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个国家，总是要有统治阶层的，既然中国人通过数千年的摸索实践，确立了儒家为理论经典，那么遵循孔孟之道所培养出来的士子，就理当成为统治阶层。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成为文人很简单，只要从小识文断字就可以了。可要是想成为统治权力中的一份子，文人就要考取功名。通过相对公平、规范、理想化的科举制度，既适当提高了国民综合素质，也保证了统治阶层的新陈代谢。
既然已经确立士子为统治阶层了，那首先就需要一点统治特权，皇权也是特权之一，因为只有竖立起皇权，士子的资格才能顺利获得。而给予士子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就需要士子们首先允许皇族拥有名义上的至高权力。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政治哲学。
以上，就是侯方域引起全体文人共鸣之处，假设儒家、皇家各为一党，则大明朝实施的是两党联合执政的模式，党产，素来是不缴税的，相反，还要享受财政支持。否则，如何体现党对国的统治地位？
因此说，士子在税收上的优惠特权，也必须保留。当然，皇家的特权，也必须维护。这同样是相辅相成的政治哲学。
好了，小朱现在已经敏锐察觉到自己的无奈之处，因为要想彻底打破士子特权，则其皇权也会顷刻倒塌，之所以现在他的地位依旧稳固，不是因为他不杀大臣之德行，也不是因为他带领国家打赢了四方征战，更不是他素有信用的美名，恰恰是他一直以妥协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使得很多人都知道，这位皇上虽说混蛋一点儿、流氓一点儿，还很有些不学无术，但什么事情，都还有得商量。
如果他一力改革下去，则士子与皇权将同时倒塌，届时乱世再起，纷争百年，直到出现一位“秦始皇”式的英雄，一统八荒**，然后重新搭建起皇权、儒家联合执政的党国，一切归零。因为在没有相对发达的科技前提下，东方人玩普遍民主，基本等同于议会打群架。
现在，确实到了又一个让步的时机，借着侯方域的三步棋，北京这边，也要相应微调一下步骤，否则莫说什么平叛了，惊天骗局能否成功都是问题了。
在这场微调行动中，内阁郑三俊、杨嗣昌、洪承畴，隆臣卢象升、熊文灿，武将吴三桂、黄得功等人（仅限北京工作），坚定的站在到了小朱的身后。
但仍要记住那个前提，正是因为小朱愿意妥协，才使得他获得了“对国家现状有着清醒认识，且不满于传统陋习，并愿意针对底层百姓利益而进行改革的精英集团”的支持。
如果小朱不妥协，即便他是吴三桂、黄得功的恩上，哪怕他是卢象升、熊文灿的知己，尽管他对郑三俊、杨嗣昌、洪承畴有知遇之恩，这些人也帮不上他什么忙。
微调的方式有很多，其实像采用黄宗羲的“推窗之论”、推行丙榜以试验堵胤锡的“全才科举”和徐光启的“分科取才”，包括推崇“士、农、工、商，四业并彰”都属于微调方式。
现在，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的洪承畴，针对士子纳税特权的微调，正式走入人们的视野。那就是：
将动产与不动产进行分解。
动与不动的分解，其目的就是要躲过法律的桎梏。之前出台了一堆的法令，什么《限田令》《仆从新令》以及《新税令》等，都没有明确注明“士子可以免税”这一条款。
现在您老几位忽然说什么：
“对不起，之前我们错了，不应该不给士子们税收优惠，现在好了，给你们优惠。”
这么干只能死得更快，而且还违反了所有这些革新派的政治初衷。因此，几位维新派官员在洪承畴的主导下，于上书房共同提出了“动与不动”的概念。
不动产，官绅士民，一体纳税。动产，以官府红头香为核税依据，不同人群适用不同税率。
“何谓动产？”
“非不动产也。”
“何谓不动产？”
“房田山川、农渔矿狩！”
“……”
这是一次最为深远的改革。因为随着动产与不动产的分割，早先丁田分赋的琐碎、一条鞭法的粗犷，都将被正式规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士子作为统治阶层的税收特权。而且也敦促这些少数族群，在占据多数资源的同时，也对国家的税收做出适当的贡献。
动与不动的灵感来源，就在于洪承畴最近为了操盘“惊天骗局”和“杯葛印度”，而接触到了很多的西方人。
惊天骗局是针对南京方面，本来金陵城就是西方人的集散地之一，玄青子搭建情报系统时，征用了很多西方人担任信使。洪承畴会同吴三桂处理这些讯息时，不可避免的接触到很多西方人。
杯葛印度是利用芽郎班船长在印度国内的影响力，中国方面暗中资助他，在印度内部挑起战乱，以迫使印度降低对拉达克的军事压力。
拉达克王国已经将政治版图全面缩进了克什米尔地区，一方面出让了中国的扎克地区，一方面退还了印度的部分领土。拉达克王国回归传统势力范围–克什米尔地区之后，对于印度来说，已经完成既定政治目标。再打下去，唐栋的军队，可不是闹着玩的。
因此说，芽郎班的功效被无形中放大了很多倍，中国稍微资助他一些金钱和武器，拉达克战役立刻出现曙光。这就使得洪承畴不得不对芽郎班以及其身后的海盗共和国产生兴趣。
两个成因之下，洪承畴忽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南洋十大海盗集团成立的“海盗共和国”这个怪胎，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单元，不如说是东西方的武装弃儿，联合成立的垄断海运公司。
垄断海运公司很好理解，海运时间长，成本高，如果由专业的海盗集团来承担海运上的所有风险，对于东西方货主来说，都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那么武装弃儿又如何讲呢？这就涉及到东西方的继承原则了。
首先，继承的内容一般包括尊位（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其中财产继承又包括不动产（主要包括土地、房屋及其附属物等）继承和动产（主要包括金、银等）继承。
其次，由于尊位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在这方面，东西方的继承制度并无大的区别，一般都采取嫡长子继承的方式；
第三，关于财产继承，东西方就出现了不同：
在中世纪的西方，不动产基本上均由嫡长子继承，并且不可分割，而动产则是析分给诸子，并且这种分割常常是均分。
而在中国，自春秋战国（特别是汉代）以后，基本上确立了诸子平均析产的继承制度，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个“析产”既包括动产，又包括不动产。
在洪承畴这样传统中走出来的官员看，那些西方人家庭中的别子（除长子外诸子），都属于弃儿。因为尊位被长子继承了，土地被大哥拿走了，就分了点仨瓜俩枣的散碎银子，独自出去捞世界，这不是弃儿是什么！
但人家的弃儿也并没有活在悲惨世界之中，相反，海神塔斯曼、范西礼、冯香子这几位东西方的宠儿，都是弃儿身份。这就使得洪承畴不得不反思中国的继承原则中，是否存在疏漏。
古代中国不动产与动产诸子析分的制度看似更合理，但是反而把包括“别子”在内的所有“诸子”都束缚在最主要的不动产–土地–上，使之难以冲破血缘家庭而走向独立，更不可能寻求大的发展，形成制度依托，结果，土地越来越被细分，形成土地与人口矛盾的不断激化。同时，古代中国在财产继承上的诸子析分也使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对于象征嫡长子所具有的唯一独占垄断权的尊位–皇权–的争夺上。
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始终表现为改朝换代的循环，跳不出历史的怪圈。而且由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主并互不统属，社会关系脆弱，社会动荡所造成的破坏性也更大，致使杀人盈野，血流成河的历史不断重复。
侯方域第一个假设说得很实际，农户越来越少，士子官吏越来越多，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土地兼并的趋势，永远跳不过三百年一个循环。
士子、官吏作为掌权阶级，他要做到的，是尽量保证自己众多的子孙，在自己死后都能过上悠而无忧的好日子。如果他们的土地是固定的，则越分越少，三代之后，自己的孙子，竟然沦落到一家只有三亩地？这太可怕了。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特权阶层才尽可能多的寻求土地最大化。直到“官逼民反”的乱局出现。
现在洪承畴以“动与不动”为元素，要在赢得惊天骗局的同时彻底打碎这种治乱交替的锁链，可谓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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