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王子得吾性之要，朱子得吾性之全。不得其要，则泛滥而无本；不得其全，则缺略而不该。
然所谓要者，即所以主宰其全，非於全理之外，而别有所谓要。所谓全者，即所以统具乎其要，非於要理之外，而别有所谓全，是吾所谓归於一者也。
』【颜元】：亲自实践验证，致使知性通达事理。『格物之格，王门训正，朱门训至，汉儒以来，似皆未稳。
元谓当如史书「手格猛兽」之格，「於格杀之」之格，即孔门六艺之教是也。
』『周公以六艺教人，正就人伦日用为教，故曰「修道谓教」。盖三物之六德，其发见为六行，而实事为六艺，孔门「学而时习之」即此也；所谓「格物」也。
』【印光】：格物致知确解，解曰，格除幻妄私欲物，致显中庸秉彝知。
此物，即心中不合天理人情之私欲。一有私欲，则所知所见皆偏而不正。
若格除此幻妄不实之私欲，则不偏不易，即心本具之正知自显。一举一动，悉合情理，了无偏僻。
此圣人为天下后世所立修己治心之大法。修齐治平在是。超凡入圣亦在是。
于此用功最省力。而其所得之利益，随各人之工夫浅深，为贤为圣，乃至为佛，悉由是得。
况其下焉者乎。惜后儒不察，以物为事物，以知为知识。则是以根本之根本，认为枝末之枝末。
又以枝末之枝末，认为根本之根本。不但不得圣人之意，亦乱圣人之文。
何以言之，以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极省力，极简便，举念即得之法。
弃之不讲，令人推极吾之知识，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以期诚意正心者，则举世难得其人矣。
由宋儒误认物为外物，故后儒只云诚正，而不提格致。此理极明显，以自命得圣人心传者错解之。
致圣人教人修己治心之道，晦塞不彰。可不哀哉。若专主自治，则格物一法，便可足用。
以私欲一去，则众恶悉除，众善悉生，故云足用。若欲令举世之人悉去私欲而显正知，非提倡因果报应不可。
以凡欲自利者，固不暇计及人之利与否。若知善恶因果，如影随形，如响应声。
声和则响顺，形直则影端。了此，则不期格物，而自肯格物矣。故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积善，积不善，因也。余庆，余殃，则果矣。箕子之陈洪范也，末后方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此实明前生之因，今生之果。向，顺也。用，以也，得也。威义，当是违。
极，穷厄也。由前生所行，违背正道，致今生得此穷厄之果也。后儒不察文理，一归于王政，则成违天理而诬王政矣。
小儿生于富贵家，即享福，生于贫贱家，即受苦，岂王政令彼生乎。五福之四，攸好德，乃前生修道修德之习性。
一寿，二富，三康宁，五考终命，乃前生修道修德所感之果报也。六极之一凶短折，二疾，三忧，四贫，五恶，（貌丑曰恶）六弱，（身柔曰弱）乃前生多作不顺道义之事之果报，何得皆归于王政乎。
现代【丁肇中】：《应有格物致知精神》我非常荣幸地接受《瞭望》周刊授予我的
“情系中华”征文特别荣誉奖。我父亲是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我受的教育的一部分是传统教育，一部分是西方教育。
缅怀我的父亲，我写了《怀念》这篇文章。多年来，我在学校里接触到不少中国学生，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谈谈学习自然科学的中国学生应该怎样了解自然科学。
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最重要的书是
“四书”。
“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
“格物”和
“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
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
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
《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地步，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境界——平天下。
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被埋没了。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
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
“格物”做起。他决定要
“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
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王阳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
“圣人”从内心领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所以经书上的道理是可
“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这种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
我是研究科学的人，所以先让我谈谈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科学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别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毫无选择的测量，它需要有小心具体的计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
至于这目标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历史上学术的进展只靠很少数的人关键性的发现。
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部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
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100分，但是面临着需要主意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在这方面，我有个人的经验为证。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到美国大学念物理的时候，起先以为只要很
“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一开始做研究便马上发现不能光靠教师，需要自己做主张、出主意。当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知吃了多少苦。
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当时的惟一办法——以埋头读书应付一切，对于实际的需要毫无帮助。
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
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
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
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
“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
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
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格物致知是一个表因果关系的词组。《礼记·大学》原文里说，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终、始即是因、果），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物格而后知至”(事物被区格辨别而智慧才能获得)，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由此可见，[格]是指分析明辨。
因此，[格物致知]是指辨明事物的轻重、先后、因果、善恶等诸方面，以指导自己的言行思考。
儒家思想一直都是随著时代思潮而迁变演化。孔子虽是儒家的开创者，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乃是继承了春秋以前中国文明的民本思想传统。
孔子一生的思想著述，主要在关心现世的政治与道德，并未在心性修为问题上多所关注，正如《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子贡对于孔子学问的感想：「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然而孔子当时的时代，早已有学者论述天道心性；例如孔子访周所拜见的老子，就在《老子》一书讲述「道」之玄理，还有《关尹子》一书也是当时的道家著作。
即使是《管子》一书，也有〈心术〉〈内业〉等篇论述心性修为。可知此种後来形成道家传统的心性修为传统，决非是起于老子，正如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并非起于孔子；否则，需要心性修为才能成就的中医传统，就不可能发生于老子之前。
所以孔子逝後的儒家学者们，为了弭补孔子学说的不足之处，遂企图要吸纳融合当时道家与阴阳家的心性修为与自然哲学的传统。
《子思子》之「五行观」与《公孙尼子》之「养气说」，就是战国初期儒家学者的此类努力成果。
战国初期的子思，作《中庸》，首先以孔子的「中庸」思想为基础，而建构了儒家的心性理论。
然而先秦时期典籍从未出现「格物致知」的相关词汇，所以「格物致知」应该不是先秦儒学思想，而是汉朝学者融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观念产物。
而因为涉及了道家思想，所以也就造成後世儒者理解上的困难，也就形成了千馀年来的观点争议。
「格物致知」之所以难于解释，而使儒学界争论达千馀年。首先难处是因为「格物致知」乃是《大学》八目的基础功夫，更是「诚意正心」的修持基础，也就涉及了心性修为的根本基础，而超越了先秦儒家的思想深度，通于先秦道家之学。
宋儒理学兴起後，儒家学者往往贬斥道家与佛家，因而也就愈加难以理解其原始意涵。
在儒学历史上宋儒为排佛道两家，程颐自创「理」以取代「道」(孔子论道而未论理)，而朱熹更是无视《史记》记载而硬要认为
“孔子访周所拜见的老子，并非道家老子，而是另有其人”。其次难处是因为「格物致知」的字义训诂难以适当，以致于不能适切解释字义；这也是因为缺乏相关《大学》作者意旨的文献，可供证明「格物致知」的正确意义。
遂使以後诸儒各家解释，往往各自随意发明而强行解释，遂造成至今儒学思想上的千古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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