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那年的秋天，我来到北京帮龙哥卖糖。那时候，龙哥在六个场子有“座”，只有我这一条“腿”。因为是晚上干活，我就每天在昌平区大山边的宿舍里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所谓的宿舍，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三层的独栋小楼。龙哥的兄弟按理说都应该是住在这里的。但做“鸟”的几位常常出差，做“手”的每天跟着龙哥，当“座”的基本混在城里，于是宿舍就经常只剩下了我，还有一位做饭的大师傅了。厨师姓蔡，肥头大耳，四十几岁，做的菜蛮好吃的。他每天除了给我做饭之外，还要给工场的几位师傅送饭。我不知道工场在哪，也没见过工场的“师傅”，他们另有住处。我只能从蔡师傅每天的行程大概推测，工场离宿舍的车程在三十分钟左右。跟了龙哥大约一个月左右的一天，忽然接到了龙哥的通知，告诉我不用出货，在宿舍等着。下午的时候，“鸟”和“座”陆陆续续都回来了，我才知道，今天人齐，龙哥想正式让我入职。“入职”这两个字让我产生了一种怪诞的荒谬感，但“大座”张浩告诉我的时候却无比的认真，假如换成今天的我估计会反问一句：“那有五险一金吗？”傍晚，几辆车依次驶入了院中，跟着龙哥下来的还有莺莺燕燕一大群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