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2 / 2）

他刚进剧院时的任务是替老舍先生采访写作素材。老舍先生要写个一家之内出了几名人民代表的故事。采访对象有好几家。有一家好像就是女明星向梅和舞蹈家武季梅的家庭，不过采访的是她们的父母。数年后我有幸到这个家庭去时，向梅小姐也还在上中学。而季梅小姐只扯着别人的衣襟，连喊带叫地瞎捣乱，还没显出舞蹈天才。林的工作很得到老舍赞许，作为奖励，常常在他汇报完一段材料后慈祥地说：“这段材料不错，留着你自己写吧……”

林没写过这些素材。但老舍先生的影响和采访中得到的体会，都对他以后写北京味小说起了启蒙作用。他刚从江苏调到北京时，说的还是尖团不分的官话，后来他在小说中出色地写出了北京人的风貌，而且是用地道的北京话。他是下功夫磨炼过的。

说到磨炼，得感谢他带领我走进读书之路。他有学问，但从不以此自居。我是从他言谈中，从他对作品作家评判中感知到他有学问的。我印象中他花时间最多的是读书。在一起工作时我见他读了许多剧本，也读了许多小说。不过他读书不肯跟着潮流走。那时正时兴读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却偷着在屋里读沈从文、周作人的作品。我从小失学，没正规读过书。看到他读这些书才引起我读这些书的愿望。他对这些书的评论，对我起了导读的作用。我甚至怀疑我有些错误观点是不是也受他的影响。不过我坚信，如果我在写作上有点什么长进，这位朋友对我就是起了引导作用的人之一。

从他早年的作品中，是能觉察到他读书所受的影响的。翻开《台湾姑娘》看看，您不感到有屠格涅夫的影子吗？

除了读书，林先生年轻时感兴趣的就是看戏看电影，他把这也当作学习。他很少有娱乐活动。他不打扑克(会打桥牌，技术不怎样)，不跳交际舞(他是会跳舞的。在大后方时他还跟着戴爱莲先生正经学过舞)，也不下象棋。有时下下围棋。下围棋耍赖。我跟他下围棋，他贏了就叫我数子儿。他输了就抢着自己数，在数时做手脚，把我的活子当死子给我拿掉。

1951年冬天，我和林同时参加了中央土改团。我到安徽，他到湖南。这期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进行改组，创作组被取消了。我早回来一个月，被调到北京文联工作。一个月后，早晨我上街去吃早点，忽看见林先生潇洒地顺王府井大街走来。我问他何时回京的，要去哪里。他说刚回来不久，剧院要他自己联系工作单位。他去电报局给延边的一个朋友打电报，打算去延边工作。我想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区，对他这南方人来说未必合适。就说：“你等等再发电报，我跟文联领导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联，何必要去延边？”他表示无可无不可，对是否留在北京并没太大热情，但也不反对。我就去跟文联秘书长、诗人王亚平谈了一下。王亚平马上说：“这个青年可用。来吧。”就把他调到北京市文联，在研究部工作。研究部主任是评书艺人(现在时兴叫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副主任是位老报人，一位研究员是相声艺员孙玉奎。林到来不久，领导号召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深入工农生活。连先生和孙玉奎有演出任务，老报人年纪过大不适应艰苦生活，林先生就做了深人生活的代表，一头钻进北京西郊的八角村，成了编外村民。我曾随他到八角村去住过几天，正碰上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两位青年来这里锻炼。村干部忙于春耕，叫林先生照顾这两位青年，向他俩介绍村中的情况，领着他们参加劳动。前两年，北京电视台播出名震一时的电视剧《红楼梦》，我越看大导演王扶林的名字越觉得熟悉，后来想起，就是那两位学生中的一位。

林斤澜深人生活的踏实劲，在别的青年作家身上少见。除去开会，过年过节，他极少回城。过年过节回来，是因为太太谷叶女士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上学，只在放假时才能来京。林平时节俭，但太太来时则保证她过两天轻松而富裕的生活。他那时对写小说没有兴趣，醉心于戏剧创作。戏剧中只限于话剧，话剧里又单写喜剧。所以，写的剧本没有地方发表，更别提排演。太太上学，他拿不到稿费，按说应常处在“经济危机”中。可他竟能打点得满舒服，还不用借债。其秘密除去平时节省外(其节省方法包括自己喝酒只喝二锅头，若我请客就指名要西凤)，还从不进百货公司。买什么都上旧货摊或寄卖店。他的鞋是在旧货摊上买的，小工艺品是在旧货摊买的，惟一的书橱也是旧货摊买的。给太太置办贵重的貂皮大衣，花了人民币40元，也是花在寄卖行里。太太来京，他就能用小电炉做点吃的表爱心，每逢这时，不管请不请我，我都赶去吃。不过他造厨的手艺有限，根本不能跟汪曾祺相提并论。他看家菜谱是煮红枣加花生米，雪里红烧黄花鱼，外加一盘猪头肉。

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呆了多久，我记不清。他下乡后好久我才进文学研究所进修(后改为文学讲习所，丁玲同志创办并任所长)，我毕业了他还没回来。他去时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干部。等我毕业，他已发表了《新生》、《春雷》等红极一时的小说。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里高兴，马上就写了篇评介给以赞扬。

1955年，我发表了《在悬崖上》，他很为我高兴。但指出我在文字上很不讲究的毛病。后来我写作注意在文字上严格要求自己，这跟他的提醒分不开。

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青年作者会议，我俩一起参会。但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北京团的列席代表。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会时，把我俩也列入代表之中，这是误会。

1957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要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地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大概在预备打成右派名单中我是排在他后边的。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我定成右派，他的压力极大。有人是叫他用揭发、批判我来表明他的立场的。他什么都没讲。而在此后20年间，不管我是在北京劳动改造，还是“发配”东北时，他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忙不过来，他替我送妹妹上学；我不在北京，逢年过节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亲；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务事，他想到都提醒我。1979年，我“提前退休”后回到北京。他被分配到一个电影院当勤杂工，但因病没有上班，没事在家中练习写篆字(曾给我写过一封完全是篆字的信，一看那字就是从康熙字典抄来的)，我三天两头到他家聚会。有一天我在公园打拳，忽听到广播中报告重要新闻时，没提伟大的旗手和张春桥、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别人讨论。我就忙去他家，故意卖关子说：“有件重大新闻，你知道了没有？”他问：“什么新闻？”我说：“今天的广播你听没听？”他说：“听了没发现什么。”我就说了我的发现。他也觉得不一般。我俩猜了一阵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这回轮到他卖关子了。他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他端着架子说：“我这才是重要新闻，可不能随便就告诉你。你得付点代价。”我听了就再三追问。并答应如果消息真有价值，我请他喝酒。他才告诉我说，昨天我走后他就去了杨沫那里。从杨沫处知道了打倒“***”的消息。听了又惊又喜，又怕是误传。经过分析，两人都认为这样的谣言是没人敢造的。兴奋得想欢呼，但又还不敢声张。他不坚持要我请客，自己找出瓶酒来我俩举杯庆祝。几年来我们没少在一块喝酒，但从没像这天喝得那么痛快、高兴。

形势发展飞快，我俩又有权拿起笔写作了。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个人选集，林斤澜说：“出北京作家的选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但汪自己对此却不热心。他对编辑说自己建国后写的小说不多，字数不够，不出也罢。林知道后马上去找汪曾祺，激动地说：“你的小说有自己的风格。为什么不出呢？字不够赶写几篇就成了嘛。你积极点好不好！”汪很感动，赶紧又写了几篇。

1984年我奉命到中国作协工作。在北京文联的同行给我送行的会上，斤澜坦率地说：“友梅去当书记，对他个人还是对工作，都未见得是好事。是得还是失很难说，恐怕还是失多得少。因为他的性格就是个作家，并不适合担任行政工作。”

我到中国作协后，工作有了成绩，他表示赞许。有失误他更毫不保留地当面指责，却从不怒形于色。我们相识数十年，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怒形于色过。他会气得发抖而不会气得发火。最恼火时也只是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你瞧，你瞧，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呆的地方是个是非焦点，我工作上、做人上确有缺点，但人们对我也常有不少误解。我极想离开这个岗位，但出于从小养成的组织观念，不得到批准，我做不出拂袖而去的事。这在特殊时期就引起非议。斤澜听到过非议，并且同意人们的看法。但他不在私下议论，也不因此而疏远我，而是当面对我说：“你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了吧！适可而止吧。”我很为他的诚恳和友情而感动。林斤澜是个好人，是个好作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为有这样的朋友感到幸福和安慰。

好您哪，宗江大哥

写这篇东西我没跟宗江商量，商量了也白搭，他既不能阻止我写，也不能叫我按照他的意思写，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

世界不大，40年来闪展腾挪，东遛西窜，无意中竟跟黄氏五杰中的四位建交，就跟黄宗洛没有接触，可还是先后同事——50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搭过班。

1949年渡江不久，我团来了个新战士黄宗江。听说是红极一时的明星，周游世界的水手，《卖艺人家》的作者，《大团圆》的编剧。他怎么来当起小兵拉子呢？听到过传说，说法有几种，我也没考证哪一说最可靠。一说是于伶先生建议他参军的，一说是沈西蒙主动求贤的，最有趣而又最不可靠的一说是白文把他转让来的——白文当时正任特纵的文工团长，到上海招新兵，黄宗江到他那儿报名，白文觉得自己庙小，供不下这个大菩萨，就把他推荐到了军区文工团。

所以有此一说，因为这二位是老朋友。

白文是我敬重的老师和上级，我在他手下当过差，他是戏剧股长，我是他股里的小兵。他到解放区前是上海“苦干剧团”人台柱，《视察专员》演县长，《秋海棠》演副官，《大马戏团》里演慕容老头，红遍了大江南北。宗江比白文出道更早，锋头也更健，人们把他和石挥并列，连白文都承认演技上颇受宗江启发。上海人把石挥捧为“话剧皇帝”，在评议中认为惟一有资格与他较量的就是黄宗江。可宗江声明不参与竞选。既如此，只要宗江按部就班地演下去，“话剧丞相”的乌纱非他莫属，白文也少不了弄个“尚书”之类头衔。不料这两颗光芒四射的明星竟先后失踪了。这事在上海成了特大新闻，人们做过各种猜测，可谁也没猜准。因为连他们俩对自己的“下一步”都没猜准。原来白文本是中共地下党员，以演员身份作掩护进行抗日活动。正在一顺百顺之际，有人把个什么名单弄丢了，情况紧急，后果难料，组织上命令名单上的人立即转移，他就连夜带着老娘去了解放区，到解放区后就分到文工团当了我的顶头上司；宗江是报国心切，不肯在日寇占领下的上海受辱，投奔大后方去了，到了那继续演戏(这倒是他自己计划好的)，可演着演着从舞台上一跳，跳到军舰上当水兵去了。

我听冯二哥(亦代)说过这件事。他说当年在重庆，有一天他上剧场后台聊天，看见位潇洒小生坐在化妆台上看书。看的竟是他散失掉的一本藏书，卞之琳的大著，不禁引起他的注意。这里的爱国剧人他熟识，这位却从没见过。听说上海来了个黄宗江，他估计八成就是他，便客气地问道：“您大概就是黄先生吧？”小生起立行礼，操一口京片子说：“不才是我，敢问您的台甫？”亦代指指书上原有的签名说：“在下就是冯亦代，请多指教。”两人脸对脸看了一会，都大笑了起来，马上就成了朋友。从此后宗江常到亦代寓所聊天，有一次聊晚了亦代安排他和一位亲戚同屋休息，那亲戚正准备投考海军，和宗江也一见如故，关上门他俩又接着聊。聊些什么不知道，总之天亮后再见宗江，他就宣布“投戏从戎”，说完跟那亲戚一块去报名去了，随后就换上了海魂衫跑到西洋受训，在英美扮演了个风流水手的形象。

白文和宗江分头奔向两个方向，谁也没想到何时再见面，等白文穿着军装带着手枪回到上海时，宗江又重登上剧坛了。海军训练一完日本就宣布投降，宗江乘着军舰在大西洋太平洋足转一阵后，一回到上海就又来个“投戎从戏”。白文替特纵文工团招收新人，宗江去看他时确也说过：“我要报名参军。”于是，以讹传讹，就说成宗江参军是由白文去引荐；其实宗江是有更大的来头的。

宗江穿上二尺半，很引起我们小字辈震动，像他这样的名家，在解放初期大团结的气氛下，到哪儿也少不了他一个位置、一份尊重，要参军也会得到照顾。身边例子很多，有位并不出色的什么家，一进门就享受团级待遇，也还过不惯，呆不住，干了几天又走掉。可黄宗江却坚持要从小兵当起，不要任何优待。我估计很少人知道黄宗江离休时的军阶硬是按照班排连营团师的台阶一级不拉爬上来的。他头一炮就来个锤震四平山！

当年像我这样行伍出身的文艺兵，本事不大可挺能挑眼，对新兵看不惯的时候多。新出校门的学生文化水平比我们高，可在艺术上不如我们有经验；名家艺术成就比我们高，按革命资历又没我资格老。对谁我也敢说三道四，惟独对宗江却只有服气。人家放着现成的统战对象、明星班头不当，自愿从最低级的文艺兵干起，没点真格的行吗？这就叫革命性、事业心，不服你来呀！

他对名利既然不屑一顾，也就不故作深沉状，对上级、下属、同伴都一视同仁。随随便便，坦率真诚，连对我这年龄、成就上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小老弟，他也毫不轻视。见面小邓长小邓短总要扯几句。我刚学写作跟他打听点学问，有问必答，既不摆架子也不讲客套，平等中透着亲切，指导时不失尊重。那时刚进城，生活还相当艰苦，纪律约束也严，可他咬着牙适应，决不含糊。他的自律和谦虚把大家征服了，热诚和恳切被大家接受了，成了我们中间能互相交心的一员。其实他总还有点知识分子的生活痕迹，在别人身上就会受到挑剔，对他却没人计较。比如：军装穿在他身上总比我们的板正干净，他自己买的皮鞋也比我们发的光亮俏皮，早上喝粥他还自己带点肉松之类小菜来，我们不光不说他特殊化，还凑上去夹一筷子。(注：对这点他坚决予以否认，说我诬陷他。我在此郑重把他的抗议注上，也同时补充一个细节：我还记得吃肉松的地点，是南京国民党最高法院二层楼的阳台。)

宗江参军后头一个任务是筹备开国大庆的演出。他和当时在南京的老艺术家戴涯、路翎等现编了一个戏，叫《国民党一团糟》。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就开始在玄武湖公园义务演出。这是出闹剧，写解放大军渡江后国民党一批要人的狼狈情景，剧中妙语惊人，洋相百出，逗得观众前仰后合。宗江演一位穿长袍的国民党元老，至今我还记得他神经质地高喊：“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据白文说他那“声音化装”的本事就是从宗江这里学来的。这次是我亲耳听到他的“化装声”，觉得他挺有本事。但这次演出给人主要的印象还是那股欢乐和团结的气氛。宗江回忆这件事时也说：“要是后来我们始终保持那样的大团结该有多好！”

1949年冬天，我调往北京，我想和宗江的交往会从此中断，有点遗憾。

我到北京文联报到，副秘书长王松声叫我随一位年轻同志先去熟悉环境，安排住处。那位同志抢过我的背包说：“来，你就跟我住一间屋好了。咱们文联的团员也都编在一个小组，我是小组长，名叫黄真，原名黄宗淮。”我笑道：“黄宗淮！有意思，我有个同志叫黄宗江，一江一淮很像哥俩。”他说：“那是我大哥，宗英是我妹妹。”这一来我倒跟宗江的关系更近了点。他来看黄真也跟我亲切地聊一阵。过了两年他也调到北京来了，还新结了婚，娶的竟是我们文工团的元老，荣任前线话剧团副团长的阮若珊。由于历史原因，我对阮若珊和对茹志鹃一样，始终看成是自己的大姐，由此我和宗江的关系更近一步。当然我也有所失——我和宗江差着档次，以前在交往中我常拿在文工团的资历来壮胆，可在若珊面前我永远是新兵，甚至还是孩子，我想这回我算小到家了(不出所料，至今花甲已过，宗江还是叫我小邓。只在写文章时后边加个注：“叫友梅的那个小老头！”)。

他是在《海魂》写完后正式调到北京来的。《海魂》有一部分题材来自起义的“长治号”军舰。“长治号”起义到南京我是最先采访的人之一，电影剧本的几位作者我都熟悉，我就打听他们的创作情况，这才知道他碰上多么尴尬的事。《海魂》剧本写得好，拍得也好，是要载人电影史的名片。可《海魂》的创作过程却是另一出好难演的闹剧。宗江在里边扮演了个觉新式的人物，我又看到了他忠厚宽大，忍辱负重的一面。宗江是个人道主义者，是个君子，不掺假的好人。

宗江的朋友遍天下。不论什么行当，不管什么流派，不计年龄档次，他都交往。他有句名言，叫：“多山头即无山头。”这句话对我做人颇有影响，但要学到他那火候不易。他表面上超脱随和，内心是非清楚、爱憎分明，正义感和责任心极强，强得把功利二字甩得好远。本来他能写的题材极多，要洋的他是燕京的科班出身，西方各种流派的作品他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读的是原文不是译本；要土的他书香门第，博览群书，真要弄什么京音律韵，我这样的根本不是个儿，在他写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名作之后有位负责人跟他说：“你总这样跟工农兵不着边不行啊，得深入工农兵生活。”他就扔下自己熟悉的一套，毫不犹豫地深入工农兵去。下农村，进西藏，随后就写出了热闹一时的《江山多娇》、《县委书记》和一部名垂永久的《农奴》到此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可他还要再接再厉，竟视死如归地去了美国正进行“地毯式轰炸”的越南前线，并且在弹片横飞中写下一部剧本。天可怜见这剧本还没发表就被伟大旗手看中，赫然列入了重大“毒草”的名单。等他从美国炸弹下返回北京，便带着一身罪名，发往大西北“充军”了。

就我所知，宗江在“*****”中的生命危险绝不比在越南小。可死里逃生后想干的第一件事还是写作。“*****”过后我俩头次见面他就谈他正在写和正要写的作品，不久就给我送来两个剧本，一本是写一个连队，另一本是写一位被“***”残酷迫害致死的烈士。他跟我说：“我知道这俩戏都不能拍，可我不写出来对不起死去的和活着的。我写出来了，哪怕只给朋友们看看我也算了结一番心愿。”我无法评判过去有些做法的得失，但宗江为人民，为事业的这种热诚勇敢劲头我是永远崇敬的。别看他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在十里洋场出过大风头，却绝不是文学、艺术前边加个“玩”字的公子哥儿。

宗江是个多栖、全才的艺术家。我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只看到凡是派给他的活他都干。50年代有一阵听说他在写越剧《春香传》，那剧彩排时我也看到他在台前台后忙活，可说明书里并没他的名字；又听说写了话剧，却又不见下文。有天我和画家彭彬在长安听侯宝林的相声。除去我二人，招待席的一排座位全空着，演出过一半，我觉得亮光一闪，有位穿蓝绸旗袍的小姐娉婷而至，紧挨我坐了下来。那时穿旗袍的人已经不多，何况小姐眼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我便扭过头放肆地看了一眼，不看则已，一看招来几句好话。

“对不起，打扰您了，耽误您听段子了。”

“嗨，我当是谁呢，言小姐！”

“冲您点了半天头您理都没理，原来您还认识我呀。”

那一阵言慧珠正跟我熟悉的一位管事人闹气儿，不是一般的气，是气得要自杀。我既和她那位对手一个衙门里办公，挨几句抢白也算活该，我就连忙道歉。我看她精神焕发，不像要自杀的样儿，搭讪说：“您最近在忙什么？”她说：“排《春香传》哪，是宗江给帮的忙，作家里还是有人够交情的。”

我才知道宗江在帮她排《春香传》。

果然，《春香传》演出时门口牌子上写着“艺术指导黄宗江、郑律成”。

戏不错，得了奖，言慧珠是我最佩服的三位女演员之一。论功底，论扮相，论嗓子，论梅派戏的地道味，没几个人能赶上她。在这点上宗江和我有同感，不过他还是看到言小姐更多长处。他说《春香传》连编剧带导演其实都是慧珠自己干的，他只帮了点忙，慧珠却坚持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这和他在另一出戏里的遭遇相比。就看出了慧珠的人品。不过宗江刚看到门外牌子时还有点不安。他说：“怎能把我的名字放在郑律成前边呢。人家是《延安颂》的作者呀。”后来又看到说明书，他心里才踏实。说明书上印的是“郑律成黄宗江”。由此宗江得出个结论：“言慧珠才女也！”

可叹才女命运多舛，不久后自杀一次，幸好被抢救过来，但到“*****”时终于还是拂袖而去了。

后来我还看过她一些戏，但最深的印象仍是抗美援朝时演的《凤还巢》和与宗江合作的《春香传》此外还有出《百花赠剑》，我觉得谁也没她演得好。

最先鼓励我写电影的是黄宗江，虽然我至今也没写成一个电影剧本，但这份关心我不能忘。

1956年我的《在悬崖上》发表后，接到在电影学院要毕业还没毕业的董克娜的电话，约我去谈谈。意思是要我把它改为电影剧本，他们作为毕业论文来拍片，后来桑夫同志又来约，说北影会拍得更好。但我对电影把握不大，兴致不高，就找宗江商量。他那时结婚不久，住在西单大院胡同。我去时他正享受天伦之乐，就背着小女儿，拉着大女儿跟我谈话。听说丹娣如今也做了妈妈了。我不知二小姐长大后的性格如何，小时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可爱却颇欠文静。在她爹背上、脖子上不断地笑和叫，有时还加上跳！我们整个在她震耳的欢笑声中费劲地谈了一晚上。宗江听她的叫声像听交响乐，精神更能集中，思维更加敏捷，听完我诉说后极力鼓励我写，还在二小姐的伴奏下为我出点子，指出小说中哪些细节阅读起来虽有趣味，但无法用视觉艺术表现，并教给我如何改成可视形象。就这样我也还下不了决心，过了好久都没动手。

1957年4月30日这天大清早，接到黄宗江一通急电：“喂，小邓，你上我这来一趟好吗？”

“什么事？”

“来了再说。”

“多咱去？”

“吃了点心就来，越早越好。”

我当时正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在第四建筑公司深入生活，连住也住在南礼士路的公司里。这时，宗江住在双栅栏。骑车到了西单，看看时间尚早，我先去同春园吃早点，然后又故意在报摊上磨蹭了一会才去双栅栏的黄公馆，我进屋时他正坐在床边发愣，不光还没洗脸，连袜子也还没穿。我说：“看样你才起来，那刚才的电话是……”他说是早上想起这事给我打了电话，打完电话他又回来躺下了。

他一边忙活一边神聊，话却不谈到正题上：“赵青从舞蹈学校毕业了，想替她找个师傅学点传统舞蹈，你说找谁好？”我说：“当然是韩世昌。你看看他的《学舌》《闹学》《游园》，那身段，那台步，那……”他说：“我们也想到他了，可《满城争说十五贯》之后，昆曲的行情见长，韩先生正筹建北方昆曲剧院，怕是没工夫教徒弟。我们想找小翠花，你以为如何？”我说：“那也好，《红梅阁》的魂步是一绝呀。于先生最近倒是总闲着。”他说：“对，赵丹正在北京，今天他们就决定这件事。”我问：“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喝了口牛奶说：“没关系，找你来有另外一件事，祖光今晚请客。”

祖光我倒是认识，他常骑着英国飞利浦上端木蕻良老大哥这儿来聊天，我跟端木住斜对门，总碰见祖光上厕所，他总不会为这个请我吃饭。

我就问：“祖光请谁？”

他说：“请赵丹他们。”

我说：“那我去干什么？”

他说：“赵丹想拍你的‘悬崖’，要跟你谈谈。他明天就回上海，没工夫单独约你了，咱就凑一块去谈，他们谈赵青拜师的事，咱们谈剧本的事，各行其是，两不耽误。”

“人家不是要吃饭吗？”

“咱跟着吃呗，反正祖光花钱。”

“晚上吃饭现在就去？”

等他漱口，净面，剃须，热奶，沏茶，着装，登履，升冠……这套忙完，就将近中午，天安门前已经人山人海。我俩在人堆中钻空子前进，走到新华门对面就再也走不动。只见画家彭彬挤在人群中翘首相望，眼睛盯着天安门方向。我们就凑过去闲聊。过了半个多小时，从那边传来欢呼声，又过15分钟，近处人头开始转动，前边的人往后退，后边的人往前涌，随后就看到毛**跟伏罗希洛夫两位站在一辆敞篷车上缓缓而来，车经过处就有人鼓掌，也有人高呼“毛**万岁！”“欢迎……”但并不整齐——那时距“*****”还有好些年，还没定出欢呼致敬的仪式和规格。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少了些膜拜作场的形式。我也喊了“毛**万岁！”还把脚踮得更高些瞻仰领袖的风采。谁知离我们还有数丈远时两位却坐了下来，车子也加快速度，拐弯进了新华门。尽管两位都是巨人，坐下后人们也还是看不清楚。我跳起来看了一眼二位领导的后背，就退到后边去休息。人散开后我们继续前进，走到王府井南口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宗江说：“中午咱们省了一顿，这晚饭还不知什么时候吃上，咱先吃点什么垫补垫补吧。”就到东单三条口，吃了顿奶油炸糕，到帅府园吴府时离吃晚饭时间不远了。

祖光家里好热闹，一进门就听见满是上海闲话，吴侬软语。黄宗英、上官云珠、赵丹……足有七八个人，挤满了东厢房一屋子。还有几位生脸：一个漂亮小伙，说是赵青的全权代表，赵青有事不能来，他替她来谈拜师事宜。另一位文雅中年人名叫岑参，刚从香港回到内地。正准备拍一部戏曲片。当时我还没经过当右派的磨炼，面皮尚薄，在多位名家面前有点自惭形秽。这些人中我最熟的是凤霞和王雁。王雁大概是拜师的联络人，正和赵丹、宗英、赵青的代表商量有关细节；凤霞是女主人，要忙着招待，我就退到屋角去抽烟。宗江大概看出我的拘谨寂寞，就拉过上官说：“小邓有点认生，你来照顾他。”我和上官在上海只有一面之交，并不熟悉。她却认真地照顾起我来，拿过一盘凤霞母亲做的炒红果说：“他们讲话咱们就吃，谈谈你最近又在写什么。”随后又把香港演员送她的一把尼龙伞打开给我看——那时我们市面上还没有尼龙制品。她想叫我看个新鲜，我从这里却是看到了上官的善良和忠厚。

拜师事务谈完后王雁和赵青的代表就告辞而去了，祖光就领着大家步行上新开路康乐饭馆。我跟赵丹在路上就进行谈判。讲好3个月之后交稿，在这期间我要请创作假，创作假期间我是不领工资的，赵丹答应签订合同后就先预支一笔稿费给我做生活费，走到康乐时我们已达成协议了。

那时的康乐还是家庭饭馆，住房改的营业厅只能摆下一张圆桌。白天卖散座，晚上才有包桌，每晚只做两桌，所以要提前订座。我们来时前边那一桌还没吃完，掌柜的说：“多包涵您哪，屋里没地方，先在这门道里站会吧您哪。”这几位大明星、名导演就都站在那儿杂堆咽唾沫。正等得不耐烦，不知外边走路的哪个人认出了赵丹，就伸过头来看。北京人有从善如流的好习惯，只要有一个人伸头看一会后边就站上一帮。还有人自来熟，凑过来问：“早来了？开会了是吧？”大家就提议进里边站着，宁可叫里边人讨厌也别惹外边入围观。祖光带头进了屋，一进去就响起一片寒暄声。原来梅兰芳先生在请客，萧长华、姜妙香都在座，请的是老明星徐来夫妇。大家既都认识，梅先生就放下筷子起身打招呼，别的几位也举着筷子让座，乱了一阵他们匆匆吃完把桌子让给我们。

祖光要了不少菜，最出色的是“樱桃肉”和“桃花泛”。上官忠于职守，吃饭时仍拉我坐她身边，见我爱吃什么总是为我多布些。结果我吃得最实惠。

几杯酒下肚，谈话海阔天空起来，有两个话题我最感兴趣，一是宗江谈起《柳堡的故事》，有意请凤霞演女主角；一是风霞讲起评剧演员王度芳一件往事。旧中国时王度芳在台上唱戏，一抬脚把靴子甩了出去，靴子飞到台下正砸在一个特务的头上，那特务跑到后台抓住王度芳“叭叭”就打了他一顿嘴巴。王度芳有气没地方出，当晚就请自己吃了一顿红烧肉。上官建议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将来的小说里。因为她问近来在写什么时，我说想要写一个反映戏曲艺人生活的小说。

我想大家看到这儿准烦了，吃顿饭用得着这么哕嗦吗？别急，你往下看，下边还有文章。

过后不久赵丹寄来300元预支稿费，我请创作假回到北京文联写剧本，剧本没写完我就成了右派。欠下上影300元使我心中不安。接受劳动改造后，有天放假，溜到西单剧场去听昆曲，意外地碰到了宗江。我觉得没处躲没处藏，宗江却依然如故，亲切地问我身体如何工作怎样，既不提我当右派的事也不问我剧本的下文。我本想表示那笔账一定要还，可眼泪直转怎么也说不出口，这股欠债难还的愧疚一直拖到“*****”。

“*****”中正蹲“牛棚”，有一天来了两位外调人员，转弯抹角地启发我证明赵丹、吴祖光等开黑会的问题。我没的可说，那两人就火了：“不开会你怎么能拿到赵丹300元？怎么就按计划炮制‘大毒草’呢？好，有你交代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被拉上了斗争会，会前一位尖嘴猴腮的造反派对我说：“你小子直到如今没跟我们露过参加黑会的事，就以为我们不知道吗？连日期地点我们都掌握了，今天不交代清楚别想散会！”

虽然丢人，我也不想涂改历史，说我“跟造反派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照实说我是低头哈腰，老实承认了接受300元炮制“大毒草”的罪行。造反派问我还策划了什么大阴谋。我说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青年灵魂这阴谋够不小了，还要怎么大法。

造反派赏了我一顿大嘴巴子。

回到“牛棚”我想起王度芳的故事，简直想哭，因为我挨了顿嘴巴连吃碗炖肉出出气都办不到。

此事我和谁都没提过。我为我的认罪瞧不起自己，觉得对赵丹、祖光和宗江都欠着份情。

我读金庸

不久前从外地回北京，正赶上“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很高兴。金庸先生是我喜欢和尊敬的作家。

参加会就要发言，但在多位大教授面前我有点胆怯，因为我只上过4年小学，我这个作家纯属瞎混出来的。上完4年初小我就参军了，日本投降后，部队送我到中学去学文化，我当兵当野了，在课堂上又坐不住。正好新四军文工团演戏需要小演员，到学校找人，见我会说国语，脸皮也厚，一个调令就成了文工团员。有小孩的剧目不多，没戏演就叫我趴在幕后念剧本给台上“提词”，人演一出戏我念一个剧本，一年下来肚子里就装了几个剧本，潜移默化会了点编故事写对话的技巧。演的多是秧歌剧，念唱词又给我打下点合辙押韵的基础。还养成了读书习惯。解放战争打响后到前线作火线鼓动工作，要求反应及时，现编现唱。受过正规艺术院校教育的大同志一时还没适应过来，我无意中学来的本事却派。上了用场。行军时看到走过来炊事班。队长说：“快，编几句快板鼓动一下。”大团员还没构思好提纲，我这顺口溜就数出来了：“同志们，走向前，前边来了炊事员。炊事员，真能干，又做菜来又做饭。战士们吃的饭菜香，又打鬼子又缴枪……”有个“火线报”的编辑在旁边听到了，叫我用纸写下来给他，他就拿在油印小报上印了出来，随后送来一斤生四个柿子算作稿费。不过说我写的错字太多，他花了不少力气修改，这稿费要两人分享！这就是我发表的处女作和今生第一笔稿费！我说这段话是想说明，我从事写作没受过正规训练，既没理论基础，也缺乏学识准备，纯粹是模仿读过的作品开始的！写快板如此，写小说也如此。

战争期间没别的消遣，有机会我就读小说。最早读的就是武侠小说！那时读书无处去借和买，只能在打扫战场时捡。军纪规定“一切缴获都归公”，破书烂纸公家不要，我捡来自己背着有空就看。国民党军队里有各色人，也有各色书。一场大战打完，战场上东一本西一本什么书都能遇到：欧美文学，苏联小说，传奇话本，武侠言情，霍桑探案，福尔摩斯……碰到什么捡什么。捡多了背不动，就要选择。我没有“政治挂帅”的觉悟，又没有深厚高雅的学问，惟一的选择标准就是“好看”！我捡到一本“十二金钱镖”，同时还捡到一本载有张爱玲小说的杂志“万象”。扔掉张爱玲留下“十二金钱镖”，完全没有政治原因。只是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养成了粗枝大叶爽快磊落的性格，张小姐那娇滴滴甜膩腻的情场琐事不对胃口，“十二金钱镖”行侠仗义刀光剑影读来倒精神振奋。那时我没学过文学理论，更不知道学术界对武侠小说是何评价，反觉得我们军队也像是铲除人间不公，解人民疾苦的大集体，并因此而自豪！

我才知道树理大师把“群众爱看”挂在心头，他的小说才受到工农大众欢迎，于是我就把“好看”暗自定为自己努力方向。我心中的“好看”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有趣，二是有益。“益”不只限于政治内容，在道德、文化、心理、感情以至知识等方面，只要能有助于辨别是非，惩恶扬善都算有益。总要叫人读过我的小说后他清楚啥叫好啥叫坏，做好人不当坏蛋！

因此，后来我读到金庸小说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它非常符合我这“好看”标准，既有趣又受益。

由于文学观念和理论上的自我束缚，50年代开始，社会言情，武侠侦探之类的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日本人称作“大众文学”的小说品种恰在我们提倡“文学大众化”的时候退出了舞台。言情小说家张恨水改写“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也要拿到香港去发表；“十二金钱镖”的作者宫白羽专靠经营书店谋生。我们常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不同的品种小说。

金庸小说土洋结合，雅俗共赏。人物情节虽是无中生有以虚代实，却写得有鼻子有眼有趣味有学问。读者在消闲解闷中不知不觉增加了中华文化知识，历史知识，风土人情，最终导致我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尊重。

我认为这就是金庸的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我高兴能参加金庸先生的作品研讨会。

老顽童黄春明

读过台湾小说的都知道黄春明是个爱国的好作家，却不知他除去写作外还有许多好本事。

前不久在香港，晚上和太太一起看电视，把频道调到台湾中天电视台时，正好看见黄春明在一个大会上演讲。题目似乎是“要振兴中华必须首先发扬民族文化”，内容好，口才好，表情好，衣着也格外整齐。

估计那天台北的气温至少在30℃左右，从电视上看，在场听众大多只穿衬衫或T恤，而他却整整齐齐穿一套西装，领带打得非常严谨。于是就见他一边演讲一边滴汗，恰好说到最激动的刹那，汗流到眼睛里了，他不得不停住嘴，赶紧伸手抹眼。抹完眼不接着往下演讲，却朝台下四处张望，并大声问：“我太太坐在哪儿啊？太太，我脱了西装行不行？”

大概是看到太太在台下招手同意了吧，他这才大喘一口气，很快把西装上衣脱了下来，使劲扔到了地上去，并小声嘀咕说：“这么热的天，太太非叫我穿西装，真是的！”电视台麦克风非常好，把他这句话一字不落全播放了出来。

我忍不住大笑。不料这时我太太却发了话：“笑什么？你要好好跟黄春明学习，你看他多听太太的话！”我不服气，便说：“好。不过，要学春明我就全面都学，包括他演的杂技！”我这一说她不吭声了，因为这里有个典故。

去年秋季我和太太与春明夫妻及海外一批华文作家曾到云南采风，所到之处受到各少数民族同胞亲切接待。我们高兴之余都觉得年轻了30岁。用春明的话说，就是：“我们难得有‘客观疯’的机会！”

我们参加了许多篝火晚会，晚会多半在打谷场或野山坡上举行。上百人围着火堆席地而坐，大碗喝村民自酿的米酒，大块吃现杀的鱼和肉。与苗、瑶、彝、壮等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唱歌跳舞，衣装不同却能融为一体，语言各异却又亲密无间。

有一天晚上的节目是苗族乡亲踩高跷。少数民族踩的跷比汉族的高，难度也大，看得我们鼓掌不止。高跷演完后各民族的姑娘小伙子们轮番表演节目，我们看得眼都直了，谁也没注意黄春明的动向。

一个节目演完之后，忽然人们眼光都朝出场口望去，我也朝那边看。不看还好，一看大惊，只见那里走上来一个3米多高、上尖下粗的东西来。走到灯光之下才看出，上边只有一个人头，下边却有四个人头。原来下边是左右各有两个人抱着一条上边绑了高跷的人的腿。于是，便八腿抬着两腿一点点往台上挪。上边那个人两手扶着下边人的脑袋，还左右摇晃，并发出像笑又像哭的叫声。直到这时人们才看清，那被捧在空中的不是别个，乃黄春明是也！

霎时间全场响起欢快的笑声，就在这笑声中，下边四个人欢呼一声同时撒手后退两步，黄春明就在尖叫声中扬起双手作要飞之状，只是没向上飞，而朝地下扑，似鞠躬又似磕头般趴着，直等抬他出来的少数民族兄弟当众替他解下绑在腿上的高跷，他才爬起身来，正正经经做了一个谢幕的姿势。

那天我太太也教导我，说：“瞧见没有，你们俩是这群人里最疯的。”

曲木阿呷

四川有句谚语：“清风雅雨建昌月”，建昌即今之凉山自治州首府西昌。

我第一次见到西昌，是1950年夏秋之间，胡宗南刚从西昌撤走三个月。我作为“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先遣组从雅安骑马到达西昌，由此进入凉山，住在举行武装起义、配合我军击败地方军阀的彝族支头罗洪大英家。进山前，依上级指示，请当地有关部门为我们增派了两名翻译。一个是罗洪大英的弟弟罗正洪，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罗大英起义就是由他策划的；另一个是一个叫曲木阿呷的小姑娘。

曲木阿呷那年十五六岁。在大家面前爱说笑会唱歌。但当她单独一个人时，脸上常常露出成年人才有的忧伤。那时凉山是个与外界隔离的奴隶社会，以血统分阶级。奴隶主是黑彝，也称“黑骨头”，尊称为“支头”；奴隶属于白彝，也叫白骨头，俗称“娃子”。一个奴隶主的领地加上奴隶就是一个独立家支。各家支之间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领袖和统属。历代王朝任命的上司住在彝汉杂居的交界区，只管收租敛税，不干涉彝人内部事物。由中央政府派人进入凉山，我们是破天荒头一回。在北京，中央首长给我们交代的任务就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少数民族慰问，宣传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大团结，解放全中国。历代统治者搞“大民族主义”给少数民族造成极大伤害。我们要以行动体现共产党“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其风俗习惯。至于各民族内部的改革工作，只能等该族人民自己觉悟，自己解决。我们只可帮助其思想发展，促进觉悟，决不越俎代庖。对彝族的方针，不管是奴隶主还是奴隶，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人民政府，我们都视为同志。

在北京学习这条纪律时，觉得执行起来挺容易。到达凉山后才知道要经历多大的困难，要有多大克制能力。

我们看见最低等的奴隶没日没夜地干活，吃饭时却跟狗一起蹲在主人脚下捡主人扔下的土豆皮、野菜根充饥。主人对奴隶有生杀之权，出了错就可能遭到剁脚、挖眼等酷刑惩罚。一个老奴隶干活不慎弄坏工具，大腿被挑断一根筋，留下一条腿叫他好拄着棍给主人干活。看见这种情形，阿呷把头低得搭在胸上。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个奴隶市场，看到河边有几十个半裸奴隶按男、女、大、小分类蹲在地上。买主围着他们转，看上哪个就拉起来摸摸腿、打打胸，甚至指着地上一块大石头叫他扛起来跑两步，然后就跟卖主两人伸手比划着讨价还价。我问同去的彝胞是不是壮年男娃子最贵，他说不，成年男娃子最便宜，最贵的是女娃子，其次是小孩。我问为什么这样？他说：“母鸡不是也比公鸡贵吗？她能生小娃子呀！小娃子现成就可以干活。干几年还能卖。大娃子干几年就累垮了，再卖就没人要了。”

我们看得惊心动魄，曲木阿呷低头一言不发，眼里却满含着泪。我问她：“以前你见过这场面？”她说：“我就是白彝。爸爸受不了黑彝的折磨冒死逃出了凉山，逃到山外一个小县城，在旧县衙当了杂役，因为是官差，才没被抓回去斫断手脚。可我祖父母被分开照这样卖掉的……”她父亲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增长了见识，悟出个道理：奴隶要改变命运必须学知识，他省吃俭用也要叫孩子上学。阿呷的哥哥读过私塾后进了南京专收少数民族学生的“蒙藏学校”，她则起了个汉族名字，进了小学，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批认识字的彝族女娃儿。她还说，罗洪家是黑彝，她不愿住在他家。只因为这是参加革命工作，她才忍住性子住进来。不过罗正洪这人挺好，很理解她的心情，总是有意地避开使她受刺激的场面。看来参加革命的黑彝也会变好。‘

在凉山工作几个月，完成任务要回北京时，传来中央民族学院招生的消息。曲木阿呷要求随我们到北京上学，几个月合作中她工作一直很出色，团长刘格子立即批准了她的要求。从这天起，阿呷脸上最后一缕愁云散尽了。我们骑马从西昌到雅安，再乘卡车从雅安到成都，然后经重庆、贵阳，直到长沙才换上火车。不论骑马还是乘车，一路都见她兴奋得发红的脸，听到她止不住的彝家歌声。

初到北京时，星期天我还常跟他见面。我问她生活习惯不习惯，她说别的都好，就是马路太平，走得人脚板疼，没有爬山好走。后来我离开了民族事务系统，再后来在加强阶级斗争声中被打人另册，跟所有老朋友都断了联系。

感谢***同志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使我获得第二次生命。40年后，我寻到了一个机会，再次来到西昌。这时的西昌，已是彝族自治区首府。本来，我是多么想听到曲木阿呷突然见到我时发出那非常熟悉却有40年没听到的惊喜的叫声。可是从自治区到县、区、乡，看到一批年轻能干的彝族干部，却没看到阿呷的身影。最后，我忍不住了，向接待我的领导人打听：“你们这里有个叫曲木阿呷的女干部吗？”对方听了我的话，先睁大眼睛看看我，然后叹着气，低声说：“她早去世了，你不知道吗？”

“她去世了？什么时候？怎么死的？”我愣了。急问。

“50年代她被反对改革的人杀死的。那一年她还不到20岁。要活着现在该60岁了。”

我请他详细跟我说说经过。他说50年代中期曲木阿呷从北京学习回来，省里看了她的档案。见她学习成绩极好，就把她分配到省妇联担任部门领导工作。不久凉山进行民主改革，她知道后坚决要求回凉山参加改革运动。省领导在其革命热情感动下同意了她的请求，派她到西昌参加自治区改革领导小组。但到了西昌后她又坚持深入第一线，随工作队深入到凉山基层村寨。正当全体彝族同胞为跳出落后于世界的奴隶社会一步跨进社会主义新时代之时，一小撮反动奴隶主为了保住他们对奴隶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发起了武装暴动，朝曲木所在的工作组攻来，两名带枪同志坚守在他们住的小土楼上作掩护，其他的人仓促退到附近一条山沟中分散隐蔽，等候援救。不料阿呷刚躲在一个山洞里，一支暴动匪徒就追进了山沟。带头奴隶主对着洞口叫道：“女娃子，我看见你躲在山洞里了。你出来吧，你是彝人，我不杀你，只要你发表个声明反对改革，支持我们一伙，我马上放你！”曲木阿呷为了给其他同志争取隐蔽时间，爬到洞口朝外喊道：“我劝你们还是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的好。你们几个人是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彝族一定要改革，奴隶一定要解放！我死了没关系。改革必定会成功……”

奴隶主毫无人性地下令，机枪火枪朝洞内齐射，还扔进一颗手榴弹……

奴隶主见这个反抗奴隶制度的女娃子死了仍不罢休。把她的遗体又拖出来，大声喊着：“躲着的共产党们你们听着，再不出来投降，就要你们跟这女娃子一样，死了连尸首都落不下……”说着就拔刀朝阿呷身体斫去。

解放军消灭了暴动分子之后，并没有寻找到她的全部遗体。因为遗体被分割成了几块扔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已经找不着了。大家只是在跟她半部遗体埋在一起的背包上认出那是她。因为书包里有她情人给她写的信。那一年她不到20岁，还没有结婚。现在，烈士陵园的墓中，实际上只埋葬着曲木的部分骨灰和这个背包。

我禁不住热泪长流。我要求他带我去一下烈士陵园，最好现在就去。

他们说现在去不行，来不及准备，连花圈都没有。我不再说什么，只问了一下烈士陵园的地址。

这天恰好是农历七月十五，天黑后，一轮明月如车轮般大小，慢慢从邛海中升起，证实了“建昌月”美名不虚。友人散去了之后，我一个人悄悄走出宾馆，急急走向烈士陵园。

陵园没人看守，很大，很荒凉。月光下，我逐一辨识着墓碑上的姓名。寻了半个多小时，我终于看到了“革命烈士曲木阿呷之墓”几个字。我深深鞠了几个躬，然后手扶着墓碑，仰望着明月，任凭热泪顺着耳边往下流着……我抬头望着，月光闪耀的夜空，仿佛跃动着阿呷说笑时的面容。直到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我猛地回头，看见有两个人影在不远处静静地站着。我在这里，似乎呆得太久了。那两个人轻声问了我一句：“是邓先生吧，我们接你回去啦。”我迈着沉重的脚步，随他们朝宾馆的路走去。我忍不住回过头来，看着墓碑，心中升起一轮永不坠落的凉山月。

含泪送叶楠

叶楠西行，我没赶上遗体告别，甚为歉疚。国文兄劝我说：“你的性格我了解，参加后几天缓不过情绪来，没参加也罢。写篇文章寄托哀思吧。”

写文章心情也并不轻松。

记不清和叶楠初期见面是哪一年了。

1947年打完“洛阳战役”，部队转移时有两位陈谢部队的同志掉队，临时随我们文工团行动。我们穿黄军装，他们穿灰军装，挺引人注意。行军中我们班有个人过去跟他们聊天，回来说那个爱说笑的小伙子和我团调往东北一位老同志同名，也叫“白桦”！因此就留下点印象。

建国后我在北京工作，从《人民文学)杂志看到写云南边疆的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无铃的马帮》……一篇接一篇发表，署名就是“白桦”。云南是二野防地，就又想起那个掉队的友军战友。并为他的成绩高兴。又过了些时间，我到八面槽一个剧场参加个会。身旁空着个位子，开会后匆匆走来一个海军军官，客气地问我：“劳驾，您这儿没人吧？”我摆摆手，他坐了下来，还抱歉的笑了笑。我看这人像见过，想了一会就小声问他：“你是白桦吧？”

他笑着说：“我是白桦的弟弟，叶楠。”

“叶楠？白桦的弟弟？你们俩的作品风格可比长相差别大多了。”

我报了姓名，两人就热情握手，开始丁几十年交往。

相处几十年。对叶楠我只能说两个字：“好人”！

不是指他当海军工程军官的业绩好，那早有部队作了评定，也不是指他写的作品好，那自有读者、观众和专家的认可。我讲的只是朋友相处中，对他“为人”的体会。属一己之见。

中国人讲“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从叶楠身上品到了“水”的清淡透彻。有人说文艺业者爱搞小圈子。这不公平。人类是群体动物，哪一界也有类似现象。但哪一界也都有超然圈外的独行侠。叶楠就带点独行侠味道，他这独行不是跟别人不交往，而是在大同前提下的跟各路文友都保持友好。谁有事请他他都到，到谁那里又都谦居末座。几十年来文学圈波浪翻滚，潮起潮落，各人的境遇也不断跌宕起伏。叶楠脸上却总保持其谦和、友好的笑容。假定作家某甲今天吉星照命，事业兴旺，贵客盈门，赞扬之声贯耳。叶楠也会在座，但只是淡淡一笑，绝不跟着吹捧；明天斗转星移，甲兄又运交华盖，门庭冷落车马稀，闲言碎语四面传了。叶楠会仍照常探望，仍然亲切而清淡。如果甲兄主动倾诉自己的境况，或是打听外人反映，他还是淡淡一笑，摇头说：“我早说了，你是个作家。管那么多干啥？写你的东西呗。”

叶楠也有热情外露的时候。20年前，有次我听说他家人外出，只一人在家写作。便打电话说想去看他。他说：“一言为定。太太一齐来，我等着。”转天到他家闲聊一会，我们拉他出去吃饭。他淡淡地说：“知道你们来，我能不准备，还要出去？”说着把饭桌一拉。转眼就拿出几个菜来。并说：“等会儿，还有热的。”转身又进厨房，给每人又捧出一碗热乎乎的红菜汤，就是上海叫做罗宋汤的名菜。舞燕喝了一口，拍着大腿叫好。说：“真地道，你是在留苏学的吧，教我怎么做行不行？”叶楠热情来了，热心讲授起罗宋汤的做法。我听那么麻烦，就问他：“你一个人这么忙活，怎么连点风都没露！早说叫舞燕来一块做不好吗？”这时他又冷静了。淡淡地说：“嗨，这点小事，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如今罗宋汤已成了我太太的拿手菜。

我原以为叶楠那淡化心境是他天性使然，观察后才发现这是坚韧刻苦自我修炼的结果。这看他对自己不同境遇所持的态度才能悟到。

先说顺境。叶楠在事业上达到的成功度，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剧……样样都写，著作等身。读文学，看影视的人谁不知道《傲雷·一兰》、《甲午风云》、《巴山夜雨》、《木棉袈裟》、《花之殇》……政府奖、金鸡奖他都得拿过，同行间谁不服气？可他却从不炫耀自己并保持谦恭谨让之态。别人当面说他作品好，他只是摇头摆手，很少答话。有一次答话了，我说：《巴山夜雨》会在电影史上留下一笔，他说：“那得感谢李准。是他给了我帮助。”空话好讲，真做到得意而不忘形，是要在自我修养上下点真功夫的。

再说逆境。晚年他遇到了最大的下幸。4年间动5次手术，作九回化疗！身体消瘦头发掉光，生理和心理都受到极大折磨。可是他谢绝朋友到医院探视，朋友们暗地替他捏着把汗。只要一出院我们就接他出来与几个老友聚会。见面他仍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一丝痛苦和悲哀神色。六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张贤亮、鲁彦周几个外省老友想看望叶楠，国文把他接到民族饭店小聚，他仍然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说：“你们看，我这不是挺好吗？别担心了。”他表现得那么自然，没有一丝造作，没有半点勉强。他却不提是才从医院出来分别后还要进医院。

我这时才懂得，做到这样淡泊平静，祸福下惊，叶楠在自我修养上是经过顽强艰苦磨炼的！

叶楠走了。他那平和淡雅，谦让友好的形象会长存朋友们心中。

悼绍棠

绍棠逝去，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心中反复一句话：世界上少了一个好人，共产党少了一名好党员，文坛又损失一位好作家，自己少了个好朋友。

去年他住院，我和张锲、泰丰同志去看他，特意带了一篇文章读给他听。40年前团中央开反右大会，我曾奉命上台发言，批判绍棠下乡不该带馒头！事隔数十年我们再次相会，友情依旧，绍棠从未提起过此事，但我不能忘记，一直想找个机会公开道歉。文章10年前就写下了，由于气氛不合，朋友建议暂不发表，便压了下来。如今大家都年过花甲，我想早点了结这份心愿，我趁着两位作协领导在场，便在病床前把我道歉之文宣读了一遍。绍棠听后含泪挥手道：“咱们俩谁不了解谁？内情我明白，我全明白，用不着……”

两位作协领导也说：“过去的事了，提他作甚？”

后来绍棠出院，我俩再见面。他责怪我不该在医院提那件事。我说：回首往事，有人负我处，也有我负人时。人负我一笔勾销，我负人永记不忘。绍棠说，他赞同这想法，不过我俩之间不存在谁负谁的问题。不该这样小题大作。

我举这例子，说明绍棠本质的宽厚，不像他外表给人的印象：心窄性急。

写小说要塑造典型，绍棠本人就是个典型。是50年代先被文坛“器重”，后被“错划右派”的那批“新生力量”的代表。年轻，爱国，爱党，受中国革命文学和苏联文学影响甚深，连优点带缺点全都接受。他们可能有各种缺点，却绝不会喜欢“资产阶级专政”。而他们的青春年华却要戴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度过。做梦也没想到赶上***同志领导拨乱反正的时代，没想到还有第二个春天！一旦复出，就以整个生命拥抱新时代。不掺假的拥护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放声歌颂改革开放，歌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20多年磨难，他们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爱得更加真挚深沉。对往事多持谅解态度。绍棠则更激进些，谈起“五七”年事，他说那是“母亲打孩子，打错了，做儿子的也不该抱怨！”他们一旦重新得到写作的权利，便夜以继日，不顾性命地拼搏，忘记了自己不再是40年前的毛头小伙，只见“夕阳无限好”，忘记“只是近黄昏”。心态与年龄不同步，主观与客观欠协调。本要多出点成果，却过早倒了下去！

绍棠算得是这类人中一个典型！

我认识绍棠时他17岁，40余年来，风风雨雨，我们没断交情。1957年曾有人把我们划为北京市文学界的同一个“小阿飞集团”；“***”垮台后不少旧友是通过他又和我联络的。积数十年之观察，我认为他最大优点是政治上坚定，对党、对社会主义从无二心，即使遭到错划也毫不动摇；第二个长处是保持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特色，看不起崇洋之举，容不得媚外之人。他古道热肠，助人为乐，处人际关系不以功利定厚薄。即使戴着帽子在农村挣工分时，同命运的朋友有事求到他，他也倾全力相助。钱票粮票，没多有少，决不叫人空手回去；发配外地的朋友回京，他总要热心招待。哪怕是咸菜下酒，也要一欢而散，临走时送上火车。

说不清是他把生命献给写作，还是写作给他以生命。在饿着肚皮劳动的时候，在被剥夺写作权的状况下，我怕抄出来作为罪证，连日记都戒绝，他却还关紧门窗趴在炕上写小说。写完自己看一遍，又偷偷地埋葬。待***同志再给我们写作权利时，他才敢去挖取，也才发现早已腐烂成泥了。我为他痛心，他却说：“那也没白写，总是满足了我的写作愿望！不然活得多没味厂。

这样的人复出后怎能不争分夺秒地拼命？我曾和他多次一起出差和出国。他总是同行者中惟一带着稿纸，每日定量写作，不做完“功课”不休息的人。不然你没法想像，新时期以来10多年间，他怎能写出五六十本作品，是我产量的10倍！

绍棠热心助人，不管是长辈是下级，只要有事求到他，他没说过不字。能办的办，不能办替你托人办。他关心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不论是大事小情，研讨联欢，只要找到他助威捧场，几句好话一说，他坐着轮椅也赶去参加。除此之外他没有个人的业余消遣。他去世前两天，一位退休老编辑找我谈申请入会的事，拿的又是绍棠的介绍信！蝇头小楷写满了介绍意见栏目。这可能是绍棠最后的文字。

人无完人，绍棠是出色的作家，不是圣贤。(圣贤去世之后也常被人揭出种种不足！)看绍棠一生，大节可赞可赏。相形之下，小疵不足道之！如果没有性格的多侧面，那还是刘绍棠吗？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他在悄悄地弥补自己的不足，改正某些缺点。比年轻时理智思维多，意气用事少了。不计较人事上的是是非非。更关心文学界的团结状况。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党号召文学界团结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而奋斗，我们几个老人带个头不好嘛？我们都是发小的兄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找机会大家聚一下，什么也不用说，杯酒释疑猜。咱们团结起来，年轻人会跟着学！”

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实现了他的愿望。朋友们欢聚一堂，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顾全大局，不计私怨，共商繁荣文学大计。绍棠很高兴，不顾病痛，盲到开完会没请一天假。只是又一次苦了我们弟妹，既不敢惹他扫兴，又怕他病情加重。一边推着轮椅一边悄悄看他的脸色，低声叹息。

绍棠走的很安心。但我们仍要把增进团结、繁荣创作的局面更推进一步，这是对他最好的悼念。

1997年3月19日北京

记住这位“洋委员”

今年是全国***议换届的年头。5年参政议政，留下不少美好回忆。举例来说，有几位中国籍的“洋委员”(应叫做华籍洋人)，就给我极深的印象！

政协休会期间，我参加“外委会”活动。有次到一个乡镇企业办得出名、经济效益显著的县城视察。看过与外国合资的服装厂、皮革厂、玩具厂，接下来与当地干部座谈。这地方是作为先进典型公开介绍过的，在发展经济、脱贫解困方面确实有明显成绩，当地干部也听惯了捧场话。有几位开头发言的人在提出意见同时，也免不了附加几句赞扬。我身旁坐着位大鼻子黄头发的“华籍洋人”政协委员。别人发言时，他作了个不以为然的表情，就低下头喝水，一声不吭。过了一会，会议主持人忽然叫着他的名字，客气伸出手说：“请您说几句吧！大家欢迎厂说着带头鼓掌。等掌声停歇，那位委员用带洋腔的中国话说道：“我说话不好听，怕你们不欢迎！”当地同志马上说：“欢迎批评，什么话我们都爱听。”那委员便站起身来：“既然这样，我就说两句。请问门口那辆奔驰轿车是谁坐的？”人们一下都被问愣了。会场里嘁嘁喳喳，却没人正式回答。那位委员便提高嗓门又问了一句：“那辆高级轿车到底是谁坐的？”一位企业负责人举手，小声应道：“是我坐的。”那委员马上冲着他说道：“你知道在西方这是什么人坐的吗？”不等对方回答他便气哼哼地说道：“那是大资本家，高级官员坐的！连发达国家也只有富豪才坐得起，咱们不还是发展中国家吗？你们这里不是刚脱贫吗？一个厂长就坐这种豪华车？你坐得安心吗？”

会场一下子静下来了，鸦雀无声。那位委员又指出我们参观的合资工厂，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劳动条件等方面有严重的不合格状况。有位企业负责人想辩解，说曾经有关部门检查过，领有合格证。他摇头：“这一套我懂！可我也懂什么叫危害工人的健康！我就是大夫！”他愤慨地责问：“这种情况在他们欧洲和美国允许吗？他们不允许干的事为什么到我们中国来干？中国人不是奴隶……”“说得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比他发言开始时热烈多了。

我对他肃然起敬。方才记起有本材料上介绍过，他是和白求恩一样，当年为支持我国人民抗日，漂洋过海从西方世界来到这个东方国度的。经过几十年战斗，他跟这块土地和它的人民结下深厚感情，他离不开它了，决心加人中国国籍，由贵宾变成了它的主人。

我曾想：他那么直率发言，是否跟西方人一向直来直往的习性有关？也许他还没学会中国式的含蓄和谦逊？

去年视察、参观陕北，我又和他结伴。在西安革命博物馆，人们看到有张历史照片，拍的是毛**接见外国专家，照片上那位外国专家正是我们身边的这位委员，顿时欢呼起来。他却连连摆手，躲到一边独自看展览去了！有人还喊他，同来工作人员小声说：“别叫了，他原来跟前边那队人走的。知道有这张照片，进门后故意落在后边，没想到又赶上了我们这一拨……”这时他一面急忙离开人群，一面举起手中的说明书挡住了半边脸。我才明白：原来他很懂得什么叫含蓄和谦逊，也习惯于中国人的习性！上次发言完全是出于一个政协委员的责任感！胸怀坦荡，尽职尽责！也许他的话欠全面，也许当事人还有理由解释，但谁也不能否认它表达的作为政协委员的使命感和崇高品格。

世纪末还乡游

读过(徐霞客游记》、《老残游记》、《赤壁赋》、《桃花源记》等文章，谁还敢再写记游文章？偏在2000年接近尾声，赶上一场特殊的旅行。要写怕出丑，不写憋得慌。造成我世纪末最后一次苦恼。

一是地点特殊——云南文山。云南名地甚多：傣族有版纳；纳西在丽江，大理三月好风光，泸沽湖边女儿国，我都有幸到过。对文山这个“苗族壮族自治区”却从未想去过。画家黄苗子就用广东腔说过：“我这个苗子是假的啦！真苗族在湖南呀！”中国作家协会副**韦麒麟是壮族，家则在广西。我想文山未必有典型性。这次一看，才知道这里竟是壮、苗、瑶、彝、侗、佤等好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头一天参加广南县对河村联欢，在村外小桥边手捧酒杯边舞边歌来迎接我们的村民就不少于五六个民族。服饰多彩，语言多样，礼仪有别。有的先唱歌后敬酒，有的先敬酒后唱歌。这边是小伙自己先饮一口后再敬给你。那边是敬你喝完姑娘才举杯沾一沾唇；有的几位老人来敬酒，你举杯沾唇老人就躬身后退了；有的一群姑娘来敬酒，酒不喝干姑娘们就不停唱歌……只一个敬酒就有这么多学问！

第二特殊，是我们这批游子真正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台湾的黄春明、吴梦樵；有来自美国的少君、周琼；香港的海辛，澳门的梁淑琪；加拿大的冯湘湘；日本的华纯……而且大都不是一个人来。吴梦樵由妈妈带领，余国英有先生跟随，黄春明请太太监护……我也是由太太领导着来的。平时连外省都没去过的少数民族同胞碰到这批来自世界各地惟独没接触过本国少数民族的来访者。双方都有点惊奇兴奋之状。而听当地干部介绍情之后，目光中都充满新鲜和好奇。待到两边人手拉手围坐到篝火下，开始喝酒谈心，却发现陌生归陌生，亲切却照样亲切，究竟是同胞骨肉，说起话来推心置腹，跟访问外国或迎接外宾的心境绝不相同！这就引出了第三个特殊性，100年前的中国人是在烽火血泪中走出19世纪的，今天他们的子孙竟能聚在一起欢声笑语迎接21世纪、是巧合也是幸运。中国人这一百年没白过。下容易，也够英雄！没理由不相信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创出更大奇迹。

写到这就要说两句感谢话了。这次旅行办成首先要归功于《世界华文文学》杂志。这杂志因为改版，今年最后一期就收摊儿了。多年主持其工作的白舒荣女士力倡要用颁奖会来向多年合作过的作家们表示谢意。出版社领导谬力女士极为支持。于是从该刊近年发表的小说中评出十五位获奖作者。奖好评可没钱办不好事，她同时就与“鹏程文化基金会”会长陈志鹏先生联系，在陈的协助下又与热心以文化建设回报社会的“云南昆明盘龙区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张彦生先生搭上线。条件是奖项定名为“盘龙杯奖”，活动经费由“盘龙公司”负担，再与正在文山区广南县召开的笔会合作，一拍即成，三厢情愿。不声不响的为一批作家圆了回故乡采风心愿。

谁也没想到“风景这边独好！”像桂林山水那样奇特秀丽，却又有它自己的特色。这里的溶洞怪、多、深、阔；在像滩江那样亮丽的水上乘船到山前划进洞内，绕过九曲十八弯竟能从山后另一侧重返江湖！这里一切都还保持着自然本色，因为尚未开发，因而也还没太多人为破坏。

这里的少数民族同胞也像其山水一样保留着太多善良本色。在他们亲切纯朴，赤诚热情接待下，我们一下也变得天真无邪了。记不清游了多少天，走了几处地，只记得有时走到村边就碰到上百人边歌边舞欢迎；有时直进到深谷才见乡亲们坐在篝火旁等候。有一个被称作“公主坟”的山沟。那里原来埋的明朝流亡皇帝永历的妹妹。去的路上人们还为这位金枝玉叶亡国之后，贫病而死在逃难路上感到凄苦。那知还没到那坟地，却路边山坡站着十多位彝族乡亲向我们载歌载舞，一问才知道这片山上有一个彝族村寨。村民听说作家要来看公主坟，自动赶下山来敬酒恭候。因为当年公主病死山下荒坡，就是这里的彝民先人发现后，感念明朝天子对彝家的团结宽厚政策，冒着被清兵惩治的危险把她收殓起来的……听到这话，我对公主的同情被对少数民族德行善举的感佩所代替了，甚至觉得这位公主比他哥哥幸运。因为她去世后没多久，哥哥就被他的汉族宠臣吴三桂杀死在昆明。并以此向清王朝请功。

我们还做了事先不作任何准备，即兴式采风。路过一个村庄，想进去看看就闯进村去。这里的气氛和平安静，家家门户洞开，你从门口一经过，主人就请你进屋里喝茶。见到有女作家，村里姑娘们就迎上来问候，并主动当向导作解说。领我们看村中公共活动室，看各家主房大厅。也看彝族女孩特有的，离开父母自己独居的“花房”。有人小声问：“你会在花房约会男友吗？”她们大方的说：“不，我们跟男朋友相会有专门的地方。叫‘情人房’。离父母更远。”同来的人有一位要看“情人房”，那姑娘却摇头说：“我们的习惯，情人房不能叫别人看。”这本来就很够友善了。不料竟有位当地写文章的年轻人大模大样的坚持说：“习惯是可以改的嘛！叫我们看看好了！”那姑娘立刻脸红成片，含着泪把头低了下来再不说话。我为同来者感到羞愧，忍不住大声说：“小老弟，老乡们这样尊重我们，我们也学着点尊重别人行不行？”那朋友讪讪地走开了。姑娘竟带着泪痕向我们致谢。坚持请我们到她家喝一杯茶，到他家后她用彝语跟妈妈说了几句话。老妈妈立刻端出茶壶来沏新茶。悄悄用汉语说“谢谢你帮我姑娘拦住，没看情人房，我们这里习惯，领外人看了情人房，情人就要跟她绝交的……”

春明听到这件事，愤愤地说：“我要提个建议，云南朋友热心招待我们我感谢。但是不能什么要求都答应，不能把外边来的人惯坏了！”

除去这件小事，其余时间都在欢笑声中度过。篝火联欢，我们不仅欣赏而且参与。各自表演自己的拿手戏。虽然都是不折下扣的中国人，可是竟能唱出来这么多种语言，跳出这么多不同舞态。黄春明太太用福建方言唱台湾歌，春明就站在一边用国语翻译，不仅翻译得一字不错，连表情都力争与太太同样动人。我这次才知道黄春明除去会写小说，会作演讲，还会表演杂技！有一天联欢会开场是苗族踩高跷。木跷比汉族的高、表演也难。大家用掌声把高跷表演者送下台后，便欣赏壮族，瑶族，彝族等一个个民族节目，谁也没注意黄春明失踪。四五个节目演完，正在等待新节目上场时，突然发生一阵骚动，目光都朝上场口看去。我也跟着往那边瞧、不瞧还好，一瞧大惊失色。因为看见从树林之后黑暗之处众人拥戴出一个怪物般高人来。此人足有3米多高，下粗上细，很像个软而活动着大肉垛。等到灯光之下，才发现上边只有一个人头，下边却有四个人头，原来是下边左右两侧各有两人抬着上边那人一条绑了高跷的腿。也就是说下边八条腿抬着上边两条腿在一点点往前挪。上边那人用手扶着下边人的脑袋，却还左摇右晃。还不断发出又像笑又像哭的惊叫声。直到这时人们才认出那位被抬在半空中的不是别个，乃大写家黄春明是也。于是满场响起春雷般掌声，就在这掌声中，下边四人撒手后退一步，与此同时黄春明先生就扬起两手作要飞之状，只是不向上飞而往地下扑来，似鞠躬又叩头般、连叫带笑趴到了地下，由抬他的少数民族兄弟当众解下了高跷他才站起身来，正正式式作了个谢幕的动作。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分手时大家都恋恋不舍。黄春明感叹地说：“多少年没这样疯过了，过得真痛快！”

真的，我们疯得很痛快，终身难忘。我最不能忘的是这次行动竟是几位房地产和文化界的热心朋友在毫不声张，默默奉献，幕后努力的情况下实现的。事前没宣传，事后也没吹嘘。以至人们甚至记不得主办人出资者的姓名头衔。最多只记得“盘龙区房地产公司”和文山区、广南县等几个政府文化机构的名称。从这里似乎感到了中国人正在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注。我认为这是21世纪华夏儿女生活上的好征兆。

巴黎城内的山东大嫂

我和香港影星岳华去巴黎，是为拍摄电影《烟壶》打前站的。到巴黎之前，我没想到会碰到山东老乡。所以在巴黎繁华的街头，我看见这女人穿着大襟小褂，千层底绣花布鞋，梳着沂蒙山区农村发式，开着漂亮的轿车飞驰而过，我真不相信这是事实，怀疑眼花了产生错觉。当我正疑心自己的神经是否有病，漂亮轿车拐进岔路停下了。驾车女士朝我们走了过来，笑着对我说：“你就是才从北京来的邓大哥吧……”身边华侨朋友肥仔为我介绍说：“这就是兰英，徐教授的夫人。”我这才明白这就是我们正等候的人。

我问为什么太太开车来，徐先生不来，是不是他不在家？肥仔说老徐来也没用，他不会开车只占个座位。不如叫他在家为我们准备茶水晚饭。“看来老徐离开太太什么也玩不转。”肥仔笑着说：“徐太太确实能干，在巴黎华人社会中，她法语说得最好，绣花绣得最美，治家治得最精。人们说她是贤妻良母的标本，中国女性的骄傲……”听他们这样说，我认为徐太太是位欧化了的华裔女性。想不到穿装打扮，神情口音还保持着沂蒙山区土风土味。怎么看都还是个中国农村妇女。这使我产生了好奇心。这天下车在他们家，我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解她的出身、经历上。

我从他们的婚姻打听起，答案竟令我大吃一惊。我问老徐：“太太从什么时候定居巴黎，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老徐说：“*****后期中法建交第二年，我回国探亲订的婚。那以前她连济南都还没到过。”我问：“那太太是先受中文教育了？”徐太太说：“在家里时就上过10天扫盲班，发现我是地主子女，就被清除出来了。文化学习是到巴黎后开始的。一人手就学的是法文。”老徐拿起本法文小说：“你看，她现在也还是只能读法文书。看香港电影也只能看带法文字幕的，中文字幕的看不懂。给家里写信她先写法文，我再替她译成中文才能寄回去。”

于是，我就请他们从头介绍他们结合的经过。

定亲

徐先生叫徐广存，山东临沂人。60年代初从台湾到了法国，是巴黎第三大学的中文教授。当时老徐青春年少，交了不少金发碧眼的女友，在华人中博得“风流才子”的雅号。有朋友劝他早日成家，他却迟迟难下决心。一直到老徐回大陆观光了半个月，回来后就正式宣布他已订婚，找的是中国山东沂蒙山里的农村姑娘。大家还以为他说笑话，不久一位去中国办事的法国华人，真的给他带了个年轻漂亮的大姑娘来。大家才知道老徐找媳妇的过程。

老徐回大陆虽是自费旅行，但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所到之处都热烈欢迎。老徐最后回老家，一到山东，他就跟招待他的侨联负责人交了心，说此次回来除去看望分别多年亲属外，还想办件大事。要找个媳妇。希望家乡的父母官和华侨团体多给帮助。

这位干部虽说话时也是满嘴政治口号，但人确实相当好。见老徐来求助，便坦率地对他说：“现在就问你一句话，别的都好，可就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你要不要？”老徐问：“啥叫出身成分不好？”“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子女，剥削家庭的后代。”“我是要找媳妇，又不是组织政党，什么家庭出身碍我啥事了？只要姑娘好，啥人家我不在乎。”“有这话就好办一半了，她没文化，你对这方面挑剔不挑剔？”“没在中国上学，就去法国上学。没有别的文化基础，一上来就学法文，更容易。”那干部两手一拍说：“若是这样，还真有点眉目了。有个姑娘他爷爷那辈是地主，她可是连地主什么样都没见过。就因为家庭出身，一直被监督劳动，尽管她身材面相都够得上美人水平，热情善良，天生一对巧手，能吃苦耐劳，可是在这里就没有一个青年敢要她。如果你有意，你们自己面对面谈谈可好？”老徐连连称谢，却不知道在那年头，帮这种忙是要担政治风险的。

那位干部先装作对姑娘进行思想教育，把她叫到自己家中，悄悄对她介绍了一下后，就约好了时间面谈。那天老徐先到干部家。他本没抱过高的奢望，谁知姑娘挎着篮子一进门，他头一眼就看呆了，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寻到个这么水灵秀气、体型健美的女孩！看得那姑娘脸一红低下了头。

屋里只剩下两个人时，那姑娘就大大方方看着他问道：“既约我来见面，有啥话就说吧。”“他们跟你说清楚了，为啥叫你来？”“说清楚了，叫我来相亲。”“你的意见怎么样？”“我同意。不同意就不来了。”“连面还没见，你怎么就能同意呢？我要是坏人，把你骗出去卖了呢？”“我不了解你，可我了解介绍人，他是好人，不会害我，他相信你，我就相信你。”“可是嫁给我，要去外国。”“嫁鸡随鸡(她没说下半句)。我既嫁了你，你上天我也跟着你。”“那地方啥都跟咱这儿不一样，连说话都得从头学，你不怕困难吗？……‘饿着肚子下地，顶着大雪挖河，挨斗，受管制我都受过，去外国也不会比这更难多少！”“那，咱就算谈成了？你就不提点条件？……‘条件是有，得等你表示了意见再提。你要压根儿不同意，俺废那个话干啥！”“我？当然同意。我做梦都没想到会遇到你这么好个人才，模样、脾性都比那些洋妮子对我的心思。”“那好，不要金的银的，只要你保证，跟了你以后，万一过几年你嫌弃了我，你可以把我休了，叫我离开，叫我自己去找活路。可决不能再把我送回来。”“为啥要这么个条件？”“这地方我太寒心了，只要出去我决不再回来……”老徐听了很同情，马上答应了她的条件。

老徐接着说：“巴黎到这里很远，花钱不算，就怕挤不出时间来。如果办完手续我来不了，找一个到中国出差的朋友把你带去行不行？”她痛快地说：“只要拿着你的证明信，我就跟他走。”

两人这才算全部谈定。随后就一切按计划进行了。

结婚

他们举办了个很隆重的婚礼，几乎把巴黎华人和学中文的法国朋友全请到了。婚礼上兰英反对穿租用的西式礼服，她穿了身自己做，自己绣的中国式红绸嫁衣出现在礼堂，引起轰动，有人给拍照拿到时装杂志发表，有人想托她为自己做身同样的嫁衣。然后，他们便到法国南部的海岸度蜜月去了。

他们来到一小城，找到一家熟识的旅馆住下，白天两人游玩，晚上找来位老太太教她法语。几天之后，老徐突然说有急事要回巴黎办，便乘火车走了。当晚从巴黎打来了电话。以毫没商量口气对她宣布说：“巴黎华人太多，你回来学不好法语。你就留在那边学法语吧。什么时候能用法语说话，我再去接你。”

兰英听完只说声“好！”便把电话挂了。

老徐从此再没给兰英打电话，但总给旅馆打电话，向经理打听兰英的情况。开始时经理说：“太太很苦恼，已经两天没上海边了。每天只在屋中念法文字母。”过两天说：“太太屋里传出了笑声。”再往后只说：“太太一切很好，其他的无可奉告。”老徐说：“你能不能具体讲讲？”对方说：“不行，太太交代过，没她的同意，什么也不能说。”

老徐放下电话高兴异常，但又奇怪，既然能够用法语交代事情，为什么不给自己打电话？是不是生自己气了？又等了两天，他急了，于是他就给兰英打电话，从上午到下午，一遍又一遍一直也没人接。他做了各种猜想，每种猜想都使他很担心，他开始怀疑自己这硬逼她学法语的办法是不是有欠周到。万般失望之际回到家。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抬头一看，自己家窗户灯亮了。他有点喜出望外，急忙跑到楼上。兰英竟然扎着围裙做饭呢。他惊讶地问：“你几时回来的？”她用法语说：“饺子都包完了，还先到超级市场买了趟面粉。得有3小时吧！”他用汉语问：“你坐的那班火车？”她仍用法语说：“谁告诉你我乘坐火车了。”他也只好改用法语说：“你乘飞机回来的？”“有钱没地方花去了，这点路我乘飞机？我租了辆汽车。”他忙问：“谁开车送的你？”“咋把人看得这么扁？怎么非得叫人开车送我，就不许我自己开车回来？”老徐没想到自己的媳妇这么能干，比那些花钱上大学的留学生强多了。忙心疼地说：“又学法语又学开车，这几个月把你累坏了。”兰英说：“连监督劳动的零头都算不上。倒是今天一通忙活，有点累，吃过饭你把门口那辆车送还租车公司吧。放到明天又多花半天钱。”老徐红着脸笑笑说：“跟你服个软吧，我来巴黎这些年，还没学会开车呢！”

老徐有了个温暖、幸福而又舒适的家。过了一年光景，兰英的治家本事和她的法语一样，在巴黎华人中被传为奇迹了。她不认识中文，但能读写法文。从法国报刊上学会西餐烹调、服装剪裁和缝纫机操作，并且练会了使用理发工具，从此就不许再到外边买衣服、理发。请客也是自己下厨。她自己动手腌咸菜，磨豆腐，按山东习惯把新买来的袜子底剪开，镶上一双绣了花的布袜底才给丈夫穿。这本是山东人为使线袜多使用几天采取的加固措施，不料却收到美学和商业的效果。有天老徐跟一位艺术品商店的朋友去日本料理餐馆，老徐脱了鞋，露出脚上这绣花袜底的袜子，把那位艺术商人看傻了。问道：“我的天，你是皇帝吗？怎么把这么高贵的艺术品蹬在脚下？”老徐说：“这是我太太做的。”那人仔细欣赏半天后，坚决请老徐把太太找来，兰英来后，就在餐桌上那人与她谈妥了一笔生意：长期收购她的刺绣品。法国人把她绣好的袜底，几个一组，捏成花形、八角形，镶进玻璃镜框内，挂在墙上跟油画一样当装饰品。那位商人买断了他今后所有作品，独家经营，在巴黎很出名。

到了这时，老徐只有对太太心服口服，把家里这片天下，双手交与她去大权独揽。老徐说不清兰英如何运筹，只知道自己的薪水没增加，生活水平却大大高于以前，而且还有了积蓄存款。当拉丁区有一幢地段很好，质量也佳的房产要出售时，兰英竟毫不犹豫买了下来。

回国

经济状况改善后，老徐很想为家乡做点事。但想到太太提出的永不回乡的条件，知道家乡在她心里造成的伤害，估计很难获准。这笔款项不是小数，又不能先斩后奏。便硬着头皮，绕着圈子跟兰英商量：“兰英，自从有了你，咱这家才兴旺起来。这是你给我带来的福气，可要是没有咱家乡的帮助，没有咱中国的文化，山东的民风，我上那找你兰英去？”兰英笑笑说：“有啥话你说，别跟我绕脖子。”“我想谢谢生我养我的家乡。”兰英半天没吭声，最后眼里含着泪说：“再叫我寒心，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你要捐钱我不拦着，可我绝不跟你回去，也别写我的名字。我希望忘了那边的人，也希望他们忘了我。”

老徐第二年只身回中国，给那里的小学捐赠了些电教用品和资金。背着兰英还是用了他们夫妻二人的名义。

看来一切都那样如意。不料过了两年，却有本小说传到了海外。小说中写了有一海外华人，回家乡找了个老婆，以此招摇撞骗，说他如何爱国，国内也有人替他吹嘘，谁知有一天他醉酒后吐露真情，人们才知道他患有“性无能”痼疾，在外国根本找不到老婆，才回中国干此缺德事。因为只有中国女人才会为了钱嫁给个天阉之徒。这一下人们才看到他丑恶的真面貌……小说是写得极有才气，博得几记掌声。作者在掌声中又在报上发表声明：“本书是概括典型，绝无影射攻击成分，若有人自己对号人坐，作者概不负责。”

这一来反倒引起好心人的猜疑：欧洲华人中，跟国内农村姑娘结婚的惟有老徐一人，偏是这位老徐得罪过写小说的人，世界上就有这么巧合的事！

原来以前中国去了个什么代表团，在巴黎作公开演讲。老徐和他几个学生也在下边听。有位先生的讲演老徐和他的学生听着都不大赞同。老徐为人耿直，等那人讲完便站起来提了个问题，以示对其言论不为以然。不料这就得罪了那位不可一世的人物。当场给以回击。而这又惹恼了老徐的法国学生们。这一来，又引起了新闻界的注视。巴黎出的左派中文报纸《欧洲时报》便就此发了篇报道。演讲先生看了很愤怒，回国后就采取打官司抢原告的方针，散布说此次出访一切都好，就是在演讲时有个台湾政治背景的人出来捣乱。偏有人爱较真，写信到巴黎向有关人士打听实情。有关人士回电却说老徐是出名的爱国人士，这件公案才不了了之。

当人们把小说一事告诉老徐。老徐听完一笑说：“真是骂我又怎么样？人生一世，谁还没挨过蚊子叮，臭虫咬？骂人的丑还是被骂的丑，人间自有公论。”

朋友们特别同情兰英，这样一个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的善良的女性，连中文小说都没看过，却无缘无故遭舌刀笔剑之害。背后放箭者又让她无处辩理，岂不欺人太甚了？正当大家为兰英鸣不平时，这个用笑脸面对世界的女强人，突然放弃多年的誓言，带着4个孩回到了中国来。

我见他们夫妻连背带抱，把4个挨班大小，长得如一个模子中刻出来的孩子拖下飞机，既同情又可笑。我问：“平时你们把孩子交给老太太照看，这么远道回来，怎么不留两个在那边？非全带回来不可呢？”兰英说：“我就是为了孩子们才回来的。叫他们看看祖宗生活的地方，也叫家乡人看看孩子们。”

旁边有位来接他们的乡亲说：“都回来的好。叫人们看看，没做过缺德事的人，不怕人诅咒断子绝孙！”

陶然亭的朋友

春节去香港探亲，归来后见到讣告，郭少衡先生去世了。我们陶然亭的“聊友”又少了一位，心中又一次说不出的惆怅。

少衡是名老生郭仲衡的儿子。郭仲衡先生是“春阳友会”名票，后来下海与程砚秋先生长期合作。少衡大概是继承了父亲的做法，一边上学一边学戏，中学毕了业戏也学成了。因为有仲衡先生的关系，所以他有机会向张连福、雷喜福、陈喜兴、陈彦衡、陈秀华诸名家讨过教，后来又正式拜杨宝森为师。

据朋友讲，少衡学艺是非常刻苦的，所以练就几手绝活。他唱《潞安州》最后自刎时。头上的甩发先竖直，然后朝四边均匀散开，俗话叫“万朵莲花”或“莲花盖脸”，似乎这手活在近几年来已无人会使(记得刘斌崑先生早年唱活捉，也有这个表演)。少衡在《临江驿》中的跑伞，也是一绝，先看圆场，雨伞突然像被风刮起，在空中连翻几个身，他在底下一个吊毛过去，恰好接在手里。

少衡一生对于充实自己的文化修养，从不放松。他从张大干学过画。他画工笔仕女、花鸟很有风采，我见他画过一幅荀慧生先生“红娘”的画像，不仅神似，而且把京剧化妆的色彩和手法运用到了绘画上，极有特色。他还爱好书法，隶书写得很有气势。他是名角，却从来不拿架子，忙的时候画布景、搬道具，什么都干，为人又谦和。50年代京剧一度上座不好，他主动提出降低自己的待遇，把一百分戏份降为十五份。所以曾不止一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过全国的“群英大会”。

我和少衡认识，是“*****”后期，在陶然亭避难之时。当时一些被赶出正常生活的“牛鬼蛇神”们无处可呆，就到陶然亭来以打拳练气功为幌子，呼吸口较自由的空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戴红袖标、唱样板戏的革命造反派们在显眼处晃着膀子横行；划人另册的专政对象们自然就远离他们，专找山背后树林深处活动，久而久之，常在一个地方练拳的人就聚成一伙，打完拳也坐在一起聊聊天。当然不谈政治，不说国事，专找废话和闲话说。我们这一伙人的核心就是前北京戏校的副校长、著名京剧音乐家沈玉斌先生，成员虽不固定，常来的即有钱富川、荀令文、侯玉增、唱八角鼓的曹宝禄、唱梅花调的尹福来。少衡也常来，他来时多半坐在一边，静听别人说话，换个笑，自己从不插嘴。有一年桂花开放时，沈玉斌先生用桂花熏了点鼻烟，分给我一包，我请大家品尝。我用烟壶往各人的手掌中倒，有人说：“这不能倒，应用烟铲来挑。”我说市面上早已买不到烟铲了。少衡在一边说：“我还保存着一个，送给你吧。”我想人家保存的东西，不便夺人之爱，连忙谢绝。可是第二天他仍把它带来了，是一柄象牙的极精致的烟铲，应是武壶中用的，如今成了我们友谊的一件纪念。我把它和几个名贵烟壶收藏在一起。很少舍得用。

为什么在陶然亭聚集这么多的文艺界尤其是戏曲界的朋友呢？这有点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

大清国时代，戏院不准开在内城，倡优也不准在内城居住。而前门外西半部，是各省进京的要道。古时南方各省进京，有水旱两路，水路走通州，顺通惠河进东城，码头在什刹海一带；旱路则由长辛店、卢沟桥进来，进广安门。北京城内的街道是方方正正的，只有两个地方有斜街，一是什刹海旁的烟袋斜街，是水路来的客人们上岸后奔鼓楼走出来的；另一处就是前门外靠西这一片地方，什么樱桃斜街、王寡妇斜街等等，是走旱路的客人进了广安门后，为了尽快到达前门大栅栏一带的闹市，取捷径走出来的。这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里既是必经之路，进城来的人走乏了，就要休息，于是客店应运而生；住店还要吃饭，于是饭馆就平地而起。外地进京之人，除去放生意、办公事还要应酬、消遣。倡优不准进城，这里又是做生意的好地方，何不在此发展呢？于是这里便成了北京的头一个“红灯区”，赛金花、小凤仙全是从这里出来的。有色尚需有声，当然也少不得听戏品曲的所在，所以戏院也就集中在这里。三庆、庆乐、中和、广德全在这一区内。要唱戏少不得立科班，斌庆社、富连城相继成立，也在这一片地方。人们登台于斯、教学于斯，住也就尽量在这一块地方安居。而且旧社会艺人地位低下，大家聚居一起，成一个社区，要比与其他人杂居舒服些，所以上至王瑶卿、梅兰芳、谭鑫培，下至打下串的，箱倌跟包，也住在这。这一带就成了戏曲艺人的大本营。

陶然亭的地址在先农坛西，虎坊桥南，距离艺人们的住区不远，地面开阔，有水有树，便于早上遛弯、喊嗓、练功。陶然亭再往西，是梨园界的墓地和“梨园先贤祠”。先贤祠正殿供着梨园界前辈灵牌，过年时这里有祭祀；艺人们有了纠纷，也常在这调解；平日有几个武功师父早晨在此设帐，教梨园行子弟练基本功。这近百年来就成了戏曲艺人天天遛早的地方。解放后陶然亭辟成了公园，环境变了，人们的习惯并没变，何况中国、北京两大戏校全都设在陶然亭隔壁，所以直到今天它还是戏曲界同人经常去的地方。

“陶然亭”这三个字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那个不像亭子的“亭”，一是指这一带地方。

“亭”建在靠城墙根的一个土岗上。这里原来有建筑，乃“文昌阁”。因为各省进京科考的秀才们也多住京城西南这一带，所以香火很盛；秀才们吃饱饭爱掉文袋，烧完香往四处看看，见城楼堞墙，绿苇红叶满有诗意，就给这土岗起名叫“锦秋墩”。康熙年间有位文人做了工部郎中，名叫江藻。大概工部郎中派工用料可以占公家便宜，全部报销，他就在这锦秋墩上、文昌阁旁盖起一圈廊宇，四面开窗。秋天在这地方喝酒谈诗很敞亮，便取自居易的“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的诗意，取名“陶然亭”。解放后这里开过茶座，还开过饭馆，卖陶然亭湖里打上来的活鱼。后来发现当年毛**、李大钊都在这地方进行过革命活动，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然茶座和饭馆就搬家了。刚打倒“***”时，作家协会创办《民族文学》杂志，编辑部没地方办公，曾租了这地方的几间房作编辑部，无奈文物保护单位不许生火，喝水吃饭都困难，冬天取暖也受限制，只好搬家。

陶然亭下是一片湖水，过去是有芦苇的。这地方本极荒凉，光绪甲午年间忽然传出水中出现了水怪，吼声如牛，有人说看见它半夜从水中跃出，头如磨盘，两眼光芒刺人，张着血盆大口，并声称专吃洋鬼子。一传十十传百，全北京的闲人与忙人就都赶来看，小贩们见是做生意的好时机，就在湖边摆起各种吃食摊、杂货摊、香烛摊。大清国京兆尹下令禁止观看，谁也不听，只好派兵到湖中抓水怪，说是兵从东边下水，水怪在西边吼叫；兵赶到西边，水怪又从东边冒头。皇太后见“剿”法无效，改为“抚”法。请二百名和尚道士来建法棚，作法事，诵经拜佛，焚表烧香，要和妖怪交朋友。没几天日本人在大东沟外打起仗来，整个北洋舰队泡汤了，才把这妖怪的事不了了之，而湖边也就形成个小市场。

湖北岸也有个土岗，上边也有几间房屋，但名称没有南边的雅，名叫“窑台”，是明朝烧砖瓦的地方。湖水中有几处高坡，原有树林，树林中有不少坟墓，石评梅高君宇合葬在此，有位以喝酒闻名的“醉郭”墓在此，赛金花墓在此。还有两个墓一叫“香冢”，一叫“鹦鹉冢”。“香冢”前有墓碑，碑文颇有文采，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日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又诗云：“萧骚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又浓李，不堪重读瘗花铭。”而更有警世意味的倒是“鹦鹉冢”的铭文，那只鹦鹉很灵巧，会背诗，主人不在家时被猫咬死了。主人写给它的铭文说：“文兮祸所伏，慧兮祸所生，呜呼！作赋伤正平。”

四

说到陶然亭来的戏剧界朋友，多半是来喊嗓的，是指太平盛世。我到陶然亭后所认识的这几位朋友，却一个也不喊嗓。因为那时是“*****”正在“彻底完成”之际，这几位朋友是被革出艺术界的，不敢再喊。我们只是默默地打拳，小声地闲聊。我们之外喊嗓的人是有的，多半二三十岁，身穿红卫兵的假军装，张口就是：“听罢奶奶说红灯……”再不就：“朔风吹，林涛吼，万千气象。”一听这个，我们就赶紧缩紧头，把脸扭向山坡。我们的“首领”沈玉斌先生，是北京戏校创始人，第一任副校长。有人就小声开玩笑说：“沈先生，别扭头啊，这是您的学生！”沈老往地上吐一口唾沫说：“别骂我了！您听听，满嘴牛黄马料，我有这种学生吗……”所以至今我一见到站在台上或电视屏幕前，厚着脸喷吐“牛黄马料”，并大言不惭介绍自己的“成功之路”者，总想起沈先生来。单就这句唱词看，本没什么不好，但一听这唱词就使人想起提倡它的那位“女王”和他们制造的地狱，就不由得毛骨悚然。这是符合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论的。如果我们面前有个孩子，你每天叫他听贝多芬的《月光曲》，听一个乐句打他一鞭子，如此重复几百次，我相信你即使手中不拿鞭子，他听到这乐曲也会浑身发抖。你再骂他说“贝多芬的音乐是美的，你不会欣赏是愚蠢的表现”，他也还是厌恶那音乐的旋律，这是弹琴的人无法理解的。

在我们这一群朋友中，只有一个人唱样板戏而不遭到我们反感。此人姓励，人称励八爷，他是电话局职员，从北京有电话局那天起，他就是职员。他给荀慧生、马连良、谭富英都安过电话；他是戏迷，从小就住在黑窑厂，是赛金花的邻居，也是参与为她治丧的一个人。他和许多著名演员不仅认识，而且从孩子时就跟他们在陶然亭一块遛弯。他的记性又极好，凡朋友们唱的戏，他都会唱。因为他都给他们捧过场，不是会唱一段或一场。每场戏从锣鼓点到胡琴谱全会。不管哪个行当哪个流派，他全会。有的演员学“马派”，忘了一段词，就来找他，“八爷，《十老安刘》那一段怎么使腔？您给我捋捋！”“好！”他马上整出戏给你唱一遍。可他没上过台，他的嗓子不好。他惟一的消遣就是早上进陶然亭，一边遛弯一边唱。一出戏从开场唱起，围着公园遛一圈，恰好唱到闭幕。他边唱边白边做手势身段。别人看他笑他，他全不理，自得其乐。可“*****”一来，坏了，他进了公园刚念一句引子“金井锁梧桐”，一群剧团的红卫兵把他围上了：“怎么着小子？你敢放毒？”吓得他不敢再唱。可是他不唱戏比生病还难受，几天下来，又黄又瘦。他说：“这怎么办？不让我唱我要憋死了！”朋友们只好劝他：“没法子，你就改唱样板戏吧！我们不怪你！”从此他就改唱样板戏。可红卫兵听见了还是要斗他，因为他唱的比哭还难听。

五

励八爷除去会的戏多，一天唱一出自娱，还有两大特点：收集戏报、小报，熟悉陶然亭的掌故。他大概从民国初年就收藏海报，每看一出戏，便把海报保存下来。要查哪一年北京的什么戏院演过什么戏，谁参加演出，你去找他，决不会叫你失望。这个爱好保持下来，到了“*****”期间没海报可收集了，他就收集各种油印、铅印的传单、小报。什么“打倒彭罗陆杨”啦，“击退二月逆流”啦，他全有。“*****”过去后，文物部门发出启事要收买“文物”，他捧着这些去卖，人家看了一眼，说这算不上文物，不予收购，他心中十分委屈。我本有意把他这些东西买下来，认为这实在也应算难得的“文物”，又怕他碍于朋友交情不肯收费，迟迟未开口，后来听说他一怒抱到收废品处，当烂纸卖了。我后悔不及。

他从小就在陶然亭转，原来“大悲院”有个和尚还是他的表亲。他对陶然亭一草一木了若指掌。当初陶然亭一带有许多出名的坟，每个坟前都有石碑。陶然亭公园修起后这些墓大部分还在，“*****”时统统给毁了，墓碑也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那些造反派以为从此就再也不会受这些死魂灵们的干扰了。谁知有位励八爷在，事情就麻烦。他不仅记得每座墓的地址，还能背下每块墓碑的碑文。我写小说《话说陶然亭》，要引用几句“香冢”的碑文，向八爷去请教，他立刻背诵出来，一字不差。他自己偶尔也写诗，不过诗写得和戏词差不多。周恩来总理逝世不久，北京发生“四五”事件，他也写了首诗。可不敢拿到天安门去张贴，就在我们几个拳友中朗诵：“我哭周公痛无声，举起白首望长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说良心话，全是“水词”，倒也真情一片。后来“***”把“四五”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到处追查写诗文的人，凡写过诗的都惴惴不安，惟有八爷安之若素。他相信听过他朗诵的几个朋友谁也不会出卖他。也曾有人来打听：“那天姓励的在这儿背的什么诗？”我们说：“他多咱背诗了？他不是天天唱样板戏吗？背的样板戏戏词呀：天王盖地府、宝塔镇河妖！”

他退休后仍在电话局做临时工作，替电话局看房子，早晨仍到陶然亭来。1984年我去日本参加国际笔会，回来后不见他了，说肾脏有病，他错吃了治肠炎的药，进医院了。从医院带来话，大夫说不要紧，过几天就可以出来，但从此再没出来。因为他实际上得了癌症。临终前有朋友去探望他，问他可有什么事要办。他说：“别的我无遗憾，就想再去一趟陶然亭，跟朋友们再聊聊天。”

六

陶然亭的朋友在粉碎“***”后先后去世了五位。引起我第一次大震动的是老辛的去世。

老辛在这群朋友中并不算最老，才70来岁，看上去像60左右。他从来收拾得干干净净，灰中山服，白衬衣，圆口布鞋，一尘不染。他留平头，天天刮脸，总像才进过理发店。为人谦和，说话不紧不慢，带着三分笑。他是做书画生意的，自己也会画也会裱，可从来不露，和张大干、徐悲鸿、于非厂(读“庵”)、陈半丁皆有交往。他替他们卖画，也替他们买画，据人说他也与某些画家合做假画，他做假古画有套绝技。我问他自己可存有好画，他说没有，全出手了，只有一幅徐悲鸿的马，是徐悲鸿画坏了，四条腿都画成了前腿(也许是都画成了后腿)。他从徐那里买来时没注意，到家后发现不对，卖不出去，他对徐说了，徐叫他拿回去重换一张。他说：“不换了，我留下作个纪念吧。”徐又给了他一张作补偿，他便把这幅保存了下来。他说这画有两层意思：一是徐悲鸿画了一辈子，像这样的错画不会有第二张，这是一绝；第二是他鉴别书画一辈子，出这样的差误也是没有第二回，也算“绝活”。

我问他鉴别字画本事是怎么学来的，他说是逼出来的。年轻时他在琉璃厂当学徒，师父参加拍卖行买货，他跟着抱画。出师后他给人家跑街，自己参与拍卖。在拍卖行买货不同于在大学或博物院作鉴画工作，叫出价钱后，买与不买要当机立断。买了假货柜上自然不高兴，是真货而没有买到手也是过失，这就逼着你练出一套用最短时间找出关键性证明的本事。他说这些知识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而且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诀窍，他要死了他这套本事也就失传了。他向我建议，有时间由他口述我帮他记录，写出一本关于鉴定书画的书来。我答应了，可是当时我前途吉凶未卜，又觉得天天见面，有的是时间来做这件事。不必急于动手。1979年冬季在陶然亭见到他，他满面愁容，说是儿子在固安县得了重病，他要到固安去看看。我劝他宽心，早去早回，谁知一去就没回来。听说他到了固安，见儿子病重，一着急脑溢血了。儿子没事，他倒先死了，就在固安安葬。他说话是河北口音，也许固安是他的原籍。

老辛在“*****”中的遭遇怎样我不清楚。当时我们几个朋友有个不成文的默契，谁也不打听谁的遭遇，免得生是非。但我知道他做书画生意积下一点财产，公私合营时书画店便辞退了他的工作。北京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书画业有个行规：离了店后可以从事别的职业，但不准再私自做书画买卖。他这些年大概找了点别的事做，但也难免偷偷做点书画生意，海外不少内行知道他，偶然回北京要买画不会不找他，这样的话，“*****”中怕不会平安无事的。我们认识他时他已过了险关，看样生活也不困难。

他的死使我懊悔不及，后悔没帮他把书写出来。为了纪念他我写了篇小说，就是《寻访画儿韩》。

七

陶然亭遛早的人，分成一个个的小集团。有几位是专扔圈的，用麻绳或电线、藤条缠几个圆圈，外边包上棉花，再用旧布缝成外皮，几个人站成圆圈，互相投扔；有几位是练拳的；有几位专门围着湖走路；还有几位打坐练气功。我们这一集团以沈玉斌先生为核心打太极拳，打拳时各打各的，有陈式，有吴式，也有杨式。打完拳聊天就凑到一块。有几个人是天天必到，连到的时间也不差多少，有的是停停打打，也有并不属于这个集团，但碰上就坐下聊几句的。

老生演员贯盛习不是这个集团的。他哪个集团也不加入，只是一个人绕着湖走路。过去我只看过他的戏。在50年代看他唱《秋胡戏妻》，身上、唱功都不错，后来就不见了广据说到外省某个京剧团做了团长。他弟弟贯盛吉的戏我看得较多，印象非常好。他的小花脸是含蓄而幽默，用一种独创的鼻音念白，可笑而不轻佻。在生活中他也忠厚。有一阵贯盛习嗓子不好，约角的不约他；而贯盛吉则红得发紫，几个班社抢着要。他跟约角的说：“约我可以，得搭上我哥哥，我可以少要点包银，我哥哥的戏份不能减。”此人对生活也充满幽默感，晚年得了绝症，家人们给他预备寿衣，他要穿上先演习演习。家人无奈就给他穿上。他对着镜子照了照说：“我死了敢情就是这模样啊？不怎么样！”此事我系传闻，汪曾祺有第一手材料；他在一篇散文中说起过，和我的传闻有小异，当然他的准确，但避免抄袭之嫌，我还按我听来的说。贯盛习则是另一副模样：人清癯瘦削，留一绺齐胸长髯，无论冬夏总穿一件米色风衣，长袍大袖，仙风道骨，说话声音低沉。他患心脏病，长期住在北京，但服务却在河北省石家庄。他每逢走到我们一伙面前，就——点头问候。我们问问他的病情，他总说：“还行，控制住了，不敢累着。”

再一位常来的是冯玉增，他是老北京戏校学生，沈先生的弟子。玉增为人精明能干，个头不高，衣装整洁，动作灵活。他不练拳也不跑步，早晨来了就到湖边找个椅子，铺上他自带的坐垫坐下，从书包里掏出副竹板来，打起竹板唱数来宝。他是唱小花脸的，演出用不着数来宝，可这是他的个人爱好，也许是健身之道。我看过他唱《昭君出塞》的王龙，歌舞俱佳，十分精彩。唱完数来宝，他又开始遛弯，一直遛透，来到我们群里闻鼻烟闲聊。他说每天早上这一顿遛是幸福保障。什么叫幸福？他答曰：“活得舒服，死得痛快。”

八

陶然亭这批朋友，包括了京戏行的前后台、文武场、生旦净末丑、龙套上下手、神仙老虎狗，行行俱全。

按年龄算，比较年高的怕是两位打鼓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白登云，一位是励五爷。

白先生早已过了古稀，花白头发，身材伟岸，风度潇洒，手里提了个棕竹手杖，大步流星地散步，身后常跟着贤慧的白师母。白师母手中提个北京人时兴的手袋，她眼睛不太好，走路较慢。常常是白先生疾走一阵，然后站住脚和碰到的人聊天，顺便等她。白先生终生打鼓，耳朵背，和他说话要大声喊。他告诉我，他的鼓就是在陶然亭练出来的。小时候拿着两根木棒，无论冬夏早上到陶然亭来打石头，夏天打得浑身出汗，冬天双手裂开多少血口子，天长日久竟把一块光面石打得中间凹陷下去。这几年他给李世济打鼓，给赵荣琛帮忙。还有一位老教师是励五爷。励五爷年纪比白先生更大，耳朵更背。和白先生相反，他不大讲究穿戴，总是一身灰中山装，纽扣很少扣严的时候。他不遛弯，而是打吴式太极拳。他和白先生两人一见，说起话来十分费力，他冲白先生耳朵喊，白先生冲他耳朵喊，然后两人相对弯腰，鞠躬：“您慢走。”“您坐着。”白先生精神气色都比励五爷好。

过了两年，发生了变化，白师母突然去世了，白先生就很少到陶然亭来了，偶然来一趟，衣着也不像以前那么整洁，精神也不像以前那么旺盛。白先生一生醉心艺术，对处理生活琐事相当的无能，白师母不在他连吃饭、喝茶都困难。身边又没有别的亲属，实在令人同情。有时碰见我们劝慰他两句，他只是摇头叹气，说是想接一位亲戚来帮忙，不知后来怎样。励五爷倒始终是老样子，他身边有子女，但老人性格孤僻，宁愿事事自己动手，保持独立，反倒不见颓唐。

晚年耳聋，看来是京剧音乐行当的职业病。我小时学过“武场”，尽管是秧歌剧的锣鼓，也是先从小钹打起，然后小锣、大钹、大锣，最后才学打鼓。一天练几个小时，停下后耳朵嗡嗡的许久静不下来。大锣大钹是挨着打鼓佬站的，打一通“急急风”，三个段落一个紧过一个，一层响过一层。如果唱武戏，真有点玩命。我一直打大锣，初练时左手提一块砖，右手五指伸开，只靠食指套着锣槌甩动，要槌槌打在砖心上，待到正式提锣时，要打出几种不同的声响和节奏来。常常一晚上演出要打断几根锣槌，可知打鼓佬的耳膜要经受多大的震荡力，一生几十年打下来焉有不聋之理呢。现在科学发达，物质条件也好，应想出点措施来保护音乐工作者的健康。近来国内唱京戏，台上都装扩音器。我听过几场，感到音量太大，音乐变成噪音。不知剧场的音响工作者是否都是打鼓佬出身，耳朵偏沉，为什么就不能把音量压低一点，使观众舒服一些呢？

九

沈玉斌先生的去世，是使我很痛心的。去年我去英法两国，在巴黎和伦敦逗留一个月，回来后积下一大堆信件，头一封是沈先生的，来信说病情严重，托我催办一下他的著作出版事宜。而第二封就是治丧委员会的讣告，通知我去和他的遗体告别。两封信只相差七天，我想沈先生给我的信可能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的一封信。

沈先生出身于梨园世家，是“六场通堂”的名琴师，早年焦菊隐先生主持北京戏剧学校，就请他当教员，是该校最年轻的老师。著名的四块玉、吴素秋，全是他的学生。50年代焦菊隐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导演《虎符》，要在话剧中加中国打击乐器，又请沈先生做音乐顾问，负责设计全剧的打击乐。解放前沈先生曾长期被选为北平市梨园公会会长，建国后他奔走联络，建立了第一个私立戏校“艺培戏曲学校”。“艺培”改为市立北京戏校后，又任副校长。1957年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断了在学校的领导工作。我弟弟是“艺培”的学生，我正正经经应称呼他先生，可是后来命运相同，在陶然亭结为忘年交，就“亦师亦友”相处了多年。他的父亲沈福山，是著名花脸演员，会的戏多，功夫扎实，但嗓子后来变坏，改做后台管事。这位老先生有个脾气，终生不肯收徒弟。不收徒弟不等于不教戏，他在“双庆班”管事时，侯喜瑞在这搭班，扮上戏以后，有时间还向他讨教。当时双庆还有个花脸，叫蒋少奎，是侯喜瑞的内弟。蒋少奎唱压轴时常唱《贪欢报》，演的是水浒英雄张顺和安道全的故事。一般戏里张顺是武小生或武生，可在这出戏里却是花脸，勾白脸黑眼窝，所以是武二花应工，由蒋少奎唱。蒋少奎唱这出戏和当时的许多花脸一样，由安道全嫖妓演起。这样一来时间就不够长度，和大轴之间还要垫一个《定计化缘》过场戏。沈福山先生无意间就说了一句：“当初我们唱这出戏，前边有《张顺截江》，一出下来时问正好。”蒋少奎听了，第二天一早就去沈先生家，恰好沈老先生上街买菜去了。玉斌接待丁蒋少奎，问他有什么事。蒋说没事，就是来请个安。过了一会沈老先生回来了，蒋少奎一见就行礼。沈老先生问：“您这是干什么？”蒋少奎就说：“求您收我做徒弟，教我这出《张顺截江》。”沈先生忙说：“收徒我不敢，说戏可以。”说着随手拿过一根鸡毛掸子当大刀，就给蒋少奎说了这出戏。教完戏沈先生说：“告诉你吧，连你姐夫侯喜瑞也不会这出戏，便宜你了。”此后几十年，果然只有蒋少奎唱《贪欢报》带《张顺截江》，但很少人知道是沈福山教的。

蒋少奎扮相、嗓子都像沈福山先生，常年在济南唱戏。所以那时一些演员去济南走码头，常常不带武花脸，人们说蒋少奎在那儿了，不用再约武二花。

十

沈玉斌正式搭班操琴也是在“双庆班”。大概民国六年前后，俞振庭组的这个班子。老生余叔岩、张鸣才，花旦是小翠花，武旦是九阵风，花脸是侯喜瑞。所以直到晚年每唱《战宛城》，于连泉必和侯喜瑞搭档，就有这个历史缘由。沈玉斌原来跟班效力，有天给压轴拉琴的琴师临时未到，管事让他顶了上去，从此正式拿戏份，每天四吊钱。而这时侯喜瑞已是每天八块大洋的角儿了。沈先生从底层干起，就比较能体谅班底和场面上的苦处，后来他任梨园公会会长，办了几件为贫苦同业谋福利的事，受到一些同业的拥护，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问过这些事的经过。他叹口气说，在那时候办事真难。举个例子，当时梨园界的人仍多数住在前门外虎坊桥一带，有些戏院则设在城里，比如“吉祥”就在“东安市场”。从天桥、虎坊桥到东安市场坐电车只花3个铜板，可许多班底连这3个铜板都拿不起，每天走去走回，来回30多里路，挣的钱只够买2斤玉米面。碰上下雨天就糟了。名角一看天下雨，上座不高，打个电话去把戏回了。下边的人不知道，也没电话，几十里地冒雨走去，看见个回戏的牌，再冒雨走回来，这一天就要“扛刀”(挨饿的意思)。我说戏是凭名角的牌子卖钱的，你拿八千，拿一万，这都应该，可同业们来回走路至少该买双鞋吧，给他涨点钱也穷不了名角啊。班底们要求加钱，沈先生以会长身份表示支持，并从中斡旋，有人就讥他为“共产党”。所以解放后他又被错划为右派，就怎么也想不通。

建国后梨园公会改为“京剧联合工会”，沈先生是副会长之一。临近解放时，许多京剧界子女失学，他又倡议由艺人集资办一个私立的戏校。由于同行们支持，就在“梨园先贤祠”旧址上，办起了“艺培戏校”，由郝寿臣任校长，沈先生管业务教学。在政府接收改为市立北京戏校前，这个学校惨淡经营，培养了不少人材，张学津、孟俊泉、万一英、李玉芙、关静和，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沈先生自学不倦，晚年已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致力于京剧音乐的著述工作。他写了一部《京剧群曲汇编》，极有学术价值。可惜由于种种出版技术上的原因，至今未能与读者见面。但热心的人还是多的，我提出朋友们掏钱为他自费出版，荀令文等几个朋友就都表示不管多少，他们也出一份资金。《北京图书信息报》青年编辑李布青、上海文艺出版社几位编辑知道后全都热心支持，说不必自费，出版社可以接受出版。京剧界的朋友闻讯也纷纷来信预订。我想也许出版有望了，但愿它早日问世。

十一

沈先生生前和去世后，为他出书的事奔走最热心的朋友应当首推荀令文。

令文是慧先生生的二公子，和我相识也有几十年了。“艺培”一建校。他和他大哥令香就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令文多年担任班主任，我弟弟在戏校学习时，十分调皮捣蛋。校方为此找家长谈话，有两次就是令文和我谈的。但我们较密的过从则是在“*****”后期，陶然亭的把式场上。那时人们虽然强作欢笑，但总在眼底压着些苦色，尤其是文艺界的同人，除去在唱样板戏中捞到好处的浩亮之流，多半都神情有些压抑，唯独这个荀二公子，脸上从来不带愁苦相。挺高的个子，穿着件破旧的棉大衣，扣子掉了两个，两肘见了棉花，脚上一双“猫窝”棉鞋也是打过掌的，可脸上总是笑嘻嘻，很像庙里那尊布袋和尚。他不打拳，而是在陶然亭下那个小广场上绕着圈子跑步。跑步时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一边跑一边吹呼(不是喊，而是吹呼)：“嗨，嗨，嗨！”全陶然亭的遛早客他没有不认识的。认识的他全打招呼，所以他这“嗨，嗨，嗨”，是连呼气带招呼两用；他也有不来的时候，他如果这天不来陶然亭，必定是到别处游玩去了。他买了张郊区通用月票，香山、卧佛寺、樱桃沟、西山八大处，想上哪儿登车就走，第二天见面他准带回一两件趣闻，逗大家哈哈大笑。这些趣闻他有的是亲眼所见，有的我怀疑是他编的。有次他去颐和园，回来说园内有的地方隔离开来另外卖票。有一处门口还有两个人站岗，完全清装打扮，马褂、箭衣、缨帽，腰上还挎了把腰刀，但两个人却是完全的现代青年，红线帽下边是长发。观众就在一边议论说：“这两个人不像。”两位站岗的听人议论难免有些不高兴，有一位就小声说：“像，像你爸爸！”于是，引起一番争执。我问他：“可是你亲眼所见？”他说：“当然亲眼所见，我只把情节组织了一下。”

沈先生去世后，我为他的书得不到出版而不平，提出自费替他印。令文听到后，郑重写封信来说，他虽不富裕，印书他出一份钱。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答应出这本书了，图书发行部门要征求一下订户。令文又到处写信，征到了不少订户。谁知出版社另有原因，又把出书的事推到不知多久的“以后”去，订户们收不到书，纷纷写信责问他，批评他，他又——写信去道歉，并劝我：“别生气，别得罪出版社，多说点好话，托托人早点印出来比什么都强，别的事我全兜着，你就管这一样好了！”

令文做得一手好菜。每天早上去陶然亭，必带个手袋，回去路上寻找人口之物。他本是学唱老生的，后来又对京韵大鼓入迷，但始终没当正式演员。他哥哥令香倒是从父亲那里学了些荀派的拿手戏，现在专教荀派戏，而且专教30年前荀先生的戏，如《香罗帕》、《荀娘》。

令文说：“我们大爷这手弄对了，红娘人人会唱，用不着咱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