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侧的李过（字：补之）也不甚欢喜，劝了劝道：“林泉莫如此伤感……这招纳之事本不是你我分内之事，我去办理追赃助饷事宜，你去办理安定民心的大事，眼不见心不烦！”
李岩（字：林泉）也知道李过的好意，而且自己对追赃助饷本就有反对之意，怕出什么岔子，如今李过提及便不好拒绝了，回道：“如补之所言，只是追赃助饷关系甚大。而捷轩粗心鲁莽，补之还望处处多留心看好他，多分担，慎重处理！”又转身对左辅天佑阁大学士牛金星辞别：“聚明，林泉这番先行了，招纳一事还烦劳多费心！”
“林泉多劳挂念，此番事宜吏政府会妥善处理，还有子宜协办定无差错，放心前去，吾也不放心捷轩办事！”牛金星一番客套官话回道，李岩、李过二人便离开了吏政府……
比饷镇抚司
古语云：“皇粮国税，自古有之”，近代经济学家言：“税收取决于什么？就是你的决策，前边决策错了，后面什么都跟着错。”一个政权若没有强大的经济来源又如何生存？大顺军自1644年建元以来坚持“三年免征”赋税的政策，三年免征税赋那么钱从哪来？一个新政策诞生“追赃助饷”。“三年免征”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而“追赃助饷”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明朝官绅阶层，追赃助饷作为大顺的基本国策贯穿整个大顺政权的兴亡成败！
明朝都城北京官僚之数不下三千，波及人数之广数不胜数，大顺政权建立没多久这些官僚将作为精英阶层理应得到重视，追赃助饷时要区分对待将波及人员压缩到最小，仅限于皇亲国戚、勋臣、太监以及部分持敌对的官绅即可，但这一次决策者的失误为大顺政权的覆亡埋下了深深地伏笔……
1644年三月二十七日大顺政权在北京展开了追赃助饷，直到四月初八李自成意识到此做法的负面影响极为严重，亲自出面干涉制止而结束。
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比饷镇抚司司长汝候刘宗敏下令：“凡在京各官，不论录用与不录用，皆行至比饷镇抚司派饷……”
一众大臣刚刚接受大顺政权的录用，还在沉浸分享农民军胜利果实的幻想之中，听到这个命令一个个的被惊醒了，然而皇命不可违只好乖乖的去比饷镇抚司。可心里却想着追赃助饷就追赃助饷吧！大不了破财消灾，就当买了个官，等时机成熟在挣回来……
到了比饷镇抚司大家都呆了，这镇抚司不是真正的镇抚司而是刘宗敏和李过的军营，而营门前贴着追赃助饷的原则：“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才两尽而后已！”
大臣们都傻了，看完追赃助饷的铭文一个个默不出声，谁都不愿意“大出血”虽然这些钱他们都拿得出（这是后话追赃助饷只有少部分人拿不出相应的额度，其他的都拿出来了，由此可见明朝官绅贪污成性而且爱财如命）只有个别太监早早地见风使舵献了银两……
汝候刘宗敏见群臣如此不自觉，需要杀鸡儆猴便大喝一声：“胜朝首辅魏藻德！”
前番李自成才找过魏藻德，询问魏藻德：“汝身为首辅何不殉国？”
魏藻德从容不迫的回答道：“臣下未效用于君上，臣哪敢死？”
这般回复可气到了李自成，直接交给了刘宗敏处置，如今刘宗敏追赃助饷杀鸡儆猴也正好拿他开刀。
魏藻德听到刘宗敏的大喝，依旧从容不迫的走了过去等待训话……
“汝身为首辅，何以将国事破败至此？”刘宗敏以明朝灭亡国事衰败询问魏藻德道。
魏藻德死皮赖脸的辩解道：“下臣乃一介书生，不通政事，国事若此实乃先帝崇祯昏庸无道所致，于下臣无关！”
“崇祯昏庸无道？汝崇祯十三年被钦点为状元，仅三年便升至内阁首辅，这番恩典恩德亘古未见！”刘宗敏虽然未读圣贤书但是最起码的忠义还是知道的，刘宗敏气急败坏大吼道：“为人臣者若汝这般，不忠不义，毫无廉耻有何用？来人严刑拷打以示天恩！”
一群士兵蜂拥而上，施以拶刑（夹手指，古代对妇女和文官经常使用），不到片刻，魏藻德十根手指被夹断扛不住了纳万金助饷！
适可而止、否极泰来。本来起杀鸡儆猴的作用就可以了，但刘宗敏开了严刑逼饷的口子，立马比饷镇抚司各级都效仿起来，一时间京城沦为官绅们的地域，据《明史》记载“大抵降者十七（投降大顺的占十分之七），邢者十三（受刑的人占了十分之三）”，按照这个比例北京城三千多官绅，有近九百人被严刑逼饷，这个股官绅势力将在日后大顺军身上讨回来……很不幸的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这个行列之间，李自成要为自己的埋下的苦果负责，若当初能够听取以没有听取顾君恩、李岩为首反对追赃助饷派系的建议也不至于有大顺悲歌……
历史资料：
论追赃助饷
大顺军未采取追赃助饷时候，进京的名声还是很好的，但自从追赃助饷开始后，各类黑幕飞天而来，东林党京城士子各种喷子立马满纸卷文的骂了起来。可见一个国家掌握宣传途径有多么的重要。
很多人造谣铺天盖地的飞来，如：陈济升在大顺进入京城时候（追赃助饷前）记载：“商民仍旧张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断头截体，纵横衢道，虽触目悚恻，而人情稍帖。”意思是大顺军进城的时候商行还好好的正常营业，居民也照常生活没什么两样，若有士兵奸（和谐）淫抢掠的，会被立即处死，不仅仅处死更是五马分尸之刑法！说明大顺军军纪严明，不可能烧杀抢掠。然而追赃助饷后，这位陈济升露出官绅嘴脸怒黑大顺军记载：“安福衚衕，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惨不忍言”，前后才几天就有地方一夜间死了三百多妇女，纯属造谣抹黑。同样一个人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写的东西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可以看到明朝士子官绅们的嘴脸，东林党的嘴脸，只要利益受损翻脸就不认你。同样的明朝官绅，左谕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或多或少还有些职业道德直接反驳陈济升记载道：“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淫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衚衕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意思你陈济升身为史官要有点良心凭心记载，大家都是吃这口饭的，你不要抹黑太厉害，这些事情纯属胡编乱造！狠狠地扇陈济升的脸。
由此可以看出追赃助饷对明朝官绅（不仅仅京城）的影响很大，这个精英阶层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大顺政权的力量，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和统治……这也促使大顺政权没有及早的封建化，利于这些精英阶层将矛盾化到最小。
此番追赃助饷的总金额较为可信的说法为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赵士锦《甲申纪事》：“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两，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而其他史料记载七千万略有夸大之嫌疑，如毛奇龄《后鉴录》：“（大顺军）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官什二，估商什一，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谈迁《国榷》说：“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七千万两就算京城各级官员在怎么贪污也没有这么多，仔细算下自万历年间到崇祯年间的税银平均每年不过千万，魏忠贤在的时候再怎么贪污一年也不可能贪污一百万，差不多就三千万左右，七千万说法有夸大之嫌。而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记载更可怕“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用计算器算一下三千七百万乘以五百结果为一百八十七亿五千万，呵呵是不是很可笑？全世界的白银加在一起也没有一百八十七亿五千万两。单单追赃助饷的总银两可以看出明朝宣传效果做的真不错能黑就黑，一些人也因此不配史学家这个称号，违心记载不求真实。这也是当朝为何禁止言论自由的原因，利于统治，额此章节不多言怕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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