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曾瑞龙的《经略幽燕》（1 / 2）

前言：二月，我为了安抚网友，就把还在秘密写作的《兵家论史之宋之衰亡》发了几章，并同发“上班族”等论坛。新科动漫的“经略幽燕我童贯”说我发的是水贴，要移到灌水区。后来，我又看到在另一个帖子里，他笑一网友智商、看不懂曾瑞龙的《经略幽燕》。我想，那是个什么玩意？于是找来一看，不禁笑掉大牙：这种说书先生的口水，也能叫研究？于是，写下此文，并为本兵家剑客的《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系列做一个总结。

你要歼灭战，我就给你歼灭战。

一、研究事物，特别是对庞大的、多要素系统的研究，必须从基础开始，由微观到宏观，掌握清晰的资料，然后才能从宏观到微观。不能从一开始就从宏观入手，甚至搬一些自己都不懂的名词概念来装点门面。

对军事技战术乃至军事系统科学掌握的粗疏，必然导致对军事斗争的客观规律茫然无知，直接导致了曾瑞龙对军国大事（以军事斗争为基础之一）理解的轻浮。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是空中楼阁，没有专业基础，只是扯淡。

比如，他在一个论点“崇尚野战取向反映在在兵器的选择上”时，就概略介绍战例，然后总结说：一、宋人的强弩似乎是对付辽军骑兵的有效武器。二、另外一些情况下，也可以看出五代和宋初的军队对近身肉搏的战技也是非常重视的。

表面上看，这种总结无大错误，但是，它非常粗疏，是破碎的、非系统的、没有深入研究军事斗争核心规律的看法，没有实用价值，一堆废话而已。本兵家剑客早已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一、二、三、四（上）”中系统总结过，这就是古代兵家和知兵者在进行敌我基本军备特点比较后，发展出来的“火力齐射”和“短促反冲锋”战术，其中涉及战场空间、距离、时间、有效射程、杀伤力、对战机的把握、战术配合、冲锋的有效性、对敌战斗组织系统的着重打击、合适的追击距离诸要素。对以上战术配合使用得精妙的情况，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有效射程内、火力齐射饱和攻击、继而迅猛反冲锋”。

正因为曾瑞龙根本就是军事外行，他才反复说“五代和宋初军队有崇尚野战的取向”。其实，归根究底，不是那个时代的军队崇尚什么的问题，而是军事斗争的客观要求决定了五代和宋初良将们的选择（后来大名鼎鼎的岳飞也是如此）——这是从几十年实战的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经验，也与自古兵家的理论和实践相契合，不是曾瑞龙这种“说书先生”式的二道贩子可比。

更可笑的是，曾瑞龙硬生生编出了“内政导向和野战取向的战略文化的关系”这一命题，把立足于客观实际的军事科学、军国大事，说成了“战略文化”这种包装着文艺范的屁话。

二、以“火力齐射”和“短促反冲锋”战术为核心的防守反击，是中原军队摆脱单纯守城、打击北亚骑兵有生力量的正确方法，是在遵循军事客观规律下积极主动的战术组合，可以将北亚骑兵对中原地区的破坏降低（相对单纯守城而言），避免落入越战越贫困的境地。这种战法，属于有限使用武力的军事策略，即《孙子兵法》所谓“势险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常人只注意到“节短”和“兵贵神速”，以为是单纯的速战法，没注意到《孙子兵法》是推崇“全胜”的，“节短”之前还有“扩弩”这个长期蓄力的过程。

（一）、对中原军队与北亚骑兵的长短比较。（之所以用北亚而不用草原这个词，因为北方不止草原，故而北方骑兵集团的来源有游牧和渔猎两大类）

1、北亚骑兵的基本长处：（古代资料参见注解1）

（1）北亚集团的马匹在自然条件的锤炼中长大，其体格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

（2）北亚骑兵骑射功夫强，且适应复杂地形。

（3）北亚骑兵常年经历风餐露宿，比中原人忍饥耐渴。

2、中原军队的基本长处：（古代资料参见注解1）

（1）在平原上，中原的轻车兵和突骑兵，对骑射骑兵进行果断的冲锋，则可以冲乱其组织。（即反冲锋战术）

（2）在长戟兵保护下的强弩兵，无论射击的命中率和射程，都超过北亚骑兵的弓射。（火力齐射）

（3）坚固的盔甲、犀利的兵器、兵种的配合、机动弩兵的威力、战斗团队的组织，都不是北亚骑兵能比的。（提到弩）

（4）精锐强力步兵的弩射，既准又狠，北亚骑兵的皮甲木盾不能抵挡。（提到强弩）

（5）如果北亚骑兵下马进行步战，则短兵相接、近身肉搏，都不是中原军队的对手。（步战武技）

3、北宋初幽州人宋琪也上书分析过，说明当时契丹（辽）军仍是游牧游击习气严重。（详情参见注解1）

4、即使宋粉强调重骑兵，但甲骑具装的重骑兵南北朝时就兴盛过，刘裕等人的北伐就不止一次击败过。而且从军事资源的角度讲，游牧民族加强重骑兵，是把战争资源的比拼，从马匹向金属冶炼能力、肉搏能力、伤亡承受力倾斜，这是在向中原民族的优势比拼。所以南宋吴玠、吴璘兄弟就讨论说，其实在重甲、弓矢方面，我们比金军强。

（二）中原军队应以有利地形为依托，以城池为基地，采取防守反击来打击北亚骑兵的有生力量，努力把战争损失降低。

1、为什么要依托有利地形？

军事斗争是在客观世界里进行的，诸兵种、诸战争要素也受客观世界限制，在立体作战不发达的古代，尤其依赖有利地形。不仅如此，为军事斗争提供战争资源的各种活动，也是依靠地利完成的，无良田则粮食恐不足，道路崎岖则后勤运输困难，等等。（古代资料参见注解2）

2、依山傍水是对中原军队有利的地形。

前面（一）里面已经提到，中原军队有五个基本长处，其中，步兵的远程火力打击、近战集团有组织肉搏，都是长处。从兵源上说，中原步兵资源最丰富，车骑居次，所以对步兵有利的地形是首要考虑。而步兵利于山地、丘陵、水网地带，即地形不利于骑兵、车兵活动的地区。（古代资料参见注解3）

所以，先秦兵书《六韬·犬韬》说：“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强火力轮射，坚固步兵阵迅猛肉搏）

依山傍水地形的另一个有利之处是，它限制了骑兵集团的机动，可以保护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军队的侧翼和后方（背靠城墙也能保护后方），使中原军队能集中力量应对敌人骑兵。《孙子兵法·虚实篇》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我专而敌分”，正是这个意思。

（1）因此，就中国燕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地形来说，以西面太行山脉为依托、以发源于高原的诸多水系为畔的北京、保定、望都、定州、新乐、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鹤壁一线，是防守反击条件最优的地区。（有军事地图的用，没有的，用google地图查看）

在失去幽州（以北京为核心）的情况下，易州、保定——石家庄一线，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这是从北京小平原进入河北大平原的口子，宽度最小；二、保定正东面尽头就是天津东面的渤海湾，其南面就是黄河入海口（北宋时北流口），入海口南面就是沧州，属于不利骑兵的海边盐碱泽区；三、保定——石家庄一线西面的太行山脉向西内缩，有曲阳、行唐、灵寿等县可以聚兵、练兵、屯粮；四、太行山西面的山西太原等地，可以给该地提供后方支援。

保定——石家庄一线，在唐、五代和北宋被称为“镇、定”，“定”就是定州为核心，“镇”是以石家庄北的正定为核心。所以，当时这两个军镇是抗击北亚骑兵集团的重中之重，能力强的王朝，在此解决问题；能力不强的，要在黄河边重兵堵击北亚骑兵集团；能力最差的，就会被敌方打过黄河、入侵到河南。

这种军事战略的表现，就是中原军队以有利地形为依托，以城池为基地，采取防守反击来打击北亚骑兵的有生力量，努力把战争损失降低。而由于河北平原中部一线地势平坦、很利于骑兵，所以黄河北岸的澶州一线，是中原军队防御北亚骑兵集团从中路侵入河南的最后防线。这也是后晋出帝石重贵到宋真宗时期一贯的军事战略部署。这种部署，在东汉对乌桓鲜卑时和南北朝时期就出现过雏形。

故而，五代到北宋时，这一线是一些著名战役发生的地方，这是由军事战略地理和中原军队能采取的正确战术所决定的，是客观的，其它的，都不是重点。曾瑞龙在“前沿防御”、“弹性防御”、“纵深防御”上扯了半天，都是废话。其“五代末至宋初，防御形式改变”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中原军队的核心战法一直都没变。也许，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借用的这三个名词——来源于美国人爱德华·勒特韦克写的《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

3、在有利地形上进行的防守反击，是打击北亚骑兵集团的有效手段

（1）为什么要防守反击？为什么不完全死守城池和堡垒？

利用步兵在坚固的城池和堡垒中进行防守，用强弩等武器打击不能冲上城墙的骑兵，固然是自保的手段。但是，这等于是把战场、乃至整个地区的控制权交给了敌方。

这样一来，北亚骑兵集团可以肆意蹂躏城池周围的乡村，掠夺物资和人口、破坏生产，掏空防守方的战争资源。这与“农村包围城市”异曲同工。

所以，如果中原军队不进行有力的防守反击，会落入坐以待毙的境地。

（2）火力齐射和短促反冲锋，是防守反击的核心战术。

前面提到过，中原军队的步兵集团有远射优势、近战肉搏优势，中原轻车、突骑兵在平原上对游击骑兵有冲锋肉搏优势。那么，一个自然的想法产生了：能不能把以上两种优势综合起来？

答案是肯定的。本剑客早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系列中系统阐述了这种战术组合，并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之四（上）》里列举了历史战例和古代兵家理论。（详情参见注解4.）

这种战术组合，做得好的情况就是“有效射程内、火力齐射饱和攻击、继而迅猛反冲锋”。《孙子兵法》说：

“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有人怀疑步兵短促反冲锋是否能捕捉到敌方骑兵，其实从战场动态发展就可以看到：首先，敌方骑兵朝向我方步兵冲锋；二、我方弓弩兵利用射程优势打击敌方骑兵，如果敌骑就此败退，自然用不着反冲锋了；三，敌骑不退，继续朝我方推进，开始骑射，我方继续用弓弩猛烈还击，如果这时敌骑败退，也用不着反冲锋；四、敌骑继续朝我方运动，距离拉近到50米甚至30米内时，我方步兵迅速发动反冲锋，长矛大戟如墙而进，这是一个“相向运动”，双方运动速度叠加，只需5秒甚至更短时间就会相遇；五、敌骑停马并想回跑，想要脱离接触，但马也需要时间停速转向，这个过程不是1、2秒就可以完成的；六、敌骑在先前遭受我方弓弩杀伤，队型会被破坏、战斗组织有损伤、人马有伤亡，这都是制约其下一步动作的因素；七、所以只要步兵在充分准备下，勇敢地在近距离发动猛烈反冲锋，就可以打垮敌方骑兵的攻势，并咬住敌骑。

至于骑兵反冲锋，就更容易。

（3）中原军队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利用己方熟知地形、拥有民心的优势，通过设伏、截击等手段打击北亚骑兵集团。使用的兵种，既可以是骑兵，也可以步兵，也可以步骑结合。总之，要以具体情况而定，选择良将精兵，并给予良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权力。

《孙子兵法·始计篇》说：“兵者，诡道也。”

4、防守反击的出击距离，下限是有利的后方屏蔽（比如城墙）外五十米，上限是骑兵一次突击能达到的极限。这是短促反冲锋，是一种有限使用武力的战术。

防守反击既然要做到“势险节短”，出击距离一定要控制，以避免己方的攻势变成“强弩之末”。

另一方面，从敌方来分析，北亚骑兵有机动优势，在地利和战场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绕行到中原军队突出部的侧翼和背后进行打击。

所以，中原军队的反击，必须时刻考虑背后和侧翼的安全。在战斗的开始，由于背靠城墙或大山等屏障，背后无忧；侧翼有山有水，也安全；当反击开始以后，突出部的侧翼和后方逐渐暴露，且越来越大，有被敌方利用的可能。所以，出击距离必然有客观限制。

（1）一般情况下，步兵反冲锋距离的限制是五十米。

五十米这个距离，是历代兵家总结的经验，对这个数字的论证，涉及到步兵的速度、阵法的排布和应变手段、后方弓弩兵的火力支援诸要素。本剑客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之三》里，从对二线部队和预备队布置的分析入手，在阵法排布和应变上，论证了这个数字的有效性，参考的军队和阵法来自于明朝戚继光的《练兵实纪》，使用兵力为三千人，数据为“三十步”。

实际上，早在唐朝的李靖也提出了这个数字“三十步”（详情参见注解5）。中国古代度量衡，单跨为跬，双跨为步；唐朝一步相当于今天的1.5米略少，明朝一步相当于1.6米略强；所以，两朝的“三十步”都在五十米左右。

（2）防守反击的最大出击距离，由骑兵的突击能力决定。

中原军队虽然常常骑兵比例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骑兵，而骑兵的战场速度通常超过步兵。所以，在适当的战场、适当的时机，发动骑兵突击，是比步兵反冲锋更为有力的反击手段。

中原骑兵的突袭能力，汉唐大规模远征，数千里的不少见，但这属于长时间进攻，不适用防守反击这种短时间出击的情况。考虑到马匹的耐力和恢复的需要，短促突击的时间通常应以一昼夜为上限。东汉末年，曹操追击刘备，一昼夜奔袭三百里（汉朝一里为415.8米）；唐初柏壁之战，李世民追击宋金刚，一昼夜两百余里（唐朝一里540米略少）；明朝将领出塞“捣巢”，多是两三百里；明朝戚继光在《练兵实纪·车、步、骑营阵解》里说，蒙古骑兵骑肥壮马，一天一百五十余里。所以考虑回来的路程，对半分，防守反击中骑兵的突击距离以30公里为一般值，60公里接近极限。大于这个数字，属于特例，需要将领认真考虑，如果敌军组织、指挥系统被彻底打垮，就可以继续追击。

5、由以上数据综合推导，中原军队建立有利城池的位置，应在离山区水畔30公里上下，具体数值要根据具体地形和后勤供应状况来确定。如按正方形计算，其有效控制范围为（X+Δx）^2；X为正方形城池边长；Δx为出击距离，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的变量。如果按圆形等图形算，根据几何学类推。

三、中原军队在西靠太行山脉、东向华北平原的北京——鹤壁一线的城池上进行防守反击，是稳定华北地区的必然选择。这是由军事战略地理、中原军队的优势、中原军队所能采取的正确的战术所决定的。它是一种立足于依托山水地理、城池和有效控制领土的积极防御战，是服从于客观条件下的主观积极的选择。它的特点，军事客观规律是第一位的，人的主观意识是第二位的，首要目标是保护以城池为中心的人口和资源，策略是有限使用武力的短促出击，不能归于平原野战，更谈不上崇尚野战取向。

关于以上一点，本剑客已经在“依山傍水是对中原军队有利的地形”一节中做了详细说明。曾瑞龙在《经略幽燕·绪论》中开口就乱说，在说宋军的野战取向、力争平原时，竟然紧接着举了“满城之战”的例子。

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满城位于今保定市西北，其西边紧邻太行山脉，最近的山丘离满城不到2公里。在这种地方打仗，也能叫“力争平原”？在保定——石家庄一线进行传统的、符合军事客观规律的依托城池和有利地形的防守反击，并非野外随意机动，也能延伸出“野战取向”问题？曾瑞龙只有一点说对了，是宋军“积极”。但这种积极，是立足于军事客观规律的。

（一）、由于是防守反击，中原军队的战役组织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这是也是由军事客观要求决定的。这种战役的组织，本身不存在所谓的“高组织风险”，更不能以此为宋朝猜疑压制武将的政策做辩护。

在前面，本剑客已经就防守反击的空间和时间的数值进行了论述。出击的距离为Δx，通常情况下，50米<Δx<60公里。骑兵突击的时间以一昼夜内为通常值，大于此数，则将领要谨慎认真考虑。

曾瑞龙对这种防守反击原则，将它和其他军事突袭行动一概归为“急促的战役法”，根本就是不懂装懂。曾瑞龙还将此作为五代至北宋军队的经验习惯来理解，曲解到“文化”概念，使人不禁大笑。中国兵家思想、理论、实践，都是立足于客观世界、服从军事斗争客观规律的，以军政合力为最高原则，统摄军事、政治、经济诸要素，是严格遵守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学科，不是一枕黄粱的文人文化。

（二）、曾瑞龙在论述宋军的“高组织风险”上，举例就很多错误。比如：

1、君子馆中李继隆的脱逃，从部队分派上来说，刘廷让只是把李继隆定为后军（即预备队）、没有让他乱动，如果这种安排在客观上也能有“高组织风险”的话，那有哪种军事部署没有“高组织风险”？其实问题的核心就是宋太宗在军权问题上的猜忌，导致前线宋军指挥权的难于统一，从而违反军事斗争“斗众如斗寡，我专敌分”的客观要求。而李继隆又是皇亲国戚身份，自恃有点军事韬略，才会战前不和刘廷让认真讨论，战时一见不妙拔腿就溜。

其实，李继隆在军事素养上，是一个中规中距的将领，对中原军队的防守反击原则掌握得很好，这从他前后的战史可以看出（如满城、唐河等典型的依托有利地形的防守反击）。但是，这不能掩盖他自恃皇亲、独断专行、“死道友不死贫道”的作风。

2、陈家谷口之战，王侁、潘美等人不按照与杨业的约定，致使杨业回撤时孤立无援，是典型将领间不和猜忌造成的失败。这种战斗组织，根本就谈不上复杂，甚至谈不上战役，兵力分为两部分，杨业率领一部分兵力与敌周旋，潘美、王侁设伏等候；时间跨度也仅是从一个白昼；这种战斗都组织不好的话，宋军根本就不用战斗了，直接等辽军把城池周围抢光了事，然后举国投降。

3、曾瑞龙还举了曹彬的例子，这就更反映出他无具体分析、为观点找论据的毛病。同样是曹彬这个人，同样是十万大军，在赵匡胤赐剑给予专杀军权的保证下，曹彬顺利平灭南唐；到了赵光义命将北伐时，曹彬就压不住诸将的议论，进退失据，最后在岐沟关大败。要么，两个战例都有“高组织风险”，征南唐只是侥幸胜利。要么，问题核心根本就不是什么战役组织的高风险。

其实，曹彬此人，军事素养不高于郭进、王全斌、潘美、田重进等人。宋太祖赵匡胤用他，是看他行事谨小慎微、不犯上的特性，符合自己防范大将兵变的需要。宋太祖平南唐，计划完备、军事准备充足，只要曹彬能率领诸将按计划行事，就能征服虚弱的南唐。所以，宋太祖赐剑给曹彬，给他专杀的权力，建立军事威信。

宋太宗就不然，他本身也是不明不白上位，猜忌更重，在设置监军上就可以看出：名将郭进死得蹊跷，监军田钦祚敢于欺凌他就是一件怪事。陈家谷口之战，监军王侁起的破坏作用也很明显。曹彬北伐，其本人才略并不出众，宋太宗也没有给他统驭十万大军的专断之权，更在后方千里之外不断发命令指挥前方军队，造成曹彬的军事决策受到多方干扰，陷入混乱。而这，不是战役组织风险问题，是选将和军事指挥系统的问题。

《孙子兵法》说：“斗众如斗寡”。

《通典·李靖兵法》说：“凡将，须使兵士简静，处分有序，将百万之众，如领一人。”

宋太宗在选将、军事指挥体系和战略决策上的责任，是脱不掉的。

（三）、后周至宋，争取夺回幽云十六州的行为，是遵从中原军队防守反击原则（既是战术、也是战略）下的理性选择。不如此，中原王朝就无法和北亚集团保持军事均衡，就始终处于不利的军事战略地理状况。这是由军事斗争的客观规律决定的。空谈什么战略文化、外交、强权政治思维等等，都是离题万里。

前文已经论述过，中原军队在西靠太行山脉、东向俯瞰华北平原的北京——鹤壁一线城池上进行防守反击，是稳定华北地区的必然选择。这是由军事战略地理、中原军队的优势、中原军队所能采取的正确的战术所决定的。

所以，立足于客观实际，后周和北宋就必须收复幽州在内的以燕山、太行山为依托的众多战略要点，以此首先在军事斗争的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

《孙子兵法》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孙子兵法》高度提炼的这些原则，小到战技、战术，大到战略、国策，都是适用的。脱离这种立足客观实际的思考，妄想和辽之类的北方集团保持长期和平，不是变成幻想狂，就是精神病。

难道要把中原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尊严、幸福，寄托在毫无军事基础的和议上？寄托于北亚集团的人性？那女真从受辽压迫、到反抗辽、再到侵略宋的过程中，辽的人性、女真的人性，又是什么样？

四、曾瑞龙的“战略文化”提法错误百出。

（一）从个人战斗到军队组织，再到战役组织，最后到国家战略，是立足于各自客观层面的行为，受到不同的客观要求。个人要勇敢善斗，是战场斗争第一线的要求；组织要纪律严明，指挥要如臂使指、兵贵神速，是军事组织和指挥的要求；国家战略要慎重选择，是力求国家长盛不衰的要求。

曾瑞龙在《内政导向与野战取向·结论》中列了一个表，按战役层次和武力强度为两个坐标轴，从大战略说到个人战斗，提出层次越低、武力强度越高（好勇斗狠），是一种“战略文化落差”，怀疑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其实，这都是军事斗争乃至国家间竞争的客观需要。明朝名将戚继光是一位从团级军官成长为十几万大军主帅的将领，他的履历完整，其兵书著述丰富，可以为世人提供军事斗争从小到大的客观规律。

戚继光在最早的《纪效新书·十八卷本》里说过：“按照我这个职位，本是一参将等级，所以我所思考的，不超出训练指挥三千兵马的兵法范围；宁肯言语粗鄙不完美，也要求得实在的效果；不敢粉饰语言写繁琐的文章，做些表面的虚文。”

1、戚继光在首先选兵时，就提到：“义乌人的本性介于机诈和勇锐之间，尤其有血气之勇。虽然冲锋时比处州人胆小一些，但能够连续作战，同一场战斗中还能奋勇反扑。（故而戚继光选择了招募义务人练兵）绍兴人就难训练，心思伶俐，见敌就走，敌人撤退就追，敌人返回又退，反正就是不短兵肉搏，只愿意干守城、扎营的劳动活。俗话说，艺高人胆大。但是，武艺高只能给本身就有胆气的人增加胆量，不是说懦弱胆小的人只要练好一种武艺就能立刻胆大起来。只有平素就有胆气的人，加上力气大、高大壮、伶俐，再加以练习武艺，这是锦上添花，不可多得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