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起诉案(3)（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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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霍夫曼在那些光辉的岁月里，经常与希特勒一起住在纽伦堡大饭店里。而现在，霍夫曼却住在纽伦堡监狱的牢房里。作为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霍夫曼精明过人，被捕时随身带着一堆照片。凭着只有他才知道照片上的人物是谁，霍夫曼设法赢得了盟军信任，并得到一份编写照片目录的工作。霍夫曼有个女婿是审判的被告，这位名叫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青年团领袖娶霍夫曼的女儿海因里埃特。不过，这一姻亲关系并不妨碍霍夫曼乐滋滋地搜集针对席拉赫和其他旧同事的照片证据。

霍夫曼的监督人是长得精瘦而行动敏捷的理查德-赫勒，他是个海军上尉，也是个律师，三十岁，能讲一些德语。他第一次看见霍夫曼时，霍夫曼穿着一套军淘汰的肥大褪色的工作服，神态茫然。不过，当他手舞足蹈地介绍自己是“美术博士霍夫曼教授”时，眼露出亮光。

霍夫曼不断缠着赫勒，说没有理由把他锁在这儿。如果把他放出去的话，他不会到处乱走，而且检诉方会更有利。他说，他知道数以吨计的照片藏在哪儿。赫勒相信霍夫曼，至少承认他是一个除为自己活命外别无忠诚可言的预料的机会主义者，因此说服上级批准他在搜寻照片时带上霍夫曼。

吉普车一开上通往慕尼黑的布满弹坑的道路，霍夫曼就提到是他把埃娃-布劳恩介绍给希特勒，这勾起了赫勒的好奇心。霍夫曼说，那时他在慕尼黑经营一家照相馆。他对希特勒对年轻姑娘特别是自己十七岁的女儿海因里埃特的兴趣感到不安，希特勒那年已四十多岁了。霍夫曼有意把希特勒引向另一位十七岁的姑娘，即他的店员埃娃-布劳恩。霍夫曼在叙述省去没说的是，他的许多生意是制作黄色明信片和**舞星照片，他的模特儿，包括布劳恩，是二流酒吧工作的姑娘。布劳恩既是他的店员又是他的情妇，他很高兴把她送给元首。

霍夫曼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说服希特勒授予他向德国人出售纳粹最高领袖照片的特权，后来他还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在纳粹统治的十二年，霍夫曼的照片和影集销售总额高达五千八百万马克。而且，这位老摄影师和法庭小丑还热衷于追求社会地位，他说服了希特勒授给他美术博士学位。

霍夫曼和赫勒抵达慕尼黑，这个德国人果真找到了一个照片埋藏处。他又向一个朋友要了一项皮帽、一件蒂罗尔式夹克和一条大几号的条纹礼服裤，这就是他后来每天穿着的全部衣服。慕尼黑的事办完后，赫勒想顺便去游达豪集营。在仍散发着死亡气味的集营里，霍夫曼脸色阴郁，并表示了羞愧。不过，他的悔悟时间很短。当他们又上路去贝希特斯加登时，霍夫曼又开始用纳粹宫廷的故事来取悦赫勒。他透露说，希特勒周围的人都被希特勒所迷住，但是他没有。他知道太多希特勒的**了。比如说，埃娃-布劳恩非常粗俗，所以霍夫曼的妻总得告诉她怎样打扮。赫勒想知道希特勒与埃娃的性关系是否完美。霍夫曼说，他对元首的性行为说不准确，如果要猜测的话，他会说希特勒也许是两性人。

行程快要结束时，他们已找到足够装满两辆军用卡车的照片。在回纽伦堡的途，赫勒肯定已不必继续关押霍夫曼，他为这位旅行伙伴安排了较好的旅馆房间。

英格堡-卡尔诺基伯爵夫人打开证人公寓大门，进门的人年纪较大，他的白发被染成蓝色，手里拿着一顶帽。他深深地鞠了鞠躬，自我介绍是海因里希-霍夫曼教授。他说，他将成为她的客人。

霍夫曼很快就成了公寓里的笑星。他在用餐时，老用希特勒随从人员的旧事趣闻来逗乐别人。有人问他是否认识赫斯。霍夫曼说，当然认识。在慕尼黑的一次游行有人用砖头砸着赫斯的脑袋时，霍夫曼就和他在一起。霍夫曼说，这说明了赫斯为什么这样愚蠢。卡尔诺基曾在公寓安排过几个像欧-拉豪森将军这种人的住宿，这些人为他们在纳粹制度下的经历沮丧不振。然而，她发现霍夫曼不受这种约束，他是一个不为羞耻、挫折或失败所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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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下属和新闻记者交谈是安德勒斯上校的方针。因此他想知道，吉尔伯特上尉为何要接见记者。上校说，他得到消息：吉尔伯特12月12日与路透社记者谈过话，12月13日与《每日快报》记者谈过话。吉尔伯特对此承认不讳。记者们经常看见他与被告席的那些人深入交谈，而这些被告是不允许接见记者的。结果，记者就缠着他要内幕新闻。他在很长时间里都抵制住了，吉尔伯特和凯利之间曾有过默契，而躲开新闻记者以免泄漏他们准备写书的任何内容就是这种默契的一部分。可是凯利自己却上了欧洲收听率最高的电台――武装部队新闻网。纽伦堡武装部队新闻网的负责人是二十四岁的空军技术土哈罗德-伯森，他选择了面目可亲的凯利而不是古板严肃的吉尔伯特去采访戈林。在广播里，凯利把戈林描写成“专横、好斗、残酷但快活的外向型人物，偶尔也有柔情，是他们唯一真正的领袖”。凯利还透露出其他消息。他讲到，一次他告诉戈林说，希特勒周围的人似乎都是阿联奉承之辈。戈林回答说这是真的，“所有敢说不的人都不高过英尺”。听到凯利上广播后，吉尔伯特想，既然一本书的一个合著者能公布采访，那为什么另一个合著者就不行呢？就在那时，他与路透社和海日快报油记者谈了话。

吉尔伯特向安德勒斯道歉，答应不再违反规定，之后便离开了办公室。他与这位上校之间存在两种关系，好像他是两个不同的人。一方面，他是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博士，是精神病这一行当的医生，安德勒斯对他应敬而远之。另一方面，他是吉尔伯特上尉，是监狱长的暗探，即使未必给以热情接待，也应受到信任。他很尽责地扮演了后一种角色。吉尔伯特在守备被告席的头戴白色钢盔的美国士兵安排了懂德语的人，他们每天都把偷听到的被告们相互之间的谈话报告给他；他在把犯人从牢房押到法庭的护送卫兵上做了类似安排。吉尔伯特不管搜集到什么情况都报告给安德勒斯，他也向杰克逊法官提供了同样的情报。

吉尔伯特怀疑凯利对他是否真正赏识。吉尔伯特不仅能用被告们的语言与他们谈话，而且他举止得当，言谈使用旧式尊称称呼对方，因此就被告而言，他更像欧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他现在几乎得到所有被告的信任。他们之除了死不开口的约德尔外，所有的人都向吉尔伯特敞开了心扉。凯利应该认识到，被告们对吉尔伯特说出的这些心里话，将是他们计划的书获得成功的原因。

12月的一个上午，凯利和吉尔伯特这两个美国人巡视戈林的牢房，发现帝国大元帅正在盛怒之。他在报纸上看到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照片，上面霍夫曼正在为检方整理图片。戈林怒骂道：“我一想那个恶棍靠卖我的照片赚钱就怒不可遏！他每张卖五芬尼，至少已赚了一百万马克。而现在他正在找照片作为证据来绞死我！”

凯利把话题转到起诉书的侵略指控上。戈林说：他们不必放这些影片或宣读所有那些讨厌的件，来证明德国发动了战争。“我重新武装了德国直到我们发怒！有人说我建空军是为挑起战争，我要告诉他们，我当然不是在办女美容学校。”

最近一个卫兵交给吉尔伯特一张在里宾特洛甫房间地板上找到的字条，在这张字条上，里宾特洛甫记叙了元首自杀前一个星期与他的一次谈话。根据里宾特洛甫回忆，希特勒说戈林并不了解飞机的发展并且是错误情报的根源。当美国人用四引擎飞机轰炸德国时，戈林对希特勒说这好极了，这些飞机最容易被击落。里宾特洛甫回忆说，希特勒认为戈林在空军方面的失误是德国失败的主要原因。

吉尔伯特把这件事告诉了戈林，戈林轻蔑地笑笑，问道，美国人知道里宾特洛甫在晋见英国国王时干什么吗？他行了个希特勒式敬礼。戈林继续说：“我告诉元首，如果苏联派一个大使到柏林，而且他用**革命万岁问候你，你会觉得怎么样？成林声称，在企图暗杀希特勒事件发生之后，里宾特洛甫说了些愚不可及的话，所以“我用帝国大元帅手杖打他。我说，住嘴，里宾特洛甫，你这香槟酒贩。”而他却说，记住，我还是外交部长，我的名字是冯-里宾特洛甫。”戈林大笑起来，又说，“冯”这个贵族称号实际上是里宾特洛甫用钱买来的，他的那种做法在纳粹当是常谈的笑料。

凯利问德国撕毁条约是否犯了罪。戈林说：“我私下地跟你们说，我认为你们的条约只不过是卫生纸。”

戈林的谈话几乎使吉尔伯特失掉自己的职业风度。戈林在纽伦堡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间已经拥有一批追随者，这使吉尔伯特感到讨厌。许多人公开佩服戈林的坦率诚实、毫无歉意地承认事实的行为和他那尖刻的幽默。记者霍华德-史密斯报导说，戈林已成了法庭审判的晴雨表。如果戈林对某一事吃惊得抬起头，检察官就要反复核实事实的准确性。如果戈林点头，检察官就知道辩护律师不会对事实提出异议。如果戈林摇头，那就意味着检察官出错了。而法庭绝不想使戈林受到约束。

吉尔伯特找到了暗地里惩罚戈林的办法。他知道这位帝国大元帅很看重最先登上电梯，因而就安排卫兵把戈林放在最后。吉尔伯特还知道戈林讨厌在午间休息去餐室的路上被观众围观，因此尽量走在犯人群的间使自己不太显眼，吉尔伯特就指示卫兵把他推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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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托马斯-多德再次展示了他制造戏剧性效果的才能。一些意见不同的同事对以下事实十分反感：杰克逊法官已同意多德提出的起诉方法，几乎完全改变了仅靠件起诉的策略。多德把要用的证据放在纸袋里，由档案室负责人巴雷特尉负责保管。现在用白布盖住的物证就放在法庭检察官席上。今天多德看上去没有半点浮华的样，他以冷峻而实事求是的态度讲话。他解释说，第一件物证是1939年布痕瓦尔德集营指挥官斯坦达腾富勒-卡尔-科赫发布一道命令的产物。科赫命令所有纹身的集营犯人到诊所报到，那些身上纹身最有趣、图案最好看的人被注射致命药物而处死。多德从美国第二五三号物证上揭掉盖布，他说，这些裸露的、苍白而像皮一样的东西正是人皮，皮上的船形和人心的图案仍清楚可见。观监禁在纽伦堡监狱里的布痕瓦尔德指挥官的妻伊尔西-科赫，喜欢将纹身皮肤制成革，然后做成像灯罩之类的室内用具。

多德解释说，美国第二五四号物证来源于纳粹对和德国女人有性关系的波兰人所施行的惩罚，那些人被捕后被绞死。多德说着，拿掉物证上的盖布。因为隔开了一段距离，观众不太看得清那拳头大小、栗色的东西。多德解释说，这是一个被处决的波兰人的头颅，加工缩小后被科赫用做镇纸。当多德坐下时，法庭内鸦雀无声，有人不安的咳嗽声才打破了这种沉静。在一些人看来，托马斯-多德是个哗众取宠的人。一位批评家说他是“上相的骗”，另一位评论家则把他说成“荣耀的小人”。但对其他人来说，多德是个令人生畏的检察官和熟记台词的演员。如果在法庭上给他合适的材料，他会使材料变得威力无穷。

劳伦斯法官的目光从证物上移开，请辩护律师进行反质。十一岁的柏林人鲁道夫-迪克斯，因为在纳粹年代为在人民法庭受冤的德国人辩护而获得法官们的好评，今天被选为辩方发言人。迪克斯看上去十分震惊，他说，对于物证一事的反质，他将延迟到明天再进行。

詹姆斯-多诺万海军校接着走向检察官席，多诺万请求法庭让他再放映一部影片。该片已被战火损坏，只有十秒钟。党卫军一名业余摄影师用八毫米电影机拍摄了该影片，后来是在奥格斯堡附近的一座工棚里找到的。估计影片是在毁灭犹太人居住区时拍的。关灯后，银幕上闪闪烁烁，图像粗糙但可以看清楚：一个赤身**的女人逃出房，她的脸因极度恐怖而扭曲；街上铺满尸体；一名德军抓住一个老妇的头发，把她从大街上拖过；其他士兵在旁看着，若无其事。影片不一会就放完，多诺万问法庭是否可以用慢镜头再放一遍。

那天晚上，珍妮特-弗兰纳在给《纽约客》的报导写道：“赤身**的犹太男人和女人，在大笑不已的德国士兵的棍棒和踢踹之下，以游离不定和迟缓的步伐，并带着可怕的神态及噩梦般的尊严行进着……一个年轻瘦小的犹太女人被一名军官扶起，以便使她能再次被踢倒。”

第二天上午，劳伦斯法官问鲁道夫-迪克斯他是否准备好进行反质。迪克斯身着带有他母校莱比锡大学标志的花边黑蓝色长袍，庄严地站起来。迪克斯开始说道，昨天见到的物证无疑是令人恐怖的。但是，这里是法庭，物证必须具备证据的可接受性。多德先生对于美国第二五三号纹身物证的了解，是根据一个据称叫做安德列亚斯-普法芬伯格的布痕瓦尔德集营犯人的口供。但是，这位普法芬伯格在哪里呢？只有找到他，迪克斯才能反质他，并确定物证的真实性。如果普法芬伯格不能出场，该物证不应被法庭承认。

身材高大、好斗的前纳粹分卡尔登勃鲁纳的律师卡尔-考夫曼突然站了起来。他争辩道，在欧洲大陆法庭里、检察官应当提出对指控人有利和不利的两种证据。可是，在斯坦达腾富勒-科赫一案上，起诉书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位布痕瓦尔德集营指挥官已被党卫军的法庭判处死刑。

后来，检方引用证据证实科赫的确被党卫军法庭判罪，但那不是因为折磨、摧残和杀害布痕瓦尔德集营犯人，这些行为在党卫军的信条里不是犯罪。科赫被判刑是因为贪污党卫军的资金，以及在争吵杀死了一名纳粹同伙。

午餐休息时间，被告们愁眉不展地列队离开法庭，尽量避开站在他订J必经的、被绳隔开的过道上的观众好奇的目光。他们想从餐室阁楼的窗户向外眺望佩格尼兹河谷，但今天他们发现美国人已用波状金属板封住了窗户。他们闷闷不乐地在五张轻便金属折叠桌前坐了下来。

被告们进餐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在他们间来回巡视。坐在弗兰克旁边的里宾特洛甫问弗兰克，希特勒是否知道法庭上揭露的这些可怕的事。弗兰克回答：“如果不知道就不可能发生，这些事都是按照他的命令做的。”戈林从邻桌将背靠过来，凶狠地盯了弗兰克一眼。弗兰克继续说：“希特勒使我们都陷了进去。”他又补充说，后来元首以自杀抛弃了他们。吉尔伯特注意到，戈林越来越生气。被告们在戈林面前总是很谨慎，弗兰克这次打破了常规。

戈林站起来，把吉尔伯特拉到一边，机密而平静地说道：“我不想夸大我对元首的热爱，你知道他最后是怎么待我的。但是我认为，在最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只是，唉，他把事情都交由希姆莱决定了。希姆莱的确是希特勒周围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人物。他权势炙人，态度冷漠，沉默寡言，令人不可思议。死亡营、盖世太保、特别行动队以及所有恐怖组织都掌握在他手。现在希姆莱轻易就死了。在被英军抓获后不久，这个十恶不赦的希姆莱就服了氰化钾丸自杀。

吉尔伯特说：“希特勒和希姆莱之间肯定相互了解，否则这类恐怖事件就不可能发生。”戈林解释说，在战时混乱，希特勒很可能疏忽细节问题。吉尔伯特走开了。

希特勒青年团创建者和维也纳党的负责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与这位心理学家谈话。他用标准的英语说：“今天以后一切都完了。如果法庭把我们全部砍头，即使我们当有几个是无辜的，我也不会责怪他们。几百万人已被杀戮，再多几个又算什么呢？”吉尔伯特怀疑席拉赫是否也敢于面对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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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起诉律师来说，上法庭是必经的仪式。在纽伦堡这些律师许多人是三十岁出头，一些还是二十多岁。他们站在这里的检察官席上，也就是站到了法律世界的心。托马斯-多德出场后几天就轮到萨姆-哈里斯。哈里斯经美国安全和交流委员会介绍来到纽伦堡。为准备出庭，他得到了档案室罗杰-巴雷特的帮助。巴雷特觉得哈里斯聪明、认真，工作有条不紊。然而，当两人在查阅待用件时，哈里斯显得犹豫不决和烦躁不安。

劳伦斯法官清法庭肃静。萨姆-哈里斯走近检察官席，开始发言。他紧张得直咧嘴。“你们听到的是我的膝盖在碰撞的声音。自从我向家里的小爱妻求婚以来，我的双腿还没有颤抖得这样厉害过。”赫尔曼-戈林的一阵大笑才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寂静。劳伦斯法官从眼镜架的上方瞪视大厅。伯基特低声说道：“真是难以置信。”哈里斯结束质询和法庭宣布休庭后，国际军事法庭的新闻官戈登-迪安请求记者们不要在意这位年轻律师的失言。如果把此事报导出去，将会成为老练律师的笑料，而且会毁掉他的未来。

许多英国人认为他们的美国同事缺乏法庭经验、古典式教育以及在英国法院常见的智力的完美使用，哈里斯的表现为英国人的这一成见提供了新的证据。其他矛盾也发生了。杰克逊属下的工作人员，从律师到油印人员，总数将近七百人。而在纽伦堡的英国代表团总共才一百十八人。美国一个等职律师在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一年可挣七千美元。而庭长杰弗里-劳伦斯爵士由英国政府付薪，年薪约二千八百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译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