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在颠簸的颤动中驶入了十年动乱，把这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古老民族带入了一段杂乱无序、不堪回首的血雨腥风年代。
动乱在进一步升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靠边站，一大批牛鬼蛇神“黑五类”被揪了出来。那时候“批斗会”“声讨会”特别多，这些人随时可能被揪出来批斗，开始还比较文明，是文斗，只是戴“高帽子”，背“笤箕”，不少人据此还自嘲为“运动员”。
这天上午九点多钟，学校没课。江大明正在院子里和小伙伴玩，邻居男孩苏亚从外面跑进来说：“阳明路上好多人在游街，你们快去看呀”！
江大明和小伙伴们纷纷跑上街头，看到阳明路上一大溜，大概有60几个人，男女都有，全部都戴着高帽子在游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神态自若，有的还与旁边的人说笑。
江大明看到，贺丽丽、范小荣、王力平的爸爸都在游街的队伍前面，名字写得特别大，还打了重重的一把叉。
发展到后期，文斗逐渐演变成了武斗，高帽子越做越高，越做越重；高帽子的框架由开始的竹片发展到钢筋，挂的牌子也由原来的硬纸壳变成了挂小黑板；下跪、“喷气式飞机”等人身侮辱、人身摧残的事时有发生。
贺丽丽的爸爸贺凯揪出来以前已是泰平市委书记。这位老英雄抗战时期在鲁中平原杀日寇，锄汉奸，威震敌胆。造反派竟利令智昏，逼迫抗战的老英雄穿上从市京剧团弄来的演出道具--日本军官的军衣、军帽、军靴，腰上挂上一把东洋战刀，站在市委大门口一张长条桌上连续示众了好几天。
江大明远远看见，贺凯始终昂着头，挺着胸，目光坚定，但隐隐透露出一种无奈和不解。这种不屈不挠的英雄形象很长一段时间在江大明的脑海里时隐时现。
“黑五类”的日子也不好过。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路面的温度至少在40度以上。江大明和艾和平、杨苟从禾江游完泳回来，看到习溪桥头上，一个老人正站在太阳底下暴晒，老人上身穿着皮袄，下身穿着棉裤，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书“反动资本家邓福贤”；不远处，有一个老太婆双腿跪在煤渣上，头上高帽子上写着：“反动地主婆余茶香”。不一会儿，只听到“咚”的一声，邓福贤头冒虚汗，脸色煞白，晕倒在地。路人纷纷上前，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婆婆近前一看，喃喃说道：“这么热的天气还要人家穿皮袄，造孽呀”。
极“左”的行为给人的思想也造成了极度扭曲。
复课闹革命以后，那天江大明所在班正在上政治课“反杜林论”。突然学校的广播响了，通知全校师生立即停课，学校马上召开批斗会。同学们在操场上集合后，按班级列队相续进入会场。江大明一进会场，只见主席台的横幅上用白纸黑字赫然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戴水珍”，他心头不由一震，但一想不可能，邻家女孩戴水珍才多大呀，不到10岁，正读小学三年级呢。正想着，几个人推搡着批斗对象站在了台子中间，孱弱瘦小的身材，脖子上挂着一块大牌子，上书“现行反革命戴水珍”，尽管她头低着，头发遮住了脸庞，但江大明可以肯定，站在台上被批斗的就是邻家小女孩。
事后江大明得知，因为小红本子用得比较多，小红本子边上难免有些起卷，皱了。在上课的时候，戴水珍就用课本和小红本叠在一起，坐在屁股底下，想把小红本子压平整。没想到，这个举动被好事的同学发现，他当场嚷嚷开了，说伟大领袖语录怎么能坐在屁股底下呢，这不是侮辱领袖吗？因此发生了方才“批斗现行反革命”一幕。
随着运动的深入，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日趋白热化。实际上两派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别有用心的人和坏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就是要用生命和热血，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领袖；但两派政治观点却南辕北辙。造反派的观点是坚决执行无产阶级文命的部署，从上到下打倒走*派，使其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之目的；而保守派则认为，所谓的“走*派”，都是为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有功之臣，他们就是党的化身。新中国的政权来之不易，要用生命去保卫。亦即所谓的“保皇派”。
两派政治观点的严重对立，促使斗争快速升温，矛盾进一步激化。学校停课，工厂停工，街面上不时出现三五成群头戴滕帽、腰扎皮带、手持木棍的工人。有时走在路口，冷不丁窜出几个人来，盘问你是哪一派的，讲对了放行，讲错了拳脚相加，棍棒说话。若你说我哪一派也不是，那就是“逍遥派”，打得会更惨。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人不敢上街，搞得战战兢兢，草木皆兵。
毫无例外，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都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开始是“口水战”，断而“文攻武卫”，火药味十足，经常在城区听得到零星的枪声，最终导致发生了轰动全省的“8•13”惨案。
夏天，泰平市爆发了一埸大战。整个城市以后河为界，东区被“井冈山兵团“占领，以盐桥医院为核心阵地，层层没防；早已断绝交通的街道上，设置了砂包堆成的工事；马路两侧的楼房窗口里伸出乌黑的轻重机枪枪管，后河新筑成的地堡里埋伏着执火焰喷射器的射手。
西区是“狂飚独立营”的地盘。这个组织的成员多是来自泰平精密仪器厂的工人，人多势众，领头的是锻压车间副主任孙伯坚，他是几年前从中印边界之战转业回来的侦察连长。当年他所在的部队穿越了麦克马洪线，全歼了号称亚洲第一旅的印军“锡克”旅。战后，孙伯坚的侦察连受到嘉奖，他本人荣立二等功。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靠战功成为将军，率领百万大军和敌人浴血战斗。但孙伯坚的运气似乎不太好，他的雄才大略还没来得及施展，战争就结束了。回国后，孙伯坚转业到泰平精密仪器厂，委委曲曲地当了个锻压车间副主任。刚转业到地方的起初两年，他感觉到很不适应地方工作，几次都因为工作上的分歧和车间主任和书记干了几架，关系弄得挺紧张的。因此，他深感生不逢时，命运不公，颇有壮志未酬的感觉。谁料**初期，他的命运发生转机，所有的厂级干部都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了，根红苗壮的孙伯坚便脱颖而出，成了该厂造反组织的“1号首长。”
1968年8月13日，孙伯坚亲临阵地察看了盐桥西边新筑成的工事，很有点回到部队对印还击战场的感觉。他看到三排的27个同志都在指定的岗位上，他交待三排长，同志们要“打起精神，睁大眼睛，注意观察，不要打瞌睡。”
中午12点，三排换防，一排长率人进入阵地。接防的有一个小青年叫倪平凡，是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新工人，他对参加这样的行动感到特别新鲜，特别刺激。此时的他抱了把步枪，子弹上了膛，右手勾住扳机，葡伏在砂袋上，密切关注对方的动向。
南方8月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下午1点多钟，倪平凡葡伏在哨位上，炎热的太阳晒得他直犯困，他一迷糊，一勾扳机，枪就走了火，一发子弹直飞对方阵地，对方一人应声倒地。双方随即展开激战。
战斗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直到军方出面。泰平军分区司令员亲自喊话：“原侦察连长孙伯坚听着，我是泰平市军分区司令员孔令侃。我现在命令你，立即停止射击，结束战斗”。
孔令侃是中印边境之战中孙伯坚所在师的副师长。一听到老首长亲自喊话，军令如山倒的孙伯坚二话不说，很快命令停止射击。军方迅速收缴了双方的武器，才制止了这埸混战。
这次惨案，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在全省乃至全国都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特殊的环境，必然衍生正常情况下难以想像的事情。
由于观点的不同，父子反目、夫妻离婚的事情屡见不鲜。泰平市板箱厂的一对恩爱夫妻，吃午饭时还好好的，因为观点不同，在饭桌上骤然引发激烈争吵，一气之下，把桌子都掀掉了，下午就办了离婚。在江大明班上，一星期之内，就有5个同学的父母因观点不同而导致婚姻破裂。
在极“左”思潮和动荡不安的环境中，1971年元月，江大明初中毕业了。是继续升学还是参加工作，那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了。谁都必须随时听从党的挑选，个人没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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