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乱跑（1 / 1）

李鸿章还是不很得志！

因为时局太乱，就连曾国藩有时也摸不着头脑。

江南北大营本来是咸丰与曾国藩博弈的产物。咸丰既要依靠曾国藩对抗太平军，又不肯给他以军政实权，防止其叛清，因为湘军都是汉人。

咸丰的计划是湘军出力平乱，江南北大营收复失地。江南北大营的相继覆灭，使咸丰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咸丰只有全力依靠曾国藩来支撑危局，就给他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的军政实权。

曾国藩马上奏保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筹办淮扬水师。清廷却只任命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没有授予李鸿章两淮盐运使一职。李鸿章闷闷不乐，暗自嗟叹，只得继续留在曾氏营中。

他咸丰与曾国藩博弈的牺牲品。

正当李鸿章使的美梦破灭之际，太平军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势，南北两路，沿江西上会师武汉，以救安庆。

这次攻势确实打中了曾国藩的要害。当时曾国藩把湘军主力集结在安庆及其安徽周围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地区非常空虚。

湖北是湘军的战略基地，武汉尤为全局根本。太平军把战火引向湘军后方，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攻其必救，既可解安庆之围，又能歼灭湘军主力。

好计策！

曾国藩胆颤心惊，立即应变；他针对太平军西征的战略意图，决意不撤皖围之兵以援鄂，反而督军猛攻安庆，企图追使太平军尽快地返回下游，并进行两军决战。

他要在在安庆围点打援上面了。南路西征太平军路经皖南时，曾经攻占宁国、徽州等地，致使坐困祁门的曾国藩心惊打颤。

这时曾国藩除了遭受太平军的进攻外，还遇到北上“勤王”和祁门内讧两个棘手的问题。

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悍将鲍超带兵勤王。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

他召集众人讨论对策，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救驾，因为他们还是大清的臣民。

李鸿章却力排众议，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战争必将以议和而告终。

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外面英法联军，而是内部造反的太平军。

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被他用在了这里！

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精力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

不出所料，11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这表明李鸿章、曾国藩和整个清朝封建统治者在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坚持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方针。

有点可气。

李鸿章虽然协助曾国藩度过了北上“勤王”的难关，但却遭到了了祁门内讧。

李鸿章对曾国藩驻守祁门一举，向来持有异议。随着太平军围攻不已，祁门形势日益艰险，湘军上下要求曾国藩移师的呼声高涨起来。

李鸿章认为应及早移军，曾氏不从。李鸿章再三陈说，曾国藩气愤地声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

李鸿章主要着眼于军事，断言祁门为“绝地”，不宜久留。

也是很有道理的。

曾国藩并非不懂祁门在战略全局上对湘军毫无特别重要意义，他之所以驻守祁门，主要是做给咸丰看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李又因李元度问题发生争执。

李元度是曾国藩老将，曾国藩在艰难岁月中，曾经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曾国藩自称与李元度的情谊深厚。

李元度擅长文学而不会打仗，只因曾国藩荐举，才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领兵驻防徽州。当太平军李侍贤部来攻时，李元度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出城接仗，徽州失守。

李元度虽然回到祁门，但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交加，查办。曾国藩此举，本来无可厚非，但文武总人却群起反对，指责他态恩负义。李鸿章也声称如果奏劾，门生不敢拟稿。

曾国藩说：“我自属稿”。

李鸿章表示：若此则就告辞，不留在此。曾国藩生气地说：“听君之便”。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