副校长沈玉斌和荀令文是白尽义务。后来政府接办了这所学校，才给他定下一份工资。俗话说“家有三担粮，不当小孩王”。他挣钱不多，管事却不少，小孩王当得极为热心。张学津现在是名角了，可他小时候有个毛病，一上台准闹嗓子。每次演出前令文就领着他上医院，看完病再送他回家，还得嘱咐他怎样保护嗓子，如何吃药。我弟弟是这学校的学生，唱戏不出名可是调皮出名。北京戏校建在松柏庵里，周围是一片坟地。当时正在搞建设，挖出来的空棺材就扔在学校门口，这孩子早上起来练完功竟钻到棺材里头去玩，同学们一出门看见棺材里钻出个头。吓得要死，令文除去教训他还得早早起来巡视，以免再惹事！
但比起十年“*****”，吃这点苦，受这些累就算不上什么了。您想想，凭他这国民党员，“反动警官学校学生”，再加上反动权威荀慧生的狗崽子的身份，日子好过的了吗？挨斗归挨斗，受批归受批，早上我们在陶然亭遛早，他还那一副笑哈哈、大咧咧的样子。专说逗乐话，叫大家开心。好像满没那么回事，而且照样写入党申请书。只是因为“砸烂党委闹革命”，没地方交了。
十年浩劫过去，大家松了口气，他的日子便更难过了。造了十年反，学生们除去会唱几句样板戏，没一点真本事，耽误了一代人。剧团恢复演出，想找个合格的琴师都困难。学校得加紧培养音乐科的人才，就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令文和王国臣两人。全校音乐科就有4位教师，教文场的只有一位。怎么个加紧法呢？只有请临时教师，这办法学校同意了，但为了“防止教师借机发财，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规定每堂课只准发一元钱教课费！您说，学校远在小月河旁，北京城的西北角外。老先生们为这一元钱跑来跑去够买鞋的吗？
荀令文居然不讲价钱，把差事揽下来了！而且完成的超出想像的好，竟然请的都是名师，连张派大名家何顺信也请来上课了！
没人打听荀令文是怎么把这些人请来的。人们至多说句俏皮话：“他有本事！”哪知他背后既要搭钱，还要卖脸，从来不提他爸爸的惯例也被迫打破了，到处磕头作揖，要请哪位上课，令文先自己掏钱请客。在饭桌上敬礼求情，对方是老一辈，就说：“看在我爹的份儿上，您总得赏我个面子，大叔，这是为祖师爷传道的善事，您能叫我做蜡吗？”碰到平辈晚辈的，则说：“你们也是这么学出来的，不能叫这一行从咱这辈断了呀，帮孩子们一把，去上一课……”
名师出高徒，没多久这学校音乐科就出了名，毕业时许多剧团抢着要人，点着名要毕业生。学校立功，剧团欢喜。却没人提过一声荀令文名字。更没人打听为培养学生他跑坏几双鞋？说过多少好话？垫了多少钱？这些事他从来不对人说，人们只看见他家的东西是越卖越少，穿着也越来越破。荀慧先生在世时，怕孙子跟着令文慧挨饿。有一度每月还补助他20元钱伙食费，后来连这点补助也没有了，令文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他不叫一声苦，没叫一次屈。仍然说说笑笑，东跑西颠。好像其乐无穷。还是照样写入党申请书。高兴的是这回有地方可交了。
令文也有不高兴，没笑脸的时候。那是他想起自己做错过事情，对自己严厉自责之时。当年在陶然亭遛早，常在一起的还有沈玉斌先生。沈先生当了20多年右派，很为人们所同情。有次谈起往事来，令文当着众朋友面，难过地说：“诸位，反右派时我是犯了罪过。我也给沈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这件事我想起来就难过……”沈先生拉着他手说：“令文，你别这么说，没有你那张大字报我也照样得到右派，这跟你没关系，你那时也危险着呢，形势所迫，你不写行吗？”令文却说：“您越这么原谅我越觉着自己不是东西。”后来，沈先生的著作《京剧群典》出版碰上困难，朋友们叫我帮忙想办法。令文就找我说：“友梅，我的力量有限，可沈先生出书的事你别把我扔在外头，不论多少，我得尽一份力！”结果他出的力比我们都大。
荀令文人老了，可又获得了新生命。退休之后，身成残疾，别的干不成他就录音写信，把录音或信寄给海外的同学、朋友，向他们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动员他们回来参观、探亲和参加建设，并且就他所能，毫无保留地把荀派艺术告诉给荀派弟子们。
荀派高足孙毓敏如今是北京戏校的校长。举行入党仪式那天她和支部的党员一块来到这位老师兼师兄的家里，提到这些年令文默默做的好事，她忍不住哭了。在座的都很动情。令文却说：“别光说好的，我还有丢人的事呢！沈先生打右派，我写了大字报呀，我那是为了救自己对人家做了昧心事呀，我对不起党，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荀令文不是英雄，谈不上超群出众。只是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北京市民。他有那一代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历程。这样的人在北京成千上万，尽职责守本分，说不上有突出的业绩，但把生命溶入在革命洪流中，塑造了我们新北京人整体形象。
巴黎漫记
一位作家朋友曾对我说：“写文章的人一个劲的追求‘知名度’，这是很傻的。知名度远赶不上‘知容度’。‘知容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对这番话的正确性我从未怀疑过，但对它真正有深切体会，是这次去巴黎。我去巴黎和岳华同行。办理机票时，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见手执机票的是“大醉侠”，真是眉飞色舞，满面春风，和言细语，有求必应。笑嘻嘻地在机票上签了两个座位。不偏不斜恰好是机舱紧急出口处的第一排，而前一条通道，可以伸开腿睡觉，站起身伸懒腰，万一出了什么事故，跳伞也比别人抢先，比起两个月前去美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那次是14位作家，什么张洁、李存葆、祖慰都是满有度数的名字，上了飞机老老实实和我一块挤在又窄又闷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带了位不满1岁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将来肯定会成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来嗓门又大，气力又足，从太平洋西岸一直哭过东岸。耳朵听着这哭声，两条腿重如千斤，直挺挺支在地上，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后来张洁实在受不了，去求空中小姐给她换个位置。那是新加坡飞机，空中小姐听她讲华语，又是女性，这才动了恻隐之心，为她换了个离哭声远些的座位。根本没问她会不会写小说。
这次的旅行还有一个优越处：法航飞机上的酒好，而且满足供应。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开腿闭上眼，一路上腾云驾雾，就有点半仙之体了。当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也正因为便宜酒喝多了些，飞机停在孟买时，糊里糊涂随人群走下飞机去转了一圈。看到商店里有檀香木雕的佛像，颇为精致，就买了一尊。第二天醒来再打开看，发现竟是一对印度青年在拥抱，春色浓艳，毫无四大皆空的神色！就在这惊讶与懊悔间到了巴黎。
到巴黎是凌晨。出门的人很多，我和岳华分别排在两行。我这一行进展较快，边防人员看看护照，冲我笑了笑，说了句法国话。我冲他笑笑，说了中国话。他盖了个章我就出来了。他说的什么我一点不懂，我说的估计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后走着的也是几个中国人，我便问他们：“刚才那法国人对我说什么？”他们热心地向我解释，为我翻译，但他们的话并不比法国话更好懂。我费了半天劲，只分辨出他们讲的是温州话，话的内容还是不明白。
出了关，我就站在大厅里等岳华。他那条队排得很长。等他出来，已没有多少人了。我问他：“现在上哪儿去？”
他说：“哪儿也不去，等朋斯先生来接我们。”
我问：“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说：“没见过，不过不要紧，中国人总会互相认出来。”
我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国人，而且他也没见过。
我们的飞机提前到达了，天还刚拂晓，巴黎人大半此时还在睡觉。我百无聊赖地站在大厅看人、看狗——一个法国人运了一箱大小七条狗，狗长得都不像狗样儿，方脑袋、圆脑袋、三角脑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种形状，染成各种颜色，有点像我在美国和日本看到的应克头发。远看巴黎的交通图，因为不认识法文，越看越乱。正这时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话打招呼：“侬阿是岳华先生？电影上见到过的，还是格漂亮来……”原来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朋斯先生中等个儿，戴一副近视镜，满脸是厚道祥和的笑容！我一见他就想起狄更斯笔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聪明、漂亮。先生不大说话，只是笑着点头、握手、抢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问好，道歉晚来一步，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话，有时夹一两句我听不出地道还是不地道的英语或法语，总之我们在一片友好热诚的气氛中被送上汽车，朋斯先生驾车拉我们直奔往巴黎。
我对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为它的建筑壮观和市面的繁华，是因为它实在清静。8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晒太阳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见人，偶然过一两辆车，也是懒洋洋的。在北京拥挤惯了又到香港更加拥挤的过了几天，一到巴黎马上觉得格外的清静、安静、整洁、从容，远远看见了铁塔。从凯旋门近处转了个弯，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也睡意蒙。
朋斯先生把我们送到雨果广场附近一个僻静街上，这街生接连有几家三星的旅馆，我们住进挨近广场的一家。三层小楼，房间不大，壁纸和家具的颜色有点俗气，令人想到左拉笔下写过的巴黎小旅馆。我估计这旅馆年龄也决不会比左拉小。洗过脸后，朋斯先生请我们去饮咖啡。他领我们走出旅馆，转进一条街，来到直通凯旋门的一条街上，伸手掏钥匙，打开一间咖啡店的门，屋里空无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腿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门关上，朋斯先生放下几张椅子请我们坐下，他就到柜台后边自己动手煮咖啡。我问朋斯太太：“怎么店里没有人？”她说：“他们全休假去了。我们是店主的朋友，有一把钥匙，要喝咖啡就自己打开门来煮，喝完锁上门走人。”
喝咖啡中间听岳华和朋斯先生谈话，才知道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电影圈，是颇有修养和名气的摄影师，后来洗手不干，来巴黎开饭店开酒吧和咖啡厅，再后来则也不开饭馆也不开酒吧丁，并且把咖啡厅也卖了出去，这间咖啡厅就是他卖出去的，买主也是朋友，所以保留了开门自煮咖啡的权利。这次来巴黎拍片，翰祥约他当临时摄影师。朋斯先生重友情，大概也留恋他的老行当，欣然答允，重作冯妇，只是说：“我没得机器！”
岳华说：“我们去租。”
朋斯说：“8月份，统一休假了，租不到。”
岳华说：“租个工作用电视摄像机也可以的。”
朋斯说：“没有玩过那个东西，怕玩六灵光。”
他们约好睡一觉后去租机器，朋斯先生就锁上咖啡厅的门送我们回旅馆。他有一辆很新的雷诺车，车身可以升高。朋斯先生表演很好，住巴黎多年，除去那辆车完全法国味，他二位身上法国味很少，上海味十足：朋斯太太随身总带个小录音机，录音机里反复放《苏三起解入我问：“谁唱的？”她说她自己唱的。她是巴黎票房的票友。我问她有小孩子没有？朋斯先生悲痛地说：“我们的孩子上个月死了……”我抱歉说：“对不起，我不该这么问。”朋斯先生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照片说：“这就是我们孩子的照片，蛮漂亮吧。”
我郑重地接过来看，照片上是一只小狗，蛮漂亮的小狗，但看不出公母。我想先生改叫做他的儿子，大概是公狗。同时我也为朋斯夫妇感到一点安慰，这样的儿子我相信还可以再找到一个，不致使两个善良的人成为绝户的。
四
睡醒一觉后，朋斯夫妻果然来接我们。我们先把太太送到票房。她说有两个从北京来的琴师在给她们说戏。在票房门口我碰上北京来的母女二人。女儿早来定居了，似乎是京剧界的。老太太刚来，一听我说北京话，大家就谈得很亲切。老太太不喜欢巴黎，觉得什么也不对味。“您瞧瞧，满街都说外国话。咱说中国话的倒成了外国人了！我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我说：“您也常来听他们唱几段吗？”她说：“我就来听听自己人说中国话。尽管他们说的事跟我多不挨边儿，可我全听得懂哪！这比唱的还好听哪！”
我们到拉丁区一家出租机器店问了一下，那里说9月份以前不可能有机器出租，但打听到在圣母广场附近还有出租店。这时大家已经饿了，决定先去填肚子，顺便看望岳华的老朋友刘先生和刘太太。
刘先生开的中国菜馆叫锦丰园，中等门面。他隔壁一家同样的门面房屋大敞着门，似乎在搬家。有几个黑人坐在搬到便道上的家具中间，弹着吉他唱歌。这时已过了中午的开饭时间，又是休假的月份，店中只有一个法国学生在吃馄饨面，一个中国青年陪他聊天。刘太太和刘先生意外地看见岳华和朋斯先生，高兴得笑不拢口，忙招呼我们坐下，先弄来点小吃和饮料，陪我们谈天。刘太太说：“我才买来韭菜，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尝尝是不是家乡味。”刘太太说话倒是地道的我的原籍家乡味，一问之下，方知她是徐州人，而刘先生则是台湾人。攀谈几句之后，我大致就知道了刘太太的情况：40年代末上学的时候，随着学校逃到台湾。在台湾和刘先生相认、恋爱、结婚，随后逃到了巴黎。几十年下来，事业颇有发展。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在工作，一个大学将要毕业。坐在旁边吃馄饨面的那个法国青年就是他小儿子的同学。隔壁那个门面房是刘太太的，他租给了几个黑人做生意，但那几位却赖着不交房钱，刘太太无法只好告状。
我说：“唔，房子腾空后，餐馆可以扩大一倍面积了，您的生意会更有发展。”可是刘太太说：“我不想再扩大了，现在收入很好。做两年我们该领养老金了，孩子们也不需要我作资助，我们要歇一歇，过点清静生活了。”
这使我很意外。我认识几个定居美国的朋友，他们只要有机会就扩大自己的事业与收入，很少见过这种“知足长乐”的超脱精神。我对刘太太顿起敬意，并且怀疑这是法国风尚与美国不同之处。忘了以前上学时听有位老师讲过，说法国人懂追求安逸，乐于享受，与美国人那种事业竞争高于一切作风有所不同。我觉得有些道理。
我和刘太太谈话间岳华去打电话，拨了许多号码。终于找到了那位被称作肥仔的朋友杨安明。恰好韭菜饺子端上桌时，肥仔来了。名不虚传，这真是一个可爱的人。
五
肥仔实在是个可爱的朋友。没见到人我先见到车，这是辆满不错的雷诺跑车，可是天知道怎么弄得这么邋遢，仿佛不是这里少个螺丝就是那里少个零件，若认真去检查却又什么也不少。肥仔本人和他的车一样，质地很好却邋里邋遢，他上身穿一件硕大的圓襟衬衫(这衬衫很可能原来是白色的)、黑裤子，脚上一双塑胶拖鞋，拖鞋的右跟已经很薄了。戴着副黑架近视镜，满脸笑嘻嘻，仿佛睡醒，问我们：“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声音很甜，而且懒洋洋，道地的上海口音普通话。这句话没说完又对那吃饭的法国学生用法语说了句什么，那学生笑了，随后又向门外的一个孩子喊了句阿拉伯语，那孩子正偷着去捅他的汽车，一听他说话撒腿跑了。这时坐在门外的几个黑人就笑着大喊，肥仔探出头去又用英语喊了几句，这才笑嘻嘻挤进我们桌前坐下来。刘太太说：“巴黎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认识肥仔的，一样去买东西，他都会比我们便宜些。”
岳华问肥仔现在作什么？他说供应巴黎各中国餐馆原料，这件事只用他早上的时间，我问他：“你要开车给各家送货，一早忙得过来吗？”他说用不着他送货，告诉菜店、肉店、鱼店要什么，要多少，送给哪家就行了。我说：“这样的采购，各餐馆自己不可以办吗？”刘太太说：“有许多东西别人买不来，只有肥仔去才能抢到手。”我问肥仔：“那么剩下来白天、黑夜还有好多时间，你作什么？”他说没事干。事情是有的，他不爱干，钱够用了，挣那么多干什么？刘太太又来补充，说肥仔不断的有新计划，但多半没实行，只有买房子是他的乐趣，买了卖，卖了又买。肥仔并不反驳刘太太，只说好多事干到一半没了兴味，他在枫丹白露买了一大块地，计划挖成水塘养殖中国金鱼，可是8年过去了，塘也没挖、地还扔在那里。不过这几年地价上涨，也许比他真养金鱼赚的还多些。他还买了一幢房屋，专门接待中国来的留学生。中国学生住房免费，有的学生毕业了，回国后和他保持通信，请他回去参观。他打算去，总在打算去，但始终没去。刘太太说：“肥仔，你该成家有个太太。你的生活就正规了。”肥仔说：“我已经托回去的留学生为我找寻了，一找到合适对象，我就回国去见面，所以我现在并不着急回去。”我问他：“为什么要从国内找对象？”他说：“法国姑娘交交朋友可以，娶来作老婆还要中国人，我们这里的老徐教授，回去找来个太太，过得好美满呀！”
他提起老徐，又引起大家一个新话题。他们说徐太太是当今巴黎华人社区中法语说得最好，车子开得最好的，又是最会持家的。岳华说打了好久电话，他家都没人接。肥仔讲：“不要找他。明天我开车去把他拉来给你就是。”
吃过饭肥仔开车拉我们去找旅馆，为翰祥他们大队人马打前站。岳华前些年在巴黎住过一家旅馆，对那里记忆犹深，但他说不出街名。尽管如此，肥仔还是把它找到了，实在不如岳华说的那么好。房间壁纸和地毯都是桃红色的，叫人想起左拉小说中所写的春光旖旎的场面。房间低矮，楼梯窄狭，甚至走的步子重一点脚下地板都颤抖，我们把它否定了。我说岳华所以对它有好印象，可能和当时旅馆本身无关，另有原由。他说我这老大哥不厚道。
肥仔又把我们拉到另一条街，这街很僻静，在闹市的身后。也是二三层的旧式旅店，周围不断有些阿拉伯流浪汉转来转去。我觉得有某种危险性，肥仔咧开嘴大笑，说：“我是叫你们看看，还有比刚才那个旅馆更神秘的地方，这地方当然不能住。今晚我们不找了，去夜总会听歌去，正经事明天再说。”
肥仔拉着我们又一次过了塞纳河，钻进一个很深的地下停车场。然后乘电梯升往楼顶，进了一家夜总会。
这是一家华人夜总会，歌星、乐队、侍应生和客人全是华人。似乎所有的人都认识肥仔，肥仔——点头、问好，然后找个角落坐下来，点了饮料、食品，也点了歌。歌星大概是香港或台北来的，肥仔点了两首歌，扔下1000法郎，但歌星正式唱他点的歌时，他却仰在椅上打起瞌睡来了，我推推他，他说：“她的歌我都听烦了，没趣味！”我说：“那你为什么还点？”他说：“熟人了，不好意思了！”我说：“你常来？”他说：“天天都来坐一坐。”“天天都打瞌睡吗？”“是的！……‘那为什么要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别处也一样没意思，也要找瞌睡，交钱比这里还多。”
肥仔睡完1000法郎，开车把我们送回了旅馆。
六
这一天跑得很累，第二天我们上午决定休息一下，8月份的巴黎雨果广场，真清静到了通街不见人影，见车迹的地步。广场上有一家餐馆，在露天摆了几副桌椅，我们就连吃馆带看街，客人除我和岳华两人外，只一位中年妇人带着一只狗，但她一个却要了比我们两人还多的饭菜，并且不声不响又极迅速地把它们全吃了进去，而我们看到的街景也就至此为止。周围几家商店全休息，走了好久才碰到一家卖水果食品的小店。我看到有牛油果，很新奇，买了几个，剥开尝尝，真正“味同嚼蜡”。岳华看了大笑，说这东西不是这样吃法，应当用来做菜。我想不论做什么我也不会再吃它丫，剩下几个就扔在了旅馆的垃圾桶里。
中午睡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岳华接完电话告诉我，老徐要来。
七
徐教授是下午3时左右来的。
这几年我也算走了10来个国家，最普通的衣着见了，奇装异服也见了，但从未见过徐教授这么普通而又这么奇特的装束，他穿了一身纯粹中国大陆农村家庭缝制的灰布服，地，道的中国布鞋，连头发也是中国农村青年农民式的，若说普通，10年前大陆上8亿农民中除去4亿妇女和2亿孩子，其余两亿大概都是这样的服装这样的发式。奇特的是当今在大陆农村都已少见了的这装扮竟出现在巴黎，而在全巴黎的各色人种中，我敢打赌徐教授这一身是绝无仅有的，真正的奇装异服。
他的口音是山东味的普通话，性格也是山东式的直爽和执拗，他和我握过手，拉起岳华和我就走，说：“先去办事，有话路上说。”走出旅馆。他领我们去乘地铁。从地铁站出来，他领着我俩东奔西跑。找到一家租机器的地方，又看了一家旅馆，然后到唐人街的太平洋酒家，肥仔正懒洋洋地坐在那里等我们，我们要了点啤酒和小菜，肥仔不等侍者送菜，自己到肉柜前割了些香肠、叉烧之类，切成一大盘，先端过来。他说：“我既是这里的东家又是供应商，吃东西钱要照付，但给自己动手的特殊。”
和老徐相识了几个小时，现在才有时间坐下谈家常。他家是山东临沂北乡的汤头。40年代中期我在这一带地方工作，在他那村子住过，有这么一点因缘，话题多了，壁垒就少了；他是40年代末，随着他上的中学：由临沂而青岛，青岛而上海，一步步移到台湾去的，在台北戏剧学校受完教育，到大鹏剧团，工作，20年前由台湾转到法国，在这里一间大学教中国文学。我认识的不少学中文的法国朋友，都听过他的课。在法国汉学界也算是名人，我问他：“你在法国如此多年，何以还是这身国粹打扮？”
他说，他穿的衣服全是太太亲手做的，头发也是太太给剪的。太太8年前离开中国山东农村的。这装束、这发式全是当时最时髦的。她一心想把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最时髦、最漂亮。老徐爱他的太太，只要太太看着满意，他认为自己没理由反对；于是他就成了现在这模样，而巴黎这地方对服装是持有兼收并蓄、见怪不怪、越奇特越有价值的观点的。老徐这身打扮从没有人认为不时髦，我听了真想把这消息传达给国内那些选服装以洋化、港化为标准的朋友。
提起太太，老徐的满脸像开了朵细辦菊花：太太名叫兰英，他由衷地说：“我们兰英真好，有了她，我什么都变了：整个家像个家了，她带三个孩子，还给服装公司绣花，买菜做饭，做衣服理发，从没叫过苦，我娶了她，经济上也改观了，以前一个人生活也那么多工资。虽不贫乏，可也不富裕，现在我买了幢房子，还有积蓄。”
肥仔说：“最重要的是给你生了三个儿子！”
“那当然，那当然！”老徐毫不谦虚地说：“现在两个上学，一个还小。还会说点话，法国话。两个大的能说点中国话，复杂的不行。在法国孩子也是份财产，生三个孩子，国家每月给母亲和孩子各两千法郎的补贴。等于我一年写本书，而且是销路较好的书。”
我说：“只对母亲和孩子给补贴不公平，父亲也付出劳动了！”
他说：“对父亲也有优待，我乘公共车一律是收半价呢！兰英车开得很好，可我还是乘地铁，安全，便宜，比别人便宜一半。”兰英是他们邻县，莒县人，莒县我也住过，这地方很贫瘠，但是出名人，刘不庵似乎就是此地人，近代名人有位丁肇中先生。丁家是大户，丁先生有位族人叫丁铁修，抗日战争时带着武工队只身打据点。日本人闻名丧胆，后来负了伤被日本军队捉住，用尽酷刑，毫不动摇，终于又被中国军队救了出来。他的事在家乡像传奇故事般到处流传：丁先生有位堂妹和我在一个剧团演过戏，而且就演丁铁修的故事。一说兰英是那里人，自然感到亲切，我要求去他家看看，老徐说：“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来接你们，到我家吃中饭。”
八
老徐竟然有两处住房，一个在塞纳河边距拿破仑波舒巴特的墓地不远处的一幢楼上。他在这里租了三间房子，房东老太太到过中国，十分善良，老徐结婚后，兰英来到法国，第一位法语教师就是这位C夫人，C夫人教兰英法语，发现这个学生这么勤奋，这么聪明而生活在巴黎又是这么孤独，于是自愿地当了她的保护人，从兰英生下第一个孩子开始，她又兼了孩子们的教母、养母和家庭教师，一句话三个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管他们吃、住、玩、清洗卫生、入学前的幼儿教育。孩子们管她叫奶奶，老徐和兰英在不在家孩子们无所谓，可这奶奶若不在就没了主心骨。老徐当然很感激这位房东，实际上也是拿她当亲眷看。可山东人的怪脾气实在难改，有时一犯脾气就几天不上C夫人屋子去。他去不去无所谓，孩子们和兰英照样和C夫人一起度生活。老徐要保持他“独立性”。又在圣母院广场附近买了一处房子。这是一幢高层建筑的最下一层。把着街角，因此两个门开在两条不同的街上，如果开商店，无疑这是个好地点，但老徐把前面门的铁合页门一开到底，从后门出入，这屋子地面之上，是一大间和一小间，大间有近30平方米，小间10多平方米，外加厨房和卫生间。而地面之下还有同样大小的地下室。地面上这间大屋内，放着一个长餐桌，一套沙发，一架电视机，还有个书柜，但没有写字台，在小间里放了一个折叠单人床，在床、桌、柜之间是各种有用和没用的杂物，如玩具、儿童画册，小孩的衣服、塑料盒子等等，好像还有个儿童车，而偌大的地下室里，几乎什么家具也没有，上有一架录音机和多得数不清的画册和儿童玩具。根据这些陈设，你怎样也猜不出这间屋子做什么用。给我只留下一个印象：房子是巴黎的，用具是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绝对是中国山东农村的。
我问老徐，这栋房子他平时作什么用？他说这里离两个孩子的学校近，他们中午下学可以上这儿来吃饭和休息。晚上全家回那边过夜。白天全家和孩子们一起到这儿来。孩子去上学，他就在这儿备课、读书，兰英可以在这儿绣花、洗衣、做针线。不过也不是每天大家都过来。总之要有一个大人陪着过来。如果他们俩都没有空，也有房东夫人陪两个大孩子过来的时候。善心的“奶奶”中午为两个孩子做中饭，晚上再把两孩子带回去。
我和老徐由肥仔开车送到这里，肥仔和在太平洋酒家一样，自己下厨房去烧水、煮咖啡。老徐利用这个时间把扔在地上的画册、报纸和各种塑料盒子收拾了一下，这时后门外有了脚步声。一个10来岁的男孩子用力推开门，大叫着闯了进来。接着又跟进来一个和这孩子一模一样、除去喊叫的声音外，其他都小了一号的孩子。再后边就进来一位妇女抱着个又小了一号，和前边两个孩子长相分毫不差的孩子。
这妇女无疑就是兰英了，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我肯定见过这个人，甚至从她孩童时代就认识她：因为她的衣着、神态、语音都是我多年来看惯听熟了的。我简直不相信这是在巴黎，连在北京也很少见到这样打扮的妇女了，只有在十年前的山东山沟里我才能碰上这样的妇女。她们的聪明、美貌是那山区里人的骄傲，而她的衣着也就为那地方的少女们仿效。
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碎红花大襟小褂，下身是浅灰裤黑布鞋，头发齐领口。不吹不烫，只在左侧卡了一个金色的发卡。她的身材是标准的中国美人形，健康、端正，一切都相称而不夸张。脸上仍保留在露天劳动时染上的阳光的色彩。老徐事先对她介绍过我，所以进门来头句话就说：“友梅大哥还没到吗？”这样纯粹的山东乡音我已多年没听到了。听了无限亲切。我正要回答她的问话。第二个孩子和肥仔谈话的声音大了起来。他俩都用法语。两孩子靠在肥仔身上，肥仔搂着他。孩子说很长一串话，肥仔简短的问了句什么，孩子又指着他妈妈大声说了几句，这时兰英忍住装出一副嗔怒，冲他们俩说了起来。她的法语那么悦耳、自然。虽然我听不懂意思，但听得出完全像她说山东话一样地道，何以见得？我是从语气、语感、神态上判断出来的。这三个人说法语都很自如，小孩是不停嘴地述说；肥仔半闭着眼——我怀疑他已有一半在睡着——附和着孩子说些什么同情的话，兰英一边在做事情——将怀中孩子交给老徐，理正自己衣服，从手袋中掏出青菜，走到洗手间去洗手，拿着青菜到灶间去洗做……一边假嗔地反驳着肥仔和孩子。老徐在一边笑，我问老徐他们在谈什么？老徐说孩子在抱怨这两天蚊子太多，把他咬得浑身是疱；肥仔说蚊子总是要咬人的，主要是妈妈没替他们把门窗关好和没有用杀虫药去杀它们；兰英申述自己不喷杀虫药和不应当把一切责任全归于她的理由。
我要求孩子们说中国话，不然我们至少有两个人不能参与他们讨论。大的和中自勺两个孩子拍拍手接受建议，他们一张嘴我才知道，他们的中文也是道道地地山东土语，他们发“躺着”叫“切着”，称“我”为“俺”，一句长长的这种山东土话，中间还要加上不少法语词汇，岳华听了苦笑说：“我听他们的中国话比听法国话还要费力气。”
兰英就在和我们的答话中，洗了菜，和了面，拌了馅，并且动手包饺子，我们要大家动手，她说用不着，这几个人吃饭不够她忙的。老徐在巴黎住了10年，一度在华人社区以“风流才子’’闻名，黄发白肤的女朋友交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打定主意：要成家还是得找中国姑娘。中国一般的地方还不行，必须是他的故乡山东人。1978年，在他离开大陆30年之后，他第一次返乡去探亲。据他自己说，他是少小离家，思乡心切回去的，并不是为了找对象才回乡。我无意评价他这句话的诚实程度。总之他刚到山东省城；还没有回到老家，他们县里已经有人知道他有意“找个媳妇带出洋去成家”，并且替他认真筹划了。
那时候中国的社会风气和今天还不同。今天有亲戚在海外定居，和有亲戚在要害岗位当官一样，成了是值得自己炫耀他人羡慕之事，而十年前若谁家有亲戚作了“外国人”，那可跟有亲戚在蹲监狱差不多，是个令人侧目自己、也怕提起的事，好人家的女儿谁会嫁给个假洋鬼子呢？
农民自有农民的心计，他们一下就把视线对准了兰英。
兰英人好，心好，模样俊，能干活，可是命运不好，她爷爷的爹是“地主”，尽管她生下来时整个中国大陆已没有一个地主了，可“***”！仍要她为祖宗的剥削行径负责。把她从青年农民的队伍里区别出来，列入黑五类子女中去，让她在众人的歧视、蔑视、敌视下生活。村民背地里同情她，尽量不难为她，但谁也不会拿屎盆往自己头上扣，去和她家攀亲戚。所以尽管已经过了当地姑娘们习惯的结婚年龄，她连个对象还没有。老徐的到来，人们认为这是天赐良缘！一个地主子女，有人要就不错，还会嫌人家住在外国吗？对于老徐方面呢，大家想在外国地主资本家既还没打倒，兰英的出身不会引起老徐的顾忌。
果然，老徐回到村中，人们一提，对方就表示愿意见面一次。见面谈了一上午，两边就都笑嘻嘻心满意足地把婚约定下来了。并且讲好，老徐回到巴黎就给兰英办移民手续，护照签证一到手，立刻来接她，他的工作忙，可能本人来不了，请个朋友来代他接，只要有徐的亲笔信，兰英就跟着去。
几个月后兰英果然就到了巴黎。我问兰英：“就见了一面，你怎么就敢答应老徐？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骗你？”
兰英说：“这人一看就是实在人，出去几十年，还不忘乡下老家；他不嫌弃我我还嫌他什么？”我说：“你以前出过远门吗？”兰英说：“连俺们县城我都没到过，没坐过汽车。”“那你怎么敢上巴黎这么远地方来。”兰英说：“嫁鸡随鸡哩，不管多远，他在哪里哪里不就是我的家吗？”我说：“你也没问问巴黎是什么一样？”这时老徐在一边插嘴说：“她问了！巴黎远还是新疆远？坐飞机头晕不？”
我笑说：“她没问问巴黎的生活能不能适应？”
兰英说：“不问那个，再困难也不会比我在村里的处境更困难，再辛苦也不会比我在山东种地更辛苦，我没有受不了的罪。有个贴心人有自己的家，我别的啥也不怕！”
兰英到巴黎后头一个困难当然是语言关。老徐想，她连小学也没上过，中国字还不认识几个，这法文她能学会吗？出乎意外，她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了巴黎华人社区中法语冠军了。她说她就是用两手抡镐头开山种地的劲头来学法语的。现在她给家里写信要用法文写，写好请老徐帮她译成中文；看香港来的电影，有法语对白她能全看懂，中文字幕就一窍、不通了。她用开荒种地的精神去学开车，结果车也开得很好，学会法语和开车两项本领，她的生活就完全打开局面了。她本来在农村就学会多种手艺。她自己做豆腐、腌咸菜，给丈夫和孩子缝衣、理发。有余暇还为一个服装店做手工绣花。她绣的花很受欢迎，收入不比她丈夫少。如今丈夫一提到她，就说：“自从有了我们兰英。我生活比以前好了，而且还有了储蓄了！她比我强！”
九
过了三天，李导演率队来到了巴黎。
这一队共6人。导演夫妇、李小姐、夏副导演、我内子。还有同路来度假的李导演的外孙女。李太太不辞辛苦为我们操办伙食，李小姐扮演片中女主角柳娘。加上我和岳华，全部工作人员只有6人。这和国内我见过的外景队那副浩浩荡荡大车小车排成队阵势相比实在小而又小。到西方拍片可以就地雇临时工，租车租机，自然是方便和节省。但也和香港影界的精打细算做法有关。我发现李翰祥先生有个特点：个人生活讲舒适，交朋友一掷千金；但在制片成本上精打细算。自己私房钱放手花，公用投资分厘必争，这是个好作风。
我们从休假的巴黎人手中租了辆小面包车，岳华当兼职司机，把全队人拉到我们住的旅馆吃早饭，岳华报告了准备工作的情况。随后就拉着全体人员和行李去找旅馆，我们住的这家不便工作。又看了几家也不满意，最后选定的仍是朋斯先生最早看好的那家旅馆，地处塞纳河边、铁塔近旁。这是个公寓式的旅馆，有厨房可用，李导演几年前曾和李太太在此住过。房间分好后，进得屋中李太太四处一看，大声叫道；“真有这种事厂用手指着墙上一颗钉子说：“这还是我住过的那间屋子。这钉子是我钉来挂书的！有此为证！”
趁安排行李之际，我辨认了一下方位，这旅馆应是在巴黎的西北方向，东边是日光大厦，西边是铁塔、拿破仑墓地，南临塞纳河，最近的一条桥就是有自由女神塑像的那条。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所讲的“东西南北”全由我的直觉而定，就是我假定面前的塞纳河在南面，以左右为东西。本来我有一幅巴黎地图，按图述文是不会错的。正动笔时徐教授忽然到了北京。我想精益求精一下，以便说得头头是道。让读者觉得我熟悉巴黎，作文严紧。就把图交给徐教授，请他翻译一下街道名，定一下方位。徐教授痛快地答应了，把图拿去就从此回了巴黎。连地图也随他回了老家。这下就使我露了馅。
吃过中饭，我们就去看外景，头一站是“红磨坊”。我看过“红磨坊”的照片，与照片相比，实地要差得多。那个“风磨”实在简陋，完全是块布景片。街道气氛，有点像纽约的四十二街。比四十二街窄些，也拥挤些。由此我们又转往香榭丽榭。8月份的巴黎，80％的人大概都集中在这两条街上。不过巴黎当地人很少，从服饰、语言、肤色分辨，多是外国游客，8月份巴黎人游出去，腾出巴黎让外国人来游。大家都是这么游来游去。世界热闹起来，交通业买卖兴隆通四海，蛮不错。
十
第二天开镜，拍了“八旗子弟”的第一个镜头：“邓友梅和李翰祥、岳华三人在香榭丽榭闲逛，走进咖啡厅，坐在桌前闲聊。背后是一面玻璃墙。墙外远处是凯旋门，近处是丽都艳舞厅。满街的车，满街的人，满街的时装和欢声笑语。”朋斯先生把个摄影机放在我们对面桌上，开机拍摄，咖啡店的侍应生先有点莫名其妙，闹不清这几个黄种人搞什么名堂，随后就大感兴趣。等他明白过来这是用他的地方进行工作应当收费和制止时片已拍完，李导演说声“麦西”告别走了。当晚看样片，发现自然的街景，生动的群众演员使画面十分精彩。导演先生还佩服李翰祥的妙招。我为这个片的投资人感到高兴。
片的主要投资人谢老板，果然在第三天从美国也赶到巴黎来了。
谢老板来的前一天，拍片之余我们去逛了一下巴黎的跳蚤市场。这里有几家古董店中陈列着中国鼻烟壶。李导演是“大内行”，至少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大内行”。我是“二内行”，也是自封的。“大内行”在一家店看中两个烟壶。正在讨价还价之时，肥仔和岳华跑来告诉我说他们发现另一家有个烟壶很不错，有位临时帮助打灯光的华人小伙子说：“你要灵快去，不然李导演看见会抢去。”我去看看，是个料壶，内画“风雨归舟”和残荷，有三条小纹。要价200法郎。我细看一下，题款是“乐元周氏”。我想法国人不懂中国事，周乐元岂是二百法郎能卖的？故意还他一百法郎，他痛痛快快卖了。当晚回来我们各自把所得珍品拿出传阅。只见翰祥买的一个是仿任伯年“苏武牧羊”图，画得颇精。题款是“一壶斋”。我告诉他“一壶斋”是王习三的画室名，他大为高兴。后来细看，有“子艺”二字。刘子艺是习三的登门弟子，也算名家。这个花了两千法郎，价钱公道。另一个是彩瓷的，虽不错，不算精。至于我那个，“大内行”说像是真的，但就是假的也值，“一百法郎算什么呢？我们都很高兴。我回国后见到习三，拿壶给他看，他瞅了一眼，毫不迟疑地说：“假的！”并说：“中国写烟壶的作家，跑法国去买件假古董，传出去未免丢面子，你还是收起来吧。”从此我就把它人了库。
“大内行”的烟壶却有了出息。谢老板到了巴黎，我们一起去塞纳河。在船上，翰祥忽然要请他当特约演员，把那只好而不精的烟壶塞在他手里，叫他一边观看两岸风景一边闻鼻烟。开麦拉就对他拍个不停。银行家办事大概是挺认真的。又是头一次当明星，尽管不断打喷嚏，还是按导演要求把整个鼻子都抹黄了。片拍完后，翰祥说：“你投资拍这片，又上了镜，应该留下这烟壶作纪念，我可以忍痛把它让给你，上边贴价钱，我一个法郎瘟不多收你的！”谢老板很高兴，从此那烟壶就归了他。
“大内行”此后又买了几件东西，都是极真极好的。只有一件东西又和我发生点争论。那是件孔雀蓝小罐，他说是元朝的，我有点怀疑。他举出各种理由证明确是元瓷，我也就不再坚持。过了两天，有位古董行的朋友来访，他叫那位朋友鉴定这是什么朝代的？那朋友不说年代，只说这是波斯瓷器，李大导演虽不服气，离开巴黎时他却把这珍贵的元瓷送给徐教授作纪念了，徐拿回家给兰英看。兰英说：“这么好看的罐子用来放盐太可惜，放别的又不适用，搁在桌上当摆设吧！”不过我认为翰祥眼光不会错，那东西可能还是元朝的，谁敢说元朝时波斯不会烧瓷器呢？何况这罐子是交了几千法郎买来的？后来听说翰祥在澳门开了间古玩店，名叫“古月轩”。我向他祝贺，并问他：“是你自己鉴定货品吗？”他说不是。另外请了专家主持店务，而他一位女儿在大学学的也是有关文物的课程，这当然就十分保险可靠了。虽然如此，我仍认他为“大内行”。
十一
在巴黎拍摄的重点是两个地方，一个是罗浮宫前边的古玩商场，一个是艾菲尔铁塔。罗浮宫前的古玩商场是个几层楼的大市场，布满了一个卖中西古董的小店。三楼上有一家店专卖中国古玩，收有石烟壶。老板先生40多岁，颇有风趣。我们稍一洽商，他立即同意利用他的店供我们拍片，并且现身说法演这个店的经理。剧情是我逛到这儿买古董，碰上李导演和岳华。他们和经理在讨价还价，评论烟壶的好坏，我插上一句话，几个人就认识了。问起我来巴黎的原因，我说来观赏巴黎珍藏在铁塔上的一只烟壶。这烟壶是李鸿章访法时送给法国朋友的。小说里当然没这一段。这是李导演的再创造，纯系杜撰，倒也有趣。那位法国古董商很会演戏，他说他的法国话，我们说我们的中国话，但配合默契、严丝合缝。将来放映时一定会造成个效果，认为我们三个人都会说法语，或是那位老板懂中文。这是有准备的，倒还好说。还有？段是我进入另一个店，老板是法国老太太，事先我们没告诉她摄影师朋斯先生躲在门外。我先要老太太用法文问我话，我拿中文回答她。老太太毫无准备听得莫名其妙！冲我笑嘻嘻地又说了一长串法文。我照样回她一大篇中国话。老太太哭笑不得，作了个怪脸，朋斯先生把这一切拍下来。晚上看样片，竟像我们两人谈得很热烈。我希望这一段不要剪去。但不要用原录音。因为我跟老太太说的是全不相干的话。而且一高兴还说了几句日文。我以为老太太是外国人，日文也是外国话，或许她能懂一点。可惜从表情上看她听日文和听中文完全一样，都是一副苦恼的笑容。
上艾菲尔铁塔拍片遇到了点麻烦。不仅要先向***登记，而且要收不少的费用。幸亏在法国外交部和***我各有几个朋友，他们听说要排我的小说，而且有宣传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段落，大力帮忙，广开绿灯。隔了一天就发下许可证来。不仅不收拍摄费，连登电梯的票钱也免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国这项总结十分可贵，这次巴黎拍片，若没有巴黎朋友们的热心帮忙，决不会如此顺利。拍戏需用几只好烟壶，徐教授就借来一位收藏家的珍品。提着箱子陪我们东奔西跑。需用杂物、食品，要人领路作翻译，肥仔义不容辞。肥仔自己对拍片没兴趣，开车把我们送到，他就找个地方去“吃点什么！”我的事少，他就总拉我去，他总能找到咖啡店和小吃摊档。并且总有胃口“吃一点！”买东西还价他也最内行。似乎巴黎摆摊的阿拉伯商人全是他的朋友。我们还请了一位女摄像师和灯光助手，全是华裔，热情干练得很，这位女摄像师住在风化区，我们要去见见世面她愿作向导。我问她为什么要住在那里？她说：“单身女人住在这种地方最安全，到这里来的人是花钱的，不会发生暴力侮辱事件！”
十二
巴黎期间，最轻闲的是谢老板和我们夫妇，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多观光。拍片地点就在罗浮宫外，我几次去罗浮看它珍藏的艺术品，看到维纳斯、蒙娜丽莎的原作，实在是这次到巴黎最重大的收获。这两件作品我都见过照片和复制品。“蒙娜丽莎”的照片，多半印制较好，大体上能传达原作的形象。而维纳斯的复制品实在太多，太劣了。见到原物才知道她是那么美，而又被复制品、仿制品糟踏得那么厉害，我想应该有个法律，禁止维纳斯以及一切名雕像的粗劣复制品出售。蓬皮杜中心水池中那一组现代派雕塑也极精彩，那本是容易仿制得像的，不知为什么反倒没有人仿制它，大概是没有维纳斯的欣赏者多吧。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对雕塑也实用。
在凡尔赛和罗浮，都看到有关拿破仑的油画。这使我联想很多，我在民主德国时去魏玛参观歌德的故居，无意中在公园里见到拿破仑的一辆马车。他乘它从莫斯科逃跑回来，走到魏玛马车出了毛病，仓促间把马车扔下，骑上马逃回法国去了。这车便被当地人保存下来；二次大战德国受到炮火的冲刷极烈，这马车竟安全无恙，后来我到莫斯科时，又特意去看了当年拿破仑停留过的房屋。现在看这些画，真有说不出的感慨，拿破仑一生，大起大落，轰轰烈烈，几乎到了一跺脚地球乱颤的地步。到头来不过为后人添几处旅遊地点留几句消闲谈资。人生真如白驹过隙，倒还是尽自己所能，为人类进步种一株草，植一棵树。砌一块砖，加一片瓦。对人民对社会问心无愧，也就死而无怨。我钦敬托尔斯泰老先生。他创作的拿破仑比拿破仑本人更有生命力。
在巴黎我更感兴趣的是观察它的世俗民风。我觉得在法国的人比美国人生活得安逸，比日本人闲适，比德国人轻松，比香港人从容，明显地感到欧洲传统文化素质。青年人虽也像美国和西德等处一样穿着随便，行为爽朗，但老年人则多半衣冠严正行为规矩。他们看艳舞时一定穿西装、打领带，女士则着夜礼服。“丽都”的艳舞表演也并非像人们想的那么色情。场面壮观，编排用力，演出时台上认真，台下严肃，很少有引起人邪恶念头的成分，倒还是“美的展示”与“美的欣赏”成分居多。中国人不欣赏、不习惯、不提倡、不准许全可以，但不必用我们的尺度去量别人的鞋子。
巴黎当然也有真正的色情行业。并有它自己的特色。有次夜出晚归，车子从“山东街”开过，看到几位神女，身着黑皮夹克，左手执皮鞭，右手拿镣铐，一副凶神夜叉模样。据说巴黎正时兴性虐待式的做派，在巴黎轻薄少年中这扮相最有魅力。这很好，因为中国人看了多半会吓得落荒而逃，马上联想到法西斯集中营的严刑拷打，决不会被勾引落水的。有儿子在巴黎的父母大可以放心一些。
巴黎的工作结束，我们转赴伦敦，内子因为到了巴黎才办英国签证。虽然法、英两国的朋友尽力帮忙，但时间太紧，这时尚未办下来，只好再次把她一人留下。徐教授和肥仔就负起了照顾之责。弄了几天，签证仍未下来，我太太决定不去伦敦，直接去香港。但心中怒气不平，临行前跑到英领馆去发脾气。谁知她把气话刚说完，负责签证的英国朋友就说：“太太，签证下来了，我们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呢！”马上她就转怒为笑。又把回香港的机票换成去伦敦的机票。这一切全是在徐教授和肥仔协助下办的。包括她发脾气的话也由肥仔作了高质量的翻译，至今说起来，他对老徐、兰英和肥仔还满心感谢。惟一有点美中不足之处，是肥仔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开着车又打起瞌睡来，车子像舞龙灯一样在高速公路上左右扭动着飞跑，吓得她两腿发软，下车后几乎没力气上飞机。
从欧洲到美国
1988年秋天，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汉堡参加中国艺术节。正式活动结束后，在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小镇休息了两天。镇很小，但出过一个大作家，名叫席勒。这个镇似乎就成了个席勒纪念馆。沾作家的光，这里仍保持着一百年前欧洲小镇的面貌。高耸的屋顶，狭窄的小巷，石砌的街道，寂静的庭院，爬满青藤院墙，配有雕像的水池，似乎连那淡淡的斜阳和蓝天白云也是百年前的旧物。使人一走进那古老的城门，仿佛不论空间和时间，都回到了席勒生活的时代。我相信连我们住的旅馆，也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吃饭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会有个挎着美人骑着白马的剑客从门前走过，他却一直没有来。
我们看了席勒的故居，参观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馆，饮了咖啡，逛了街道。休息一晚，第二天去了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在下雨，雨中找到了德中友协。几个德国朋友正在等我们。为首的一位叫克吕克，很年轻，但留了大胡子。一位中文说得很不错的小姐，柯葛兰，她在复旦大学学过两年中文，对中国很有感情。可是现在做的工作，与中文毫无关系。还有一位正在大学学中文的姑娘叫海克。他们帮我们取下行李，暂存在友协，立即陪我们去看国际书展。
在车上闲谈，才知道这个德中友协的工作人员，全部只尽义务，不取报酬。不仅不取报酬，还掏腰包捐助。他们出一份德中友好的刊物，就是靠募捐来的钱来维持。就连我们坐的这车也是他们自己私人的。但他们以此为乐。他们爱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文化，把促进德中人民的互相了解看做自己的天职。他们冒着雨陪我们到了书展会场。
法兰克福的书展是世界闻名的，已经有80年历史。战争时期中断了几年，现又恢复。每年以一个国家为中心。今年是意大利。书展的摊位是出租的。为了使更多国家有参展机会，书展规定，不论公司大小，最多只能租两个摊位，对第三世界的公司则减收租金。今年有80几个国家，几千个出版社参加，到会记者就有1000千多人。
本来只想走马观花看个大概，再抽出点时间去看看法兰克福市容。进门不久就碰上了香港三联书店的彦火。他传达了两条消息，一是巴黎的阿兰正找我，一是瑞士籍华裔作家赵淑侠请我们到她的展位去。阿兰是个很可爱的小伙子，会几句中文，给我带来了巴黎朋友的信。收过信闲聊几句，他那几句中文就用完了，我就告辞。第二件却费了时间。书展上在卖赵淑侠的《翡翠戒指》，她正为此开记者招待会，请我们参加，我们全团的人就都欣然赴会，原来是想参加个开幕式，礼节性地说几句话就告退的，谁知欲罢不能。她租的厅很大，四面围着会议桌足可坐几十人，不料开会时来人很少，作为主人的出版社经理、编辑和赵淑侠本人坐上主桌之后，来宾和记者竟连一面桌也没坐满。我们几个中国人成了基本群众。赵淑侠颇为感慨地说：“我真羡慕你们国内作家的工作环境。你看一个中国作家在西方打开局面有多难。”此情此景，同胞同行，我们当然坚持到把会开完才离开。而这时书展负责人发现有个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参加会了，立刻派人请我们参加他的招待会，专门向我们介绍书展情况。同时就在会场餐厅用了自助餐。
从书展出来雨更大了。只能坐在一个咖啡店里闲聊，直到参加德中友协的欢迎晚宴。
这天晚上友协安排我住在一个热心德中友好的朋友家中。这家只有一对老夫妻，已经退休了，曾经到中国旅行过一次，从此对中国产生了热烈的感情，成了德中友好积极分子。他们的住房并不大，似乎只有一间住房和一个厅。但他们把最大而且最好的一间让给了我。使我很过意不去。这屋中挂了中国画，摆设着中国工艺品，放了鲜花和水果，床铺也安排得很舒适，看得出是为我精心布置过。我很想和老人多聊聊，可是我只会说：“谢谢”、“晚安”、“早安”三个德语单词，第三个词半夜里还用不上。两位老人比我好，他们虽然也只会说三个中文单词，但全能用上：“谢谢”、“你好”、“再见”。于是我们全把所会的对方语言说完，就各自进屋睡觉。
第二天一早打手势吃完早饭，友协的朋友就来接我了，由他翻译着匆匆而热情地交谈了几句。老人说自从他们去过中国后，见到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很亲切。在街上若碰到中国来的朋友，他总要凑上去问候几句。我问他：“中国人和日本人外表很难分别吧，你们不会认错吗？”他们说：“不会，日本人有个特点，他们连上厕所都照相，很容易认出来。”从他家出来后我久久不能平静，心想一对普通的德国老人，已退休，过着闲适宁静的生活，忽然闯入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不速之客，他们却满腔热情地留食留宿，问寒问暖，用手势和目光来倾诉他们由衷地喜悦。只出于一个理由，客人来自中国！我很为此感动，并觉得这个世界看来要比想象的可爱得多。
朋友把我送到机场，在这里又碰到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们。安忆已从荷兰回来，鲁彦周荷兰没去成，张洁也从汉堡赶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喝了阵咖啡，我把他们送进候机室，从此就开始了我一个人的旅行。
我以前几次在国外旅行，全是作为代表团的一员，生活有人安排。对话有人翻译，主人有成套的接待计划，如今单枪匹马，可就寸步难行了。从公告牌上看，我的飞机误点了，误点两个小时。我需要先去洗手间，轻装一下，然后找个角落定下心来休息。看到不远处有几位华夏同胞围成一团，便凑了过去。走近一看是大家在听一位戴眼镜的同胞讲话，讲话人有40开外，满脸精明，一口洋泾浜普通话，讲得眉飞色舞，细听其内容，乃传授国外购物之法门也。我等了片刻，等他讲到一个段落，就对离我最近的一位同志说：“劳驾，你帮我看一下行李，我去洗手间……”话还没讲完，那位演讲的同志，一个箭步冲了过来，冲我打量着说：“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对你毫不了解，不管！”这话使我顿生敬意，很为我们同胞这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精神所鼓舞，不幸的是肚子毫不通融，大有当场出丑之虞，无可奈何，也不顾民族自尊，只得向洋人求救。恰好身边有几个年轻洋人，看到了我的窘态，有位就过来问我：“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我也不再调查他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用手指一下行李，说了句：“wC．谢谢。”那洋人马上就懂了，连说“0K”。我这才过了这一关，并仍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
二
我乘的这班飞机，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从伊斯坦布尔经法兰克福到纽约的航班。按规定应当是上午9点到法兰克福，10点从这里起飞。忽然晚点了，9点钟时公布晚点两小时，12点时又公布再晚点两小时，下午l点总算广播检票登机了，宣布2点起飞。我便拉着行李车排进了登机队伍，排队时还顺便看了一眼公告牌，认准了是从42通道登机。这队伍很长，因为要验护照和机票，走得很慢。好容易过了海关和边检口，进到里边我就找42通道。找到一看，这里也要排队，而且入口处还要验一次护照，比出关队走得还慢。心想这德国人好奇怪，别处都验一次护照就完事了，他们要验两次；谁再说我们中国出入境手续麻烦，我掌他的嘴！一边嘟囔一边就选一列较短的排了进去。足排了有20分钟，距我验证就3个人了，轮到一个土耳其人，那边检人员就没完没了地盘问。问到最后，边检人员从桌下拿出个小木牌挂到桌前，上写两个大字“NO”；用铁链拦上通道，带土耳其人进到后边屋里去了。我这一排人立即哗然，咒骂着转到旁边一列排尾，从头排起。这时距起飞时间只有不到5分钟了。我拉着行李车拼命跑，连自己走道都不肯用。走着走着觉着不大对，怎么这地方像是来过呢。这不是我进关前找人看行李的地方吗？细一看，糟了，原来我跟着登机队伍进了关，又跟着下机队伍出来了。这时距起飞时间还有一分钟！这一急非同小可，马上汗就顺脖子流下来了。我倒不怕误机，问题是误了之后不好办。无论改变航班手续还是找朋友住旅馆，我三句德语都不够用！把我会的英语单词加上也不行！想到此，当机立断，拉起行李就再往里跑，跑到海关，那两个德国人愣了，摊开两手互相说了一大串话，从那表情上看，似乎是说这个中国人好奇怪，怎么拉着行李来回转腰子？我一急突然从嘴里蹦出个英语单词来“佛剃徒！”那德国人一听还懂了。马上把手朝旁一指，我这才看见原来42通道人口就在他身后。看看表，按规定这时飞机已经起飞了。我想在中国人若没到齐，飞机是要等的，便加快速度往里跑。到了候机室。只见满屋是人，没任何要登机的迹象。我想糟了，大概我那班已飞走，这是等下一班飞机的。正惶惶然不知所措，广播喇叭响了，说的是英语。虽然我大部分听不懂，可听懂了两词，一是我这班机的代号TWA，一是“随当”！再偷看一眼别人手中的机票，果然与我的一样。顿时福至心灵，突然明白了还是叫我这班机的乘客“随当”，便放心地坐了下来。谁知这一“随当”，就“随当”了4个小时。尽管肚子饿得直叫，再也不敢离开。傍晚登机时，碰巧身后有人说日语，回头看见是一对青年夫妻，黄肤黑发，纯粹亚人特征。便上去用日语搭讪，果然一说就通。我问他们这架飞机为何误点？他们说，发现从土耳其上来的旅客中，有人有劫机嫌疑，所以要整机作安全检查。怪不得刚才边防人员把那土耳其旅客带进屋里去盘问。谢谢他，不然我是决赶不上这架飞机的了。
天黑之后，飞机飞在大西洋上空飞得很平稳。吃过饭——说不清算中饭还是晚饭，睡了一会儿，空姐把叫我醒，递给我一张报关单。给我出了道难题。
两年前我初去美国，对美国的海关制度很留下点印象。他们的报关要填的项目繁杂，而且一个中文字也没有。没办法，我只好又去找那两位日本朋友。听说我要他帮忙填报关单，他们马上答应，并放了自己的先填我的。他问一句我答一句。问到国籍，我说中国。那位男士停下笔冲我看了半天，忽然说出句道地的国语来：“哈哈！，你原来是中国人！你刚才怎么和我们说日语？”我说：“我听到你们互相在说日语呀。”他说：“我太太是日本人，她不会说中文。我们俩在一起又不愿说英语。”我问：“您是……？”他说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已定居美国20多年了，为了不忘记母语，他见到中国人总是用中文交谈的。我们聊了一阵，他告诉我，到纽约人关时，还会有一次颇麻烦的问话，到时候他会帮助我。
晚上10点钟到纽约。这位朋友打听了一下找到我说：“不行了，我们是持美国护照的，只能从另一道进去。真抱歉。”我谢过他，正感到为难，忽然广播传来了中国话：“从汉堡来的邓友梅先生下机后请在门口等一下，有人接你。”我想这一定是王渝，此人一向马大哈，没想到这次长了心眼，到飞机门口来接我了，不然真够我戗的。
走出机舱，我就老老实实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这时一位穿西北航空公司制服的小姐走过来问道：“您是不是邓友梅先生？”我说：“是的。”她说：“我是西北航空公司职员，你的朋友托我们替他接你，我的中文说得不好，请原谅。跟我来。”
我问他：“我的朋友呢？”
她说：“他们早上来过，飞机一再晚点，他们没法等下去了，就请我们公司代他接你。他说您不会说英语，要一个会说中文的人来接。公司就派了我，其实我的工作不包括这个。”说着她笑了起来。接人的工作是很麻烦的。她领我办出关，办入境，因为已是午夜了，偌大个大厅除去几个夜勤工作人员，只有两个旅客。另一位又是阿拉伯人。他在我前面，边检人员把他叫进屋内好久没有动静。那位小姐告诉我说：“这个人有点麻烦，似乎是无证人境，可能叫他随下班飞机离开美国。对不起叫你久等了。”美国是每个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候机楼的。我在的这个大楼，是西北公司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同事，互相全认识。看我们坐在那儿没事，几个没事干的值勤人员，便凑到我们面前来闲聊，那小姐替我当翻译。有位黑小姐，问我对他们公司有什么印象？我说服务态度非常好。我的朋友没来你们居然派人来接我。她说：“这就算服务好吗？不这样还能怎样，难道可以放下客人不管吗？唔，你们中国人真好相处。唔，还有什么印象？”我说：“好像你们的女雇员都很漂亮。”她指指接我的那位小姐：“你是指她吧？”我说：“不，当然包括您，您不知道自己很漂亮吗？”她听了大笑，说道：“这又是你们中国人的性格吧？你记住，在美国千万不要当着一位小姐的面，夸奖另一位小姐漂亮……”这时边检人员出来作个手势，表示不用再办手续；我可以出关了。我匆匆和几个人告别，仍由那位小姐领着出了大楼，她替我叫了的士，并讲妊地点车价，这才告别回去。
纽约机场不在纽约，而在新泽西，这条路很长，我是知道的。但上次是第一次到纽约看窗外一切都很新鲜，尚不觉太累。这次本已在德国就折腾得够累了，又乘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一上汽车就打哈欠，车子开动不久，就昏昏睡去。司机把我叫醒时，车正停在一栋公寓门口，司机按过门铃，又冲着对话器说了什么，不一会儿就从门内跑出几个年轻人来，问道：“是邓先生吗？”我应了一声，他们七手八脚拿起行李领我走向电梯。我心中奇怪，这是到哪儿啦？我在纽约确有几个朋友，但来前我都没通知他们。只有于梨华和王渝知道我来。梨华在奥伯尼，距纽约市有几小时火车路程，王渝是个急性子，听见车响必会跑下楼来埋怨我报错了航班。两个都不像，那么是谁家呢？正在寻思，电梯停了，只见门前站着个靓女，双手插在胸前，嘴角露出冷笑，见我下梯。劈头盖脸一顿责问：“没见过这么糊涂的人，航班报的也不对，时间也不对，连航空公司名称也是错的，害得王渝去了两次机场，等了四五个小时，最后才打听清楚，要半夜才到，好，没法等了，叫我把你收留下来，我这正举行派对，你参加玩玩吧，明天我送你去梨华那儿，王渝和咱们在火车站见面……”
不是别人，大名鼎鼎的台湾女作家曹又方也。她的热心与快嘴是出名，落在她手，除去低头认罪别无他途。我只得连连告罪。她领我进屋。只见屋内坐着站着，谈话饮酒，仨一群俩一伙，已有一二十人。她介绍了一声：“这是北京刚到的邓先生，”大家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她就领着我去安排住处，指点洗手间、饭厅的位置，并宣布纪律说：“不许抽烟，抽烟到楼道去抽。”我问：“可以闻鼻烟吗？”答曰：“可以，但不许打喷嚏。”
明确了纪律，我就参加到人群里去。在座的全部是青年，有写诗的，有作文的，也有学音乐、学摄影、学法律的，大部和文艺都有点关系。又方这时负责中报文艺副刊，这些人大多是她的投稿者。他们的打扮丰富多采。一位男士，头上留着几尺长的发辫，身穿武士道式的短装，正和一位西装笔挺、打着领结的绅士闲谈，见我过来就客气地打招呼。我说：“看样你们各位都在美国很久了吧？”绅士就笑道：“邓老师你猜猜我来了有多久？”我说“3年。”他笑了，说道：“我刚来两天。前天下的飞机。”我说“你别逗我。”旁边的人就证实说，他确实刚到两天。我问是来定居还是上学的？他说是来开会，和我参加同一个会，就是艾伦。金丝伯格召开的中国诗歌朗诵会。我问他贵姓？一旁的E就说：“原来邓先生还没见过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B呀！”我听了暗地叫声惭愧，我不仅没和他见过面，实在连这个名字也未曾听说过。在德国我就体会到了我国诗界藏龙卧虎的局面和自己孤陋寡闻，没想到刚到美国又马上重演。那次是碰上位定居法国的著名中国青年诗人，在德国电台和晚会上朗诵他的诗。德国人问我中国国内对这位诗人评价怎样？我却从没在中国任何刊物上见过他的诗。在德国我听到了他的朗诵，有一首还颇有印象。这诗最大的优点我想在于它的好记。诗虽然不短，但只用了一个字。
的题目叫“门，”整个诗读起来就是：
门
门门门门门
门门门门门门门
门门门
门门
门门
门门……门……门
这些“门”用高低快慢，抑扬顿挫的声调和节奏读出来，德国人觉得奥妙无穷，鼓掌是很热烈的。在中国刊物上能否发表，我确实说不准。因为中国人读中国诗，总会和德国人感受不同吧。好在我听朋友告诉我，说那位诗人已经发过誓，决不在中国诗刊上发表诗作。中国的读者因此欣赏不到这么有特色的诗，我替他们难过。
现在面对的这位诗人是在国内生活和写作的，我却无印象，便很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惭。马上就用转移话题来打马虎眼：“这个这个，您真是新潮，作风气派都看不出是才来美国的……金丝伯格的会倒是也给我发了请帖，不过和我在美国时间安排有点衔接不上，看来怕参加不成了。”
幸好这时E把话头接了过去，遮掩了我的窘态。
E说他正帮助金丝伯格筹备这个会。我的诗稿就是他在翻译，希望我还是尽量参加……说到这E要抽烟，我俩就溜出屋，到了过道。我见身边没人，就问E，B是否也是发誓不给国内诗刊投稿的，E说关于这些，他们之间流传着个笑话：有一天他们几个青年诗人凑在一起，正各自表示不给诗刊投稿的决心，碰巧来了位诗刊编辑。那编辑老远就打招呼说：“太巧了，你们几位都在这儿，省得我跑邮局了。”
说着交给他们每人一个大信封。他们收到信封都急忙往包里塞，不肯叫别人看见内容。有一位好事者向那编辑打听：“里边是什么？请帖？稿费？”编辑说：“不，全是退稿！”
正在说着，曹又方来喊我们进去。我们一进屋，她就把门关上，宣布说：“各位，我这请客可不是白请，现在除去老邓，其余人到这儿领稿纸，每人留下一篇千字文再走。题目是‘我对未来的展望’，谁写完谁走，好，开始。”
我自己去洗了个澡，便回屋睡觉，迷迷糊糊间听到不断有开门声，到醒来时天已大亮，又方还在高卧未起，睡得很香，估计她的约稿任务完成了。
王渝来了个电话，先埋怨我报错了航班，随后说哈里逊·索尔兹伯里来过电话，叫我把去他那里的日期定下来。我说：“我的老板是于梨华，一切要见到她才能定夺。”
四
又方匆匆起床，待她化了妆，我们就奔纽约的中央车站，在车站的电子广告牌下找到了王渝，登上去奥伯尼的火车。中午时分到了奧伯尼。下车后车站上除去我们3个人，连个鬼影也没。又方说：“梨华大概又记错时间了，快打电话给她。”王渝就去打电话。回来说：“家里说她早就出来了，自己开的车。”曹又方说：“糟糕！这比记错时间还坏。”我问：“为什么？”她俩说：“梨华从来不记得路，鬼知道她会把车开到哪里去？”
还好，只等了20分钟梨华就到了。进门先一个个拥抱，然后就催促说：“快走，马上我还要去机场接陈若曦，刚才走错路，把时间耽搁了。”
出了车站就是一幢古堡式的大楼。梨华说这是大学办公楼。她先生是这所大学校长，宿舍在十几里路外的一个小山坡上。山上满是橡树、枫树、松柏，还有葡萄。枫叶刚刚转红，松柏依然青翠，红绿之间隐现出几栋小小楼房。车子从几棵大枫树间穿过，停在一座楼门口。梨华把我们送进屋，指点了咖啡糖块放的地方，又领我们认了各自居住的房间，便开车去机场了。
安排好行李，洗过脸，煮开一壶咖啡，梨华已把若曦接了回来。
这屋子从此便热闹了起来，先是互相问好，然后互相询问近况，后来话题转到我报错航班的事情上，便七嘴八舌对我批评起来。
梨华在忙着做饭，叫她们去帮忙。她三人光答应却不动。梨华说：“你们有什么要紧事非现在说不可？吃饭再说不行吗？”
我说：“一个女人三面锣，三个妇人一台戏，此之谓也！”
陈若曦马上说：“对，我们在唱一出好戏，三娘教子！”大家乐得人仰马翻，梨华说：“那我也先不做饭了，先跟你们聊聊再做。要饿，先吃点苹果馅饼吧。我接若曦时买的，还热呢广。
大家提议，干脆午饭免去，吃苹果馅饼，喝咖啡，坐在这儿聊天。
下午倒是聊的正事多，主要是安排我的日程。我一共有五个学校要去讲学。这里，麻省和耶鲁，耶鲁距康湟狄格近。耶鲁讲完去索处，至于金丝伯格的会只好婉拒了。因为我这边几个大学讲完，距他的会开幕还有十几天，这些天我住在纽约没事干。
而西部却又等我去办事。去了西部再回来，回国时还要再返回去，未免太折腾。为此我给金打了个电话。金很遗憾。这老头是个好人，名气虽大，可穷得厉害。为筹办这次中国诗歌周，费了很大劲，拒绝他我心中也很不安。
晚上校长回来了，见我们都到齐，非常高兴。为我专门开了一瓶白兰地，并在梨华指挥下亲自下厨。梨华一副总指挥的派头，我看了有点惊奇，后来多走几家，发现凡娶了华裔夫人的美国人，一般都同时引进了我国“气管炎”的光荣传统，便不足为奇了。
五
第二天开始正式的学术活动，在学校开座谈会，讨论我和若曦的小说。
美国的大学有一点和我们不同，没有院墙，没有大门，更没有穿假警服的门卫，当然更无填会客单、签字这套手续。车开到一个游泳池边，看到许多人在玩水时，我还以为到了游泳池或体育馆。梨华说到了她们教室门口了。我想，他们这么不重视保卫治安工作，这学校一定常丢东西，还是我们这里安全。
先到中文系办公室休息一下，有两位女士已经早到一步在等我们。一位张信生，一位是卓以玉。
张信生女士出身豪门，丈夫在西部教书，但她要自强自立，独自带着女儿在这里教书作研究。她的拿手学问是讲易经，为人诚挚得出奇，朴实得出奇，风度极高雅。
卓女士我是久闻大名了，早在香港时就从朋友口中知道了这位名教授、女强人的名字，并知道她是黑教密宗传人凌云大师的高徒。
凌云大师在海外，特别是华人社团中，名震遐迩，德高望重，是我们北京人，幼时居雍和宫附近，天生异秉，慧根深远，被雍和宫喇嘛发现，收入佛门，得黑教密真传，数十年前，为普渡众生，漂洋过海，适彼异土，一灯长燃，佛光普照，信徒日增，化被四夷，渡人救世，法力无边。据朋友介绍，小则卜吉凶，测未来；大则呼风唤雨，起死回生，无所不能，我认识的许多华人学者或夫人，有不少是他的信徒，卓女士道行很深，有半仙之称，今日一见，果然两目炯炯，不同凡人。
她在西部工作，今天赶来参加我们的会，有一篇论陈若曦小说创作的论文宣读，会散后马上还要去华盛顿参加一个画展的招待会，所以我们请她先讲演。
会场设在一个大教室，到会有五六十人，这在美国已是难得的盛况了，黑板上贴了一张杏黄色的传单，上边有个男人头像，这份传单一下汽车我就看见过，游泳池旁的柱子上就贴着有，我没注意看，现在一看，大吃一惊，上边印有我的名字。英文我只认识不到10个单词，我的名字是头一个，我悄悄问若曦：“这是画的我吗？”
她说：“这是你讲学的传单，不过画的像李小龙了。”
曹又方说：“便宜你了，至少多来20人。”
我就不再说话。
这会场的布置，和中国差太多，虽说叫座谈会，却是大多数参加者坐在学生席，讲台那一面放一张长桌，会议主持人和我们外来客人坐在台后，面对听众，卓女士讲话时倒还正常，等我往中间一坐时，台下笑了起来，我左右一看，不由得背上一阵冷汗往下流。台上一共7人，左边是陈若曦、张信生、曹又方；右侧是于梨华、王渝、卓以玉。6位女强人不仅笔下生花，而且口尖舌利，12只眼睛往我这儿盯，我的舌头就有点不听使唤。我只好结结巴巴地向听众说：“各位看看我的处境，一定会有所同情，一定会原谅我今天讲演可能出现的差错，我相信只有‘超人’才能在6位女士的监督下正常讲话，可我只是个普通人，写小说的，我祝愿朋友们以后演讲时不会落到我这种境遇……”
台下一阵鼓掌，会场活跃起来，下边谈我自己的创作道路，就顺畅得多，还得感谢几位女同胞，在座谈中多方为我创造条件，使我能畅所欲言而又避开了麻烦的话题。会议顺利结束了。
会一散就送卓以玉去华盛顿，然后回家休息，养精蓄锐，晚上去参加亚马逊河上的招待会。
招待会的主人，是位犹太裔的美国地产商，纽约著名富豪，他有一只豪华游轮，每年春夏两次举办答谢晚会，感谢各界知名人士对他事业的帮助，实际上借此进行社交活动、联络感情，请帖本是只请校长夫妇的，但梨华说我们都去他会格外高兴。
从校长家到码头，要走好远一段路程，天黑才到达，主人已80多岁，但身强力壮，毫无老态，戴一个船形帽，穿一身海关服·一副船长服装束；夫人也年已古稀，看来却像40多岁，穿一件鳄鱼皮大衣，二人站在甲板入口处欢迎宾客。看我们几个华人同到，梨华又介绍了各人的身份，老夫妇十分高兴，特别感谢校长为他带来的尊贵的客人。
我们先参观了一下船，这船上中下3层甲板，按同样模式布置成3个客厅，一样的餐桌，一样的灯饰，在同一个位置上安排下同样人数的乐队。中国人讲究不偏不倚，我们选择中层甲板一个靠近乐坛的桌子坐下，取来饮料食品，海阔天空地神聊一通，有两个题目聊得最久。一个是关于中国人的“风症”，什么事都会成“风”。大陆上甩手呀，气功呀，特异功能呀，家用电器，一哄就是一阵风，台湾也不示弱，前两年兴吃蘑菇，就处处蘑菇，餐餐蘑菇，直吃到看见蘑菇就想吐，这才罢休；近来又看风水，紫微斗数，玩古玉，炒股票，真是一风未住一风又起，她们偶尔回趟台湾，要被看成土老帽儿，因为赶不上风气！
第二个题目关于西藏，近来达赖在美国发动宣传攻势，美国人被说得大动“侧隐”之心，达赖的人开演讲会，门票卖40美元一张座无虚席，若曦去听过一次，讲什么呢？说中共政权杀死西藏人]20多万，若曦提问：“西藏一共有多少人口？杀死这么多人还剩下几个人？”演讲的人答不上来，一些美国人却嘘陈若曦，说她有意为中共辩护。几个有爱国心的华裔人士，自备经费去西藏考察，回美国作演讲介绍真相起了不小作用，他们为进一步作好这件事拟请西藏作家访美，现身说法介绍一下情况。
看到我们总坐在那儿不动，美国朋友好奇怪，便邀我们下场跳舞。我们便离开桌子，跳狐步、跳伦巴、跳迪斯科。最有趣的是乐队指挥领导全场跳集体舞“雄鸡”，把手举在头上作冠子，弯着身，弓着腿，一边迈步一边唧唧叫。
散会时已是午夜，主人亲自把客人送上码头，再次对我们光陆表示感谢，我们开车回家时却出了岔子一于梨华的车在后边，不知拐哪个弯时她又走丢了。
好容易找到梨华，把车开到家门口，大家说：“感谢上帝，总算平安到家了。”
我说：“先别高兴，我觉着不那么平安。”
她们问：“怎么了？”
我说：“我的皮包忘在船上了。”
“里边有什么？”
“有护照。”
这一下又炸了窝，大家赶紧下车打电话。电话打到码头，码头说船已开走了，只好等天亮打电话到地产公司，打听游轮的去向。
校长说：“你们安心睡觉吧，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六
第三天一早，梨华又嘱咐校长一遍，叫他派人去找我的皮包，我们仍按计划进行我们的活动。
上午张信生女士陪我去拜访了此地作协**。下午我在梨华的课堂上给学生讲了课，然后又为教师和研究生们作了个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状况的演讲，两次讲演成功失败都各占一半。凡讲到理论部分，美国人都冷漠；讲到具体例证，他们就活跃起来。听众中有不少华人，台湾来的和大陆来的都有，台湾学生提问专注于艺术方面，倒是大陆学生总想问点敏感性政治题目。我的回答是劝他看人民日报海外版，那上边比我说得清楚。
晚上校长为举行家宴，学校派来两名厨师和两位女服务员。我们回到家时，菜都准备好了，可是校长却不在，梨华大为生气，说马上客人就来了。他上哪儿去了呢？不一会儿，校长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笑着说：“抱歉得很，我回来晚了，我给邓取包去了。这是个人私事，我不能派公务人员去，只能下了班我自己开车去，现在好了，大家可以安心说笑了。”
我除了向校长致谢，实在不知说什么好。
晚会到了几十个人，和我谈得最久的，一位是与辛格合作写剧本的女作家，一位是东欧某国前驻越南大使。女作家对幽默文学有研究，和我讨论中国幽默与西方幽默的异同，大使先生到过中国，对中国怀有友好情谊，我也到过他的国家，自然话题就多些。
为了礼貌，我特别称赞了两位厨师，我说：“今天的菜真好吃。”女作家说“听说校长夫人的中国菜更好吃，可惜那是校长的专利，别人很难吃到。”我告诉她：“校长夫人的菜我已领教了好几天了，如果她不是我的同胞，我真想说她学中国菜学得很像了。”
女作家说：“这是中国幽默。”
七
第四天送走了王渝，张信生女士开车带我们去看红叶。
美国的红叶，不像北京西山，一点一点，也不像日本奈良，一片一片。而由北往南，几百里方圓海潮一样铺地而来，匆匆而去。
我们跑出去很远，我怀疑已出了纽约州的范围，登上了一座小山。山顶还盖上一层新雪，天朗气清，望下去从浅红、金黄、杏红到紫红，一片锦绣的海洋，令人心旷神怡，但山风阵阵，颇有寒意，拍了几张照就下山了。在附近一个“麦当劳”吃快餐当午饭。
饭后闲谈时，信生女士要为我看一下手相，信生女士也是凌云大师的信徒，虽不及卓女士有半仙之誉。但人们称她是：“四分之一仙。”我本不大想看，我想，如果看得不准，白搭时间；若看得准更糟，比如到来之前天天盼着多急人。反过来，若看出我几年后会交厄运，我先知道了又会天天犯愁，岂不把眼前的欢乐也错过了？但信生女士诚挚可信，我不由得把手伸了出去。
不看则已，看后她说出一番话来，不由我不认真了。
她先说我过去。说得很准，准得可怕；又说我未来，我谨记在心，不敢大意。至于什么内容，事关天机，又有个人隐私，我是绝不对外人讲了，只是这一夜又睡得不大安稳，次日起来，由梨华、信生、又方3位押解去马萨诸塞时，一路上头脑都不大清楚。
八
到麻省去又是浩浩荡荡一大队人，除去王渝已回纽约外，梨华、若曦、曹又方和张信生全一起前去，说是陪我，其实她们也借机会玩玩，虽说都在美国，纽约距马萨诸塞也不远，平时各忙各的工作，来往机会也并不很多。
从奥伯尼到麻省，一条大路直往正北，这时枫叶正从北往南红过来，一路上我们就走走玩玩，足走了三个多小时，路边景色越走越红，麻省大学就像红叶海洋中的一片小岛，这地方和奥伯尼一样，仍分不出城在哪里，大学在哪里，梨华开车在前边带领大家转了许久，像是在城里转也像是在大学校园内转，忽而在古典、现代、超现代各派建筑楼群中穿行，忽而在火红、金黄、翠绿、彩色斑斓的树海中漂流，最后承认无法找到郑清茂家了，便把车开到一间卖意大利皮札店前，派又方进去打电话询问，又方回来高兴地说：“郑清茂家就在我们旁边五十米外，他在自家窗口看我们半天了，想看看我们到底还想往哪里转。”梨华就说：“我说我不会把路领错，你们不信，怎么样？我们到他家门口了吧？”又方按问来的路线指挥着把车子调个头，拐个弯，就看见郑清茂拉着两条狗迎面走了过来，我们要停车，他连连摇手说：“你们先到家去，秋鸿在等你们呢，我得先陪狗去散步回来再陪你们。”
在美国，遛狗是件大事，狗在家庭中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独生子女，甚至还有过之。美国有狗旅馆，狗医院，狗托儿所，狗学校，狗宾馆，狗殡仪馆，有专为狗做时装的时装店，有专为狗作美容手术的美容院，律师们不时还要出庭为狗作辩护，有时狗官司从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去，曾经有位参议员在最高法院为他的狗打官司时向大陪审团发表了一篇演讲，题名为“狗的礼赞”，演讲后得到一片掌声，于是当地人就为他的狗树了座纪念碑，把这演讲词刻在碑上，至今这碑已成了密苏里州的一景。由此可知，在美国到达了遛狗时间，把客人放下先去照应狗，谁也认为理所当然，没有人会对此有异议，于是大家就对清茂说：“别客气，您快陪着狗先去遛吧，我们会找到。”清茂往身后一指道：“找什么，就在这儿，”抬头一看，原来树后就是他家门口。
清茂的夫人秋鸿正在门口等我们，仍然是那一套程序：车子停好，先领我们看好各自的住处，然后聚到厅里喝咖啡神聊，一般客厅和餐厅都靠着，所以女士们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准备晚饭。
郑清茂的家是二层楼，一进门就是楼梯的中间，往上走一半是上层，往下走一半是下层。清茂的家从家具到陈设都有浓郁的日本风味，只是门口和楼梯转角处挂了许多风铃和镜子，是地道中国产物，这是受凌云大师指点用来驱凶辟邪、招财迎喜的。他们夫妇和大师是朋友，不同于师徒关系，以前大师不那么忙时，还常到他家来作客，大师一来，前呼后拥，总要跟着双位数的门人信徒，一时郑家热闹非常，很有节日气氛，有次大师来时，恰好半仙卓以玉女士在此。她一见大师，立即行五体投地参拜大礼，口中念道：“参见二哥，我的一切都是二哥给的……”使清茂夫妻看了十分感动，作为朋友，秋鸿曾数次陪大师出游过，她告诉我确实亲见过大师呼风唤雨的本领，有次在印度，大师与印度僧人盘法，大师手中握着朱砂和糖食，双眼微闭，念着咒语，霎时间飞沙走石，只见幡杆上旗帜呼啦啦摆动不停，那印度僧人认出是神来临，赶紧下拜……不过大师一向谦和，从不许人叫他师傅，只准人称他二哥，所以卓女士口称二哥。
他们在做饭，我插不上手，看到一个盘里有几个葱头似的东西，便想帮着剥皮，秋鸿一看忙说：“你别乱动。那是我买的水仙花。”我问：“水仙花怎么这个样子？”答曰：“美国的水仙就长的这个模样。”这时两条狗先后蹿上来了，随后清茂也上了楼。他倒了两杯酒，我们就坐在一边闲聊。清茂是道地台湾人，中学以前受日本教育，中文是光复台湾以后才学的，不久就写起小说来，而且满有成绩，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学的是历史。此后就在美国教书，从此也就放下了写小说的生涯，中、曰、英文都一样的运用自如，他教的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平日生活，社交用英语，而使用的许多资料又都是日文的。有次我和他在一个餐馆吃饭，餐馆小姐为了表示欢迎，唱起日本小调来。每唱一个他都跟着哼，许多几十年前的歌曲，连现代的日本青年都不会唱了，他还会唱。他学问广博，在美国学术界有满高的声望。但还没熬到终身教授的档次，这教席仍不算十分稳当。前两年，麻省大学换了位领导，是位少数民族，就碰到场危机。因为这位领导要在学校扩大他那民族的学科，便宣称中国文学历史等课程没有存在必要。想由此挤出经费来实现他热爱自己民族的计划，过去我们对美国的少数民族和有色人种受的苦难，介绍不少，记得黑人教士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时，我们的领袖还发表了极为动人的声明。每当我们谈到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时，当然把美国少数民族朋友列在其中。从美国国内角度来看，华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有着共同利益，按理说中华文化也是会得到支持的。不料世界上的事常常和我们想的不完全合拍。偏偏是这位有色人种的领导人，向华人文化使出了杀手锏。只是这件事牵扯的面太大了，引起了美国所有中文学者的愤慨，大家联名写呼吁书给国会才把中国文化在美国大学中的地位保留下来。郑清茂也才保住饭碗。
清茂是极有风度也极有修养的人，谈什么都不愠不躁。谈到这件事时也仍然感慨多于愤怒。他说民族偏见不只是大民族有，少数民族也有。那位先生是想多挤出点经费开展他那个民族的文化研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学者在这里受到不公正待遇是常事，许多学校中国老师教的学生出来当了系主任，当了研究室负责人，而老师仍然在学生领导下当他的教员。这是屡见不鲜的。他已投身教育多年，无法再改变，只能认命。他不明白有些在国内极为有成就、有名气的作家、诗人，何以要放弃在国内的优越地位，上这里来改行谋生。想来总是有难言之苦吧。
在家政管理上，秋鸿看来比于梨华要强得多。这晚上她做的一顿中国饭，是我从出国后吃的最好的。有酱菜、什锦火锅，还有海鲜，而且喝了地道的功夫茶。台湾近来受日本茶道影响，也在喝茶上下功夫了，成套的茶具中，除了壶、碗，还有一套闻杯。茶先倒进闻杯中，端起来嗅其芬芳之气，观其柔美之色，并欣赏茶具之精，然后再倒进饮用的杯中，轻轻啜饮，很有兴味。我们国内出口的茶具，似乎至今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喝茶时当然伴随着聊天，这天聊的主要内容是不久前秋鸿随凌云大法师去中国朝圣的情况。大师不久前曾去过西藏，随后又去了北京和西安。大师到天安门上去看了一下，说比起来西安比北京的运气更好些，北京有些不良现象，其中之一是北京青年人头发留得太长，把运气压住了，应该劝北京青年不要再留长发。改革开放的成效会有更明显的成绩。
九
清茂家待客的规矩是，早餐客人自便，他把冰箱的位置，灶具的开关方法，各种食物放置的地方全向你交待清楚，早上起来你爱吃什么自己动手。因为他们夫妻是要迟起的。
我起床后照例先出去锻炼，平时是打太极拳或练气功，到一个生地方就借此机会漫步闲游，这天我就观看周围环境。清茂的家是坐落在一个小山谷里，这山谷里共有两户人家，另一户是位很有名的诗人，哪一派的已忘记了，我出门时他正抡着把扫帚打扫落叶。山上树很茂密，金黄和褐色的叶子落满山道。工作量很大，但看得出他干得很有兴致。见我出来，很友好地笑了一笑，冲我说了一大串话，大概是说我的朋友清茂起得太晚，看不腆落叶缤纷景色有点可惜。我回答说：“古得毛宁”。因为我不会说别的。
走出山口，就上了一段小公路，沿着这小路走不远就到了昨天打电话的皮札店。继续走下去。就来到一个小教堂的门前。旁边一条街上有些商店。卖早点的店已经开门了，但吃的人不多。从商店的橱窗看，这些店虽小，但货物很齐全。吃穿用学，几乎什么都能买到，但仍不知这是在大学范围内，还是大学在它的近旁。
转了一阵，回到郑家，主人客人还没一个起来的。我就动手弄自己的早饭。弄的是地地道道的美式早餐。果汁、黄油、起斯、火腿、水果、面包。就是一个原则，不动烟火。倒不是客气，实在是他那套电气灶具太复杂，昨天秋鸿讲解半天，我当时以为会了，现在一看，根本没门。好在吃到一半时秋鸿起来了，为我煮了咖啡，不然这顿冷餐够肚子受的。
终于全体都起来了，热热闹闹的吃完已不算早的早饭，送梨华等上路。梨华他们的车在前，清茂开车和我在后边相随，开到州际公路边上停下来，互相握手告别。看他们走远，清茂就开车拉着我去游览市容。我们先从郊区看起。车到河边，登上了一个瞭望台似的小塔，整个城市全展现在眼底了。原来清茂的家是在个小山谷里，而城市和大学是在一个大山谷里，河水就从城中流过。河很宽大，有轮船在航行，叫什么名字却没记住，但可以肯定不叫亚马逊也不叫密西西比。我在美国一共就玩过三条河，密西西比在新奥尔良，上那儿去之前我重读了马克吐温的小说，不会弄错。至于亚马逊河，才把护照从那里找来，至今惊魂未定，也不会忘怀。这条河去前既未做准备，事后又没丢东西，记不住是难免的了。河两边有不少菜田和一个很大的木材场。清茂告诉我，这里是英国人最早的殖民区，以前有很多农场，后来工业发达，农场反而衰退了，所以地价有一度很便宜。许多华人移民，看到这里地价贱而菜贵，就在这里买地经营农场种植蔬菜，有一个留学生毕业后没找到职业，便贷款开办菜园，发了好大的财。说到这里笑了笑说：“这一个农场里还住着你的一个熟人呢。”
“谁？”
“林希翎！”他说林从法国来到这里后，和****王秉章那批人闹翻了，她不会英语，又没有职业，生活颇狼狈。这里一位华人农场主出于同情，就接她到这里住了下来。并且出资帮她办了份刊物。不过这位财主只资助一期，估计第二期就要停刊，创刊号就是终刊号。听说林也要离开此地了。塔上风很大，看了一会儿我们就下来去开车漫游。他还拉我在林小姐借住的农场外绕了个圈儿，林刚来时他在一个华人集会场合见过她，后来便没什么来往了。清茂是个做学问的人，不太愿意参加政治意味太浓的活动。
他拉我到一个中国餐馆去吃饭，这个餐馆就是原来生意不好，被凌云大师指开财路，起死回生的那个。我看了凌云大师指点另开的门和挂祥物，确是妙不可测。
晚上7时，我在大学礼堂作演讲，到的人比奧伯尼是少多了，也难怪这里演讲费比那里少得多，好处是在坐的全是中国人或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只有两个白种人，还会说汉语，这样我就可以不用翻译，我觉得讲得倒比奥伯尼还要自如洒脱些。演讲完后，一位年轻女生跑上来问我道：“邓老师，您还认得我吗？”我一看：这不是我们的小陆吗！
小陆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的翻译，和我一起工作好几年，非常单纯可爱的一个孩子。前年离开中国到美国来留学，但我没想到是在这个学校。他乡遇故知，叫人高兴。清茂告诉我小陆还在他们系里打工，当助教。今晚为我开的家庭酒会，请的客人也有她。
这晚上的酒会请的人不多，但都是炎黄子孙，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谈和中国有关的事。所以非常亲切。除去小陆还有位女士是我朋友的妹妹。这位女士已经延期一年，快要回国了。说起初来时的打工生活，她一肚子气。她说一些美国老板对中国临时打工的人之残酷就像奴隶主，令人不堪忍受。正说着有位久居美国的华裔来插话了，他表示对她的看法不以为然：“什么叫剥削？不是你自愿去干的吗？他不是给了你挣钱的机会吗？他要不给你这机会你也许要挨饿不是？再说他还要承担经营的风险呢。”于是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几位从国内去留学的孩子反驳他时措辞之锋利，阶级观点之鲜明，是我近年在国内很少听到的。我估计他们几个人在国内也没有为此这么激动过。我倒真希望有几个国内青年听到这场争论。几个人举出的实际事例，如今在国内已经见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虽有了小型个体企业，但在社会主义法律保护下，是绝不允许采取那样苛刻的雇佣手段的。其实在美国这样的超经济剥削也不被法律允许，就因为不少中国人舍此便没其他活路，或是其打工行为本身就不合美国之法。老板们当然就肆无忌惮的露出其阶级本色来了。
这场争论对我还有个好处，使我无意中了解了一个本家叔叔在美国生活的真实状况。
十
请允许我把话扯远一点。我的祖籍是山东。据家谱所载，是燕王扫北时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而来的。有一说是同时迁来弟兄两人。但弟兄俩在路上干了一架，从此兄弟分家。到了山东地界后，一个在城东落了户，一个去城北扎了根。这样同一县里就有了两个邓庄。我是城东邓庄人，我们庄人都是一个祖宗的后代，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和城北邓庄则素无来往，是否有同族关系，本族人意见都不一致，倒是不认这门亲的多。不过近年台湾邓丽君小姐歌声传人大陆后情况有所改变。因为有情报说，邓小姐也是山东我县人氏我们村是肯定没有这一户人家的，邓小姐若真是出身本县，就定是城北那个邓庄。有人觉得这光荣不能归他村独享，这个同宗还是认了好。
我村风水虽没造化出歌星，据说却出了位有钱的美国公民，按辈分我要叫他叔叔。
这位叔叔(我绝不是因为人家成了美国人就冒认洋亲，有家谱为证。)虽说出了五服，但他家和我家走得较近，小时候和他常在一块玩。他父母去世得早，由哥哥当家。他哥哥想由他这儿改变一下门风。就竭尽全力供他念书，在一段时间内，他和我称得上我村仅有的两大知识分子。因为我念完了四年初级小学，而还升了初中。他一升中学，就进城住校，我参加了八路军从此就很少见面了。1943年冬天，我们的队伍住在我村附近，我乘机回家探亲，碰上他放假回来娶媳妇。我去祝贺了一番。那一年他大概是十五六岁。此后部队南下。我和家人失去联系，当然也就再也没见过他，全国解放后我回家探亲，见到他的哥哥，问到他的情况。他哥哥叹了口气，悄悄告诉我说：“日本投降后，县城为中央军所占，城乡交通就全断了，全国解放前整个中学往南方撤退，他随着去了台湾。他媳妇就在结婚时和他过了5天日子，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我女人已去世了，几个孩子就靠这个小婶给带看，她要再走了，这个家可怎么维持呢？”我认为这问题很可笑，便说：“解放台湾还不是一句话的事，这还能等多久吗？”
从此我再没回过家乡，也就再没打听过这一家人的事。
“*****”之后，家乡有人来北京办事，顺便来看我，说起家乡新闻。他们讲跑到台湾去的叔叔来信了，原来他早已离开台湾去美国了。现在很有钱，当了大资本家了。他想回来探亲，来信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叫他家里人给他去封信。他侄子问这信咋写法，公社干部研究好久，到现在还没回信呢！我问为什么没回信，现在开放改革，欢迎海外侨胞回来观光探亲。他们说不这么简单，他问家里有什么人？主要是问他女人还在不在。他女人以前倒是在的，20多年一直没改嫁也没离婚，把几个侄子全拉扯大了。到“文化革命”时可过不下去了，从城市里来了一伙串连的红卫兵，说这村里隐藏着一个台湾国民党反革命家属，走资派一直包庇着她，要再不揪出来斗倒斗臭，那就连包庇她的人一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本家的人给她送了信，那女人连夜跑了，后来从外地来了封信宣布和邓家断绝一切关系。现在这信怎么写法呢，照实写影响不好，对外边人说这些，搞不好还要犯错误，不照直写，万一他真回来了，发现说的都不是实话就更不好。所以到现在还拖着。但是总拖着也不行，现在开放搞活，农村发展生产，也想引进外资，听说他很有钱，把财神爷放跑了也不合政策不是？
闲话说完，他们就走了，过了一年又有人来时，告诉我他侄子回了信，照直把真情告诉了叔叔，从此这人就再也没回过信。估计他收到信知道女人已离家，便不回来，大家很为放走这么个财神爷而遗憾。
1987年冬天，忽然我村支部书记和那位叔叔的亲侄儿一起半夜到我家来了，说是叔叔从美国回来了，今天到北京，他们来接他不知住在哪个饭店。问我可和他有过联系。我说我从没和他有过联系，根本不知道他回来的事。他们就要到一些饭店去询问，我说北京这么多饭店，如果没一点线索，怎能问到呢。我劝他们先住一夜，第二天一早买火车票去。他们听了我的话，不久就从山东写了信来，说是他们到家叔叔已经自己来到了，希望我回家乡去和他相会，还说这次回来带来不少钱。要在家乡作些投资，现在决定先为每个侄子修个养鱼池，以后还想买套房子，希望我去给他作作参谋。我工作走不开，只好谢绝了。
过了一个月，他回美国，路经北京时来电话约我见面。多年不见，为了给他选择礼品，我们夫妻还真费了点心思，后来选定一件景泰蓝花瓶，心想他既是有钱的人，居住条件总会不错，送陈设品还算合用。
按他说的地址，我在招待所见到了他，一见面立刻都互相认了出来。他显得很疲惫，但还是很兴奋。穿得很朴素，行李也很简单。我问他为什么从第一次来信后过了这么久才回来，是不是因为那个婶婶走的事？他苦笑一下说：“那没什么，这次找着她了，我们谈了好久，她已经又结婚了，这样更好，我在台湾也已经又结过婚，两个孩子也都大了，不然也很难安排。”
问他何时到的美国？他说，他到台湾先服了几年兵役，退伍以后，就到一个建筑单位去当炊事员。那个公司承包了沙特阿拉伯的工程，他随着去了沙特阿拉伯。那里工程完了，他想回台湾也还是没办法，就设法去了美国。在那仍然当他的厨师，收入还不错，这次回来就为侄子们投资修建了两个鱼塘。还给他们留了点钱，多年没来，也请全村族里人喝了几顿。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他就要走，我们一起吃过饭就告别了。走前我把花瓶送他，他却说什么也不要。我见他态度坚决，只好作罢。我问他在美国的住址，以后若去美国，好去看他和没见面的婶子。他说他正要搬家，等住定了再写信告诉我。但给我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说如果我去美国，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他。
这次到美国不久，我就打电话找他，接电话的是个中国妇人，我还以为是没见过的婶婶呢。说过几句话才知道，对方是个中国餐馆的女老板，她说这个人早已不在我这里做工了，不过有时还到我这儿来借宿。你留下电话号码好了，他来了我叫他回你电话。我问他家中电话号码，对方说他在美国没有安家。
我只好把电话挂上了。心中颇为疑惑。是不是女老板听错名字，他在美国这么久二而且据说发了财，怎会没有个家呢？
到麻省后，我又请郑清茂帮我打了一个电话。清茂一看电话号码说，看来这地方距此不远，是一个电话局。电话仍是女老板接的，她说那位叔叔还没来过，我又把清茂和愁予的号码告诉了她，请她转告那位叔叔。13日下午4时我在愁予的系里讲演，中午才动身。早晨小陆就开车来接我到附近另一个大学区去玩玩。她刚用很便宜的价钱从同学手中买来部二手车，车还很新，不过她的驾驶技术还不大行，为此特请了一位中国同事来帮忙。她们先拉我到一个著名女校去参观，这里比起麻省大学，似乎要更清静正规些，建筑也更带古典味。街上几家商店，大多更带文化气息，因为在一家古董店我流连了过多时间，出来时已到了中饭时间。小陆一定要请我吃饭，她那同事又坚持请我吃中餐。这里没有中国餐馆，所以又拉我到数十里外另一个较大的镇上去。找到了一家颇不错的中国料理。菜做得很好，可是我心中有事，一是惦着这位叔叔的电话，一是看到这个镇与清茂家方向刚好相反。怕耽搁时间太多，误了下午讲课，结果饭菜滋味都没吃出来，真辜负了小陆和朋友一片好心，匆匆吃完，赶回清茂家时，果然他们已经坐在车内等我。清茂说：“4点钟讲课，我们绝不能迟到，现在真要争分夺秒，动作快些。”我从这个车门出来就钻进另一个车门，还没来得及和小陆告别，车就箭一般开了出去。
车子上了公路，平稳前进了，清茂才不慌不忙地说：“你那位本家叔叔来电话了，说晚上再往愁予处打电话。”我问他：“弄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了吗？”清茂慢吞吞地说：“就是刚才你们吃饭的那个镇上。过一会儿我们还要从这个镇处经过，不过来不及去找他了，我问他：“那镇上有几家中国料理？”他说：“大概只那一家。”我半天没说出话来，我想他就在我刚才吃饭的那个店里，怎么会就没见到呢？
这晚在愁予家，他果然来了电话。我很为与他失之交臂而遗憾，因为不能再见面了，所以电话谈了很长。我问他为什么来美国这么久没把家搬来？他才告诉我：“去年以前，他在美国一直是非法居留。不仅没能把家搬来，10多年来也没到台湾探过亲，只在几年前他太太以旅游名义到美国看过他一次。在美国他没有自己租房子，从来是给哪家干活就住在哪家店里，或是几个同样的流浪汉合租一间屋大家伙住。他不接收我送的花瓶，原因就是他根本没有摆花瓶的地方。说到这里他停一会儿，勉强笑了一声又接着说：“我想你回去之后，是没必要把这些与家乡人道及的，离家这么久，家乡人都传说我发财了，对我有好多期望，我不愿让家里人失望。”我问他：“这样你能负担得了吗？是不是太苦了你？”他说：“那倒不至于，在美国挣钱还是容易，10多年我确实积蓄下了十几万美元，这点钱在美国不算什么，拿回去就很顶用。”我问：“你不还要养活台湾的家人吗？”他说现在那边不用花费太多了，两个孩子都已工作，他太太对他在家乡的作法也很谅解。美国纪念建国二百周年。实行大赦，去年起他已有了长期居留权，所以才敢回大陆去探亲，目前正办理人籍手续。他不会英语，美国政府限期他学会英语，才准办理。为此他正在加劲补英语，等英语考及格，人了美国籍后许多事都好办了，工钱也会增加的。再干几年，再积点钱，就不打算在美国住了，大陆物价便宜。他想在家乡买所房子，和老伴回去养老。有10万美元就可度个舒服的晚年，这个目标不难达到。
我问他，在美国这么多年，怎么英语还不及格？他说：“非法居留打工的，哪有时间去学英语呀，何况成年累月都在后厨房干活，偶尔休息两天，只是在唐人街上转，也用不着英语，现在临阵磨枪，为了安心念书才租了间房子自己住，所以好久没上那家餐馆去，错过了我们见面的机会。”
放下电话，心中很不是滋味。家乡人都把他当成腰缠万贯的美国财主，为此有的人对他带有更多的羡慕和索取心愿，当然，按他所有确也可以算个美金万元户了，以我家乡标准，倒也该列入财主队中去。不过人们若都能听到昨晚那几个青年说的话，知道点非法移民在美国受的苛刻待遇，心情该会有点不同吧。
十一
清茂夫妇开车把我送到耶鲁大学城时，已是下午4时左右，直接把我送到了愁予的教学楼。把我交给愁予，他们先行去愁予家了。因为我们出发晚了一点，这时学生们早已到齐，坐在课室等着了。我匆匆喝了杯水，就上了讲台。讲课总共也就用了个把钟头，我在耶鲁的正式工作做完了，剩下来的完全是我的自由时间，我就轻轻松松到了愁予家。
我曾并非开玩笑地说过，愁予夫妻是典型的郎才女貌夫唱妇随派。愁予在台湾是锋头极健的名诗人。每次回台湾，他在街上一走，不一会儿身后就跟上一群崇拜者，当然大多是青年女性，特别是女大学生们。而梅芬在台湾是红极一时的歌星，其崇拜者绝不比愁予少。最近我看台湾报纸报道，台北一个新的大剧院落成典礼，就请的是愁予夫妇打炮，愁予朗诵他的诗，梅芬表演她的歌，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他们在美国度的却是清静超脱的学者生涯。有些朋友谈论起来，觉得愁予在美国是受了委屈了，很为他有所不平。到这里后我见到的是愁予教书得志，梅芬治家有方，两人生活得恩爱温馨，其乐融融。朋友们到此很少不被他们的幸福气氛所感染。
愁予尽管掌了大学教席，仍然是一派诗人性情。他势情豪迈，仍保有一片天真，就我所知，凡有国内朋友到纽约来，只要时间来得及，他总要请到耶鲁来玩，只要来，还必定他自己开车去接。纽约距耶鲁也是好几百里地呢，他从未有过难色，而他到国内来时，却是处处为朋友着想，尽量少给人添麻烦。在这点上他和另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有共同处，但他和那位却又有着极大的不同。人家那位是除去办公事，别的一律不干或少干，尤其是旅游，几乎毫无兴趣。而愁予则是对任何事都充满兴趣。他爱旅游，又不想麻烦别人，结果就常常做出出人意料的事来。有次他来北京，本来说好我帮他联系去某个地方的，我还没联系好，他人忽然不见了，向酒店查问，人家说他已退了房子，打听几个熟识的朋友处，谁也没见他。弄得我好担心。过了两天，他来电话说他自己买了张火车票到那地方去了。在那边住了几天小店，挤了几天公共汽车，谁也没麻烦，玩得挺好……我说：“老弟，别忘了你是美国护照哇！”他说：“什么护照也没关系，在中国我的长相，我的语言，我的感情做派才是真正的护照！血浓于水，懂吗？”
愁予是河北唐山人，小时在北京上过学，北京话说得很有韵味。没有台湾“国语”腔，甚至比大陆那些以港台国语为时髦，故意装作大舌头，把话说得含含糊糊的大陆歌星们也讲得像话。在台湾用这种“京片子”口音朗诵自己的诗，是招人赞羡的。可是他说“北京话也有短处，要当政治领袖，当大官，北京话可欠点威风，要用四川话说‘我们中圭啊’这多有气派！用北京话一说‘我们中国哇’就没劲了不是厂。
第二天起他就开车拉着我四处游逛。我们去看了一个港口小镇，那是当初殖民时期欧洲移民最初在美国登陆的地点之一。我们参观另一个小镇时，看到小广场上拉着彩旗，人头攒动。高高的台上有几个乐手，穿着老式的破燕尾服，戴着高筒礼帽吹奏管乐。他叫我猜这是干什么的，我说八成是马戏团，我由此还想起了美国一篇小说《马戏团来到镇上》所描写过的情形。他笑而不答，只是领着我往人群中冲去。走近了一看，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个汽车展销会。美国产、外国产的汽车摆满了广场，其中有豪华昂贵带冰箱电视的，也有普及廉价型的，真是琳琅满目。打听了一下情况，据说这里最走俏的是南韩车和日本车，若追求豪华，几种欧洲车也叫座，比起来还就是美国车销的差。我说：“看来美国也有个崇洋媚外的风气。”愁予说：“日本车南韩车就是又便宜又好用，有什么办法呢。美国在这方面的竞争力越来越不行。虽然有人主张保护主义，看来一时很难奏效。”
梅芬也是凌云大师的信徒。他家里也挂了不少风铃之类驱邪的吉祥物，蒙秋鸿好意还传授了我几种卦法，所以到这里后我已能认出几种方位的意义了。愁予认为世界上尚有许多事物是还未被人类理解的，不要轻易否定它。在这里我和张洁的女儿唐棣通了话，原来我们冰心妈妈的母校卫斯理距此不远，她正在那里上学。但索尔兹伯里来电话说下一天他就从西部赶回来陪我去他家乡。我只好放弃去参观这所女校的打算，约唐棣和我在机场见。第二天，愁予夫妻开车拉我到机场，在那里大家会合，一直奔康涅狄格索尔兹伯里镇去了。
十二
1988年10月16日，索尔兹伯里夫妇把我从康涅狄格送到了纽约。
车子开到索在纽约的公寓夏洛蒂先下了车，和她告过别，索继续前进，开到一个汽车修理店(不能叫厂，因为它太小，相当于我们的自行车修理铺，汽车体积比自行车大，这铺面也就大点)，索把车交给店主兼修理工，叫他去检修擦洗，我们又叫了部出租车去侨报。
的士沿着河边走，就是这条河在纽约分开又合拢，造出个曼哈顿岛。从而又造出那座大家都熟悉的桥，凡是以纽约为背景的电影，一开头准要拍它。不论艺术片、功夫片、侦探片、广告片，甚至“儿童不宜”的片中连作爱都选择在这桥上。恰好走在这桥旁时，索和司机发生了争执。我虽听不懂，但看得出那司机的表情和我国出租车司机耍刁时表情相似。估计要敲我们的竹杠，索争了两句，就点头不耐烦地连说“OK，OK！”然后冲我作了个鬼脸，下车后索掏出钱给了他，头也不回就领我进了《华侨日报》的大门。小声对我说：“NOGOOD”。又摇摇头。证明我的猜测正确。索虽然仍有些悻悻然，我却暗地有点高兴，改变了我对有些事的看法。有次张洁的母亲病重，张扶她在路边拦了几辆的士都没停，后来她急中生智，掏出几张美钞举在头上摇晃，马上就有的士靠了过来，我对此事就很反感。有时从外地回来，若是半夜下飞机，总是得多付一倍钱才要得到车。我对此类事也不痛快。现在看到美国司机也是这样，知道这一套原来是从外国引进的，我就想开了，既然有的名歌星连说中国话说法都要从港台引进，非咬着舌头把四声尖团弄说错不算新潮，的士司机从国外引进点新手法，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
索把我领过侨报办公楼。把我交给王渝，就告别了，约好和我明年春天在北京再见面。
侨报设在距“孔子大厦”不远的一条小街上，是座四层或五层的楼，楼下一层是旅行社，闹不清是什么旅行社，总之是一家中资或是和中国有关系的企业。它的广告上有中文说明，专门承办去中国大陆旅游的业务，二楼是侨报的编辑室，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们到时，王渝和另一位女士正在研究是否还等我，因为有我上次飞机报错时间和航班的例证，她怀疑这次我义报错了时间。
王渝请我先住到她家去，这样就可以把不用的行李，存放到报社四楼一间住室内。这间屋虽不大，却很住过几位名人，国内受单独邀请来访的一些作家到纽约后多半在这里住几天，一是便于和这里的华人文化界朋友交往，而更重要的是这里对国内来的朋友免收房费，目前住的是一位国内某报的记者。侨报和国内有些报刊，建立了协作关系，每年请一两位国内同行到美国来实习。侨报也是我这次来美讲学的赞助人之一，我虽是应几个大学所邀，但侨报热心提供了往返机票，才促成此行。
行李放好后，王渝就领我直奔地铁站。到中央车站下了车，又换上一列地上的火车，再继续前进，甩去于梨华处的同样手续，减去一半时间，才能到王渝住的高级住宅区。这是一片围在绿化地中间的楼房。虽比起于梨华的山间别墅还有段差距，但在纽约这地方能有这么片静土，也就不易了。我估计这是王渝外子老夏买的，他是联合国职员，收入可观，不然在中资系统的王渝绝买不起这样的房。
晚上王渝下厨为我们做饭，吃饭时我表示感谢，老夏就趁机提出，要我去联合国作一次演讲，这个场合提出的要求是无法推托的，但我提了个条件，只谈文学，不谈政治。我认为联合国是个政治机构，估计它的成员对政治兴趣比文学大，而我是最怕讲政治的。谁知老夏一听欣然答应，他说我若不提出来，他还想向我建议少谈政治呢。联合国当然是个政治机构，但他们普通工作人员可并不是政治家，上班时间听各国政治家演讲，那是职业上的需要，业余时间他们才不想再听那些东西。我接受了邀请，何时去讲等他通知。
第二天吃过早饭，仍随王渝乘地铁去侨报。和侨报的负责人商量我这两天的活动日程。18日当天，侨报对我采访，中午请我吃便饭。19日，由L陪我上街游览和买东西。
L和我是熟朋友，他原来是北京一家报纸的理论编辑，写评论文章很有点名气，前几年他太太到美国来住娘家，得了病，便没再回北京，他请假来美探亲，也从此留了下来，他不愿呆在丈人家吃闲饭，况且这也不符合美国习惯，总要找个工作挣钱，但英语还听不大懂，又不会占卜烹饪，能干什么呢？学中文的，只能找与中文有关的事作，便应聘到侨报，不过不是作编辑，而作校对。宰牛刀用来杀鸡，当然轻而易举。每天上午来几个小时，把大样上的错字，标点改改。一天的工作便作完了。轻闲倒也是轻闲的，几年前我来纽约时，觉得他多少有点寂寞感，这次好多了，有人告诉我现在他也替报纸写点社论之类文章，只是不署他的名字，他自己跟我说，除去报社的工作，他还在筹办个公司并与人合办个华文刊物。精神上和物质上看来都比我上次来时强。
采访就在侨报的三楼进行。无非谈点国内文学界的近况和我这次来美的活动情形，因为是熟朋友，谈得很顺利，没一会儿工夫就完成任务了。距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我就回到二楼编辑室翻看近日报纸。二楼这间屋，是侨报主要办公室。一间大屋，横竖放了足有一二十张办公桌，从主编到校对全部人马“汉八郎当”全挤在这里。这样，只要来一个客人，就是全体的客人，谁碰上谁就接待，绝不会使客人受冷落。因为侨报几任老总对文学交流都热心，许多次国内作家来美都是他们提供的旅费。这编辑室就成了中国作家必到的地方。作家来得多了总会有点趣闻。趣闻之一是有天几个编辑在闲谈：“大陆女作家作品虽写得很好，但长相似乎都平常，不像台湾女作家里几位出名的漂亮……”正说之间突然推门走进两位靓女，明眸皓齿，乌发红颜，风度优雅，光彩照人，一时四座皆惊。两位小姐笑嘻嘻地问道：“这里是侨报编辑室吗？”大家抢着答应。二位就递过两张名片来，接过一看，上边写：“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王小鹰，程乃珊。”众人看了赶紧招呼，从此再不敢说大陆女作家缺少靓女。
这个编辑室确实是个结识朋友、扩大交往的好地方。这次在纽约，我在这里坐过两次，两次加一起约有三小时，就遇见了几个有趣的朋友。这天我为了等吃饭，坐在那闲看报，翻看间忽听耳边有个声音很耳熟，抬头一看，乃是大名鼎鼎的C先生也，C原来在中央某学院当教师，“*****”后期，他有一张反对“***”的大字报很被大家传诵了一阵，是个有思想有作为的壮士，不知应美国哪个部门之约来进行文化交流，也不知为什么他延期未回。反正有好几年没见到了，不料在此碰见，见他衣冠不整，形容狼狈，我怕认错人，就问身边一位小姐，这是不是他？小姐说是的，他近来也在这里临时打工，正说着，他回头也看见了我，欢呼一声走了进来。我也很高兴，寒暄后便问他为何如此狼狈？他说倒霉透了，上午在街上去了趟公共场所的洗手间，跟着又进去一个黑人，黑人进了门就把厕所门反锁上了，向他伸出手来说：“朋友，我口渴得很，有钱拿出点来给我买杯啤酒。”C可能没完全听懂，也可能想发扬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的传统，也可能就是舍不得钱，总之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位黑哥儿们全不顾华人和他一样在这里都是少数民族，也不懂少数民族应当团结起来为共同的利益斗争的道理，三拳两脚把他逼到屋角，一手卡住他脖子，一手在他身上乱翻，终于从内衣口袋里翻出一二百美元来，不见钱则已，见了钱这位黑朋友反倒火更大了，摇着钱冲他发表了一通演讲；教导他为人必须诚实。说完把钱全放进兜里，腾出手来，用中国红卫兵触人灵魂办法触了一通他的躯体，以致弄成这么个模样。我听后安慰了他几句。他说：“这个鬼地方，我不想呆了，我不久就要回国去！”
他走之后，我仍看报纸，这时屋里很静，就听见王渝跟一个男士在谈话，声音虽低，但谈得很热烈，那男士嘁嘁嚓嚓，表情诚挚，样子像是对侨报有所求。王渝女士，仍是那副忠厚笑脸，连连点头，好像是表示同情。再看那位男士的穿戴，上身一件松松垮垮的旧夹克，脚下拖着双已看不清颜色的破皮鞋，样子好像也刚被黑人兄弟打劫过，估计这又是、个来侨报找工打的流浪者。为怕人家难堪，我赶紧低下头再去看报。过一会儿那位同胞问了王渝一句什么，便朝我走了过来，热情地伸出手说：“唔，原来你是邓先生，久仰久仰，我叫谢天乐……”说着送过一张名片，我一看上边写着“全美江西同乡会会长，什么公司董事长……”光头衔有好几排。这时王渝过来为我介绍，才知道他是台湾鼎鼎大名的作家、记者谢青。我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听朋友说过，这谢青发了财，没心思写作品了，怎么也和刚才那位C兄一样，一副狼狈相呢？出于写作人的职业习惯，我便拐着弯问他；“你们刚才好像在谈点重要的事，是不是叫我给打断了？”他说：“没什么，一点小事，我有个旅馆不想要了，现在每年净收益有几万美元，我卖给别人也是卖，这个便宜不如叫自己人得去，所以我劝他们买下来。”我说：“这么好的产业为什么你自己不要了？”他说：“挣钱挣腻了，我经营烦了，我的钱已经够用到死了，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留出些闲时间来写东西好不好！我以前写作很有热情，可是靠写作混不饱肚子呀，这才改行去做生意。谁知狗运亨通，作了几年地产发了财了。做生意是为赚钱，有了钱还做生意干什么？留点时间给自己用用不好吗？”我们谈熟了，我就问他：“在美国你也算个富翁了，怎么还这身打扮？”他说：“入乡随俗吗，参加上层社会社交活动，我比谁穿得都讲究。咱们绝不能在白种人面前丢身份，可这是上唐人街来呀，这样老乡们才把我当自己人是不是？而且这样我走在华人区、黑人区都安全无恙，在美国这么多年我没像C先生那样遭过抢劫。他看我这样不像有钱的厂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我现住在王渝家，但我觉得太麻烦她，准备一两天就搬出来，到一个年轻朋友家去住几天。”他马上说：“到我旅馆去。到那里我管你吃住交通，别的自己解决。我没工夫陪你，但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我虽很感动。但还是谢绝了，因为凭我那一句半英语，我还不太想完全自由活动。
十三
不料当天晚上，我还是从王渝家搬出来了。
不是我做了什么讨厌事叫王渝给轰出来的，也不是他们那里不方便或不热情，只因王渝是名人，住在她家目标很大，别人太容易找到我。我只想在纽约休息几天，随便玩玩，不愿再忙于应酬这想法也是由于一个朋友的来访引起的。
18日侨报对我采访完。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受谢青启发，我想一个人到附近的孔子大厦周围去转转。这一带是唐人的势力范围，商店招牌上全是方块中文，店员多半为炎黄子孙，虽然有些只会说广东话，总比同纯的外国佬打交道方便，有人在美国呆了一辈子，一句英语没学会，作买作卖，娶妻生子，什么也没耽误，就是因为有这唐人街存在。当然，任何好事也有他的负面，前些年中国在这里办了个展览会，有几位唐人街的老华侨看了后就非常扫兴，因为会上只预备了英语和汉语普通话解说员，没有广东话解说员。这几位两样话都听不懂。至于文字说明，那更没用，能看懂文字说明也就听得懂英语或普通话了。近几年随着从台湾来的移民增多，唐人街上普通话开始普及起来了，虽然满口都是“好好玩”、“好好看”之类，总比听广东话又方便点。我正动身去唐人街，一位编辑小姐急冲冲跑来告诉我说：“邓先生，X女士来找你已经上楼了。”
这样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待了这位朋友，并马上也就下定决心，尽快从王渝家搬出来，对外宣布我已离开纽约到西部去了。
不是我对人冷淡，实在有难言之苦。以前，我是个爱帮人讲友情的人。常常自不量力，结果事情没办成，反而把朋友得罪了。这样我就总结了一条教训，自己办不到的事不要轻易应承。但我这人天生不会对朋友说不字，尽管给自己定了这条纪律，可事到临头，禁不住人家几句好话。明知办不到的事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还是弄得自己和朋友都不满意，为防止类似错误，只好改为预防为主的政策，估计来者有所求，而又是自己办不到的事，就连面也别见。这天来的这个朋友我估计就属于这一类，后来证明果然不错。
这是位女士，说出名字来人们大多都知道，她在五六十年代写的小说颇有读者。她那时写的电影至今国内还常放映。据我所知反右派也好，反别的什么也好，都没怎么碰到她，“*****”大家都有份了，她也算不上吃苦最严重的，与我那九死一生的遭遇比实在是算不上什么。近十年来在一个省里当专业作家，日子也过得不错。当然，发表的作品没以前那么轰动了，但这总算不到受迫害的账上去。可不知这么一来，这位小姐借个机会跑到美国来不肯再回去了。不回去容易，可要在美国混得像个样就难了。她已是接近花甲的年龄，会的英语单词比我多点有限，凑合着坐飞机能不上错就不错，靠它谋生连门也没有。用中文写东西换稿费吧，美国的中文报纸就那两家，文艺版面很小，不能光供你发表，中文期刊当时还没创办，只能向香港和台湾投稿，可港台发表外来作品总得有点选择，反映大陆生活吗？她离开大陆已好几年，远不如仍在大陆的作家写得更了解当前的实际情况，更有现实性，反映美国生活吗？在美国住了二三十年的中国作家还是以写在美国的中国人为主呢，靠这条路挣饭吃显然没门。这样一来二去，照《红楼梦》的说法是“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了”。原来向她约稿的朋友也不敢再向她要稿。人家本是出于同情，想约她一篇安慰安慰，她却只要有人来约，一送就是几十篇，弄得人哭笑不得，进退两难，发吧，发不了，退稿，又得罪她。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我采取的“回避法”。可我这次没能回避开，就陪她坐了一个多小时。她提出的一些困难，我很同情，但绝非我能帮忙解决的。我只能劝她好自为之而已。
这位朋友的忙我没帮上，却引起我一些感想。改革开放以后，有的朋友愿到海外去发展自己，我一向持同情态度。我以为这是个人有权选择，别人无权也无力干涉的事。到了外边自然要按外边的规则参加竞争，因而也不必以中国的习惯对在国外的人作种种挑剔。只要不作有损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事，在事业上又确实混得比国内好，尽可听其自然。再退一步，哪怕只是经济生活比国内优越，个人心情也舒畅，别人也不必说三道四。可有的人在外边混得像烧糊了的家雀，再挣扎也难得到在国内时的工作条件和社会地位，却仍然硬撑着在那里当二等公民，对这样的朋友，除了表示“人各有志，不能勉强，爱莫能助，好自为之”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像这位女士这样还肯找老朋友谈心，述述苦闷，甚至还流露出对祖国的怀念和向往，还是不错的了，有人连这点也做不到。我碰到过一位大有名气的歌手，出国后既没找到职业，也没进学校学习，几乎是靠当地华侨接济生活，却向国内刊物投寄他的“国外来信”，报道自己国外成就和计划，似乎活得满浪漫，很惬意；还有的明明一直在当待业移民，见到国内来的熟人，仍招摇吹嘘，自鸣得意，碰到这样的大佬，那就一句话也没得说了，若说就只有引用姜昆在电视节目里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第二天L领着我逛纽约。纽约我以前来过两次，但都没去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和国际贸易中心，这次我们就先上这个地方去。刚解放时我参观过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印象是一片嘈杂繁乱，后来在电视上看过美国这个交易所的镜头，觉得比上海那个更杂乱，到现场一看，才知道这是误会。这里比上海那个大了不知多少倍，繁忙过之，但并不嘈杂。无数个电视屏幕下有无数个小柜台似的营业台，尽管营业厅人头攒动，经纪人跑进跑出，电话不停，传票乱飞，可坐在参观台上几乎听不到声音。参观台如同戏院的包厢，每个包厢中都有电话，电话用英、法、德、日等数种语言报告股市行情。我选择日文按钮听了一会儿，结果一句也听不懂，便不再冒充斯文，和L去电影馆看介绍交易所情况的电影去，吨影是英语说明，L的英语还没到可以翻译的水平，也还是只看了个大概齐。倒是在展览厅看得更明白些，因为最醒目的地方，展览着中国金融机构来此访问和开展证券业务的材料。那上边写着中文。我从这里才知道我国也在开展证券业务，很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高兴。但除去买公债外我还没和任何有价证券打过交道，所以兴趣不大，便催着L带我去国贸大厦。
国贸大厦是纽约最高的建筑之一，在国内曾看过一个材料说在里边生活和工作都不大容易，去高层办事的人乘电梯和乘公共汽车一样，要换几次梯才能到达。我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到那里一看，情况并不像说的那么可怕，来开洋荤的人并不止我一个，哪国人都有。多半都是要到最高层去的，美国人并不傻，为了给人留个好印象，专门预备了L路电梯，只换一次就可以直达100层的屋顶了，该怎么说怎么说，这100层真叫高。往下边一望，整个纽约。连同新泽西州全收在眼底了。以前爬山也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但那时看到的是周围更多的山地或田野。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到脚下满是高楼大厦，汽车行人，是第一次，我曾在东京新大谷和香港的合和大厦屋顶往下看过，虽也有趣，但没有这里的奇异感受。大楼当然是美国工人阶级建造的。我觉得美国的工人阶级确实很伟大，比起日本和香港，这里还有个好处，就是没把这绝顶弄成高级餐厅，以广招财源，而只是在100层中心开了个廉价快餐馆，专为来参观屋顶的人提供方便。叫人觉得美国人虽然也要赚钱，却赚得比较大方。
鸟瞰了纽约，吃了顿标准的美式快餐，参观项目就算完成，剩下点时间便到唐人街闲逛，本想给家人买点东西，看了一圈，什么也没买成。原因虽多，其根本还在于钱少。而和香港比起来，美国物价又贵，1985年我在旧金山买了一串风铃和一个旅行袋，自以为很便宜，到香港一看，同样的价钱在香港可以买一套大小四个旅行袋和六串风铃。美国似乎有两样东西是比较便宜的，一是金饰物，一是西洋参。金饰物咱暂时还买不起，西洋参国内已能种植，据说质量一点不比西洋产的差，西洋参买来只能当药吃，并不挂在身上，是否洋货只有自己肚子里有数，既不必在别人面前显摆，那就不要再花外汇了。
这晚上我从王渝家搬了出来，住到青年朋友小金家去了。
十四
小金就是我头一天到纽约时在又方家碰到的那个青年，应该说他是我孩子的朋友或是我朋友的孩子，他父亲既是个老干部，又是位建筑工程师，顺便还是明式家具研究专家，这个儿子是搞摄影的，对文学也很有兴趣，还有个女儿是学经济的，这兄妹俩前些年先后来了纽约，怎么来的，为什么来的我都不清楚，只知两人在美国混得很不错，比那些名家还要强些，而两人之中女儿又比儿子强，挣钱也比她哥哥多，就在纽约的高级住宅区买了套公寓。除自己住也免费供哥哥使用，房子靠近中央公园的北端，是纽约两种地区的交界处，再往北走一个街口，就到了有名的黑人区哈莱姆。哈莱姆几个字在纽约人心目中是贫穷、肮脏、暴力、犯罪等等可怖景象的代名词。就在我来的前一天，警察发现这里有人在公开贩毒，前去搜捕，几位黑哥儿们就把警察宰了然后一哄而散，至今没有破案。不过住在这附近的人也并不都担心受怕，这里的黑朋友自有他们的规矩，虽然哈莱姆区和小金的公寓只隔一条街，但只要这边的人不越雷池一步，到这边来捣乱的，所以站在小屋的公寓门口，如同站在阴阳界上，往南看是高雅富庶，干净的街道，色彩鲜明，造型美观的楼房和绿树成阴，草地成片的中央公园，街上行人昂首阔步，衣冠鲜洁；园中游人花团锦簇，欢声笑语。偶尔有一辆供游玩用的旧式马车挂着五彩缤纷的车篷走过，车上便洒出串串笑声。往北看，成排成片被遗弃的危楼，门窗钉着木板，墙上画得乱七八糟。街上静悄悄，但在屋角檐下偏僻处，总有三两个形迹可疑，衣衫褴褛的人在走动，看去确实有些阴森可怖。我因为好奇，有一天晚上，我拉着小金去探了次险，我们钻到一家南美移民开的铺子去吃意大利面条，整个店里除去一个胖店主外，就我们俩客人，正在等面条的时候，进来个20来岁的黑人青年，背着个麻袋，进来后从麻袋里掏出一件什么电器用品和两把塑料梳子，先问我们要不要，小金装作不懂英语，说“NOENGLISH”。
我到小金家第一个晚上，是过得非常愉快的。他听说我这天来，为我约了一班青年朋友来助兴，这些青年都是近些年才从大陆到美国的，有的已从大学毕业，有的还在边打工边上学。但都是些认真弄学问，搞事业的青年，他们似乎和那些在美国连蒙带混地中国来客保持着距离。他们这些人自己成了一个不定期也不定形的小沙龙，过一阵就凑在一起谈谈心，家乡、美国、事业、文学、艺术都谈，当然也谈恋爱。这天大家无拘无束谈得很晚，他们向我打听国内一些情况，我也向他们了解在美国的生活情况。看起来他们都生活得很好，以学法律毕业，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收入最高，有个女孩子每年收入已达8万美元左右。以小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活得最舒服。小金在这里仍弄他的摄影，找了个经纪人，专门为人拍广告摄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在家写他的小说，既有生意，又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些人是近年从大陆来美的人中比较成功的一批，也是比较不爱招摇的一批，他们踏踏实实地干事业挣美元，不大过问与己无关的闲事，但都很关心祖国，对国内许多重大事件，他们不仅了解，而且有自己的看法。既为我们的成就高兴，也对一些缺点很有意见，有些意见是出于隔膜和误解，有的意见很有道理。但不管是哪一种，都出于爱国之心。所以，即使是误解，一经解释马上也就可以谈通。结束时，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
虽说我躲到这里来是为了逃避应酬，结果应酬也还是一天不空。
所谓应酬，其核心就是吃饭，吃饭不是目的，借吃饭的机会朋友们谈谈心。而且据我的观察，纽约尽管很大，各种餐馆都有，真论到吃，不论是中餐、西餐、阿拉伯烧烤、东南亚料理，都比不上香港或欧洲。到联合国演讲那天，老夏说好演讲完请我去吃日本料理，我本来就对纽约的日本料理持疑问态度，恰好演讲完天下大雨，我坚持改为在联合国大厦内吃便餐，想不到这倒是我来美国之后在餐厅里吃得最好的一顿美式自助午餐。联合国大厦内有数不清的餐厅，有对外营业的，有专为工作人员服务的。工作人员餐厅也有好几个，老夏和我去的是距他工作楼层最近的一个。餐厅面积很大，售货点也较多，座位宽敞，品种齐全，虽然就餐的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没有外边餐厅的忙乱拥挤，饭菜的味道也好。据老夏说工作人员凭证件就餐，享受优待，比外边便宜得多。此外，几次和纽约华人文化界的朋友聚会，就都是在中国餐馆。对于海外中国餐馆的烹调，我没多少可说的，中国人在外创业很艰难，能把中国的饮食文化介绍到异邦去，并站稳脚跟，这就很不容易。我感兴趣的是海外中国餐馆的内部装饰，想来最先在外边经营餐馆业的华人，多是小商人小业主层次的华人，心里怀念祖籍乡土，又便于营业上的招徕，就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地把餐馆装点得有些中国情调。他们心中向往的最好情调，大约是婚礼寿堂，庙会道场之类喜庆热闹的场面。所以自香港起，所有的中国餐馆都是大红大紫，画龙描凤，财神寿星，花灯红烛，飞扬浮躁而又俗不可耐。这些远离故土的人把他的店房打扮成这样，完全可以理解。虽然给当地洋人造成个误解，以为中国人的艺术趣味就是这个德行，总还是动机善良，其情可悯吧，奇怪的是近年来，改革开放之后，国内一些老字号饭馆，为了招徕外国观光客，把原来地道中国装修竞相改成这种唐人街式样了，这倒好，在文化上也来了个出口转内销，我有时真想为这被误解了的中国文化一哭。
在纽约我正赶上纽约的华人到日本领事馆前示威游行，要求日本赔偿二次大战时对中国劳工欠下的债务。声势很大，许多美国人也自动参加表示支持。在联合国那天，吃饭时碰到个熟人，他知道二次大战时我曾被日本弄去作过劳工，一见到我，就拉住我谈此事，要我们国内的战争受害者也参加这个行动，共同向日本索赔，听后我说，我很为他们的爱国热情感动，从感情上说，日本不仅欠我的体力劳动的报酬，而且更欠我精神摧残的债务。但我是国家公务员，一切要和国家保持一致，从大局出发，听从组织决定，我们政府既声明过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在没公布新的政策前，不能自作主张，我只能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国内的有关人士，研究后再作答复。他听了后表示理解，但对我的态度也不无遗憾，为此我也只能表示遗憾。这件事谈完，马上又接到了一位朋友通知，说于梨华夫妇来了，纽约的几个文化界朋友，有个小集会，唐德刚、夏志清几位教授和几个我认识的作家都参加，约我也去一聚。我当然欣然前往，在那里就又认识了位研究科学的华人专家，一见如故，他就又约我第二天参加由他做东的一个小集会，地点选在距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月宫楼。除我之外他还请了一对美国夫妻，因为这对美国夫妻在中国住过，对中国很有感情。我们在一块谈得很投机，当晚就又弄到很晚，半夜回到小金家，梨华来了电话，她说：“你躲到哪里去了，纽约领事馆打电话来找我要人呢，你赶快给领事馆打电话去。”我又打电话去领事馆，对方告诉我领事找我有急事，要我明天一早到领事馆去面谈。
领事馆设在纽约最西端，距有名的红灯区42街不远。这倒是很好找。我去得早，到那里时人家还没上班。但领事先生已经在等我了。他告诉我，从国内给我打来一封电报，请他转交给我。我接过电报马上看了一遍，原来是责成我在此打听件事，有位从中国出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办了份政治刊物，他办他的就是了，这本不值得注意。费解的是中国作协有位职位很高的人物，不仅在上边发表了两篇文章，并且宣布担任该刊的顾问。此人也是我的朋友，目前正在美国讲学，作协方面想请我就近去看看他，问一下此事的内情，弄清楚这是否意味着他在政治观点上有什么变化，领事等我看完，就问我打算怎么去办？是否要他给予什么帮助？我说我已买了去西部的机票，明日就要去洛杉矶，此人正在东部巡回讲学，我怕是没有可能见到他了，惟一的办法是我到西部后先弄清他的地点，然后通个电话，我请领事替我回个电报给作家协会。谢了领事先生的一片热情，就信步到街上去闲逛。这天是星期天，一大早42街就沿街摆满了地摊，作小买卖的有美国人，有阿拉伯人，也有中国人，我见到两位同胞摆摊卖他们自己的画。看样是正式在美术学院学过的。画了些美国风光和中国风光画，标价都不算高，并没看见有人买。据说现在在美国的中国画家生意最好，价钱最高的是画首都机场壁画的那位。当初他的《泼水节》在首都机场刚露面时，因为有女人半裸的画面，有人怕毒害了我们的人民，说什么也不许这画与群众见面，用苫布很遮盖了一阵子，到底这画可不可以存在是很热烈争论了一阵子的。现在好了，画家已到了美国，既挣美国人的钱，又可以用画毒害他的统治阶级，劳动人民觉悟高，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这一天我充分享受个人自由，逛了临时形成的跳蚤市场，看了一群印度人穿着民族服装在街边演奏。在朝鲜人开的商店买了点送给孩子的礼物。然后到中国餐厅饮了顿广东午茶，下午就回到小金家休息。小金有任务出差了，我和侨报朋友联系好。第二天一早，一个朋友开车把我送到新泽西州机场，我一个人又开始了横跨美国东西部的旅行。在洛杉矶终于打听到那位作家朋友的地址，但因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朋友们帮我安排的日程很满，而且还要和一些老友叙旧，便没来得及和他联系。后来到了三藩市，住在天津老乡赵伯溪家，才打了个电话找到这位作家朋友，问了他在那份杂志上作顾问的事。他听后说他还不知道出版了那本刊物，他要找到那本刊物看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来电话也很好，他也正有事托我回去传达，他说，再有几个月他也要回国了，希望在他回国前能再分他一套房子……
在三藩市朋友家住了几天，这朋友是个戏迷，他太太是位很不错的程派票友，这几天就把附近几个爱好京剧的朋友全请了来，在他家办起一个票房。有位朋友原是位美军飞行员，中国话只能说上海话，他却迷上了裘派花脸，学习很认真。但腔调实在说不上悦耳，唱完后我问他，为什么爱上了京剧？他说中国人么，总得有点中国生活情趣，他在美国生活了多年，已不可能再回中国生活，只有到这样的中国文化氛围中，才能宣泄点怀乡之情，不管唱得好坏，一唱这个调调，就记起自己还是中国人了。
索尔兹伯里去德州
前年秋天，在闲谈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我说：“写完长征后，中国的改革又吸引了我，我要再写一本《新长征》，你对我这个计划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说：“希望你除去看先进典型，最好看一下最最普通的中国农村一代表多数农民生活水平的农村。中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里。”
他说：“你有没有更具体的建议？比如看哪里的农村？”
我说：“比如山东，是我的家乡，几个世纪以来生产水平都没多少提高。只是近几年才有了变化，或者说才开始变化。”
“你能为我作向导吗？如果我去山东。”
我说：“我一定陪你去。”
就这么谈定了。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接待他的单位，那单位也很支持。去年春天我残：四川见到他，他就又问我：“可以决定过些天和我去山东吗？”
我说：“可以。”
5月初，由接待单位转来的一个电话，说他正在南方采访，打算几天后去山东；但我若不能去他就不去。我立即答应去山东与他会合。接待单位也很高兴我能配合他们的工作。不料中间出了岔头：山东有个单位的干部，传下令来，叫邓友梅自己去山东省某单位汇报陪同计划。并且说明邓友梅在山东的交通和住处等，一切由他自己解决。还说：“他要去德州、平原不行，那里不开放。我们招待外宾，谁都来插一手还行吗？”
中国作家协会与索尔兹伯里有工作交往，我个人对索也很尊敬。帮助这么一位对中国友好的作家完成写作计划，是我应尽的义务。我放弃自己手头工作去陪他，是个人做了牺牲的，并非认为和洋人拉拉关系就可以光宗耀祖，插一手分点好处。既如此，我只好通知出版总署转告索尔兹伯里：我没工夫去山东了，请替我表示歉意。
我以为此事就此结束了。可是过了些天，山东直接来了电话，问我：“你什么时候到山东与索尔兹伯里会面？”我说：“我已经决定不去了。”对方说：“我姓徐，刚刚接办这件事。以前的事我实在不知道。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合适，我表示道歉，希望你还是来……”
这位同志很诚恳也很友好。我只好再次改变计划，动身去德州，等候索尔兹伯里。并没打听对我宣布不开放的地区，怎么对他又开放了。
5月17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穿了条旧牛仔裤，长袖衫，胸口上戴着心脏起搏器，白发白胡须上落了一层黄土，精神抖擞地来到德州。我想，如果没有徐同志这个电话，我会失约。但是对这位年逾80，走完了长征旧路两万五千里后，又热心关注中国新长征的好朋友失约，将使我自疚一辈子。为此我感谢徐同志。
索尔兹伯里一见面就拥抱我说：“好极了，我知道你会来！”并没说由于他的坚持我才能来到。
这晚上德州地区负责人准备了简单的地方风味的饭菜：香椿芽、高桩馒头。他吃得津津有味，谈得也很有兴致，他在饭桌上谈话也向来要记笔记。他问：“你们这里计划生育搞得怎么样？真实行了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吗？”地委书记马中才说：“没达到。现在在农村只能做到第一个生下后，几年之内不要生第二个，最多不准超过两个。城市里，干部、知识分子大多数做到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索尔兹伯里说：“是的，我在农村看到常有人身边带着三两个孩子。那么入学率呢？有多少孩子能坚持学完全部小学课程？”马中才说：“各个区县情况不一样。但山东这地方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习惯，特别是近两年富裕些了，大多数农民坚持叫孩子入学，平均95％可以坚持学完小学和初中。这几年本地考上大学的学生，在全省各地区中比例是较高的。”他还说了些具体数字。饭后索尔兹伯里对我说，这地方讲话比较老实。不久前他去过南方一个地方，那地方有位负责人说，他们那里完成计划生育的百分之百，入学率百分之百，坚持学完小学中学的也是百分之百。索尔兹伯里听了就不再往下问。他告诉我：“他们讲的可比***先生讲的乐观多了！”
我和索尔兹伯里住隔壁。当晚听到他的打字机又响到深夜。我和他有过几次较长时间相处，很知道他的习惯：采访一天不管多累，当夜一定把笔记下的材料整理完，打印清楚。我很想提请他注意身体，但这话不能说，因为美国人不愿你总叫他注意自己的年龄和健康。另外我对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也没把握。按一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他该算功成名就，生活无虑了。到了这把年纪，大可以养养花遛遛鸟，讲究点养生之道，安度晚年。他却带着心脏起搏器满世界奔波，每天工作不下十几个小时。他没说过自己要为什么主义奋斗终身，也没提倡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却把物质享受实在看得很淡，自奉简约，至今手中提的还是二次大战中在列宁格勒(彼得格勒)用的那台旧式打字机。而把全部热情投在为社会付出上，对他来说，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工作是最大乐趣。
第二天，5月18日，我们就去平原县。
我在车上给他作了简单的介绍。平原县的名称来自战国时期“惠文王封弟胜为平原君”，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典型的黄河下游农业区，这里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刘备在这儿当过县长，因为地方太窄，战事不已，半途从下水道逃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里是前沿阵地，颜真卿就当了平原郡守。到了明朝，燕王扫北时，此地被杀得血流成河，十室九空，最后只好从山西往这里移民。我的祖先就是那时从山西移来的。军阀混战时，又成了直皖奉各系拉锯战的战场。而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军队就沿津浦线南下占了这地方。八路军随之开来展开游击战，这里又演出多少英勇悲壮的故事。这地方人虽然拼搏挣扎了几千年，吃饱肚子则是最近几年才实现的梦想。不过也就是得到了温饱，不要说和美国比，就是和广东、烟台等等地方比，生活水平也相差很远。你和农民交谈一下，会知道他们想些什么。一切你自己直接去看，去问，我不再多嘴。
9点多钟我们到了马腰务村。
这一天马腰务逢集。集上人山人海，尘土蔽天。赶集的人穿得大部分很整齐，面色健康喜悦。集上商品很多，许多大城市过时的服装、日用品，在这儿正时兴，所以陈列得琳琅满目。也有几个时髦青年穿牛仔裤，骑摩托车。蓝牛仔裤里还露出粉红色棉毛裤来，摩托车上驮着鲜鱼活鸡和香椿芽、嫩韭菜。女孩子还有挎着篮子穿高跟鞋的。因为街上人太多，我们只好把车停在村政府，步行去村里。我领他走到村北头，告诉他日本军队就曾在这里一次枪杀了三四十名抓来修据点的民夫。这个地方原有的居民全被赶走，安下了据点，住了一排日军和十多种不同的伪军和伪政权机关。我当时作为八路军的交通员给被俘的两个伤员传信，看到伪军用烧红的木柴烫普通老百姓，用子弹打断他们的肋条，就为了逼他们承认家中藏有枪支，叫他们家人卖房卖地来赎人。
他们尽管凶残，但又胆小，天一黑便拉起吊桥，锁上围子门，龟缩在堡垒里不出来。所以夜里的村庄又是八路军的天下了。我们收集敌军情报，作抗日宣传，向据点里的敌人喊话，甚至把传单投进围子里去。
许多赶集的围上来看我们。索尔兹伯里问：“这里是否很少见到外国人？”
我说：“有史以来大概见过两次：一次是日本军队，一次就是你。不过日本人在这里决没见过这么多笑脸，更没人向他们招手。”
他听了大笑，冲乡亲们招手，拍了许多照片。
我说，我们在这里和日本军队战斗时，你正在列宁格勒和希特勒战斗，咱们早就是战友了。他说：“我只是用笔，这里的老百姓可是用枪啊！值得尊敬的人民！”
我们回到村政府休息，请来几个村干部和农民说话。来的人多半很年轻，也有一两位老人。他们说话很朴实、坦率，给索尔兹伯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索尔兹伯里问：“现在你们一年人均收入有多少？”
年轻的干部说：“600多元。平均一户还喂着三口猪、两头大牲畜。”
索又问：“10年以前呢？”
那位老头迟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候一天的工值是九分钱，嘿嘿。”
索说：“那时候口粮能分多少？”
几个人抢着说：“平均每人每年不足300斤，”“最少的时候120斤，一个月吃10斤粮食。”
索睁大眼问：“10斤？”
翻译说：“就是5公斤。”
索尔兹伯里把头狠摇了摇，满脸同情地望着我说：“5公斤那不会饿死人吧？”
人们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过，不止一口；草根、树叶全吃。”
一个新村干部说：“10年前粮食亩产才100斤左右，棉花才30斤！”
索问：“现在呢？”
村干部说：“现在粮食单产1300斤，棉花500斤。”
索说：“简直不可思议；不还是这些地吗？”
农民们说：“地还是那些地，人也还是那些人，可政策不是那个政策了。吃大锅饭没人干活。现在家庭承包了，连黑带夜地干，也舍得上肥了！”
索问他们教育情况。他们说村里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还建了个幼儿园，最值得骄傲的是他们有个卫生所、5名医务人员。适龄儿童百分之百人了学，巩固率80％，因为再要高产，不懂科技不行了，所以叫孩子上学。
在这里谈了一阵后，就到邓庄去。
邓庄距马腰务八里地，是我的故乡。我就是在这儿参加八路军的。40多年来我只回去过两次，加在一起总共不超过几十小时。如今我已不认识几个人，而村子的面貌也大变了。以前只一户地主家有瓦房，那也只是房顶挂瓦，墙仍是土坯的。如今满街是砖瓦新房，连我自己家在何处也找不出来了。我们就到我的族兄有平家去，他在公安局工作多年，早已退休，新盖了五大间瓦房，正好接待客人。事先县里打电话告诉过他，他就炒了点花生，弄了点栗、柿饼之类等我。村里人知道我来，一些近支的叔叔伯伯、婶子大娘全来等我。一看来的这个洋人，他们又发憷了，一时不知怎么好。我就出主意，本家的人和女眷全上东屋去，我和他们谈家常。把索尔兹伯里放在西屋，男人们去陪他闲扯。这个主意一说，立即得到了“中外人士”的一致赞同。但索尔兹伯里和村人谈了些什么我就无从知道了。谈了四五十分钟，索尔兹伯里找到东屋来了，我就把我的叔叔、婶婶、堂弟、侄女一大家人介绍给他。他为我们团聚祝贺，说我堂弟长得比我漂亮得多，便提出要上我家去看看。没想到这回却不那么顺利了。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破的，我那堂弟十分爱面子，说什么也不同意叫他看。我只好领他上巷子里看看，我说：“这里的房子样式全差不多，你把他们想象得破旧一点就是我的家了！”他跟我走了几条巷，对我们那里的猪圈尤其感兴趣。看到耕牛和毛驴全拴在街边也觉得有趣，只是没看到我家有些遗憾。其实我也很遗憾，只因为时间有限，我又不耐烦去说服家人，我没坚持去，很有点对不住他。
中午按计划要到城里去吃饭，我们就只好告别。这时来送行的人已站满了村头，索尔兹伯里向大家招手，笑着上了车。在车上我问他：“你和他们谈得好吗？印象怎样？”
他说：“谈得很多，我的印象是这地方几千年间生产水平几乎没有变化。而且看起来10年前的生产水平比30年前还低，有时甚至赶不上解放前。而这10年之间你们又超过了几千年的进程，一切变化都是在近10年发生的！你们说的三中全会以后才发生的！”
他吸了一口长气，又说：“再一个印象是，你们这里的人是真心拥护***的，由衷地拥护改革，很怕再走回头路！喂，不要小看这一点，我也到过中国别处的农村，并不都是这样啊！有人也说拥护，我看得出来是勉强的！”
他冲我挤挤小眼，然后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有件事我总想不明白，毛**先生在领导革命、夺取政权时姐无疑是个天才，是极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怎么建国以后……”
我说我也不明白。依我听到的和个人揣测，大概有两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一是中国连年战争，武装斗争的经验易于学会。而建设呢，缺少现成经验可学。建国初期一边倒学苏联，其实苏联自己有些事就并没弄好；第二个可能是毛先生虽然伟大，也会有不能免俗之处。唯我独尊后就再也听不进不同意见，自己又很少到国外和到生活底层去了解情况，一切靠听汇报，有的人就会专门按他的口味去编造汇报材料。汇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毛的判断件件准确，毛的决定个个正确，句句是真理。当然，中国经济发展停滞还有别的原因，但这两条可能的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他说：“是的，会有更多的原因。这两条大概也不能排除。”
我们匆匆在县城吃了中饭，又动身去看几个乡镇企业。这些大部分是简陋的小型工厂，如把棉絮为原料的纤维板厂、服装加工厂。只有一个以麦秆作原料的造纸厂是规模较大、近代化设备的。可以说这些都还是现代工业的雏形，但这一切在这块土地上却是“第一次”，是这片古老的农业地区进入商品经济的里程碑。索尔兹伯里看得饶有兴趣。我们又去看了两个专业户和一个敬老院。两个专业户，一个养鸡，一个喂貂，养鸡的这一位在日本侵华时期作过日军翻译，建国后以汉奸罪判了20年徒刑。在劳改期间他学会了养鸡。刑满之后，又在当地劳动一些年。1981年回乡时，借住在队里的牲口棚中。改革开放之后，他发挥一技之长，向政府贷款办了个雏鸡场，几年下来成了年收入万元的富户。此人怀着悔罪心情，发财后做了些好事，被家乡人选上了县****。索尔兹伯里和他谈了几句，看了看他的鸡场就走了。上车后他对我说：“对于背叛祖国、替敌人服务的人我无法消除厌恶感。但是，这个人的事很有说服力，证明你们的经济改革政策为每个人创造了竞争的机会。对这一点我很感兴趣。”
在路上偶然谈起来，平原是义和团的发祥地，他的兴致又来了，问我能不能讲点义和团的事。我说我一知半解，我可以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讲，此人收集义和团的资料十分丰富。晚饭时，我就请来了平原县志的编辑焦力军同志，他刚刚写完两本关于义和团的小说，满肚子资料。刚谈了一点索尔兹伯里就入了迷，一个劲地提问记录，结果这顿晚饭吃了很久也吃不完。我看远没有结束之意，就建议他们饭后到卧室去谈，这样才勉强吃完了饭。我悄悄嘱咐焦力军，别谈得太久，老头跑了一天了，要给他休息时间。就这样，也还是谈到了将近午夜。焦力军走后索尔兹伯里对我说：“真遗憾，焦先生有事情走了，我还有许多事要了解。”我只好如实告诉他，焦先生是我叫他告辞的。我不能同意你们无休止地谈下去。他摊开两手作个无可奈何的样子，拍拍我的肩，哈哈大笑。
19日早晨，我们回到德州。在下边已作了直接调查，他认为再有点概括性的了解更充实，这天上午就请地委书记马中才作介绍。马中才是位研究生出身的工厂管理干部，当过几年钢铁企业经理，到德州两年颇有政绩，他很会说话，开头讲了几个数字就把我们震了一下。他说德州地区自1958年-1978年的20年间，净吃国家返销粮吃了35亿多斤；全地区人均分配不超过47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0年间，农村人均收入达到502元，年年有超额糖粮给国家，全区国民生产总值比10年前增长4．2倍。原来这地方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在山东省是第14位，今年跃居第一位了。棉花总产占全国首位。但是在全国来说，我们还是欠发达地区。在全省，我们也只能算中等水平，比起烟台等沿海地区相差很远，我们增长速度快是起点低的快，人家比我们慢，可是在高水平上的慢，我们有许多短处，最大短处是人才不足，专业知识人才尤缺。
他这样一个开头，自然吸引人们听下去。恰好这时有人来找我，我便失去旁听的机会。后来我问索尔兹伯里这次谈得怎么样？他说谈了许多数字。他是最不喜欢数字的，可这些数字却非听不可。
他晚上回北京。下午我们可以松弛一会儿，他又要求去看古运河和苏鲁五墓。我们在雨中游览了大运河。他说他在中国作了多次采访，这次采访是他最难忘的几次之一。我问他：“什么地方难忘？”他说是看到了真正中国农村生活。中国有许多被采访的人，谈的是实话，但都是公用的观点和语言，没有个性，没有感情；这次碰到许多人都是讲他个人自己的话，就太宝贵了，我这样才能知道你们改革政策多么有群众基础。真的，这地方的人是真心拥护***和共产党的改革政策的。
我比他晚回北京几天，回来后他已走了，给我留下一封信，再次感谢我陪他作这次旅行，并且约我秋天去美国时到他家小住，他说他那个小镇很有趣，也叫“索尔兹伯里”，不过与他没关系，完全是偶然的。
到老索家做客
去年春天，我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我的家乡山东平原。分手时他约我再到美国时，也去看看他的家乡。
秋天我到了美国。
我和他商定10月15日去他家乡——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镇。这镇与他同名，也叫索尔兹伯里。我不懂英语，为此请了张洁的女儿唐棣陪我，她在康州附近一个学院学习，英语呱呱叫，还趁一部小车。索这时正在外地讲演，也在15日赶回。我们可以在机场会合，然后乘唐棣的车去索镇。
15日这天，诗人郑愁予夫妻从耶鲁开车送我到机场，唐棣由她自己学校出发也去机场。我们在那里接到了索尔兹伯里。索这天穿得极整齐，还系了领带，似乎从讲台上下来就直接地上了飞机，他高兴地伸开两只特别细长的胳膊，拥抱了我们每个人然后下令出发。他乘唐棣的车前边开道，我和愁予夫妻的车后跟。
正是金风送爽，秋叶着丹的季节。树林沿着新英格兰的山峦从北往南红了过来。车在树海中漂荡，前后左右俱是深深浅浅的红色，褐色，金色，绿色。成片成团，像抽象派油画巨幅，绚丽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我曾看过北京西山和奈良、京都的红叶，都没有这般连绵几百里铺天盖地、大块文章的气势。可远观，可近赏，可掠影，可流连。美国的红叶实在比中国片儿大。车于经过一两个市镇，三两块农田，沿盘山道上到半山，就看见湖了。湖好大，有杭州西湖那么大，湖中有游艇，小岛上还有灯塔、可是没有游人。车子向右一拐进了山口，在一个岔路前停了下来。索带头下了车，我们也跟着下车。只见左右全是小道，左边山道入口处，拦腰一条铁链，挂在道口左右两棵树之间，铁链下吊着个小小木牌，写的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索尔兹伯里伸手摘下铁链说：“请，从现在起进了我的私人领地了。”
大家站在那松散了一下筋骨，上车继续前进，走上索的私人公路。这条小路没有铺柏油，落叶遍地。左边是渐渐低下去的山谷，右边是密密的小林。走了一程，就看见坐落在山谷之间一小块平地上的白色住宅了。
听到车声，索的夫人夏洛特开门迎了出来。
夏洛特女士是颇有名气的作家。她陪着丈夫到中国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走了一趟。索写的《长征》还没出版，她写的《跟随索尔兹伯里长征》却已脱稿了，写得很有趣。
她系着围裙，穿着长靴，正在菜地劳动，招呼我们喝了点饮料，她说声道歉，又去忙她的，索就领我们参观他的住宅。
这是个二层楼。按美国标准，既不时髦也不广阔，家具都是二次大战、甚至一次大战时产品，厨房里电灶旁仍然立着一个烧木柴的炉子。说是冬天下了大雪，这里常常断电，这炉子不可或缺。这屋里没有多余的装饰品，只在壁上镜框中挂了几幅画，看来更像植物标本，问了一下原来是主人父亲的遗作。他是个中学教员业余画家。
我们从落地窗式的玻璃门走出后，便到了房后草坪。索的房屋不设围墙和栅栏。不远处有个游泳池，池后菜地、菜地后是果园，果园往上就是大小几个长满树木的山峰。索用手向四面画了个圈说，目光所及，包括这山，这林，全是他的私人领地。山不太高，却深幽，树木葳蕤而芜乱，他家果园和菜地伺弄得似乎不怎么样。果树结实稀稀落落，个头也小；菜叶上不少虫眼。我敢打赌，送到美国任何一个菜市场都不会有人买它。索却满脸得意地说：“你看，今晚上叫你们尝鲜，我们吃自己种的菜。”
我表示感谢。但忍不住说了一句：“我想它们会好吃，不过看起来样子可不太漂亮。”
他拍了我一巴掌，哈哈笑着说：“今年遭灾了，生了虫。可我反对使用化肥和除虫药物，它们就成了这个样子。虽然不好看，可保证没有污染呀！”
和索的住宅相比它的书房和图书馆却很大。这里原是小农庄主的庄园。他买来之后，把车库改成了书房，把仓房改作了图书馆。这两处原就比住房大，就保持了原来格局。
在他的住宅里，有两样东西很有趣，一个是个铁丝编的捕兽器，一个是挂在窗前的用几百个空易拉罐做成的风铃。
捕兽器放在书房与住宅之间的走廊上。很像我们乡下提鸟的笼子，我问它的用途，索说是为臭鼬预备的。这片水中有一种小动物，像鼬鼠，但会放出黄鼠狼似的臭气，它们常趁索氏夫妇不在家时钻进屋子来，把食品弄得一塌糊涂然后放一屋臭气才走。索尔兹伯里只好找人做了这个东西。里边放上食物，鼬鼠一钻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问捉住它们以后怎么办？卖掉？杀掉。
索摇头说，不不不。我只是遣送出界。这小动物有午睡的习惯。他们钻不出来就会睡去。等它睡着，悄悄把笼子搬上汽车，送到20里外的山中，打开笼盖，等他们睡醒就会爬出来跑掉。为什么非要等它睡着才运走？索说我不愿它们被惊动，那会影响它们健康。我说既如此，你何不在房屋四周加一圈篱笆呢？他说这山上有一群鹿，是他的朋友，这些鹿常常要到他的果园来吃苹果或上菜地吃菜，装上篱笆岂不连鹿也挡在外边了？
从这儿又说到那一串串易拉罐。它们挂在窗口，风一吹摇摇晃晃，叮当作响，我原以为只是作为装饰品，可索说那是他用来保护鸟的。这山上鸟很多。他家的窗户既大又亮，像镜子一样反映出蓝天白云绿树红花，鸟儿们傻乎乎地认为真有另一片山林在那里，照直飞来，常被撞得蒙头转向，鼻青脸肿，挂上这个，它们就不会再误会。
夏洛特请我们去吃饭。吃的果然是他家园中生产的西红柿、黄瓜和苹果。再加上用半成品做的三明治和豌豆汤，是用买来的半成品加工的。
从这天起，我在索家吃了三天饭，领略了美国人在吃饭上这种朴实简单、讲究实效的风格。中午是三明治、生菜、咖啡；早晨是麸子粥、面包、果酱、黄油；晚餐和中午差不多，为了客人有时加做一个热汤和一道冰激凌。三餐皆以大量生菜为辅。按中国人的习惯，既不丰富也不算好吃。可索氏夫妻年过七十八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未必不是这种吃法的好处。好处归好处，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竟在吃上的投资与精力，实在比美国人大方得多。
晚饭时谈的话题却总是有趣的，正是美国大选时期，这晚饭桌上整个话题全是总统的竞选，两个华裔美国人和两个英格兰裔美国人为谁能当选和当选丁会怎样而讨论不休，唐棣不时替我翻译。我听了翻译也不得要领，因为他们两家似乎对两个总统候选人全都不满，而尤其不满的是布什的副总统候选人，索尔兹伯里对他简直嗤之以鼻。
索尔兹伯里谈得正热闹时，忽然转脸问我：“你希望哪个人当选？”
索尔兹伯里太激动了。他忘了我是中国作家，是个外事干部。我们这种人受过“教育”，在对外交往中要严守种种界线。不当面议论人家的国家领导人是其中一条，如今布什与杜卡基斯两人虽然都还不是美国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却可能几天之后成为国家领导人。我怎么回答呢？我只能说：“这是美国人的事，作为中国人，不大了解情况，不好多嘴。不过，布什先生在中国有很好的声誉……”索尔兹伯里听完大笑。他说这两个候选人谁当了总统也不会把美国治理好，因为一个是吹牛大王一个是白痴！
我竭力不动声色，既不笑也不打听谁是吹牛大王谁是白痴，索尔兹伯里不管我的反应，咬了口黄瓜又说：“美国名义上说是平等选举，实际上许多文化水平低的人并不会使用这项权利，要真正平等必须从提高国民教育人手，培养出足够的有文化水平的公民来，美国贫富太悬殊，富人操纵选举，选出的总统就专为富人谋利益。里根不就是这样么，他宁可减少公共福利也不肯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布什和他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吃过晚饭，愁予夫妻回了耶鲁。
第二天上午，索开车领我和唐棣到镇口去。
索家到镇口有四五公里。这中间有一处垃圾处理站，是索头一个必去之处。索一人住在山中，没人来收垃圾。他只好把一切废物小心地装进塑料袋中，隔两天去倒一次。
镇子边上有个邮局，这又是索第二个必去之处。这地方有邮局没有邮差，只有一位老太太兼任局长、职员、内勤、外勤、会计、保卫、人事、行政一切事务。索必须每天去一次邮局才知道有没有他的邮件。有就把它取来。这个邮局设在一幢小小的平房中。小房子门口竖了个大旗杆，上边升着美国星条旗，表示这是国家机构。这个国家机构似乎只有一间办公室，老太太用柜台把它分成两半，她自己占用里边一半，顾客们用外边一半。好在顾客多年也只有一两个人，像我们这样三人一伙同时来是很少见的，老太太的柜台上不放邮票邮箴，而摆满了玩具。从娃娃到变形金刚，花样繁多，没一样和邮政有关系。
我问索：“她代卖玩具吗？”
索说：“不，这是给顾客带来的孩子们预备的。这镇上的人都互相认识，大人们来寄取邮件总要顺便聊聊天儿，孩子常常不耐烦。有玩具给他们玩，大人就可以多呆一会儿。”
老太太听说我们是中国人，十分高兴，送我一张邮票作纪念。她说她曾参加旅游团去过中国，印象很深，希望有机会再去一次。从邮局出来，我们才进入镇内大街。这可以看做新英格兰的典型小市镇。安静，平静，干净。很少砖石结构的房屋，多半是二层木屋，漆成白色。阳台上吊着花盆，住宅周围有花圃和绿地。最高的建筑是个小教堂，大概从殖民时代它就立在那儿，至今没多大变化。最威严的两栋三层楼房，一个是市政厅一个是法院。这里有法院，但没有监狱，因为犯罪的事件很少，即使有也多半是偷猎野生动物之类，罚些款了事。不过前几年却发生个大案——几个喝醉酒的人一高兴，放火把市政厅烧了。弄得法院手忙脚乱把罪犯送外市的监狱代管。街上很少行人，尤其见不到非白种居民，连黑人也没有。这里多是殖民时期从英格兰来的移民后裔，仍然保持着欧洲人的习尚和性情。严谨、文雅，或许还有点古板。车辆也很少，所以只有一个女警察管理交通。她大多时间是在岗位附近闲踱，借以克服瞌睡。索领我们走到一个小楼前，说这里是他一个亲戚的办公处，请我们进去歇歇腿。进门之后，走遍楼上楼下，房门虽开着，却没碰见一个人，只有一只猫懒洋洋地躺在椅上睡觉。它睁眼看看我们，又把眼闭上了。我们只好再到街上去闲逛。
这正是万灵节前夕，市场上堆了山一样的南瓜，专门供人买去作鬼头用。万灵节是鬼节。按理说鬼魂应当在这晚上出来捣乱。近年来鬼的世界也忙了起来，没空找人的麻烦了。人们有些寂寞，便用种种材料做成假鬼来自己吓唬自己，最常用的办法便是拿南瓜雕出眼和嘴当鬼头给它穿上人的衣服，这一来便大大促进美国的南瓜种植业。
穿人鬼头阵，进入一家百货公司。公司职员都认识索尔兹伯里。索把我们作了介绍，就领我们参观。百货公司不大，货品很多，最奇特的货品仍是南瓜。大堆大堆南瓜进了百货公司玻璃橱，我觉着有点滑稽。店员见我伫观，就拿出一个给我看。他说：“这是你们中国人想出来的鬼点子。”接过一看，原来是塑料的，颜色形状皆可乱真。我不禁大笑，想看看是哪个厂想出来的好主意，回去后写封信表示敬意，仔细一看，只见写着“台湾制造”。
美国人的动作确实快。来的时候路上还一切正常，回去时沿途已有些鬼气了。人们把穿了西装、连衣裙、甚至披着毯子的长着南瓜脑袋的鬼先生们安置在林边或道旁较隐蔽处，或站或坐。汽车拐个弯突然发现它，着实有趣。还有一位先生别出心裁，弄了南瓜形氢气球当脑袋，挂一件纸剪的长袍。将绳头拴在树根上，风一吹它就不停在树下摇头晃脑，煞是有趣。
下午。我们去登他家的山，山上林子很密，毫无修剪、整理过的痕迹。似乎那是些天然林子，也没什么道路可行。我们只是随着老索在林子里乱钻。
山顶上有一间窝棚，是索雨中上山时休息用的，山的一面是湖，看过去水光波影，开阔明净；这一面是他住的谷地，林茂林深。我用望远镜四下打量，忽然发现距他住宅不远处有几个人开着挖土机在干活。我问索：“那里干什么？”
他说：“我请了种植公司的人来，帮我种树！”我好奇怪，问他这满山上万棵的树都快挤得容不下人了，怎么还种树？
他说那个地方有一根水泥电线杆，是给他家供电用的，折又折不得，可一看见这种现代化的东西他就堵得慌。所以请种植公司的人来，种八棵树把那电杆和电线、变压器全遮掩住。
我们各自换个合适的地方休息。唐棣看着四周不断地叹息说：“真美！真美！”
第三天唐棣走了，我和索尔兹伯里夫妻像哑巴一样靠打手势吃了顿中饭。下午我就一个人在他的住区内闲走。发现只花一个下午是走不完这块私人地界的，闲逛中我碰到了那群鹿。索为了我最后一顿晚餐不太寂寞，找到了当地一位炎黄子孙在中学教书的x先生来作陪。
饭后喝咖啡时，电视台正播放总统竞选的新闻，他们三个美国人一边看一边议论，我听索尔兹伯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表情越来越不痛快，相信布什先生八成要当选了。
南洋归来话南洋
“无事忙杂记”是没事找事的闲聊。近来“闲中偷忙”下南洋，由南到北穿过马来半岛，就停笔半年。在此应向编辑和读者道歉。这次去南洋跟天津也有点关系。一是小时候在天津学会唱两首歌，“漂洋过海卖哟杂货，漂亮的姑娘啊，风波浪时危险多……”“我想到南洋群岛椰树林中走一遭，我想到菲律宾去找那亲人小娇娇……”使我产生对南洋群岛的向往；二是蒋子龙兄去了南洋和缅甸后，回来对我说了他的见闻，更增加了我要亲眼一见的冲动。
去南洋颇有收获。一路上各国都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战胜利50周年，这才知道二战中中华儿女不仅在老家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在南洋群岛，在东南亚的抗日战争中，华人也立下了不朽功勋。新加坡、马来西亚报纸上介绍的抗日英雄，其姓氏大多在“百家姓”内。抗日展览会上展出的抗日宣传品，不用翻译全看得懂，因为大部分都是中文。抗日战争为这些国家争取独立打下了基础，因此那里开国功臣中，华人占重要地位。以马六甲为例，马来西亚人把马六甲看做其国家的发源地。最先在这里建立殖民统治的是葡萄牙人，随后荷兰人打败葡萄牙人取而代之，从此统治马六甲三四百年。在那里建立最早也最漂亮的街就称作“荷兰街”。二次大战殖民统治的军队投降了日本军，当地华火却勇敢地担负抗日救亡的重任。抗战胜利后，又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为争取独立而斗争，如今这条街就以华人领导者陈祯禄的名字命名。而被该国人民亲切地改称“中华街”了。在马六甲郑和遗址“三宝井”旁，竖着一块抗日战争纪念碑，碑文全部是汉字！
这次远游印象最深的就是马六甲的那条“中华街”！若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就是“比中国还中国”！整条街的房屋都是纯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的样式，瓦顶砖墙，圆柱木窗，前出廊后出厦。本来门旁挂对联，门上刻文字，是“中国发明”。可若非过年，你能找到整个一条街，家家对联，户户刻字的吗？这里整条街每家大门口都有木制楹联，大门上刻着“河图，洛书”之类的大字，字体浑厚，绝对比眼下京津一带店铺的牌匾写得像样。
这街上的人保留的中华风俗，很可能比现今中国本土保留的更多更纯。比如说过年过节，孩子们必定要跪在地上给大人磕头，清明节，七月七，祖先祭日都要摆设三牲祭祀。结婚礼服男人是长袍，女人戴凤冠，向长辈行三拜九叩之礼。早些年新娘还必须在锣鼓喧天声中用花轿抬进门。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街上的人却并不被认为是马来西亚华族人口中的一部分。他们单独有个名称；叫做“峇峇娘惹”。“娘惹餐馆”遍布马来西亚，绝不与中餐馆混淆。因为这街上的妇女虽是用中国式花轿抬进门的，说的却是地道语，平时也是马来人装束。但他们也不被视作马来人！出于好奇，我稍做了点调查，原来这街上的人是到达马来半岛最早的华人，他们的祖先从明代就在这里落了户，有的干脆就是跟着三宝太监来到此地留下未归的。那时华马两族还没有太严格的宗教隔阂，华人与当地马来姑娘结成连理，实行一家两制，一边通用马来语，吃马来饭，一边仍可保持中华文化和佛教、道教信仰。生下的男孩子叫作崙告，生下女孩便是娘惹，便衍生出这一特殊的民族交融的文化现象。现在马六甲全市通用华语普通话，峇峇娘惹的普通话也是后学的。
与此相似，马六甲还有个葡萄牙村。葡萄牙被荷兰取代了宗主国身份后，他们的居民没有全部返国，留下来的就聚居在这村里。如今也过了300多年，看模样已与当地人没多大差别，但仍保留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并且都会说古葡萄牙语。那是跟现在的葡萄牙语不同的一种语言。现在的葡萄牙旅游者来到这里，两边谁也听不懂谁的话。可这给葡萄牙学术界提供了极大方便。当他们要研究古葡萄语时，马六甲葡萄牙村成了惟一可靠的活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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