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一时闲了起来，少年人，一闲便会生出不少想法。我还没有到过大城市，好吧，那就去趟最近的大城市重庆吧。
说走就走，我留了一张纸条给父母，然后便骑上自己的“五洲”牌自行车上路了。
沿着国道210线一路南下，晓行夜宿，沿途欣赏着风景，我身上有一百元钱，虽然没有交通费用，但总得住宿吃饭，还好那年头的招待所都比较便宜。
前四天总算是轻松，因为没有大的上坡路，但这天下午到达了华蓥山。这是一个极其艰难漫长的上坡路。我整整骑或推着自行车花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达半山腰。
累得不行，正好也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于是在一路边店要了简单的饭菜，老实说，那一刻我很想像《水浒传》英雄那样要一盘牛肉再来二两好酒。但我可没他们那样多的银子，所以只有简单的将就了。我和老板开始攀谈，不知为何，他们对我的自行车来了兴趣。一番商讨，想想自己的口袋中已所剩不多，最后以140元卖给了他们，这是个公道的价格。
老板不错，接着还帮我送上了一辆熟人的货车。
货车到达他的目的地江北县城后，我便下了车。我开始从江北县城徙步走到了jiang北区，然后接下来两天徙步走完了重庆主城区所有知名的景点。
不得不承认，当我来到朝天门码头，看到伟大的母亲河长江时，我是兴奋的。我很想像古代的那些诗人们一样感怀一番长江，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感怀一番陪都，但也许是累了，最终没了书写的情怀。
终于开了眼界，目的达到了，还剩最后几十元钱，正好够买回县城火车票和几个面包的钱，于是“游历”之后，我回到了大巴山县城。
这次所谓的出走，的确是让父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他们急着给我找一份工作。
我初中毕业那年，参加了县里统一组织的面向社会最后一次招工考试，这次考试分成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两组，各招六十名。
当年、红榜下来了，我和姐姐两个的名字都赫然分别出现在了初、高中那六十个名单之中，红榜张贴在县政府的门口。父亲在围观的人群中，听到周围人赞叹：“曾兴涛、曾兴会（我姐姐的名字），哇，这是那家的子女，考上了两个。”
那是父亲这辈子为他这对儿女最骄傲的时刻，过了多年，父亲一直记得这件事儿。
姐姐这年正好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便顺理成章的进了县水泥厂工作。我考的是一个小镇茶厂的普通工人，条件不好，加上还得读高中，自然没有去上班。但那个工人指标一直保留着，现在我高中毕业了，也许能派上用场。
父亲正任乡镇企业局下矿业公司副经理一职，也算略有一些办法的人。托关系，我进了一家同样经营矿产买卖的开发公司，暂时以临时工身份上班，等待机会将我的正式工人指标转入某个更合适的单位。
县城主要的矿产就是煤炭，无数大大小小的煤窑遍布在大巴山区各个产煤的乡镇。县城所有的矿业类公司其实最主要经营项目便是这黑黑的东西。
我暂时以临时工身份进这家单位，工资是可怜的140元一个月。工作主要是在火车站的货场守着煤炭的收购。
闲暇时会几个人一起“炸金花”，所谓“炸金花”，有点类似赌片中“同花顺”，不过我们的打法只有三张牌。
有一次我们打一元的底，10元封顶，有一手牌，六个人参加却四个人吊了一圈（所谓吊牌就是不看牌的大小向里面扔钱）到最后只有我和另外一名职工还在“吊”，我知道他三张牌里有一个a（他已经做了手脚提前把a这种大牌边角上掐了一个印）。
虽然知道，但我却不知道从那儿生出的赌性、让我一发不可收拾。使劲和他“吊”着，一开始“吊”一元，后来“吊”两元，最后开始“吊”5元（10元封顶最多只能吊5元一次）。我和他这样反反复复向里面扔钱，直到我把上个月刚发的工资140元全扔进去，我扔出最后一个5元时怒气冲天的吼道：
“开牌！”
我俩同时打开了自己的牌，都是单数牌，他最大的自然是那个a，第二大是个q。而我最大的正好是个k。
一局牌我就输掉了整整一个月在这煤尘四起货场中上班的全部收入，况且，我一念之间想到：妈的，要不是你作弊掐了a，这盘就是老子赢了。
在他讪笑着收钱的过程中，我“啪”的猛一拍桌子，那是一张简易的临时支脚的麻将桌，钱和扑克在桌子倒地中四散开去，和着满屋子的煤灰四散，整屋子的人都惊呆了，而我，也没说什么，只是把门一拉，走到外面去了，在一个稍稍避点风，没那么多煤灰处点起了烟。
那个和我“吊”牌的同事，第二天也承认他是掐了a，并同意退我一半钱。我却没叫他退，只是叫他请我一包好烟。我多少有些江湖习气，不知是以生俱来，还是小时候看《水浒传》的影响。或者是进入社会后浸染，我想是三者都有吧。
这本也不算多么大不了的事，但县城很小，加之，这个单位和父亲单位是经营同种类型的公司，所以父亲很快知道了。几个月后，他也慢慢觉得这样让自己儿子老是以临时工方式守货场不是一个办法。有一天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做煤炭生意。我早就厌倦了这140元一月、还只有临时工身份的工作。爽快的答应了。
所谓煤炭生意，在父亲的荫庇下，对我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县城周围的乡镇山间星星点点的偏布了不少的小煤窑。有的煤炭是销往县内的水泥厂、钢铁厂、化肥厂、火电厂这些用煤大户。但这些厂消化不了这些煤窑的产量，于是大多数煤炭销往了外省。我父亲的公司以及我上过几个月班这家公司就正好从事这个收销的生意。
但小煤老板们把煤炭销售给这些公司后往往要一、两个月时间才回得了款，甚至更长时间。这就涉及到和公司负责人、业务厉害人以及财务人员的关系了，如果“勾兑”不好，回款时间可能好几个月，或者可能会以各种质量理由遭遇扣款。“机会”在这中间诞生了。
为了避嫌，父亲没有让我同他自己公司建立生意关系。而是利用他的人脉，联系了两家和他们公司差不多的矿业经营公司，然后再联系了几个和他相熟的小煤老板。我用现金以相对便宜的价格把煤炭买过来，然后再转运到火车站的货场。高一点的价格卖给矿业经营公司。由于父亲和这些矿业公司的领导都是同行中的朋友，结款相对就没那么麻烦了。
老实说，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不算是什么“生意”，因为其实就是做的关系。但在中国，绝大多数生意人都乐此不疲。后来我知道有一个“官倒”的名词，父亲还算不上什么官，但我的煤炭生意和传说的“官倒”非常类似。
我这“生意”做了大约8个月，这八个月间，我跟着拉煤炭的货车在产煤炭的山间感受着蜀道的艰险和小煤窑老板生存的艰辛。请注意我用了艰辛这两个字。也许在后来中国发展的一些阶段，煤老板就是爆富和土老肥的代名词。而那时接触的不少小煤窑老板们日子却过得有些艰难。
90年代初的中国，煤矿监管还没那么紧。所以不少小煤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产煤的山间。
我认识一个小煤窑老板，五十多岁，他们请人看了矿脉，认为自己老宅旁边的小山包打洞下去是会有煤炭，没有钱，请不起人工，于是他和女婿两个人。买了**钢钎，亲自动手，一年多下去，打了几十米的洞，满手的老茧和血泡，终于见着煤炭了，然后他们开始请工人挖煤炭，煤炭出来，又得想办法打开销路。当然，他是幸运的，至少他钻出了煤炭，比起那些钻了几十米还看不见一粒煤灰的主儿，他是幸运的，且在我和他合作的时候，也没听说过他那个靠房前屋后砍下的青杠木支撑的煤窑出过什么事故。
在我做所谓煤炭生意的那个时节，煤炭还没有达到后来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火爆。我记得那时在山间收购来的煤炭价格不过16元一吨。拉到县城每吨运费都得20几元，再加上我自己每吨所挣的两三元钱。煤炭到火车站货场的价格也不过四、五十元。有时候和那些煤老板们交流过程中，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劳而食横空而出的盘剥者。也许正是这种随时对生活的反思和愧疚，注定了我当不好所谓生意人，也注定我今后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失败会常伴我的左右。当然，我还有我的其它问题，这并不足以成为借口。
那些连接小煤窑的盘山路，用羊肠小道来形容真不为过。
我有位拉货的驾驶员是个刚从牢里放出来的人物，他总爱一路兴致勃勃的给我讲：他是如何帮兄弟伙打架把人打成重伤而进了几年监狱，出狱后找到那位被帮的兄弟，给他讲你总得给我点说法——你道是活得好好的，我却为你进了几年监狱。那位兄弟似乎不想给他什么说法，于是他就把他这兄弟的解放牌车子抢过来自己开着挣钱了。
他抢的这车的确也够烂的，估计也不值什么钱，况且据说欠规费都已经欠了好几个这车现在的市场价格了，所以他的那位兄弟也就没有找他收回。
我就坐在这个车上，坐在这除了喇叭时常不响，其它每一个部位都全程响过不停的车上，听着他“英雄史诗”一般的故事。当然还有不少他和女人相处的故事，包括和她们**的故事，此时的我还是个处男，自然是听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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