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二人，美学趣尚不同，李趋向追仿古法，何崇尚俊逸秀丽，二人书信往复，各执己则。
此外还有后七子的复古诗文，所谓后七子的话，也叫嘉靖七子，他是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继前七子之后重新倡导复古的文学流派。
这七子成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
李攀龙的话，是历城（今济南）人，曾任朝廷吏部郎中，累官河南按察使。
在文学上，李攀龙总体来说是继承了“前七子”复古主张，因此《明史?李攀龙传》说：“其持论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后七子以李攀龙为冠，??今观其集，故乐府割剥字句，诚不免剽窃之讥。诸体诗亦亮节较多，微情差少。”
“杂文更有意诘屈其词，涂饰其字，诚不免如诸家所讥。然攀笼资地本高，记诵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轹一时，实有不可磨灭者。”
不过需要说明，李攀龙的拟乐府《有所思》《陌上桑》都是字摹句拟，甚至照搬。
可读之作有七律《寄别元美》、书札《与王元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而王世贞的话，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官至南京刑部尚书。
在《明史?王世贞传》中称：“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20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
王始贞学问广博，著述繁多，当代罕有其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
他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序稿》207卷，《读书后》8卷，诗文集合起来接近400卷。
王世贞的文学影响远远高于后七子其他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
他的《四部稿》中有《艺苑卮言》12卷，是其中年时期所作，晚年又作了修订，这部书全面反映了他的文学主张。
王世贞也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他继承前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理论，曾说：“诗必盛唐，大历以后诗勿读。”
又说：“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矣。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
可以说，作为诗人，王室贞早期世多模拟《诗经》《乐府》以及李、杜之作，佳篇不多。
中、后期开始不满于死板模拟，晚年思想转变更大，对过去的观点有所修正。
认为“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还想“随事改正，勿误后人”。
他的诗，表现出才力雄健、学识富赡的特点。
但过于贪多求博，锤炼不够，不免泥沙俱下。
五律《登太白楼》写的天空海阔，气势豪迈，体现了与太白精神相接的自我意识。
《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一诗，模拟《孔雀东南飞》之体，写严嵩专权误国，嬉笑怒骂，溢于言表，虽曰拟古，并非亦步亦趋，有浓烈的时代气息。
此外还有归有光和唐宋派，唐宋派是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一个散文复古流派。
他们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提法不满，极力推崇唐宋文风，强调自然流畅、直抒胸臆、反对艰深为文、模拟剽窃，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论调，对晚明“公安派”、清中叶“桐城派”都有重大启迪和影响。
唐宋派总体上推崇韩、柳、欧、曾等唐宋名家散文，实际上各自趣味并不相同。
王慎中和唐顺之主要是宗宋派、道学派，他们首先推崇的是理学而不是文学。
唐顺之说：“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丰（曾巩）；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邵雍）者。”
王慎中说：“由西汉而下，（文章）莫盛于有宋庆历、嘉佑之间，而粲然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
曾巩之文，邵雍之诗，即使在宋人中，文学气息也最为淡薄。
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第二书》向来受称赏。
其中有“直据胸臆，信手写出”的话，与他“开口见喉咙”的主张一样，与晚明“性灵派”文论有直接关系。
其实，“性灵派”是以李贽“童心说”为基础，主张表现“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自然之性”（《序小修诗》），而唐顺之却主张以“洗涤心源”
“存天理、灭人欲”为前提，要人们先道德后文章，“字字发明古圣贤之蕴”，道学气是相当明显的。
茅坤理论上附和唐、王，但不那么极端，并不专一宗宋，而是唐、宋并举，他以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著称，使韩、柳、欧、曾、王、三苏的文学地位正式确立，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清沈德潜曾将其删减为《唐宋八大家读本》。
不过，茅坤推崇八大家文章，也有像李梦阳学习秦汉文章只停留在形式上一样的毛病，往往只探讨其起承照应、抑扬开阖等技巧，无形中落入了另一个窠臼。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秦汉之文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之文亦有窠臼，则自坤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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