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起诉案(5)（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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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席拥挤、喧闹、烟雾缭绕。不过，开庭以来记者们过于拥挤的局面已大大减轻。报界不再每天重点报导审判情况，因为不管证据怎样轰动，审判毕竟已进行了个星期。记者们开始争夺新鲜角度的报导。二十四岁的武装部队新闻广播网负责人哈尔-伯森想出一个主意，来找安德勒斯上校商量。伯森想以一名看守的身分进入。牢区。安德勒斯上校告诉他：“伙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从而拒绝了他的要求。既然伯森自己不能进入监狱，他就培植看守作为新闻的来源。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在报导透露了狮身人面般的约德尔是最不受欢迎的犯人；凯特尔最干净整洁；赫斯和里宾特洛甫最为邋遢，在这点上两人不相上下；最受欢迎的犯人有斯佩尔。而且，他不费力地了解到，美国兵特别喜欢的人是戈林。

一位澳大利亚记者问安德勒斯，他是否可以问问被告们有关他们做梦的问题。安德勒斯同精神病医生凯利商量这位记者的请求，凯利拒绝了。凯利税，提这种问题会使犯人们心烦意乱。他隐瞒没说的是．被告们所做的梦正是他与吉尔伯特计划要写的书的材料。那个澳大利亚人坚持不懈，后来又去找辩护律师们打听是否知道他们的委托人做些什么样的梦。他们告诉他，有八个被告承认周期性地梦到安德勒斯上校处罚他们的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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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1月4日星期五的公告栏，发现法庭将对德国最高统帅部进行起诉。在所有被起诉的机构，给该机构定罪看来最为困难。年来的战争影片、新闻片、书籍和盟国的宣传，已使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之类的名称成了恐怖和死亡的同义词。但是最高统帅部的情况又如何呢？这些人是三军将领，他们指挥由政客们发动的战争。这种情况在德国同其他国家都是一样的。检方必须证明，这些职业军人不仅进行战争，而且参与发动战争，还在战争犯下罪行。最高统帅部一案的检察官将是特尔福德-泰勒上校。

这一起诉并不是泰勒原来所选择的任务。他经英国布莱奇利的极端密码破译局推荐来到纽伦堡，是最终被杰克逊挑来法庭的许多律师的一员。在纽伦堡，他一直做杰克逊与俄国人的联络官这一不太费力的工作。由于无人愿意负责最高统帅部起诉案，泰勒因没有更好的工作而将之承担起来。同时，他还做了一个补偿性的安排。监狱里关满了在大纳粹头之后即将受审的次级纳粹分。罗伯特-杰克逊已找到特尔福德-泰勒作为一位能干的接班人。继杰克逊之后泰勒将成为首席检察官，这一前景为他待下去并负责这个费力不讨好却富有挑战性的最高统帅部起诉案提供了动力。

从泰勒走上检察官席的一刻起，他的表现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外表引人注目，清瘦、英俊，波状头发，身穿制服，一派诗人气质，在纽伦堡的社交圈，泰勒赢得了艺复兴时期全才人物的美名，他是网球赛手、钢琴家、双簧管演奏家、作曲家、作家、桥牌高手和舞林高手。只是由于他的自我保护的超然神态，才止住了一些人对他的接近。他既不拥有、也不追求平易近人的作风。

泰勒追述一个令人尊敬的军官团如何腐化变质并转变为有失军人身分的、希特勒的可耻工具时，他的推理能力使全法庭的人为之倾倒。正如一位同事说的那样，他“像律师们判定的精明那样精明”。他记忆力超群，能够回忆起各种判例并按照进展的逻辑掌握着他的案。在语言运用上，法庭里唯一可以与他媲美的人是杰克逊。泰勒给自己定了一个最小的目标：也许不能证明整个最高统帅部犯罪，但他决定使法庭相信单个的德国将军可以是战争罪犯。

l月7日星期一上午，天气清澈寒冷。泰勒上校继续起诉，他要求法庭将他宣读的一份件写入记录。在泰勒宣读时，奥托-纳尔特律师向他的委托人陆军元帅凯特尔瞟了一眼。那个老军人毫无表情地坐着，就像是一个人站在铁轨上而没有听到火车在开近。泰勒念道：“1944年3月24日当天或前后，在意大利的拉斯贝泽，安顿-多斯勒将军违反战争法规，的确下令就地枪决一批美国被俘军事人员…”

坐在法庭里的战略情报局的人员知道这个事件。一个十五人的小分队曾经越过战线在意大利的北部偷渡上岸，计划炸掉一个铁路隧道。这些人被捕时，身上穿着制服，正在执行正统的军事任务。根据多斯勒的命令，他们不经审判就被枪决。多斯勒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他是在执行凯特尔陆军元帅签署的“突击队命令”。泰勒指出，多斯勒已经在意大利的一个军事法庭受审并且在上个月已被处决。

泰勒走上检察官席，拿起另一份编号为第五五一PS号的件。他说，这份件将驳斥这样一种惯用的辩护腔调，即希特勒的甚至是最罪恶的意志也必须服从，否则将受到包括死亡在内的处罚。盟军在诺曼第登陆并在法国取得立足点后，西线总部的德军将领们询问“突击队命令”是否仍然有效。得到的答复说，命令“完全有效”。凡发现在战斗外围执行任务的任何盟军部队，以及任何被抓获的空降兵，都将被枪决。此外，西线总部必须每天报告消灭这些“破坏者”的数字，这一命令也是凯特尔元帅发出的。泰勒继续说，凯特尔之流想使法庭相信，执行希特勒的意志没有商量的余地，众所周知，他们必须杀人或者被杀。泰勒说那不是真的，每一名德国士兵的手册上讲得很清楚，明知是非法命令而去执行是一种犯罪。埃尔温-隆美尔元帅也许是德**人最勇敢的人，他在接到重新确认的“突击队命令”时，干脆把它付之一炬。

那天下午法庭刚一休庭，吉尔伯特上尉就从被告席飞快跑到司法大厦的记者间。他要找那天一位证人所作的有关最高统帅部的陈述。此人名叫埃里克-冯-德姆-巴赫一泽莱威斯基，四十岁，是希姆莱帝**事力量党卫军“志愿”部队的将军。记录了该证词的记者翻开笔记本，在打字机上卷入一张纸，打出了吉尔伯特想要的那段话：“当斯拉夫民族是劣等民族以及犹太人甚至不是人的这种说教实行几年和几十年后，我认为出现这样一种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巴赫一泽莱威斯基所说的“爆发”，是指在镇压俄国游击队抵抗他自己所起的作用。

站在证人席上的巴赫一泽莱威斯基看起来并不像是个恶棍。他高瘦蓝眼，带着一副普通教师和蔼可亲的神态。可是在逮捕和处决游击战士以及关押成千上万的人质上，他以残酷无情而出名。希特勒曾一度称巴赫一泽莱威斯基是“党的模范战士”。辩护律师们的反质试图证明，只有像巴赫一泽莱威斯基自己的党卫军这样的单位――而不是正规军队的士兵――才大规模地集体杀人。但是这位证人却认为，德国整个战争机器都犯有罪行。

当听到巴赫一泽莱威斯基在法庭上说犹太人甚至不被看作是人时，吉尔伯特头脑突然闪现出一些东西。他拿着法庭记者给他打好的证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吉尔伯特翻到一周前他做的奥托-奥伦道夫证词的笔记，还有威斯利森尼的叙述。威斯利森尼说阿道夫-艾克曼曾令人悚然地夸耀他屠杀过数百万人。

为什么经过精密安排、常规实施的集体屠杀一般都由有教养的人来执行？为寻找这个答案，吉尔伯特费尽了脑筋。他对达豪判刑罪犯的探访为这个谜提供了部分答案：那是因为有一种造成盲目服从的化。奥伦道夫的证词证实了这一点。巴赫一泽莱威斯基今天的陈述提供了另一部分答案，对此吉尔伯特最近思考得很多。普通德国人不会去杀死无辜的人们。但是如果像巴赫一泽莱威斯基指出的那样，德国人成年累月地受到强大的宣传影响，说斯拉夫人或犹太人不是真正的人，而是应对德国的不幸负责的堕落种族，那又会怎样？如果这种态度是政府官方的立场，那又会怎样？如果把这个国家犹太人被剥夺了的法律权利（工作权、财产权、婚姻自由甚至公民权）给予最低层的德国人，那又会怎样？所以，具有盲目服从性格的人，被要求去铲除社会上的寄生虫，他就找到了这样做的合理基础。吉尔伯特认为，这两个因素大体上说明了那个“为什么”。不过，还应该有更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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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关组织的起诉已经结束，辩护将在稍后时间进行。法庭日程表上的下一个安排是对被告个人的起诉。1月8日，指控第一批被告人即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时，法庭上宣读了大量的件。第二天早晨，当被告们离开操场时，凯特尔咋呼一声立正，转开身让赫尔曼-戈林在他前面走回监狱。这天晚上他同奥托-纳尔特会面时，他想告诉这位辩护律师戈林可以怎样帮他。

凯特尔期待着纳尔特的到来，这也是为了打破生活的单调乏味。现在白天很短，晚饭后几乎就不能读信或写信。他们只得在昏暗趴伏静坐，直到9点上床睡觉。而这时，看守们却违反常情地用可恶的探照灯照进牢房。他们唯一不被盯着的时间是坐在凹室的抽水马桶上的时候，这时看守门只能看见他们的脚。对他们来说，生活已经变为周一到周五在法庭受审，夜晚和周末忍受孤独。只有与他们的律师会面、凯利和吉尔伯特的巡视以及操场上几分钟的活动才打破这种状态。尽管有令人尴尬的直肠检查，凯特尔还是期待着每周一次的冷水淋浴。

奥托-纳尔特是辩护人员的一名前纳粹律师。他是个税务律师，过去曾发现他与纳粹党的关系对开展律师业务很有用。在会客室见面时，纳尔特律师问凯特尔在早期审讯是否确认了自己在“突击队命令”上的签名。凯特尔点了点头。他作怎么样的选择？普鲁士军人荣誉的准则迫使他讲了真话。纳尔特想知道，凯特尔认为戈林能为他做点什么？凯特尔解释说，他曾经恳求戈林让他去前线指挥部队。虽然是陆军元帅，让他去指挥一个师也愿意，只要能躲开元首每天的侮辱，让他干任何事情他都会心满意足。如果戈林在法庭上能证实凯特尔曾作过这样的请求，凯特尔推想那将证明他并不是希特勒朝廷死心塌地的成员。纳尔特在分手时间凯特尔，是否有话捎给他的妻？她目前和约德尔的妻一起住在纽伦堡。凯特尔说，他给家庭带来的耻辱是他一生最大的痛苦。凯特尔告诉律师说，就请她为他祈祷吧。

虽然丈夫的过于普鲁土军官化并不能怪她，但凯特尔太太还是要部分地为她丈夫现在的命运负责。1934年，凯特尔已接近实现了自己的。父亲去世后，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军队，去做坐落在布伦瑞克的赫尔姆谢罗德地方他的家族领地的主人。莉萨这位酿酒商的女儿却十分固执地反对。为什么她能成为将军夫人，却要当一个农场主的妻呢？凯特尔就这样继续待在军队。当希特勒任命他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时，凯特尔的军官同僚们都大吃一惊。希特勒一次说凯特尔有“电影院引座员的头脑”时，另一位军官问元首为什么要任命他为德**队的最高层人物，希特勒回答说，因为此人“像狗一样忠诚”。

外表潇洒英武的凯特尔也为另一个目的服务。1938年在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在威胁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交出国家权力时，大声地把凯特尔从接待室叫出来。元首问道，德**队已经进入进攻准备状态了吗？凯特尔作了肯定的回答。他站在那里，身穿整齐笔挺的制服，是个十足的军人形象。这个不言而喻的信息对许士尼格起了作用。

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是一名下士，可是凯特尔却被元首的军事天才迷住了。不管将军们提出什么争议问题，希特勒总能引用毛奇、施里芬或克劳塞维茨的话予以对付。凯特尔深信不疑地承认，在军事问题上，“我是学生，而元首是大师”。

与律师见完面后，凯特尔被送回牢房。除了门锁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闭后，牢房内的一切如死一般寂静。他脱去外衣，叠折整齐。因牢房里不允许使用钩和挂钉，他就把衣服放在石头地板上。凯特尔问看守他今晚是否可以坐在床上熬夜，因为他脖上长了个讨厌的疖。这件事他没有告诉弗鲁克医生，他也从来不向医生报告他的病情。不过，他的苦行僧似的生活是人为约束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且他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现在的血压是一八O：一O0。他曾向凯利少校透露，他在战争曾经三次想自杀。凯利这样写过凯特尔：“目前，他已没有继续活下去的需要，因此，他是最有可能自杀的人物之一。”

辩护律师们把司法大厦附近一个幸存的小旅馆――星球旅馆作为自己的聚集点。奥托-纳尔特在与他的委托人凯特尔见面后到了那里。走进旅馆时，一堆柴火半明半暗地烧着，热气微微，纳尔特觉得很是不错。时间已很晚了，他只找到了一位同事路德维希-巴贝尔。旅店老板给纳尔特来了一杯啤酒。巴贝尔说，德国啤酒是从战争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的一种东西。纳尔特一脸倦色地说，他但愿上帝保佑多斯勒的证词从来没有出现。他怀疑，当一名德国将军已因为执行命令而被枪决时，他怎么能挽救发布这项“突击队命令”的那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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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已起诉完坐在被告席前排的被告，一个接一个，就像对付射击场上的靶一样。五月9日轮到罗森堡。当施特赖歇尔开凿反犹的沟壑时，罗森堡则竭力把反犹思想提升为一种体面的哲学。对于令人发笑的纳粹头衔，例如负责监督党的意识形态整体训练暨教育的副元首，以及负责保卫党和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哲学的长官，他都非常热衷。罗森堡被起诉受审，是因为他后来担任东方占领区部长和洗劫艺术品行动负责人之故。

道格拉斯-凯利少校坐在来宾席上，从那里可以看到他的同事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在被告席周围徘徊。凯利仔细看着罗森堡，发现此人英俊但缺乏生气，头上留着那个年代美国年轻人熟悉的直高后梳二分发型。他想起第一次去那人牢房的情景。罗森堡对凯和谈起了他的书《二十世纪的神话》。神话一词译得很不贴切，用传奇这个词会更好些，因为罗森堡提出了有关日耳曼民族高贵血统的一套半神秘主义的理论。1934年该书出版时，共售出了二十五万册。不过，这本书的主要特点好像是可读性很差。它是用德国哲学的庞杂晦涩风格写成的。这本书希特勒翻了一遍，而戈林从来没有碰过。宣传部长戈培尔称《二十世纪的神话》是“一次意识形态的喷发”。不过，戈培尔了解他的同胞，如果他们不能彻底了解罗森堡，那他们就一定会觉得此人渊博高深。

凯利在早先的那次探访带去一名年轻的美国译员。罗森堡问凯利，他是否知道一名满身油污的潜艇水手一旦从引擎室爬回宿舍就做什么？罗森堡自己回答说，这位水手一回到宿舍就伸手拿起他的那本《二十世纪的神话》。凯利请译员翻译一段罗森堡的书内容。那位纳粹分开始拿出那本页角卷曲的书。但他首先询问这位译员信什么宗教，译员答复说信天主教。罗森堡立即从译员手抽回书，说道：“这位年轻人为他的国家工作，是一名好战士和好天主教徒。如果他要读我的书，他会立即与教堂断绝关系。我不想为这事负责。”

那天凯利离开牢房时，罗森堡交给他用普通写法记着什么东西的一棵纸。他说，这是一份备忘录，它对美国有巨大的潜在价值。这是一份“美国黑人安置非洲”的计划，罗森堡在该计划写道，他已作了必需的计算，如果美国不听从他的忠告，“一百五十年内美国人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不纯洁的混血杂种。”

这一天针对罗森堡的起诉总结是由一个新的人物来做的。瓦尔特-布鲁德诺的出庭体现了才能而不是等级的胜利。布鲁德诺在纽伦堡是个不多见的人物。他是一名没有任命状的律师，是在高级官员成堆的地方的一名一等兵。尽管外表给人印象良好，而且人又能干，布鲁德诺却被上司撇在一边。实际上每个上司都是如此，最后还是杰克逊发现了他。这位首席检察官用一种能产生实效的办法解决了布鲁德诺等级地位问题：他让军队解除了布鲁德诺的军职，事实上把他提拔成官。虽然这是布鲁德诺初次上法庭，但还是没有使他被饶恕和逃过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尖锐的话语。这位法官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说道：“布鲁德诺先生，你已经几次向我们提到了《二十世纪的神话》。怖鲁德诺点点头说：“是的，先生。”劳伦斯说：“我们不想再听到它。”这是一位英国学校长般的声音，严肃正经但使人受不了。

劳伦斯的不偏不倚一开始就把被告们弄糊涂了。甚至是每次他进入法庭，也表现出他对公正法则的尊重。他身穿黑袍和条形裤，在落座以前先向检察官后又向辩护律师鞠躬。到这时，被告和辩护律师对劳伦斯已日益敬仰。当听到劳伦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炮手而获得卓越勋章后，他们更增加了对他的尊敬。汉斯-弗里奇这位接受审判的广播宣传家，怀着敬畏的心情聆听了劳伦斯爵士精确简洁的讲话，他尤其钦佩这位爵士不提高声调就拥有绝对权威的天赋。弗里奇对他的同胞评论说，劳伦斯是“如此的英国化，如此的非日耳曼化。”

布鲁德诺结束他的总结发言时，道格拉斯-凯利的目光还盯在罗森堡身上。这是一个愚蠢、傲慢的人，在兜售他的哲学垃圾方面又是一个头脑糊涂的人。但凯利很想知道，这个案能判死刑吗？就算检方证实了罗森堡监督从被征服国家犹太人家庭窃取了大批的艺术品和装饰品，但他从未杀死过任何人。他担任东方占领区部长时，实际上曾试图阻止在苏联实行的大规模屠杀。可是，他的权威很快受到更加残暴的党卫军人物破坏。凯利在审视被告席上这人的脸时心里问自己，是谁把杀人的憎恨灌输给这些屠夫？他想起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杀人是首恶，同谋犯并不比杀人犯要好，理论家是最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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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K-史密斯抓到了一个广播报导的新题目。在国内，当男人出国打仗时，妇女填补了无数的工作需要，这就是铆工罗前现象。在纽伦堡这里，史密斯观察到，在百名美国工作人员，有多达一半的是女性。她们不仅做秘书，而且还做调查研究人员和翻译。美国检察官有两名律师是女性。史密斯在报导告诉美国人说，陆军妇女队的凯瑟琳-法尔维少校将回国竞选马萨诸塞州的立法议员。他讲述，三十岁的哈丽雅特-泽特堡是威斯康辛大学一位聪明的法律评论研究生，以准备有力的法律辩论书而出名。除泽特堡本人外未被人们注意到的，也许还有她并不在法庭抛头露面。上台的角色是留给工作人员的男性的。她的丈夫是另一位起诉律师丹尼尔-马戈利斯。因为有不准配偶在一起的命令，这对夫妇表现得像没结婚一样，而且在纽伦堡大饭店的一间房里“姘居”。

1月10日上午，被告们从监狱被带到法庭时，吉尔伯特上尉走在汉斯-弗兰克的旁边以表示给他道义的支持。二十一名被告形成了四个不明确并时有变化的小派别：戈林控制的顽固不化派；以沙赫特为首的愤慨派；以绍克尔为典型的迷惑派；由斯佩尔和弗兰克领导的悔罪派。

在法庭上，战略情报局滑翔部队军官威廉-鲍德温上校引用弗兰克在做波兰总督时所写的日记片段，开始了对弗兰克的起诉。鲍德温宣读第二三三PS号件：“1941年9月，被告弗兰克的主任军医向他报告波兰人令人吃惊的健康状况。我现在读日记第十四页的内容。波兰人现在每天配给他们的食物相当于百卡，而一个人的正常需要是二千二百卡……染上传染病的波兰人总数已达到百分之四十……这种状况对来波兰的德国士兵们是个严重威胁。”不过，鲍德温继续说道：“1942年8月，弗兰克批准了一个新的计划，要求以牺牲波兰人为代价向德国人提供更多的粮食。我再次引用他的日记，第三十页上说：在德国人民遭受饥饿以前，占领区及其人民必须先挨饿。这意味着今年向波兰征收的粮食将比去年多倍。新的需求将完全以牺牲外国人为代价来完成，这项政策必须绝不心软地执行。”

站在被告席左侧的吉尔伯特上尉仔细观察弗兰克。鲍德温的论据像重锤一样去了下来，吉尔伯特看得见那人几乎要被压垮了。吉尔伯特担心鲍德温的这一猛击会导致弗兰克倒退，并且在死硬分的阵营即戈林一伙寻找同情和理解。

1月11日星期五，哈丽雅特-泽特堡和丈夫丹尼尔-马戈和斯急匆匆地走进法庭。圣诞节休假期间这对夫妇赴捷克跟踪调查一位内科医生弗郎兹-布拉哈博士。检方相信，布拉哈的经历将会证明几个被告有罪。这位医生今天作为托马斯-多德起诉的证人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