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依、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中学时代里，这篇文章曾经很好的背诵过，今日竟然大多数的语句都模糊不清，不禁让人感慨！
诸葛亮谦虚、谨慎、认真又尽职，或许谈不上雄才大略，但在实务管理上几乎是第一流的，人格、担当、技巧也的确无懈可击，称得上是中国史上杰出的政治人物。
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的消息传人蜀中之后，曾因骄奢无度、被诸葛亮赛后主刘禅废为庶民的前长水校尉廖立，正徙放于汉山，听到噩耗，大为哀痛地表示：“诸葛丞相死，我一辈子都要老死在这儿了！”
因为伪造军情被废为庶民的前尚书令李平（李严），听到诸葛亮去世的消息，更伤心得发病而死。李平被流放后，经常对友人表示，相信有一天诸葛亮一定会原谅他而再度重用他的。
原蜀中大老张高，本来对以空降部队掌握盖州大权的诸葛亮颇不服气。但在出任丞相长史，和诸葛亮朝夕相处后，不禁感叹道：“明公（诸葛亮）有赏时，远方之人只要有功，绝不会被遗漏，惩罚时，只要有罪，再亲近者也逃不掉；爵位绝不予无功之人，刑罪也不避尊贵大官，所以贤人、愚人均可感受他的大公无私而努力工作，不去计较个人利害。”
且不以成败论英雄，诸葛亮光是这种让政敌都感动的磊落政风，的确称得上古今难得的大政治家《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诸葛亮传》中的最后总评道：诸葛亮为相国，安抚百姓，倡导礼仪规范，裁减官员，尊崇制度，开诚心，布公道。做事尽忠而有益社会者，虽是仇人也必有奖赏；违犯法令而做事怠慢者，虽是亲人也一定处罚。承认错误，努力改过向善，虽是重罪，也会加以原谅；巧辩脱罪，变本加厉，虽是轻罪，也必加以戮诛。善再小也必会受到奖赏，恶再小也必会遭到贬滴。处理行政工作以精练为主，重视事情的本质，要求事事确实，对虚构好表现者常公开责备。是以邦域之内，皆敬畏又热爱之，刑法和政令虽严峻却毫无怨恨者，以其用心公平面劝戒明确也。称得上是懂得治理之道的长才，即使管仲和萧何，也比不上他。
诸葛亮虽然对兵法和军事学，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但实战方面的才气的确不是太高，一生中败战多于胜战，除了早年自己当“配角”的当阳之役，几乎沦于溃败外，其余的情况倒还尚能掌握得住，战败以后的损失均不大。不过，诸葛亮的确是策略规划长于战术应用，陈寿批评他应变技巧不足，是相当有道理的。
由于的渲染，将诸葛亮塑造成“未卜先知”的“半仙”，让人觉得他事无巨细，大小通吃（因为别人的智慧差他太多），甚至因而误解诸葛亮独断独行，不懂得用人和培养人才，所以最后才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其实，诸葛亮无法达成恢复汉室的宿愿，倒不是他治理蜀国效果不彰，除了蜀国本身的实力太弱外，应归于对手太强（曹操、曹丕。司马懿、孙权的确皆是一世之选）以及本身运气不佳所致。历史上的诸葛亮不但有陈寿所言“大公无私，令人钦佩”的人格和政风，而且他谦虚下人，广纳各方意见，对人才的培养更是不余遗力。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特别强调“斟酌损益，进尽忠言，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诸葛武侯集》的《便宜十六策》中他写了一篇《纳言》，表示：“纳言之政，谓之谏净，所以采众下之谋也”。主张在上者应广纳部属之言，才不至于“失政”.
另一篇《视听》中更表示：“为政之道，务在多闻，是以听察采纳士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目当其目，众音住其耳。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是以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
虽然，《便宜十六策》有不少史学家以其文体认为可能非诸葛亮亲笔作品，但身为丞相日理万机，由“秘书”代笔，将其意思作完整表达，以见之于“公文”中，的确有可能。即使如此，文辞或许不‘“真”，但精神仍是诸葛亮的。
诸葛亮不但说，而且也彻底地去做。出任宰相后，他特别在丞相府中，成立“参署”的机构，其目的在于“集思广益”，以采纳更多人的意见。《董和传》记载诸葛亮叙述他和董和共事七年的感言中表示：“董幼宰（董和字）和我共事七年，碰到事情决策有不周到的地方，他一定会反复表示他不同意的看法，因此我们常往返地讨论再讨论，有时甚至十余次之多。如果大家都能象董幼宰一样勤恳认真，不但对公事有好处，也可以使我在作决策时，不致造成太大错误。”
他谈到早年和朋友相处的情形。徐庶是位头脑清晰、绝不马虎的益友；与崔州平交“屡闻得失”；后来的胡济更是“数有谏止”.这些朋友都是以提供“谏言”，而让诸葛亮深为感激、终生难忘。他更客气地表示，自己“资性鄙暗”，所以有时无法完全理解和采用，但他和董和、徐庶、崔州平及胡济四人的关系始终合好，因此鼓励大家敢于直言的精神。
最令人感动的是第一次北伐失败，诸葛亮在汉中前线向北征军团公布的（劝将上勤攻已缺教）之文，公开表示希望今后请将士能勤于攻击诸葛亮的缺点，才算忠于国家的人。他曾听从杨洪的建议，急速派兵驰援在汉中和曹操陷人苦战的刘备，以稳定北方防务；征求邓芝和孙权的策略；遵从马谡“攻心为上”战略，作为南征蛮夷的主要精神指导。
或许这些也是他个人心中早作的决定，但他绝不居功，让优秀的部属不要被自己的光芒所掩盖，使每个人才都能乐于发挥自己的智慧，用心于公事。三国鼎立中，蜀汉力量最小，但人才最多，所以才有力量屡次向曹魏攻击。这些优异的人才，的确都是因诸葛亮“不居功、不情才；虚心纳谏的作风，才能获得。北宋大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在《诸葛亮诗》中便写道：“区区庸蜀文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广。明代大儒方孝孺也评论道：“诸葛孔明之为相，敏然虚己，以求问己之示，秦汉以下为相者皆不及也。”
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是法儒混合体的。他重视制度，拟定管理条例时，必须以理性立场，现人人都可能为恶，严格执行所有的法令，陈寿便称他刑法和政令都很严峻。但执行上他则重视领导，在上者必须为人君、为人师、正己才能教人。《便宜十六策》的《治国篇》：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上则东正矣。本者，经常之法觎矩之要也。这段文字；明白显示制度的重要性，国家有国家制度，家庭有家庭制度，这是治理的根本。
《君臣篇》则写道：君以施下为六，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援臣，上下好利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见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这段文字则显示诸葛亮之重视身教。身教重于言教，领导者不可光说不练，做好榜样，才能使政令贯彻，这便是他以身作则的儒学精神。
诸葛亮严格要求自己遵守本分，一丝不苟。赤壁之战时，奉刘备之令到东吴，孙权爱其才，要诸葛亮之见诸葛谨设法留下诸葛亮。但‘知弟莫如兄‘的诸葛谨表示：“我弟弟诸葛亮委质于人，义无二心，弟之不留于东吴，犹如我诸葛谨不会投靠其他地方一样。”后来，诸葛谨出使蜀汉，诸葛亮也只像接待他国使臣的礼节来对待多年不见的“老哥”。除公事会面交谈外，兄弟俩从未私下接触过。诸葛兄弟彻底遵守人臣之节，是中外古今难见的。身处战乱之世，如果不懂得如此审慎，势必会遭人猜疑，而影响任务的完成。
相同的，刘备不但称赞诸葛亮对自己是“如鱼得水”，还将身后大事完全委托诸葛亮，毫无猜疑，相信他对诸葛亮的人格必有相当深入的观察。不过，诸葛亮虽大权在握，却非常懂得自制，南征回来后，声望达到空前，使另外一个辅佐大臣李严深为疑虑。故意写信建议诸葛亮趁机进爵封王，接受九锡。对这件事，诸葛亮坦然地表示：我是位东方才能低下的上人，辅佐先帝，井不胜任，但却承蒙错爱，位居人臣之首，所得的禄赐也够多了，如今讨贼尚未奏效，知己之恩未报，便妄自尊大，乃与义不合，对我没有好处的…
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时，认为诸葛亮拥有大权，却不失节制，绝不跋扈欺上，代替皇帝行事，因此很少人会怀疑他有篡位自立的野心，的确做到“上不生疑心，下不兴流言”，在蜀中这种好摆龙门阵好拉关系的社会环境里，实在是不简单的事。
当然也有对他大权独揽深为疑虑的人，廖立、李严、张裔虽颇不服诸葛亮，却还相信其人格。但有位叫作李邈的官员，充分表现对诸葛亮的反感，常自作聪明的分析，诸葛亮这种权臣，功高震主，有天一定会和皇帝产生权力冲突。到时候不是篡位，便是身败名裂。诸葛亮听到了，一点也不生气，反而把李邈视为自己的监察人，暗自警惕，不可有越分的表现。及诸葛亮死后，李邈仍不放松，他上疏后主表示：“诸葛亮身仗强兵，狼顾虎视，野心勃勃，又长年镇守边疆，臣常担心会发生意外。如今诸葛亮已死，刘氏政权从此得保，西戊也可以静息，全国大小应为之庆祝才对啊！”刘禅和蜀汉大臣们正为诸葛亮的噩耗哀悼，见此疏文，自然大发脾气，认为李邈恶意诋毁公忠体国的贤臣，立刻将他下狱治罪由于再也没有像诸葛亮这种会保护自己政敌的人替他求情，李邈便被处以死刑。
诸葛亮生前为官清廉，清心寡欲，以身作则，力求改变东汉官员企图享乐、浮华淫逸的官场风气。他生活十分俭朴，并常以春秋楚相孙叔敖自比，从他在最后北伐前给刘禅的上疏中，公布自己的财产，便可看出这一代权臣、名相是如何的刻苦自持，以端正社会风气。
为了反对东汉以来厚葬风气，诸葛亮遗命将自己安葬于前线的定军山下，不必运回成都举行国葬，以免浪费铺张。他还明确表示，殡仪从简，依山造墓，能容下棺材即可，人殓时穿平常衣物，必有随葬器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能有此心胸，在人的最后阶段仍坚持原则，力行俭朴风气，实在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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