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部 第十八章 第二节 287（1 / 1）

第十四部第十八章

第二节（287）

世界第九大奇迹见证历史

广汉三星堆文明起源何方

张翰东一行人，从大英县直抵德阳地区，即为古蜀国地，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公元21世纪后的夏商时期，今广汉三星堆为古蜀国重要都邑，曾可能被洪灾和兵燹毁于商末周初。众所周知，三星堆古遗址是迄今为止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范围最大、延长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于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化之源”。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总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包括大型城址、大面积居住区和两个器物坑等重要文化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之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市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

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湔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分出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而得名。现在考古发掘确认：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

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距今4800年~2800年。

1929年春季一个傍晚，农人燕道诚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宝藏。在那一两年间，广汉月亮湾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燕道诚与众多玉器商人所不知的是，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下沉寂着为数更多的千年宝藏。直到五十七年后的1986年，在两个神秘的器物坑里，人们发现了大量造型怪异、美妙绝伦的青铜人头像、面具、青铜礼器及玉石器，轰动了世界，成为上个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三星堆文化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猜想和争议从此开始。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男星镇北，这里有一条古河道叫“马牧河”，河道北岸的地形像月牙，人们便给它起了个美丽的名字——“月亮湾”。河道两岸，有三个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住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

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珍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近年来，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500平方米范围内的20个探方实施发掘。但随着大量文物的出土，三星堆文化的谜团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三星堆文明起源何方？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至5000年前。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是中国人倒像是“老外”。

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杂交文明”。但究竟来自何方，未可尽知。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文明是“上下五千年”，但真正的文明，只能追溯到夏朝以前的伏羲、炎黄、尧舜、颛顼，只是传说而已。而三星堆的发现，众多的青铜文物出土，将夏朝之前的700年辉煌历史，活生生地摆到了世人的面前。

科考队发现三星堆的出现是颠覆性的，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发展史、冶金史、畜牧农耕史、艺术史、文化史、军事史和宗教史。许多约定俗成的观念都得改变。比如中国的青铜器时代，过去一直是从商朝算起，也就是3000多年。河南安阳出土的中国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戍铜方鼎是最典型的代表。然而，“三星堆”千多件的青铜文物，从数量、质量（高超的铸造工艺）都说明，早在夏朝之前700多年，就已经进入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

在三星堆二期文化中，青铜文明的自身文化特点始终占主导地位，并且其影响范围也超出了传统的古蜀国分布的成都平原，扩散到陕南地区和江汉平原等地。同时，青铜文明也受到了中原夏商文明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陕南地区文明的强烈影响，表现出古蜀国文明强烈的内聚和外衍的两面性。

三星堆大量珍贵的文物，将辉煌的古蜀文明非人所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最神奇、最令人赞叹的，便是众多的青铜造像了。在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三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态庞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大是兽耳，大嘴亦扩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

北大考古文博院副院长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不同类铜像间眼睛的差别来区分铜像的身份，将他们分为三种类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突出于眼球之外这一类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间有一道横向棱线，没有表现瞳孔的，应该不是普通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绘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实的人的形象。

立体像面部特征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端有发际线。立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很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立人像，身高1.7米左右，连坐通高2.62米，重180公斤，被尊称为“世界铜像之王”。铸造历史距今已有3000多年，如此庞大的青铜巨人，迄今为止，在国内出土的商周文物中，尚属首例。因此被誉为“东方巨人”。

这种全身青铜雕像在中国地区是罕见的，它的出现显得十分突然，于是，有的学者在近东地区寻找着这一特征的渊源。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世纪出便开始使用青铜制造雕像。古代的爱琴文明也有大量的青铜雕像。今天的人面对这尊雕像时，疑问的目光往往会落在那双夸张的大手上。这双大得出奇的环握状的手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那么这双巨大的手里面原本是空空的吗？如果不是，他可能把握着什么呢？这两只手握成的圆饼并不是同心的，也就是说，这尊大立人把握的器物应该是两件或者是一件弯曲的东西。那会是什么呢？

有的学者认为，立人像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玉琮。玉琮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玉器，流行于5000年前中国东南地区良渚文化中。而王自治认为立人像应该是古蜀人的宗教首领像，铜像双手所握的是类似彝族巫师的法具神筒。

另外，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距离三星堆遗址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叫鸭子河，现在，依然有打渔的人在这条河上豢养鱼鹰。这种能战胜鱼的鹰也许在远古时代被人们仰慕。所以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可以看到许多和鱼鹰或者鸟类似的造型。

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颗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当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

公元1968年8月，四川省的考古者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发现者将其命名为一至六号青铜神树。人们在重新修复它们时，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一件，即一号大铜树。

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

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衡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在世界所有考古发现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都称得上是一件绝无仅有极其奇妙的器物。

一号青铜神树分为三层，树枝上共栖息着九只神鸟，显然是“九日据下枝”的写照。传说远古时本来有10个太阳，他们栖息在神树扶桑上，每日一换。复原后青铜神树上残留着九只鸟，神树的最顶端却没有神鸟。推测还应有象征“一日居上枝”的一只神鸟，同时出土的还有数件立在花蕾上的铜鸟、人面鸟身像等，很可能其中的一件便是那之居于神树上枝的铜鸟。

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在下面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

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绳索的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有些学者认为这颗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颗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

金面罩、金杖多见于古埃及和西亚的墓葬，难道它们是外来的产物？

王自治认为全世界用杖代表权力的传统，首先是在西亚发生的。根据外国学者的研究，西亚的权杖产生以后，向西传播到埃及，后来是古希腊继承了传统。再是从艺术角度来看，几大文明都是相似的，比如近东向埃及发展，然后在像南亚、印度发展，而我们中国在一长列文化序列里边，相对年代处于较为晚的。

古埃及的艺术家制作的金面罩，也许是为了用不朽的金属遮盖住死者一定会变形的脸，以达到法老们灵魂不朽的目的。

三星堆的金面罩是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面的，其目的是什么呢？孙华先生认为三星堆的金面罩不是面罩，是古蜀人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的皮肤。这些人可能有特殊的身份，就跟那些最大的铜像，他用铜作为整个人的脸面一样，这种用黄金来表现除了眼睛、眉毛以外的皮肤这些部分，可能要说明这个铜人头像具有不同于其他人头像的特殊身份。

被解读为“鱼凫王杖”的金杖，被视为三星堆之主的信物。这支金杖全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黄金净重月0.5千克，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最长的金杖。一种观点认为金杖上蜀王的权杖；另一种则认为，金杖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集王权、神权、财富垄断权为一体的标志象征古蜀王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杖与神树同义，均为古蜀人的神树崇拜。

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古方在《天地之灵》一书中指出，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墩等。以“秘”相连，即成一件长68厘米，有柄首饰和柄尾的完整玉器。作者说：“这些特殊的玉器是墓主人生前用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这至少说明，中国之权杖，不一定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

同时，墓葬中出土的玉杖，三星堆人就能以金为权杖。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灵寿实华”，这灵寿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

《汉书.孔光传》“赐太师灵寿杖。”蜀山氏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至今，四川剑门藤杖，仍驰名中外。中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

戏曲中，皇家使用的“龙头拐杖”，虽是道具，长度就和金杖差不多。至于包金拐杖、包银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种甚为复杂。而杖首杖身装饰各种花纹、各种造型，更是珍贵手杖所必须。否则，怎么表示自己的身份？既然可以表示自己身份，当然可以代表权力。如果“权杖”不是三星堆唯一的现象，外来之说，就更值得商榷了。

其实“权杖”也不是出现与西亚。在旧石器晚期马格德林人的洞穴艺术中，就是用骨头或象牙雕刻的“权杖”。若说蜀人金杖是西亚金杖的“采借”，第一，无古文献可考；第二，蜀土无西亚古文物佐证。再以实物比较，三星堆的金杖，既不同与西亚国王须臾不离的短金杖，也不同于埃及法老所执的那种细长齐肩却无杖首的权杖。

出土自三星堆一号祭器坑的这支金杖，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头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金杖的一端，刻有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的人头像。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支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剑翎的图案。

有人认为，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但持反对意见者认为，鱼鸟象征吉祥，剑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而现在，尚无任何实物能证明鱼凫氏的族徽是由鱼和鸟组成。金杖上的图案，第一组当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第三组从顺序看，是先鸟而后鱼。也难解读成鱼凫。所以断定为鱼凫氏所用，理由还欠充分。

源于古氏、羌群的纳西族先民，就有使用“灵杖”的风俗。从先期的“卜杜”到后期的东巴在祭祀活动中，都要用灵杖，而这种法器，只有大东巴才能使用。在《东巴文化艺术》一书，印有五种灵杖头的照片，杖头分节刻有神像、佛像、神兽、花卉及图形符号等。

东巴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佛教、道教文化，但就其本源来说，仍是古老的巫文化为其主体。灵杖既然长期存在于纳西族人民的生活中，而纳西人又是氏、羌民的一支。那么，在神权和王权合一的上古时代，金杖是古蜀人所固有的法器，似乎可以算作又一旁证。还有西藏古格王朝，也有“权杖”的记载。

用杖象征权力，良渚文化和吐蕃文化都有此先例。用杖象征神威，东巴文化今仍如此。金杖出现在三星堆，有其历史渊源。

但是关于上古时代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尚无明确记载。《山海经》中已有黄金、赤金的区别，说明夏代已懂得金的属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说，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有较多发现。但事实上，三星堆的金器就不少，除金杖外，还有金面罩、金虎饰、金璋形饰，金竹叶，四叉形器等等。它的特点是全用金箔，说明对金的延伸性已经有很深的了解。大约在春秋时代，已经有用金铸造的器皿，而金箔的使用，应该说比铸造更为先进。所以，研究三星堆的金器，还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啊！神秘的北纬三十度，你有多少难解的秘？人们正拭目以待。

（第十四部第十八章第二节结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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