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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霍斯基走过考顿和伯尔林律师事务所的男更衣室，脱下便服，换上一件海岸警备队尉制服。霍斯基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律师，曾经在杰克逊的司法部任职，自从成为司法部成员出现在华盛顿以来，这种例行公事每个星期都要进行几次。为了便利霍斯基开展工作，杰克逊以尽快的速度对霍斯基进行军事任命――临时预备役海岸警备队军官――外加一间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今天，霍斯基准备与杰克逊的儿会面，小杰克逊从纽伦堡回来作暂时停留，为的是应付一件令人烦恼的挑战。
在伦敦进行的首次会谈一开始，语言问题就显露出来。这些代表团说英语、法语和俄语的代表们在仔细推敲纽伦堡宪章的过程就发生过非常多的误会。但是，当美国检察官在法庭上提出的问题必须被讲德语的被告理解，而这个德国人的回答又必须被说俄语。法语和英语的法官们通晓时，那他们该怎么办呢？杰克逊派他的儿比尔到国际联盟所在地日内瓦，寻找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比尔的报告令人沮丧。他发现，国联采用的是先做好书面翻译，然后照本宣科的办法。一名翻译用法语念，然后，另一位翻译用英念，然后是西班牙，就这样一直读下去。杰克逊意识到，照那种情形，审判会永无终了之时。但是，比尔在日内瓦也听到一些好消息，IBM 在美国研制一种翻译装置。杰克逊问比尔，他是否愿意得到一个机会回到华盛顿，看望他的妻，并且检查这套翻译系统？比尔听到有这样的良机，高兴得跳了起来。
在五角大楼的一座礼堂里，一个身材矮小、衣冠楚楚、说话带有法语口音的陆军上校接见了霍斯基和小杰克逊。利昂-多斯特尔特是一名原籍法国的美国公民，乔治城大学法语系的前任系主任，他最近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做四译。多斯特尔特让霍斯基和杰克逊少尉坐在礼堂后排间的位上，随后，将耳机戴在他们的头上。在舞台上站着三男一女，各自拿着一个互不相连的麦克风。舞台的另一边，一名IBM的工程师站在一台操纵器前。
多斯特尔特大声向台上的妇女招呼，她开始即席用英语介绍华盛顿的一些旅游名胜。三个男人开始透过他们的麦克风用不同的语言讲话。多斯特尔特得意地朝霍斯基和杰克逊笑笑。但是，当他看到他们两人困惑的表情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问：“什么也没有听见？”多斯特尔特用法语咒骂着走上舞台，问工程师是什么缘故。他示意那位妇女重新开始说。耳机传出刺耳的响声。工程师忙乱地摆弄着仪器和标度盘，多斯特尔特又向那位妇女做了另一个手势。多斯特尔特问他的客人们，现在他们听到了什么？比尔-杰克逊答道，英语。多斯特尔特向工程师大声地发出一个指示，然后问，现在是什么？霍斯基答道，法语。多斯特尔特得意洋洋地再次发出指令。现在他们听到了什么？俄语。现在呢？德语。
多斯特尔特解释说，他们听到的一切，几乎是在那位说英语的年轻妇女说话的同时，被翻译成将要在未来的审判使用的另外三种语言。多斯特尔特承认，这个小捣蛋鬼仍然在研制。但是，IBM渴望成为第一个生产出世界上首台同步翻译系统的厂家。IBM相信这套同步翻译系统在审判开始前，还能进一步加以改进。
那天下午，霍斯基给罗伯特-杰克逊拍了电报。如果IBM能够研制成功同步翻译系统，那么，用四种语言审判就如同用一种语言一样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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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基利上尉在一件事上同他的新老板罗伯特-杰克逊想法一致。在他干的这一行里，还没有人持有学位。基利在哈佛大学学过建筑学，他不久就意识到，不用受到正规教育就可以追求他的。他干得最漂亮的事就是设计出对于空间的最佳利用。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在而立之年，在华盛顿开起自己的公司，这是战时用房的缘故。后来，他应征到多诺万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基利成为展示单位的负责人，这个机构的任务之一是制作秘密目标的模型。
基利的外表使人对他的性格产生误解。他身材纤细，几乎像孩般精灵，体重从未超过一百三十磅。但是，他瘦弱的身躯里蕴藏着强大的能量，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他喜欢说：“我从不说不。”
8月下旬，基利抵达纽伦堡大饭店，下榻在希特勒住过的四一二号房间。军方已经接到指令，全权委托这个模样温和，军阶低微的军官修复用作审判战犯之需的司法大厦。
第二天早上，一辆军用轿车和司机在饭店外面等候基利。基利早在上次杰克逊访问纽伦堡时就到过这里，现在，他注意到，尸体掩埋后发出的恶臭正被消毒剂慢慢地消除。还有，他很难堪地发现，德国妇女在从事重体力劳动，她们将碎石装到活动轨道上的小火车，然后把它们拖走。
基利抵达司法大厦后，一个胸膛宽阔的陆军上校疑惑地看着他，好像这个人并不是他要见的那个人似的。上校走向前，问他是否就是基利上尉。基利傲慢地点了点头。上校自我介绍说他是约翰-F-科利，第一师工兵营营长，并且补充道，不管基利需要什么，他都能搞到。基利没有说话，径直朝法院走去。
他俩默不作声地巡视了一逼司法大厦，两个小时之后，基利和科利重新出现在阳光照耀下的院里。基利转向上校。他需要木匠、泥水贩、电工、管工，甚至清扫烟囱的人，可以征募当地人，如果有必要还可以空运。他们需要二百五十名德国战俘做劳工。他们要将审判大厅的平面和高度都扩大一倍。他要拆除后墙，并且将审判大厅上面的楼顶定辟为一条供游人参观的廊道。他下令拆掉所有那些可笑的枝形吊灯和华而不实的装饰，装上萤光灯。他要求要有能容纳百名办公人员的办公空间。最后，他们需要细木工制造办公家具，最好是白橡木家具。他将亲自设计这些家具。
科利上校在速记本上胡乱地记录下基利的要求。他们还需要玻璃、砖瓦和胶合板，基利继续说道。终于，习惯于说什么都能搞到手的科利打断基利的话，询问在这座遭到破坏的城市里，他们到哪里可以找到这些材料。基利说，在纽伦堡的周围有工厂，只要让这些工厂重新开工就行了；他们可以从比利时空运玻璃。基利开始前停着的汽车走去。科利问基利什么时候能回来？基利回答说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他要去安斯巴赫的一座剧院，他已经看了那里的一些座位，这些座位正好适合于放在参观廊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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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弗兰克想，这些昔日的帝国巨人勇士如今看起来多么凄凉可悲。关押在此间的陆军元帅凯特尔，一度是一名非常典型的普鲁士贵族军官，尽管从明显褪了色的制服上，可以看出他的肩章已经被人撕掉了，但是，每当戈林经过时，他都要喀窿一声立正。还有像他一样做律师的威廉-弗里克，“纽伦堡法”的颁布者，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苏格兰方格呢运动夹克，所有的前襟钮扣都扣上了。最可怜的要数罗伯特-荣和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他俩抵达纽伦堡时，只有来时身上穿的衣服。美军已发给犯人们染成黑色的旧军服，上面标有X的标记，意思是“不宜再用”。弗兰克想，有一件事可以告诉莱，这座监狱是他过去见到前德国劳工阵线头的唯一地方。他们身上的皮带、吊带和鞋带都被取走了。8月12日，他们被带到监狱的C牢区，这是法院后面的监狱心区向四周辐射开来的四个牢区的一个。单人牢房排列在C牢区的两侧，牢区的两端分别有螺旋形的楼梯向上到三层。
十岁的施特赖歇尔身材矮小、结实，头顶光秃，他用一种愚蠢。傲慢的神色说：“找从前在这里待过许多次。”纳粹上台前，施特赖歇尔确实因为伤犹太人被关押过。在所有的犯人，汉斯-弗兰克最厌恶施特赖歇尔。这个卑下的小人甚至从纳粹主义把假装斯也学到手了。施特赖歇尔是连环画形式的反犹报纸《冲锋队员》周刊的创始人和编者，弗兰克就是死也不愿读到施特赖歇尔的谩骂章。施特赖歇尔若有所思地说：“有一个金属牌，它通常是挂在我在另一个牢区的单人牢房上方，号码是二五八号。”二五八号牢房在德国比较兴盛时期，曾是参观纽伦堡的狂热纳粹分的一处观光点。后来，那块金属牌被一名美军徽章收集者取走了。
一个会说德语的美军土让施特赖歇尔闭嘴。他点着犯人们的名字，给每名犯人指定一间单人牢房。弗兰克住进十四号牢房。一股强烈的霉味立即让弗兰克难以忍受，就好像空气也一直在这间牢房里受到监禁似的。牢房墙壁上很脏，污迹斑斑，只有几处新鲜的补丁，那里原来是挂钩、凸起部和接线盒，现在都去掉了，抹上了灰泥。弗兰克突然注意到，右面的一个凹进去的小间里有一个马桶，小间没有门，马桶没有坐垫圈。在左面墙下放着一张铁架帆布床，上面有一条污秽的床垫。在牢房的另一边，正对着帆布床，是一张桌。弗兰克用手轻轻敲击桌面，桌是用轻而薄的硬纸板做成的。牢房的正面铺设着一条蒸汽管道，上面是一个装了铁条的小窗户，从那儿，露出一小块灰色的天空。
弗兰克被铁栓发出的金属碰击声吓了一跳。他走向牢门，透过一个方孔向外张望，一个美国士兵正用双眼瞪着他。这里不会是瓦维尔城堡。
安德勒斯上校试图控制他的办公室门外不和谐的锤击声、吵嚷声和车轮行驶的轰隆声。基利上尉全权负责修复工作。“纹章应该是一大片蔚蓝色的，”上校重复地向一位给他做秘书，对于纹章不熟悉的美国兵说着，“滚过是深褐色的，纹章的表面主要以银白色为基色…。”安德勒斯最终决定把他的监狱工作人员调理成一支出色的队伍，他相信，就是给这个机构做再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比醒目的纹章和制服更能令这支队伍自豪了。当他的典狱长的任命下达时，他正亲自为第八五O保安队设计后形纹章。他已经勾勒出一副盾牌，上方有一把钥匙，象征者监狱的安全保障，盾牌的央是一个不偏不倚的天平，盾牌的底部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纳粹鹰徽。他可以想象出盾形纹章的许多用途：保安队的肩章、印有徽记的信纸、女性工作人员的徽章。他最大的愿望是，杰克逊法官采纳他的设计，把它作为国际军事法庭的正式标记。
在一片喧闹声，安德勒斯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来访者是道格拉斯-凯利少校，一名精神病军医。军方已经认识到，在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战犯必须有可靠的思维和健康的身体。于是，凯利被派到监狱任职。上校称他为精神病医师，可是，这个身分与他们职业军人压根儿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当地发现凯利是一个和蔼可亲而精明，并非那种郁闷不乐、举止诡秘的人后才舒了口气。
凯利漫不经心地向安德勒斯敬了个礼，要求占用上校几分钟时间。凯利说，一俟他们把犯人们安顿好，他相信他们必须为犯人们建立一座小型图书馆，他们将要为此花费大量的时间。这是令安德勒斯感到恼火的一种请求，他提醒凯利，他的重要使命是在他所看管的被告密切注视想要自杀的犯人。问题正是在这里，一定要让犯人们的思想有所寄托才是。安德勒斯的态度缓和下来。“好吧，我不希望犯人们因坐牢而变得精神失常。关在单人牢房里的犯人，若是具有忧郁焦点症的那些家伙的某几个的那种想法，那就会发病。”当凯利准备告辞时，安德勒斯要他多退留一会儿。他过几分钟就要向保安队作第一次情况介绍，精神病医生在场观察肯定有好处。
埃米利奥-迪帕尔马下士，绰号“大红一师”的第一师的一名老兵，他还缺少足够的点数被送回国。他奉命同其他几个没有任务的美国兵到保安队报到。在8月下旬的一个下午，迪帕尔马和其他十H名士兵站到了操场上，这是一块杂草丛生的硬土地，位于C牢区和一座美国士兵用作体育馆的建筑之间。一名全吼叫着让他们立正。一群军官从C牢区走向院，迪帕尔马仔细观察大步走在前面的一名上校。他的新指挥官的性格将决定从现在到他退役这段时期的生活质量。上校的制服熨得像剃刀刀锋般棱角分明。绿色的迷彩钢盔对于迪帕尔马来说新颖别致，上校胳膊下挟着的短马鞭意味着他不是一个穿制服的懒散市民。
安德勒斯上校命令众人稍息，然而他的声音和说话的方式丝毫也不缓和。安德勒斯用职业军官通常采用的方式，慢条斯理地，然而却是坚定地开始讲话。他告诉大家，他们现在是保安队的一部分，这将是一支令人自豪的部队，他们负有历史使命：看守人类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坏的罪犯。作为“哨兵”，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搞清楚，这些人是战犯。他们的军衔没有关系，不存在相互敬礼或其他军事礼节。当一名看守走进牢房时，犯人们要起立。当一名美国人走下走廊时，犯人们要站在一旁。上校不断地提及他们是哨兵，而不是守卫，这使这帕尔马感到不安。对于一名老兵来说，这个字眼不受欢迎，带有要求苛刻的意味。安德勒斯继续说道，哨兵们每二十四小时换一岗。他们在牢区执行任务时，工作二小时，休息四小时，监狱已经在C牢区的三层楼上开辟了一间娱乐室。那儿备有扑克、乒乓。床铺和书籍。每名看守负责四间单人牢房，安德勒斯接着说，看守必须透过牢门上的方孔直接监视他的四名犯人，视线转移的时间不能超过三十秒，看守的主要职责是保证犯人们活着。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犯人相互交谈或同看守交谈，也不允许看守之间相互交谈。迪帕尔马开始想象那没有尽头的二小时定额任务。
安德勒斯的余下话题是平淡无奇的日常工作。早餐在上午七点开始，随后，被告要清扫整理他们的单人牢房。十二点开始午餐，晚饭在点开始。每星期一次凉水淋浴。图书馆下午开放。晚上9点熄灯，同时，犯人们要上缴他们的眼镜、钢笔和手表等一切可以切或刺的物品。每当牢房没有犯人的时候，无论何时，都要进行检查，其包括低头仔细察看马桶。事实上，在安德勒斯的所有讲话，只有一句话，他们听得最清楚：“拒不服从将作为违犯军法处治。”
上校说，看守在牢区内不必携带武器。但是，每间牢房的门旁都要悬挂一根包着皮的、里面充斥着棉花和铅丸的棍。看守们只能在跟随着犯人们到牢房外面的时候，手里才擎这种棍。如果看守们不得木使用它的话，也只能击打肘部和肩膀。安德勒斯解释道，棍就是狱卒的理想武器，它可以造成很痛苦的伤害，却不会皮开肉绽。
上校的声音变得几乎像慈父般，他说：“你们当的所有人差不多都目睹过战斗。你们在路旁，在杂草，在燃烧的坦克上看过你们伙伴的尸体。你们看过你们朋友的墓地，他们再也不能立功凯旋了。这些罪犯就是让你们的朋友们永眠在那里的人，你们的任务就是看着他们活到被审判的时候，这就是一切。当安德勒斯转身离去时，迪帕尔马说不清楚他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位已是他的顶头上司的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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