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物以类聚（1 / 2）

农历辛亥年（公元171年），中国东汉灵帝建宁四年。我十岁。

十岁的年龄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就像后世的小孩一样，十岁时会犯很多错误：如拿着弹弓打坏邻居的琉璃门窗，踢足球踢坏教室的玻璃，开始编一些自认为说得过去的谎言，开始尝试着揣摩大人的心思，开始在说话时有意识地有所保留，开始做一些让父母生气而又无可奈何地事情。在这一点上我的老对头曹操做得简直能称为老道，后人著作《三国志》上讲：曹操少年时，喜欢放荡游侠的生活，他的叔父几次到他父亲面前告他的状。大意是严加管教，要不将来会惹事生非。曹操知道后很担忧，心里盘算着怎么应对。有一次见到叔父时，曹操假装嘴歪上眼斜，倒在地上。叔父问他怎么回事，曹操说：“我中风了。”叔父赶紧跑去告诉他父亲，他父亲来了跟前时，曹操便不假装中风，站立如常。他父亲问：“你叔父说你中风了，怎么回事？”曹操说：“我没有中风啊，可能因为叔父不待见我，才说我坏话的。”曹嵩怀疑是这样，以后叔父再在曹嵩面前说曹操的任何表现，曹嵩都不再听信，曹操就更加自行其是了。这样的举动超出我们这个年龄人的智商。堪称狡黠。以至于后世说东汉三国史上有史上最能装的天才：曹操装疯，司马懿装病，我装哭，刘禅装傻。我一家两个人上榜。后世也不知道是基于怎么样总结。弄出史上这么一个最能装天才汇总来，让人哭笑不得。

有句话出自《战国策·齐策三》《周易·系辞上》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西汉末刘向编定。大致是比喻同类的东西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成群，反之就分开。

这个词语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而且是社会形态的经典概括。

典故是：战国时期，齐国出了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被任命齐国大夫。这个人博学多才，能言善辩。跟人打交道别人对他印象很深刻，属于自来熟的一类人，他常常利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山野轶闻来劝谏齐王，而不是通过讲大道理来说服，却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搁后世这个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而且属于是上过山，下过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双料官员。

齐宣王有攻打魏国的打算，于是积极调动军队，征集粮草补充兵源，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有的百姓开始逃亡。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想劝劝齐宣王。齐宣王爱听故事，淳于髡就投其所好，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普天下跑得最快；有一只叫东郭逡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逡，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兔子和狗跑得精疲力尽，双双累死在山腰。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语中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双方军事对峙，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恐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老农一样准备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

齐宣王招贤纳士，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内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宣王很惊讶，问淳于髡：“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如果一千年之内能找到一位贤人，那贤人就好像多得像肩并肩站着一样；如果一百年能出现一个圣人，那圣人就像脚跟挨着脚跟来到一样。你一天之内推荐7个贤士，那贤士是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儿总聚在一起飞翔，同类的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类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文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成车地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贤士，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在燧石中取火一样容易、我还要给您再推荐一些贤士，何止这七个！”

这个故事给我的启发也是深远的，给予我后来的用人之道上不少的益处。同时身边也聚集了一些兴复汉室为已任的贤能志士。

听大人们说：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影响极大的事情，司徒桥玄（110年—184年）免职了。

三月，司徒桥玄自称有病，打报告辞去官职。这也算是当时引咎辞职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了，桥玄的辞职赢得了不少人的称赞，作为官场上的人物，他有功劳，有过失，但总的来讲还是个比较有口碑的高官。

桥玄在当时是个人物，有几件事情做得让人称赞，他不畏权贵，乔玄年轻时担任县里的功曹。当时的豫州刺史周景带领官属巡察到梁国，乔玄前往拜见周景，列数陈相羊昌的罪恶，请求周景任命自己为陈国从事，彻查羊昌的罪行。周景认为他意气豪迈，同意并派他去了。乔玄上任以后，收捕了羊昌的食客，详细地核查他的罪行。但羊昌一直被大将军梁冀优待。梁冀为了羊昌派快马传文书救他。周景按照梁冀的意思召回乔玄，乔玄只交还文书而自己不出发（回去汇报），核查羊昌的罪名更加急切。羊昌最后被囚车押解进京，乔玄因此而出名，大有一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概。刚正不阿乔玄后来被举荐为孝廉，后任官，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严惩贪污，为朝廷寻求人才方法不当而受到讥笑，出镇边疆保一方平安，乔玄入朝任河南尹，又转任少府、大鸿胪。建宁初年升任司空。171年三月，接替许训为司徒。官场履历可谓完美，从基层一步步做到国家高干，在当时朝廷众多高官中有着一个了不起的人生奋斗史。

乔玄平日里与南阳太守陈球（大家注意这个陈球啊，在179年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没有成功，但当时可被称为壮举。在未来的若干年后，我将和陈家后人有过一段非常愉快的合作，那是的陈家后人已经是典型的官二代了）有仇怨，但当他任三公时，反而推荐陈球任廷尉。乔玄因为国家力量薄弱，并揣度自己的能力没有用武之地，于是托病上奏，把发生的各种灾害归咎在自己身上，于是被免职。这是典型的引咎辞职啊，其实是在乔玄的心里，觉得自己在各方势力的倾轧中难以施展，所以才萌生退意呀。当时的朝廷好人难做呀。

后来的光和元年（178年）十二月，桥玄再升任太尉。光和二年（179年）三月，因病再次被免职，改任太中大夫，在家中养病，光和六年（184年）五月十日（6月6日），乔玄在洛阳去世，享年七十五岁，生前位极人臣死后极尽哀荣。这官做到这个境界：先是灵帝甚为哀痛，遣使吊唁并赠送财物，命以隆重的礼仪安葬他。九月十三日（11月4日），乔玄得以安葬。东汉大儒大文豪蔡邕撰有《太尉乔玄碑》、《太尉乔玄碑阴》、《中鼎铭》、《东鼎铭》、《西鼎铭》、《黄钺铭》等传于后世。四五十年后的魏黄初六年（225年），魏文帝曹丕征吴会师自谯经过梁，仍然遣使以太牢礼祀桥玄。

其实从当时的情况来讲，我认为桥玄是当世最大的伯乐，举荐了三个比较有历史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曹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这个后世人所共知；一个是蔡邕，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一个就是陈球，六十多岁了还在关心国家安危，最后根除宦官未果而身死狱中，值得钦佩。而陈球作为以身家性命相搏的高官，我认为在当世是非常值得钦佩的。虽然在历史上的评价没有前二位高，但论当世的时势影响却是很深远的。

先说一下桥玄的老对手曹操的知己之交，当初，曹操地位不高的时候，桥玄不了解曹操。但曹操曾经去拜见乔玄，乔玄见到他感到惊异。对他说：“如今天下将要发生祸乱，能够安定天下的岂不是你吗？”曹操因此常感叹乔玄是他的知己。等到建安七年（202年），曹操经过并前往乔玄的坟墓，感到凄怆并祭祀他。这是桥玄已经去世近二十年的事情了，曹操还亲自撰文说：“原任太尉乔公，品德高尚，仁爱宽容。国家感念您的训诫，读书人缅怀您的教诲。您的在天之灵，我们缅怀不止。我从年轻时候，就去过您的府上，那时以顽劣的品质，接受您的会见。您对我褒奖称赞，就像孔子称赞自己不如颜渊，李生赞叹贾复。士为知己者死，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又想起我们的誓约：‘我死之后，你如果经从这里经过，如果不拿一斗酒一只鸡来祭奠我，车马过去三步以后，你得肚子疼不要怨我。’虽然是当时开玩笑的话，如果不是关系密切，怎么会说出来这样的话？怀念旧事，想起来就感觉凄怆。如今我奉命东征，驻扎在乡里，向北望着土地，心思在您的陵墓上。所以用薄礼祭奠您，愿您享用！”从这个事情中我隐约感到，是除了曹操自身努力外，桥玄的大力举荐也是一个很大的外因。试想，如果没有当初桥玄的恩举，曹操是不会记怀这么久的。而且曹操在祭文中用了“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大家可以查一下这句话的出处：

士为知己者死，语出春秋四大刺客之一的豫让。豫让是春秋晋国智氏的家臣，公元前453年，晋国赵氏联合韩氏、魏氏在晋阳打败智氏，智氏宗主智伯瑶被杀，头颅被赵襄子做成酒器使用。豫让为报答智伯瑶知遇之恩，伏桥如厕、吞炭漆身多次行刺赵襄子，最后自刎而死，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绝唱。这其中的分量大家掂量一下，我的看法是桥玄是曹操最大的伯乐。如果大家还理解不透我再仔细讲一下这个故事的原委：

最初，晋国侠客毕阳的孙子豫让给范、中行氏做大臣，但并未受到重用，于是他就投效知伯，得到宠信。后来韩、赵、魏三国瓜分了知伯的土地。其中赵襄子最痛恨知伯，把知伯的头盖骨拿来作饮器。这时豫让逃到山里说：“唉！志士为了解自己的人而牺牲，女子为喜欢自己的人而打扮，所以我一定要替知伯复仇。”于是豫让就隐姓埋名化装成一个受过刑的人，潜伏到王宫里用洗刷厕所作掩护，以便趁机杀死知伯的仇人赵襄子。不久赵襄子入厕，忽然觉得心跳，就下令把涮厕所的人提来审问，才知道是豫让化装行刺。这时豫让竟拿出匕首说：“我要为知伯报仇！”卫士拿下他，要杀他，可是赵襄子却制止说：“这是一位义士，我只要小心躲开他就行了。因为知伯死后没留下子孙，他的臣子中有肯来为他报仇的，一定是天下有气节的贤人。”

于是赵襄子就把豫让释放了。可是豫让继续图谋为知伯报仇。他全身涂漆，化妆成像一个生癞的人。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把自己彻底毁容，然后假扮乞丐乞讨，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看到他以后只是说：“这个人长像并不像我的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豫让就吞下炭，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声音，他的朋友看到他时对他说：“你这种办法很难成功，如果说你是一个志士还可以，如果说你是一个明智之士就错了。因为凭你这种才干，如果竭尽忠诚去侍奉赵襄子，那他必然重视你和信赖你，待你得到他的信赖以后，你再实现你的复仇计划，那你一定能成功的。”豫让听了这话笑了笑说：“你的意思是为了老朋友而去打新朋友，为旧君主而去杀新君主，这是极端败坏君臣大义的做法。今天我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阐明君臣大义，并不在于是否顺利报仇。况且已经委身做了人家的臣子，却又在暗中阴谋计划刺杀人家，这就等于是对君主有二心。我今天之所以明知其不可为却要这样做，也就是为了羞愧天下后世怀有二心的人臣。”

不久，赵襄子要外出巡视，豫让埋伏在赵襄子所必经的桥下。赵襄子骑马走在桥边时，马忽然惊跳起来，赵襄子说：“这一定又是豫让。”经派人搜捕之后，果然是豫让。因此赵襄子就责备豫让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中行氏吗?知伯灭了范、中行氏，你不但不替范、中行氏报仇，反而屈节忍辱去臣事知伯。如今知伯身死国亡已经很久，你为什么如此替他报仇呢？”豫让回答说：“当我侍奉范、中行氏时，他们只把我当作普通的人看待，所以我也就用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们；而知伯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也就用国士的态度报答知伯。”于是赵襄子用怜惜的口吻感叹说：“唉！豫让啊，由于你为知伯报仇，已经使你成为忠臣义士了。而寡人对待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你自己想一想吧，寡人不能再释放你了！”于是赵襄子就下令卫士把豫让包围起来。

这时豫让又对赵襄子说：“据臣所知，一个贤臣不阻挡人家的忠义之行，一个忠臣为了完成志节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君王以前已经宽恕过我一次，天下没有不为这件事赞扬君王的。今天我到这里行刺，按理您应在这里将我处死。不过我想得到君王的王袍，准许我在这里刺它几下，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不知君王能否成全我的愿望？”赵襄子为了成全豫让的志节，就当场脱下自己的王袍由侍臣交给豫让。豫让接过王袍以后拔出佩剑，奋而起身，然后用剑刺王袍仰天长叹：“啊！天哪！我豫让总算为知伯报了仇！”豫让说完话就自杀而死。赵国的忠义之士听说以后，都落泪惋惜不已。

听完全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大概会明白曹操祭文中所引用的“士为知己者死”的含义了吧。

再说一下桥玄举荐的蔡邕，后世喜爱文学的人大都会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及其在文学书法方面的一些造诣。我要说的主要在社会关系治理和当时针对时政所提出的举措对当世的影响这个层面来和大家回忆一下这个人物：

蔡邕对长辈非常孝顺，他的母亲（袁氏，东汉司徒袁滂之妹）曾经卧病三年，蔡邕不论盛夏严冬、气候变化，都没有解过衣带，七十天没有睡过觉。母亲去世后，就在墓旁盖一间房子住下守着，一动一静，都遵守礼制。一只兔子很驯顺地在他的住宅旁边跳跃，又有木生连理枝，远近的人都觉得奇怪，前来观看的人很多。他与叔父、叔伯兄弟同居，三代没有分家，乡里的人都称赞他品行好。这样一个高官的外孙显然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道德楷模。蔡邕少年时博学多闻，师从太傅胡广。喜欢文学、数术、天文，还擅长音乐。汉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权不法，听说蔡邕的琴鼓得好，有人告诉桓帝，命令陈留太守督促他启程。蔡邕不得已，走到偃师，假称生病，返回家中。蔡邕在家里无所事事，品玩古董，不与时人来往。受东方朔《客难》及扬雄、班固、崔骃设疑自通的启发，于是汲取百家之言，肯定其中正确的而纠正不对的，创作了《释诲》来警惕和自勉。这个设疑自通是不是和后世“设疑自探”这个课堂教学第一环节相似？设疑自探是指在课堂的开始阶段，根据教学实际创设问题情景，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在此基础上围绕学习目标，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共同归纳梳理问题，从而形成需要解决的“主干”问题（即自学提纲），让学生通过教材或其它方式独立自学探究问题，并尝试解答问题。

在当时那样的年代，像这样洁身自好并且努力学习的官后代确实不多，这也是中华文化为什么历经那么多次的战争磨难，甚至毁灭边缘，终将还能延续其生命力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教育的功能。

很多年后，后世一个外国的作家雨果说了一句名言：多办一所学校，就可少建一座监狱。可见这个观点是大家所赞同的。

公元170年（建宁三年），蔡邕被司徒桥玄征召为掾属，受到桥玄的厚待。大家可要看到这个是后世史书上说的，受到桥玄的厚待，这个厚待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受的，我看桥玄在当世推荐的人才，史书上说受到厚待的只有蔡邕一人。出任河平县长，又被召拜为郎中，在东观校书，升任议郎。当初，朝廷认为州郡会相互勾结结伙营私，于是下令互为婚姻的家庭和两州人士，不得互相担任监察官吏。后来又有三互法，规定互为婚姻家庭和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禁忌更加严密。选用官吏，非常不容易。天下十三州，有十一州的人都不能担任幽、冀两州的官职，致使二州的官职缺职很久都无人接任。蔡邕上疏建议灵帝废除近禁，不要拘于时间与三互法，只要合适的就可以任用。但灵帝没有理会。

这个建议在当时无论是作为哪个政治层面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而只有蔡邕敢于直言皇帝，无论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都可以看出蔡邕这个人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建议，找方法的，是想做些事情的。值得后世官员借鉴，比为官不为的那些人要好很多。

灵帝喜爱辞赋，又创作了《皇羲篇》，因此许多人是因为会作文章才得到任用。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引来很多无操行趋炎附势的人，都在鸿都门学任职，喜欢讲一些地方风俗、乡里小事，灵帝非常高兴，不按常理来提拔他们。而几十个市井小民，谎称自己是宣陵孝子，都被授予郎中、太子舍人的官职。当时常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冰雹、蝗虫为害。而鲜卑又侵犯边境，百姓为劳役赋税所苦。公元177年（熹平六年），灵帝下诏自责，并下令群臣各自陈说可行的治理国家大事的措施。在这样的情况下，蔡邕上密奏陈说应该施行的七件事，现在把全文记述一下和大家分享：

明堂月令。天子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及季夏之节，居明堂迎祭五帝于郊。为了导引神气，求福丰收。清庙祭祀，孝敬祖先，养老设教，告诉人守礼化俗，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祖宗恪守奉行的。而有关部门常因藩国有丧，宫内生育，以及吏卒病死，经常发生禁忌，缺而不行。只看到南郊斋戒祭祀，没有废缺，至于它祀，每有不同的说法，难道南郊卑而它祀尊贵吗？孝元皇帝的诏令说：‘礼仪所敬，莫重于祭祀，所以全心全意亲自奉行，是为了表达其肃敬之情。’而孝章皇帝元和年间的旧事，再次申明议修群祀，以祈丰年，前后诏书，用心诚恳。而如今以来，更换太史，忘了礼敬的大事，听任禁忌的书流行，拘信小故，亏废大典。按《礼》，妻妾生子，斋戒，不入侧室之门，没有废掉祭祀的规定。至于说宫中有死丧的发生，三月不祭，是说普通百姓只有几间房子，不少人住在一起，不便举行祭祀。难道说宫廷广大，臣妾众多也可以不祭祀吗？从如今起，斋戒祭祀的制度，应该按照以前典章执行，才可以说对灾异的发生，作出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