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的生活（2 / 2）

其次挂单人到迎宾房，在门口高呼：“迎宾老爷，慈悲!”，迎宾道士在里答应：“慈悲!”挂单人进房，先三拜朝参神位，然后三拜叩见迎宾，口念：“拜见迎宾老爷”。迎宾道士一拜回礼，口念：“拜见”，于是迎宾开始检验证书戒牒并盘诘履历派别、姓名三代以及在何处出家等情况。如果没发现什么不合的地方，迎塞把询知情况登录在木牌上，接着考诵挂单人功课经文。如果考询合格，迎宾把木牌交给挂单人，遣往客堂，会见知客。他一路上经过每一个殿堂都要叩头三拜朝参，到了客堂，高呼：“知客老爷，慈悲!”，知客答应：“慈悲!”，这才进去谒见；先三拜客堂神位，后向知客三拜行礼。知客于是再次详细核问，并再一次考诵更多的经文，如有差错，立刻显露。

这次考询如果合格，才准挂单，新来道士可以松口气来到云水堂，仍然先朝参堂内神位，然后谒见堂主和副堂主以及全体老少道友，均三拜行礼，于是挂单仪式愉快地结束。新来道士由堂主安排住所并指导清修，等待授与职司。整个挂单仪式需要两、三小时以至半天。

每一个道士有一个编号，如果丛林里有二百个道士，就从一号起直到二百号。初来挂单的道士给一个新号，过去在本观挂过单的道士又回来叫“复号”，其实他的编号并不是原来的，而是新的。他的号叫做“大号”以示和初来挂单的“新号”有所区别。道士离观他去叫作“消号”。道士消号后又要回来复号要遵守以下条例，品行不良不复号；初次挂单居留不满半月者不复号；消号后尚未满半月者不复号，被方丈或监院催单逐出者至少三年后方可复号；被督管或巡照催单逐出者至少两年后方可复号；被总理或知客或指事催单逐出者至少一年后方可复号；被革除吊销度牒者永不复号。

清规玄范

道士如果喧闹，破坏丛林肃穆生活或是不遵守“清规”的，要受惩戒。白云观的清规玄范如下：

1．罚跪香的：

开静不起者跪香

云集不到者跪香

朝真失仪者跪香

出不告假者跪香

结群闲游者跪香

不讲卫生者跪香

2．罚迁单的(即降职)：

集聚闲类者迁单

钟板错误者迁单

殿堂不洁者迁单

滥用职权者迁单

3．罚催单的(即逐出丛林)：

茹荤尝酒者催单

扰乱执事者催单

不服派遣者催单

骄慢师尊者雇单

贻误所习者催单

攻讦人短者催单

不遵细则者催单

妨害观瞻者催单

戏谑斗殴者催单

夜不归宿者催单

假满不归者催单

4．罚开革的：

不遵戒律者开革

染有嗜好者开革

故毁公物者赔偿杖革

公费私己者追究杖革

5．罚送究的：

窃盗经典公物者送究

集众扰乱本观者送究

不慎火烛者杖革送究

假道惑人骗财者送究

假冒本观募缘者送究

妄谈国政者杖革送究

干犯国法者杖革送究

初来挂单道士均被派去干脏重活，如种菜园、扫厕所、养猪(注二)等。每年换一次工作，逐步提升上去。但即使当监院、督管、巡照、知客等高级职务的道士如果“消号”云游到另一丛林，也要从脏重活干起，这是全真教的规矩。不过如果担任过高级职务或是干活勤谨，可以提前转升。(略去白云观执事榜，共列三十九项职衔。职衔和职务不一定都相符，其中不少和佛寺里的一样。)

回忆白云观——没有电灯的生活

白云观没有电灯。我最初几次逛白云观，这一点从没引起我的注意，直到1940年7月1日我住进了白云观，才第一次注意到它。白云观在北京西便门以西约一公里，是一座庄严的道观，屋瓦鳞次栉比，看上去决想不到没有电灯。

白云观住持是安世霖，当时三十八岁，兼任监院。他正当壮年，精力充沛。我要求按挂单的规矩像对待普通道士那样对待我，他客气地拒绝了，说客人理应招待。我后来才知道不久以前刚刚发生过一场大冲突，有一派道士反对监院，大概因为这个，他们十分谨慎，我又是一个外国人，冒昧而来，他们不了解我的底细，对我自然格外小心。

我被让到左边最里面的方丈房去住，右边正对过是监院房，房屋结构和方丈房相似。这样的安排和我原来的希望完全相反。我本想体验初来挂单的下层，却被塞进了上层道士的房间。我想如果坚持自己的要求，怕他们会索性不让我住在庙里，只得恭敬从命了。当时白云观没有方丈，方丈房作为客房。

知客李崇一负责招待我，他当时五十一岁，一头白发，超尘脱俗，活像一个神仙。他和我谈到小柳司气太，讲到他一年前来访问过，对他很有好感。在以后几次交谈中我了解到李崇一已经在白云观住了二十几年，当时他在丛林中的地位仅次于监院；但就在那年十二月他竟“消号”云游去了。他本来可以享受安稳舒适的生活，但却放弃了自己的地位职务，甘愿过游方道士的艰苦生活，使我很感动。全真教的精神没有死!就我所知还有两个这样的人——督管白全一和另一个知客李信录两位上层道士也忽然离庙去过下层道士的云游苦修生活。

晚上勤杂工给我的房间点上了一盏灯，这时我才意识到庙里没有电灯。我后悔没把现代文明的产物——手电筒带上。我在摇晃的灯芯下费力地记着白天遇到的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写着写着抬头向外看去，庙里所有的房间全部漆黑一片，原来已经是子夜时分。一切生物都睡着了，和自然融合为一体，只有我这个“不自然”的人打破了这种和谐，消耗着灯焰，乱七八糟地记着。

我于是体会到道观里面的价值观和外面的正相反，所谓人为的文化活动在这里是无足轻重的。对社会上的人来说收集一点一滴的知识，进行整理概括，从事研究，这一切可能使他们感到骄傲，得到一些满足，认识了自己；但这些文化活动也和生命一样会像蜡烛似的点完燃尽。人如果能拥抱无穷的自然，溶化在其中，比较起来，就很高明。这样的话人们就不会徒劳地去违反生活，无聊地去发动战争。如果一个人的呼吸能与自然和谐一致，就会和自然界的生命之流合为一体。白云观极好地体现了这种与自然的合一。我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身心没有和自然合一，在自然之外，一种空虚、卑微和悲哀的感觉袭上了我的心头，于是我吹熄了灯。

后来我了解到庙里原则上不点灯，因为我是客人才特别给了我一盏。可是在北京的这一地段竟然没电，令人奇怪，所以我问了安监院。首先他说是经济原因。这么大一个庙，几十座殿堂房屋，占地三公顷以上，要是点电灯，费用浩大。其次他解释说道士天一亮就起来，天一黑就睡觉，不需要电灯。经济原因可以理解，第二点我已经亲身体验过了，我认为再问多余，就缄口不作声了。

道士的日常生活

夏天五点半钟，东方天刚亮，清脆的梆子声打破了白云观的宁静。梆子一共敲五下，三下慢，两下快，一天开始了。苦行道士默默地干着自己的活，除草、担水、洒扫殿堂、做早饭。上层道士也起来了，梳头、洗脸、穿袍、戴冠、系绦；六点半钟云板一敲，上老律堂念早坛功课经。

早坛功课一般由监院和另七个道士上殿，监院主祭诵经。敲击钟板有一定规矩，敲几下钟就得击几下板：敲一下钟击一下板，敲两下钟击两下板，敲三下钟击三下板。每逢圣诞节日还要击大鼓。日常功课只用钟板，敲击钟板不得超过三下，所诵经文在《全真功课经》里全有。(略去早坛五部经、晚坛四部经的目录。)

每逢阴历初一、十五和诸神圣诞，道士们要加念《玉皇经》、《三官经》、《真武经》和其它经卷。天师道的道观只加念《玉皇经》和《三官经》两种。

功课完毕敲梆子下殿(早晨、中午敲梆子，晚上鸣钟击板)，全体道士齐集邱祖殿前，分两排由值日知客率领，往斋堂用膳。到斋堂门口击罄子进堂。斋堂规矩很严格，禁止交谈和东张西望。斋堂上首供奉王灵官，左右两长溜桌子面对面摆得齐齐整整，一直排到底。

全体道士在桌前自己的地方站好，向王灵官献祭。米饭一碗放在一个小园盘里，经师站在右边，面对供桌，一面敲引罄一面念经，大家跟着他念供养咒和结斋咒。念完后，站在监院左边的道士端盘齐眉，上供，然后退回原处。监院、知客、执事和经师退出斋堂，其余道众坐下用斋。用完斋，离开斋堂之前要向堂上作一个揖。

如果有方丈的话，他的座位在王灵官壁龛和供桌之间，供桌前面是监院座。神位后面有一块空地存放食具。斋堂另一头墙上齐椽挂着字画，赞扬前几任方丈的品德。东、西墙上镶嵌着石匾，镌刻的是民间道教的基本经卷《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字迹挺大。这说明出家道士和在家信徒都信奉这两部经。

早膳后道士上经堂诵念玉皇经，接着教育班上课。以前没有教育班，是安世霖创办的，学习四书、五经和道教史专题，约上三小时课，上完课午膳，午后各归各位，或自习或修持。六点半敲钟板用晚膳，晚膳后经师带领教育班习诵经卷(我曾参加过一两次课，不过一点都听不懂，还干扰了人家的学习，所以就没有再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后悔没坚持下去。)

讲到念经，我过去有一本北宋时期的《北斗延命经》(1119—1125)有一天安监院到我的临时寓所来看我，我把这部经拿给他看。他笑笑说：“我们白云观也有一部元朝的经。”这可是个新闻，我眼睛一亮，问他是什么经。他指着《北斗延命经》里面的一段文说：“你听，我背这一段”，接着就背了起来。背完，他快活地问：“你知道白云观这部元代经卷吗?”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对他那种朴素的得意只好笑笑。在白云观里这样背诵经卷恐怕从元朝就传下来了。如果是现在，我就可以录音，可惜当时正处于战争之中，我只能侧耳谛听。

晚上九点敲钟板，可以宽袍休息，一天的紧张总算过去了。道士们在庙周围和近郊区散散步走走。有时我邀安监院和我一起散步，人们看见他低声说：“白云观老道”，可是他们却惊愕不解地瞧着他身旁的小个子——穿着道袍，戴着眼镜，不是修发盘髻而是秃顶!

白云观前面是天宁寺，宝塔有十三层，是辽代遗留下来的着名建筑，十三层八角形的角檐上挂着铜钟，风一吹，发出柔和的响声。夏天的傍晚，钟声阵阵传进白云观内，悠扬清雅，人们还以为这塔是专为白云观建造的哩!

十点钟敲梆子，准备就寝。大陆的夏天很长，不到十点天不黑。庙里有夜巡房，每两小时巡房敲更一遍。

以上是夏天的作息时间。白云观的作息时间是根据太阳制订的，到冬天就得改，一天只吃两顿，早斋和晚斋。上面讲过道众在斋堂用膳，伙食由督厨监管，在大厨房做饭。监院、知客和其他上层道士的伙食在另一个小厨房里做，司厨的人叫“高灶”。如果有来宾，他们可以招待来宾在小斋堂用膳，也可以把饭菜打回自己房里去吃。庙里全都是素斋。我在白云观的时候，高灶是个烹调素菜的高手，很有名气。上层道士和一般道众不同，不管冬、夏，他们一天只吃两顿，上午十一点，下午六点用膳。

每天的菜谱和蔬菜用量是经过仔细选定的，如果发现有人作弊，从严处罚。道众在大斋堂用膳，早晚喝稀饭，两人一碟咸菜；中午吃玉米面窝头和炒菜，外加两人一碟咸菜。不习惯的人吃这种素斋是有困难的。每月初一、十五中午吃馒头，每人一斤，面粉是次等黑面。上层道士的高灶膳堂一般吃稀饭或面条。若有来宾用膳，才配备菜肴，最多不得超过四盘。这和日本素斋的丰盛奢华相差甚远。

晒经仪式

我初到白云观是1940年7月l号，相当于阴历六月初一。我选择这一天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想看庙里的晒经仪式。阴历六月初北京地区家家户户晒东西。据说这时候晒衣服、书籍，来年不长虫子、不生霉。白云观藏有一部着名的孤本明版道藏。六月初旬开始启封开柜，取出宝贵的经书，举行晒经仪式。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想要看这部道藏就得等一年。

据说晒经仪式起源于清代朝廷的祈愿仪式。以前一到阴历六月初一，庙里开始升旗挂彩，举行隆重的仪式，以后一连六天要讽诵六分之一的道藏，相当于佛寺中举行的诵经仪式，念很长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住在白云观时，道士在藏经的三清阁廊沿上摆起长桌子，二十个人用竹刀轻快地一页一页翻经。道藏一共有5385卷，从早上七点开始，一页页翻晒约两小时，三天“晒”完。

1924至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把这部道藏影印成1120册，发起人是徐世昌和傅增湘。1962年台湾译文出版公司就是用这部影印版出了一部道藏。过去学者苦于看不到道藏，现在由于印影版问世，一般来说可以看到了。如果没有白云观的原版道藏，要研究道教经书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是白云观保持稀罕的道教传统之实例。光这一点就可以证明白云观是道教的文化宝库。

我在北京的时候，一有空就去白云观，我可以随意住下。安监院也进城来看我。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我不知怎样款待他这位吃素的道士，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可以吃鱼肉吗?”他说：“可以”，我松了口气，但却不由得问：“不犯清规?”他说：“在庙里我们严守清规，可是一出来，就要松动灵活一些。有时道士出来办事，在外要呆两星期或一个月；如果非要吃素，又找不到吃素的地方，岂不是要饿死。即使进城只一天，因为素菜馆不好找，也要挨饿一整天。在庙外要严守清规是不实际的。”他的话讲得很明白，我责怪自己太迂腐了

在“大东亚战争”时期，我遇到过一些道士，他们会用日语讲“你好”、“谢谢你”。他们表示想多学些日语，我告诉他不要学，因为他们讲的日语听起来很滑稽，也不合身份。

战争结束后一切都完了。1946年4月底我被遣返，离开北京。我花了很大心血收集的笔记、文件、手稿全都不能带走。当时在北京搞文化的日本人组织了一个小协会，和中国当局协商，要求准许我们把记录和研究成果带回日本。他们答复只要有一个中国地名或人名的记录就不能带走，事实上这就是说我们什么也不能带，因为凡是文化记录没有不讲到中国人民和地方的。我非常喜欢我住在白云观时穿的那件道袍，可是我难过地扔掉了，因为可能会引起检查站的怀疑。

战后我回到日本，好些年我吃的基本上是土豆根，不喝酒。也就是在这时候，大概是我回国后两年，一位留在北京的朋友写信告诉我安世霖暴亡了，他在丘祖殿前被庙里另一派暴徒烧死了，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和剪下的部份北京报纸作为佐证。我又惊骇又难过。上面讲到过：我第一次住进白云观之前，庙里发生过冲突。当时安监院这一派把对方的一些道士赶了出去，这些人待在北京，等候机会报仇。不难想像战后的年月是动乱的，这些人能够煽动庙里的暴徒来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

元朝初年，丘长春祖师死后不久，全真教和佛教沙门在皇帝面前进行了一次辩论。道士输了，结果全真教的经典被定为伪经，给烧掉了。这事件结束了全真教在一般群众中间传播和生根。从此以后全真教发展成一个驯服的道观里的实体，供奉朝廷罢了。这一传统在白云观一直保存了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世霖是在丘祖殿前被烧死的，这就是说全真教自己把观内道教的帷幕放了下来，这一行动正巧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开始的时候。

注一：吉冈的原文为“法资”，我们一般称“法裔”。

注二：有些不正常的变异猪羊，如有五条腿或六个趾等，人们认为是灾异现象，舍入观中，以及施主放生的猪羊，都在观中喂养，听其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