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相信治国必先治家，所以对自己的子侄要求至为严格。他到四十六岁才得子，所以早年便将兄长诸葛谨的次子诸葛乔过继自已名下。诸葛亮北伐时，诸葛乔也跟随到前线，为加强其锻炼，诸葛亮特别安排他担任山区押解军粮的工作，相当辛苦。要冒风雨。又有跋涉崇山峻岭的危险。在写给诸葛谨的书函中，诸葛亮特别提到这件事：“乔儿依道理是可以留在成都的，但现在诸将的第二代子弟。都在前线运送物资，大家应该同甘苦才对，所以我特别令他率领五百多名兵士，和众子弟们相同，担任运粮工作。”很不幸地，诸葛乔在街亭之役时，为保护粮侏安全，在撤兵过程中，和敌人力战而死。
到了晚年，对自己的嫡子诸葛瞻，管教上仍非常严格，在给诸葛谨的书信中，提到：“瞻儿现已八岁，聪慧可爱，但嫌早熟了些，恐怕成长过程中，会锻炼太少，而难成大器”。他希望以更多的要求和磨炼来教导成长中的孩子。
诸葛亮学识广博，并有独立思考的习惯，绝不使自己的思想拘于一家之言，因此他强调治学要博取众家之长。不少后世儒家，认为诸葛亮“其事杂，其法赅，其道混”，认为他的思路不纯，杂乱无章，其实是门派之见而已。在《诫子书》中诸葛亮明白表示自己治学和修心的想法：“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治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他强调修心在于寡欲。多学才能长才，要立有远大志向，不断要求自己，治学和修心才能真正成功，这也是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基本精神。
虽然在官位和权力上一路顺风，但在事业上，可谓历尽坎坷。为实现早年“清流派”的理念，他选择刘备做为自己终生效奉的老板，刚步入社会，便遭到“一代军事奇才”曹操的大军压境。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但不管如何挫折，这位年轻的军师，拒绝孙权的引诱，仍坚持在刘备集团中，奋战到底。在最艰国的时段里，这位企划部最高主管，却做好了‘三分鼎立‘，建立‘国际级大企业‘的规划，并且－一付诸实行，不但反败为胜，而且让刘备集团完全脱离‘危亡‘的困境，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的功劳。
但紧接而来的“失荆州”、“败亭”‘、“白帝托孤”“南中叛变”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和挫折，使新生的“蜀汉”政权又有夭折之虑，因而诸葛亮不得不挺身而起，单肩独挑大任以求力挽狂澜。刘禅年纪轻，又无经验，加上刘备有遗命在先，诸葛亮大可取而代之。但他却能做到心无二志，全心辅佐刘禅，在当时三国中的辅佐大臣里，诸葛亮的权力最大，担子最重，困难也多。为克服所有的困难，打开蜀国发展的契机，以报答刘备知遇之恩，诸葛亮日夜思索，战战兢兢地工作着，他不但承担了全国军政大计的决策和推动，并亲自监督兴修水利、桥梁、道路，驿舍等工程；组织养蚕、织锦、煮盐、冶铁、铸钱等重要事业；还亲自规划设计木牛、流马等新式作战工具及武器。每样工作都是开创性的，无前例可循，不可能交代他人，必须自己摸索，所以他大小事并抓，“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丞相府有人，担心他的健康，曾劝他不要太辛苦，并以丙吉、陈平的故事，强调丞相只要负责决策便可以了。诸葛亮自然非常清楚这层道理，但问题是一切未步入轨道，他不但要决策，而且要彻底监督执行。何况不自己参与，决策可能会闭门造车，所以只好辛苦地翻阅所有的资料，以求确实地贯彻政策的精神。
或许由自己监督小事，会影响大事的决策，但诸葛亮绝不是个轻重缓急不分、无事忙碌的人，他做事认真而有条理，效率极高。只是本身的确是个工作狂，一事完成立刻又忙着下一件事，要治国、要治军、要治学、要修心、要发明、又要写作，一天4时也不够用。他早已看出生命的无奈，而且也是个乐观主义者，深知自己的理想，定能终其一生也无法达成。但他也不是个悲观论者，将宿命化为积极无止境地工作，能做多少算多少，尽力总会有成果。这或许才是他在深度兵法素养下，对这个世界及个人生命，经过冷静透彻的了解，所建立出来的人生哲学。和神佛一样，以无尽的关心，来面对这个无奈又荒谬的人世，不企求任何代价，努力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不正是地藏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佛学普渡众生的最高境界吗？虽然我们无法从诸葛亮的作品及行为中，看出他有什么宗教信仰，但他得以从兵法中的理性思辨，以最冷静的态度，最温暖的心情，来面对有限生命及无限工作的挑战。
或许是诸葛亮的努力，使他在广大的中国百姓中，成为三国时代最受尊敬和怀念的人物，祭祀他的庙宇最为普遍，有关他的故事也流传最广。一代名君唐太宗在评论陶侃时，表示：“机神明鉴似魏武（曹操），忠顺勤劳如孔明（诸葛亮这四个字‘忠顺勤劳’，可以说是最明确的诸葛亮形象。
清朝一代名君康熙皇帝，更直接表示：“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这是同属政治人物对他的评价。至于民众百姓方面，反应上则更热情，诸葛亮去世后，蜀中人民非常怀念，‘“百姓巷家，戎夷野家”。虽然蜀汉当局以不合礼法，拒绝为诸葛亮立庙，但蜀中百姓、南中蛮夷、西方惑人，几乎是全*动，盛况空前，政府也禁止不了。据说这种情形，历数十年不衰。
唐代的孙樵表示：“诸葛武侯去世已五百年，迄今梁、汉一带人民，仍然歌颂其事迹，立庙和祭祖者大有人在，他给人的怀念是如此地久远而深刻。”
公元263年，即蜀汉灭亡的那年年初，步兵校财习隆、中书郎向克等上书刘禅，建议为诸葛亮立庙，他们表示：“咱汉代以来，有小善德之人，很多都能被绘图在庙作为纪念。而诸葛丞相的品德，是可为四海之楷模，功勋更是举世无双。汉今能幸存，丞相之力最大。目前即使政府不作，百姓仍作私人祭祖，这绝不是纪念先贤的方法。所以我等建议，应立刻修建武侯庙宇，使其亲可以按时追还祭祖，百姓愿意者也可到庙中祭奠，才是正当的礼仪”。刘禅批准此奏议，下令在两阳（陕西勉县），邻近诸葛亮的墓地旁，修建庙宇，即最早的武侯庙。
公元304年，李雄在成都建立成汉政权。又在成都的少城建有孔明庙。公元347年，东晋大将军桓温平灭成汉政权时，烧毁了少城，但孔明庙却被刻意地保存下来，显示后代人对诸葛亮的敬重，已超越了地域观念……
后来在成都南郊原来刘备庙的后堂，修建了纪念诸葛亮的专设。到了唐代，诸葛亮的声望超越刘备，此庙竟被称为武侯树，并且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成都重要的名胜古迹。这个武侯祠，名诗人杜甫、李商隐、陆游都曾来此地赠游，并且写下不少怀念诸葛亮的诗词。杜甫的《蜀相》流传最广，尤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词句，更是流传千古的不朽名言。成都武侯祠，存有大量纪念诸葛亮的文物，其中以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押最有价值。这是唐代著名政治家裴度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之兄）执笔的。碑中称赞诸葛亮有“开国之才、资人之术”并和历史名臣姜尚（太公望）、伊尹、管仲、萧何等人相比。更认同他的军事成就，“北伐中原，曹魏震恐”。特别是赞扬诸葛亮权倾一国，却能功高不震主的高贵品德及情操，充分显示后代政治人物，对诸葛亮的敬仰和怀念。
在保存的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称为“诸葛鼓”的三面铜鼓，其中一个是唐代以前铸造的，另二个较小的则是明清的产物。铜鼓早在春秋时代，便流行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起初是用作炊具的，日后才逐渐演变成乐器，在祭祖、集会或战争时使用。后世将铜鼓称为诸葛鼓。主要基于一个传说：诸葛亮远征南中时，制作了这种铜鼓，白天作饭用，晚上若有情况使用以示意。这个传说，一直在云南、四川一带广为流传，很多人相信诸葛鼓为诸葛亮所发明。
如同我们把很多的发明归功于传说中的黄帝一样。酉南地区对诸葛亮的传说，充分显示当地人对诸葛亮事功的无限怀念。武侯祠中也有不少后代名人留下来的对联，如清人赵想所写：“产攻心则反侧目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近代人冯玉祥所写：“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流风于遗迹，万古清高。”充分显示出，经过数千年的后代子孙，对诸葛亮的评价。
除了成都外，白帝城的武侯祠、南阳武侯祠及襄阳武侯祠也都享有盛名。
白帝城的武侯庙，最有名的仍是诗圣杜甫的作品：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宋朝的民族英雄岳飞，在瞻仰武侯祠后，对诸葛亮的忠诚为国感慨万千。据传他在当晚亲笔书写《出师表》，留于箱中，表达自己的心志和对诸葛亮的怀念。
对于历史人物，由于立场的不同，后代的评价有高有低、有好有坏、有正有邪，但数千年来，人们对诸葛亮的评价却都是正面的，或许有程度的高低，但基本立场则是清一色的赞扬、钦敬及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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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对诸葛赞誉过高，但铁杆粉丝对诸葛亮的热爱之情拳拳，不过比起历史上那些名人对诸葛亮的好评差不止一个档次。文章例证基本参照史书，与演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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