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反讽
自民初北大著名学者兼翻译家林纾在《大观》第三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号）发表短篇《傅眉史》，并首度冠以“武侠”类目以来，武侠即跃登文坛一角，掀起一波三折的创作热潮以及纷至沓来的批判与争议。其中尤以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一九二三年）所引起的争议最大。
许多文坛上的知名之士皆深恶痛绝，甚至要口诛笔伐，必欲除之而后快！推究其故，大概是由于这类“侠以武犯禁”的通俗读物多半脱离现实，哗众取宠，语不惊人死不休！加以它又作意造奇，驰骋幻想，快意恩仇，标榜替天行道；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予乱世儿女“苦中作乐”的精神慰藉。因此，武侠在民间普遍受到社会大众欢迎，纷纷趋之若鹜。于是在市场排挤效应之下，一般对所谓“革命文艺”、“严肃文学”或西化派鼓吹的写实主义作品多敬而远之，抱持观望态度。致令其社会影响力大打折扣，则彼等“恶紫之夺朱”的“反武侠情结”岂有不集体爆发之理！
是故，一九三○～四○年代的左翼作家如瞿秋白、沈雁冰（茅盾）及郑振铎等学者名流，均撰文全盘否定武侠的存在价值，斥之为“反动、封建的小市民文艺”，“是潜伏在中国国民性里的病菌得到机会而作最后一次的发泄罢了”。影响所及，凡有命思想前进的文人雅士乃一面歌颂唐人传奇（包含武侠作品）及《水浒传》（具有武侠性质）的伟大艺术价值；一面又鄙薄近世及当代的武侠“扰乱社会秩序”，混淆视听！
他们似乎忘了周树人（鲁迅）曾在《中国史略》（一九三○年）中剀切指出：“是侠义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殊不知清代侠义正是民国武侠之前身。即令其后裔子孙“与时推移，应物变化”，或有贤愚不肖之分，却也应区别良莠，不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何况其寓教于乐，表彰侠义精神；济弱扶倾，伸张人间正气，实具有“安定战时社会人心的作用”（借高阳语）。正是功大于过，不容抹杀！纵使我们不认同它是中国通俗文学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然其确为文坛上活跃已久的一支“异军”，应无疑义。
但吊诡的是，自国府迁台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武侠作家尽管是名手辈出，屡有佳构；然总体而言，似乎仍处于“妾身未明”的尴尬地位。非但作者生平无人闻问，就连其作品真伪也是一笔糊涂账，令人难以分辨。久而久之，以讹传讹，甚至把这笑话闹到大陆去（如河北花山出版社所编《中国武侠辞典》）。殊可痛惜！
晚近十年，时转势易。由于香港武侠泰斗金属作品集获得解禁，来台促销；经过大众传媒的鼓吹，以及若干文人学者的推波助澜，文坛观感丕变，已不再视武侠为毒蛇猛兽。文艺理论家也逐渐承认武侠是一种特殊的“文类”(genre)，或当作“次文类”(subgenre)看待。学界或举行武侠研讨会，或有国内外的研究生拿来作硕士、博士论文题目；但可惜泰半见木不见林，仅止于“万般皆下品，唯有金庸高”而已。其实大谬不然！
从一九五○～七○年代之间，台湾武侠风起云涌，百花齐放！也出了不少专业作家及优良作品，并不逊于金庸。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当时约有三百多个武侠作者以此为生。其中号称“名家”者，即不乏二十余位可供谈资。例如郎红浣、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伴霞楼主、孙玉鑫、墨余生、东方玉、古龙、萧逸、慕容美、上官鼎、高庸、柳残阳、云中岳、武陵樵子、司马紫烟、玉翎燕、独孤红、秦红、温瑞安（以上大致按其出道先后为序列），以及很早就“淡出武林”的独抱楼主、古如风、易容（唐煌）等等。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笔者不才，浸淫此道已垂四十年之久。正如清人孔尚在《哀江南》词所云：“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对于这些武侠家即令无一面之雅，然其生平行谊亦略有耳闻。今不揣浅陋，愿将所见所闻所思一一写出，以供有志于研究武侠“实验美学”者（包括作家生平、创作动机、文化素养、时代感受、价值取向等等）参考；同时也为久遭文坛冷落的“武侠异军”留下一鳞半爪的基本资料。庶几不负区区半生神游武侠天地、孤剑独行、披荆斩棘之苦心也。
“老骥伏枥”郎红浣
若论台湾武侠作家资格最老、辈分最尊者，殆无人能出郎红浣之右。他不但是台湾最早从事武侠创作者之一，而且是开启此地报刊连载武侠长篇的第一人。正因他“临老学吹xiao”，起了带头作用，方促使见猎心喜的后生晚辈纷纷效尤，而为面临“断炊”危机（由于两岸隔绝，读者无新书可看）的台湾武侠界开拓了一片生天。是故，称其为“台湾武侠先行者”，洵当之无愧！
郎红浣，本名郎铁青，祖籍长白（山），为满洲旗人；生于一**七年，与民初言情武侠名家顾明道（以《荒江女侠》一书鸣世）同庚。其卒年不详，生平漫不可考。据其自云，一九五一年春，曾得掌故大家高拜石之介，在《风云新闻周刊》上发表来台后的第一篇武侠创作《北雁南飞》；涉及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等史事，惜因故中辍。旋应《大华晚报》之邀，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动笔撰写《古瑟哀弦》、《碧海青天》二部曲，乃正式展开其长达十年的武侠创作生涯。
持平而论，郎红浣文笔清新脱俗，刚柔并济，有新文艺之风；运用京白对话时，状声状色，极为生动传神。可与老舍的“京味”，王度庐的“悲情武侠”相媲美。他尤善于描摹江湖儿女情态，或缠mian悱恻，或悲歌断肠，忽张忽弛，跌宕起伏，颇能引人入胜。无怪当代诗家张剑芬，李渔叔曾誉之为“仙心妙笔，当世无双”！而沪上名士陈定山亦以“独异”二字称扬。此外，郎氏久历风尘，腹笥宽广，描写旧社会之风俗习尚、穿着打扮乃至典章文物、器皿用具均极考究，非一般道听途说可比。
为其出书的国华出版社尝如此介绍说：“郎先生少遭家难，流浪天涯，足迹遍中国；阅人既多，所学亦博，于拳击剑术尤精。”（参见《莫愁儿女一九五七年初版扉页简介》）这也可从侧面看出郎氏饶富人生阅历，见多识广；而其早期所述拳剑技击皆有凭有据，大抵写实，并未刻意渲染武功妙用。惟其叙事习于故常，且喜以清初鼎盛时期为故事背景；写满、汉之争与宗室恩怨，则多缅怀白山黑水故国（清朝）之思。特别是其晚期作品如《黑胭脂》因受到后起之秀卧龙生、司马翎等神化武功的刺激，竟无端掺入奇门遁甲、神仙术数乃至飞剑法宝等玄妙素材，又走*初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的老路；遂令人有捍格突兀之感，破坏了他一贯平实的侠情风格，殊为不值。
惟无论如何，郎红浣以年过五十知命之年始下海从事武侠创作，正如曹操乐府诗〈龟虽寿〉所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其前后十年间的武侠作品固然有得有失，但也的确证明了他宝刀未老，笔力遒健，乃能见重士林。
由于郎氏“但开风气不为师”，是台湾第一个职业武侠作家，故笔者用较多的篇幅追述其人其事，并简略介绍其创作风貌、特色。以下则按各家成名先后及其作品的影响力，分别作扼要的说明如次。
“一剑惊虹”卧龙生
众所周知，卧龙生是一九六○年代各方公认的台湾武侠泰斗。他几乎同时以《风尘侠隐》和《惊虹一剑震江湖》（一九五七年）二书发迹；继则以《飞燕惊龙》（一九五八年）、《玉钗盟》（一九六○年）二书成就大名，而与司马翎、诸葛青云并称“台湾三剑客”，享誉垂三十年之久。其中尤以《飞燕惊龙》开创了一代武侠新风，影响独大！从而奠定了他在台湾武侠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一位曾经叱吒风云、不可忽视的著名通俗作家。
卧龙生，本名牛鹤亭（一九三○～一九九七年），河南镇平人。据其自云，他出身于小商贾之家，从小嗜读《三国》、《水浒》、《红楼》等古典及《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武侠先驱作品；对于所谓“北派五大家”（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及朱贞木）皆所爱重，尤喜朱贞木的笔法、布局，乃建立了他的武侠审美观。高中肄业期间，他加入青年军，转战各地。
一九四八年赴南京考上由孙立人将军主持的军官训练班，旋即随军来台，从少尉排长做到上尉政工指导员，从事部队文宣工作。此时他始接触到西方翻译，如《金银岛》、《侠隐记》、《基督山恩仇记》等，皆为西洋传奇名著，咸以故事曲折离奇取胜。一九五六年因受到“孙立人事件”牵累，提前自军中退伍。一时百无聊赖，生计艰难；为了糊口，曾干过三个月的三轮车夫，境遇至惨。后得友人童昌哲（即伴霞楼主，时任《成功晚报》副刊编辑）鼓励，始尝试走武侠创作之路。（按：以上为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卧龙生病中接受笔者专访所述，与坊间传闻略有出入。）
牛氏祖居南阳卧龙岗，当地有一所“卧龙书院”，乃特为纪念三国时代蜀汉大政治家诸葛亮所建。牛鹤亭青少年时曾在卧龙书院求学，因取“卧龙生”（意为卧龙书院学生）为笔名，于一九五七年春，在台南《成功晚报》发表武侠长篇处女作《风尘侠隐》；旋又于台中《民声日报》发表连载《惊虹一剑震江湖》，皆获得好评。惟此二部初试啼声之作，均因病辍笔；后由台中《武侠旬刊》接载，陆续交玉书出版社结集印行。
但问题来了！据卧龙生的说法，当时《风尘侠隐》出到第十集七十五章，尚未结束；而《惊虹一剑震江湖》则出到正七集、续六集，已经完稿（即书主俞剑英因情债难偿而跳下悬崖陨身，以悲剧收场）。奈何作者忽遭车祸，不能命笔；玉书出版社发行人黄玉书以利薮所在，乃请人代笔一续再续。由是文情杂沓不堪，遂成漫漶之局，不可收拾矣。这宗公案姑不论孰是孰非，真相如何，但其的确首开台湾武侠代笔伪续之恶例，则为不争的事实。嗣后卧龙生作品每多虎头蛇尾，或任令“挂名”伪书氾滥成灾，当与作者不自重令誉有关，委实难辞其咎。
一九五八年夏，卧龙生应《大华晚报》之邀，发表武侠长篇连载《飞燕惊龙》；一时声名大噪，取代了郎红浣在该报“一枝独秀”的特殊地位，同时也标志着他由地方性报刊扩展到全国性报刊的一个创作里程碑。此书博采前人各家之长，首倡“武林九大门派”及“江湖大一统”之说，当早于金庸《笑傲江湖》（一九六七年）多达九年以上。流风所及，台、港武侠作家无不有样学样。所谓“武林九大门派”、“武林盟主”、“武林霸业”云云，竟成为社会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术语了。
也许是因笔者有“历史癖”，故而对于武侠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动机、人文素养以及人物、故事乃至“武艺美学”的原创力皆饶有兴趣。据卧龙生老友胡正群（前《大华晚报》副刊主编）的说法，卧龙生由于青年从军而失学，故起初文笔并不好，仅只通顺而已；且常有笔误，而全靠编者加以修改、润饰，始能发排付梓。但卧龙生的学习能力颇强，又富于想像力，善说故事；所以其全盛期的武侠名著如《飞燕惊龙》（一九五八年）、《铁笛神剑》（一九五九年）、《玉钗盟》（一九六○年）、《天香飙》（一九六一年）、《无名箫》（一九六一年）、《绛雪玄霜》（一九六三年）及《素手劫》（一九六三年）等书，可读性均很高，足以引人入胜。
这些作品多先经过台湾各大报副刊连载，再结集印行，故其影响力日益广大。尤其是《玉钗盟》在《中央日报》（当年号称“国内第一大报”）连载期间，更是万众争睹，洛阳纸贵！几乎到了无人不谈少侠徐元平、“神州一君”易天行、紫女萧姹姹的地步。这固然是因卧龙生博采众长，自学成材，将“争霸武林”的主题发挥至极处；乃能纵横捭阖，扣人心弦！又何尝不可说是由于当时人心苦闷，社会需求孔殷，方有以致之。是故一九六○年代初，当卧龙生首次应邀访港时，金庸设宴把臂论武侠，即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喻。后来金庸《天龙八部》（一九六三年）写武学女博士王语嫣、《笑傲江湖》（一九六七年）写“君子剑”岳不群便分别脱胎于卧龙生《玉钗盟》的紫衣女萧姹姹与“神州一君”易天行的人物原型。但凡老读者一望即知，固无须饶舌。
据悉，在卧龙生成为“飞龙在天”的黄金时代（即一九六○年代），每月写稿总收入已高达五万元新台币，相当于一个高级公务员十倍以上的月薪；而他每写一种稿，至少拷贝六、七份——除在台湾报章上连载外，更分寄香港及东南亚各华文报刊。换言之，他只要写一份稿子，即可赚上六、七倍的报酬。可谓一劳多得，收入极丰，令人羡煞！
正因如此走运多金，卧龙生乃开始不务正业。先是由于各方稿约太多，难以应付，遂央托新秀易容代笔续完《天香飙》、《素手劫》等书；继而用“拖”字诀，在报刊连载中闲扯淡！如《金剑雕翎》一写四年有奇（《自立晚报》一九*年元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长达九十六集之多，打破历来武侠出版纪录，即为显例。后来干脆只动笔开一个头，即任令出版商“挂名”找人续写下去，便不堪闻问了。那么究竟卧龙生“脱贫致富”之后在干些什么呢？原来他除忙着和台、港电影公司或电视台接洽改编拍摄《飞燕惊龙》、《玉钗盟》等武侠电影及连续剧的制作权外，又想投资做生意，赚大钱！
据其老友牛哥回忆，当时举凡天上飞的（航空公司）、海上漂的（渔船）、地上种的（果园）、路上走的（柏油马路）、头上戴的（假发）、桌上吃的（鹌鹑皮蛋）等等，不下十余种之杂。却因经营不善，被人连哄带骗，皆败个精光。从此卧龙生发财梦醒，只得重拾旧业，但已时不我予了。（详见牛哥〈卧龙生坎坷江湖行〉，原载于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国时报》副刊）一九七九年卧龙生到中华电视台出任连续剧制作人，自编自写《江南游》、《洛城儿女》、《谍海奇花》及《长江一条龙》等剧，前后达八年之久，方正式退休。
当其盛时，以花天酒地与豪赌倾家；迨至晚年，又为心脏病及糖尿病所苦，卒因此而亡故。抚今思昔，宁不慨然！
卧龙生自承，其一生总共写了三十八部武侠（伪冒品当数倍于此）；虽乏真才实学，却得贵人相助，终以传统派通俗趣味取胜。因而名震一代，堪称“武侠传奇”。特别是他身经世变，有切肤之痛；故早年即将二十世纪最值得争议而为人诟病的“集体主义”及“政治图腾”意识化入武侠《玉钗盟》之中。较之金庸式“争天下第一”的个人英雄主义创作取向，则卧龙生不但力求突破，更发展到江湖野心家企图纠合集团之力“争霸武侠”，以遂其“定于一尊”的迷梦，且加以反讽挞伐；当更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值得吾人省思。至于文笔优劣，犹为余事了。
“武林奇葩”司马翎
在“台湾三剑客”中，司马翎排名第二，却是最有思想内涵、最具创意的武侠作家。对于后起之秀来说，他所写的启发性与影响力犹在卧龙生之上。尤其早年首创以精神、气势克敌制胜的“武艺美学”原理殆已近乎“道”——与金庸、古龙一脉相承的“无剑胜有剑”、“无招破有招”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以博学多才，擅长写情写欲、斗智斗力，皆独步一时。至今新一代“武侠天王”黄易亦不讳言往昔曾深受司马翎的影响，即可见其艺术魅力之一斑了。
司马翎，本名吴思明（一九三三～一九**年），广东汕头人；别署“吴楼居士”、“天心月”，为将门之后。其父吴履逊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受业，抗战时期官拜**少将旅长，功勋卓著；其兄吴乙安则为中华篮坛第一代老国手，有名于时。一九四七年吴氏举家移居香港，吴思明始进入新法书院就学，接受现代正规教育。据知，吴氏自幼即好古嗜奇，于学无所不窥；对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金石铭刻、土木建筑、堪舆风水、兵法战阵乃至花道、茶道及版本之学，皆多所涉猎；更喜钻研佛、道两家玄义妙谛，悟性极高。这一半固得力于家学渊源，幼承庭训；另一半则由本身禀赋资质使然。因而杂学广博，日益精进，乃为日后从事武侠创作打下了可大可久的坚实基础。
吴氏十四岁赴港定居，此时方接触到武侠，立刻为书中的传奇故事所迷；尤酷爱还珠楼主的“奇幻仙侠”作品，曾为《蜀山剑侠传》废寝忘食，以致学业一度中辍。一九五七年吴氏以侨生身分来台，就读于政治大学政治系。因其始终不能忘情武侠多彩多姿的梦幻世界，乃于大二时用“吴楼居士”笔名，试撰处女作《关洛风云录》（一九五八年），交由真善美出版社发行，不意一举成名。由是又再度休学一年，改用“司马翎”笔名，于香港《真报》连载发表《剑气千幻录》（一九五九年），更获得海内外读者一致肯定，被认为是武侠界的奇才、新星。由于《关洛风云录》异军突起，一炮而红！其后续集《剑神传》（一九六○年）、《八表雄风》（一九六一年）遂源源推出；号称“最爱大学生及国外留学生欢迎”。从此《剑神》三部曲乃奠定了司马翎“新派领袖”傲视群雄的巍然地位，促使后起之秀古龙、萧逸、上官鼎、易容、萧瑟等纷纷跟进，掀起了云蒸霞蔚的武侠创作热潮。
据当时执台湾武侠出版业牛耳的真善美出版社主事者宋今人撰文指出：“吴先生的文字清新流畅，略带新文艺作风，一反过去讲故事的老套。武侠中之所谓“新派”，吴先生有首先创造之功；誉之为“新派领袖”，实当之无愧。（中略）吴先生的作品有心理上变化的描写，有人生哲理方面的阐释，有各种事物的推理；因此有深度、有含蓄、有启发。吴先生似乎跑前了一点，相信今后的武侠作品，大家会跟踪前来。”（一九六二年宋今人（出版者的话），收入司马翎《八表雄风》第二十五集卷后语）文中所谓“吴先生似乎跑前了一点”，大概是指司马翎受到一九六○年西方“新女性主义”前卫思潮（性解放）的洗礼，大胆描写旧社会的江湖女子也有**、灵肉的心理挣扎；企图摆脱传统礼教束缚，力求自我解放（但仍坚守一夫一妻制）。就此而言，似乎司马翎早在四十年前即得二十世纪末所谓“**文学”风气之先了。
政大毕业后，吴氏曾任《民族晚报》记者、《新生报》编辑，仍笔耕武侠不辍。惟以走红之下，各方稿约应接不暇，势难兼顾；遂主动辞职，专事武侠创作。由于在其四十一部作品中，有二十九部皆署名“司马翎”，仅有五部署名“吴楼居士”；另外七部署名“天心月”者（各取吴思明三字之半），则为晚期返港后所撰，罕为人知。正因长久以来司马翎声名借甚，乃用以鸣世，享誉至今。
犹忆笔者于一九八○年春二度访港时，金庸在酒酣耳热间忽问起司马翎的近况，并对《剑气千幻录》推崇备至。其实《剑气千幻录》只是司马翎二十六岁时初出道的习作，技巧尚未成熟。其后一九六一年首度在《联合报》连载的《剑胆琴魂记》，即能灵活运用“意识流”手法，写天眼秀士狄梦松死前回忆往事，而臻情景交融之境。迨及《挂剑悬情记》（一九六三年），则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观念；写才女花玉眉一身负天下之重，运用绝世智慧，率领中原豪杰抵御外族入侵，更凸显“女智”的迷人魅力。而至《纤手驭龙》（一九*年）及《剑海鹰扬》（一九六七年），则进一步提升到“女性斗智”的绝妙地步；教巾帼双雌各率群雄对决，极波谲云诡之能事。放眼海内外武侠作家，可说没有第二个是像司马翎这样高度肯定“女强人”的作用，而将“武侠瓶花”角色彻底解放的！此一思想见识既新潮又前卫，的确值得大书特书！
可惜自一九七一年以后，司马翎即因被人倒债（一说是经营地下钱庄失败，违反票据法）而黯然离台返港，辍笔长达三年。在这空窗期，坊间不肖书商有恃无恐，乃大量翻印金庸，冠以司马翎之名，令人无从追究。及其复出，隔海为《中央日报》写《人在江湖》（一九七四年）时，便暗喻他本人“身不由己”，难以重振雄风。此后其作品见报率越来越少，遂逐渐淡出武侠之林，为人遗忘。一九八○年左右，他另取“天心月”笔名，写《强人》系列，企图东山再起；却因改走古龙式路数，舍长用短，转型并不成功。
一九八三年夏天，我受《联合报》发行人之托，代找高手为副刊写长篇武侠连载，马上想到困顿风尘的司马翎。正是：一个要补锅，一个锅要补。两下一拍即合！同年八月司马翎《飞羽天关》正式登场见报，功力不减当年。但当时正是古龙独红的武侠天下，加以编者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求新求变！遂未等故事结束，即促其草草收场。因此这部司马翎最后的作品实未写完（按：皇鼎出版社所印《飞羽天关》续集三本皆系伪书），致令一代武侠奇才丧志以殁，抱憾终身。于一九**年七月某夜暴卒于汕头老家，享年仅有五十六岁而已。
司马翎是笔者独行江湖道上第一个交到的“武林高手”；时间大约在一九七七年首次访港期间，可谓一见如故。据知，他于一九六○年与何美英女士成婚，育有子女三人。当其成为“新派领袖”之际，曾和王潜石（前《联合报》三版主编，号称“天下第一名编”）、伴霞楼主、卧龙生等三人结拜，合称“武林四友”，一时传为佳话。特附记于此。
“求新求变”论古龙
谈到古龙武侠，可说是哪个不知，无人不晓！他成名于一九六○年代中期，迅即以“多、快、好、省”的创作笔法，跨过卧龙生，直逼司马翎！迨至一九七○年代，他更跃登“新派掌门”之位，独领武侠风骚。终其一生，共写下六十八部作品，据以拍摄成电影、电视者更不计其数。迄今新生代的读者皆将他与金庸相提并论，盛名历久不衰，便足见其文字魔力及影响力之大了。
古龙，本名熊耀华（一九四一～一九八五年），江西南昌人；生于香港，十三岁时随父母来台定居。在家谱排行中，他是长子，下有弟妹四人。（按：关于他的生年，外界说法不一，今以其身分证及户籍记载为准。）其父熊鹏声，曾在台北市府机要秘书。在他十八岁时，因父母离异，家庭失和，乃愤而弃家出走，过着半工半读、自食其力的艰苦生活。其叛逆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熊氏从小就爱好文艺及武侠，十一、二岁时便开始以编故事自娱。一九五六年《晨光》杂志分两期发表了他的文艺处女作《从北国到南国》，给予他很大的鼓励，更有志做一个“文艺青年”。后来他考上淡江英专（即淡江文理学院、淡江大学的前身）夜间部英语科，始有机会接触到西洋文学作品，遂广泛外国翻译（如大小仲马、毛姆、海明威、杰克伦敦、史坦贝克等），打下“洋为中用”的基础。
惟因迫于现实生活的无情压力，他必须打工糊口；故而只念了一年英专，便办理休学。有鉴于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等“三剑客”的武侠大行其道，名利双收！不禁起了“见贤思齐”之心，也想在武侠天地间施展拳脚，争一席之地。于是他看来看去，初步选中司马翎作品为观摩、借镜的对象，且为之入迷。
一九六○年熊氏以“古龙”为笔名，尝试写武侠处女作《苍穹神剑》，但技巧甚劣，有如故事大纲。嗣后，推出《孤星传》、《湘妃剑》、《失魂引》及《剑气书香》等书，文情不俗，乃渐有起色。但古龙初出道就“不老实”，《剑毒梅香》和《长干行》都是先预支稿费，写了第一集就跑，而分别由上官鼎、高庸二人接手续完。这当然与他的生活yu望及写作态度有关。
正如古龙在〈一个作家的成长与转变〉一文中所说：“为了要吃饭、喝酒、坐车、交女友、看电影、住房子，只要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就要马不停蹄的拿去换钱，要预支稿费……为等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们共有的悲哀，但却是我的悲哀。我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只我一个。”
其实然而不然！据统计，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三年这四年之间，他就写出了十四部（全）武侠；每一集稿费自五百到两三千元新台币不等，按当时物价估算，足够过一个中等以上的生活。以其“迅猛龙”的快笔捷才及丰厚收入（每一部作品至少有十集），何致于为吃饭而悲哀发愁呢！又怎能开了书头就溜之乎也呢！可见他是多么的挥霍无度，又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因此有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出版商敢用他的稿子，他只好替卧龙生、诸葛青云捉刀伐笔，临时补个一章两章；或在一旁做“江湖小弟”伺候着大爷颜色，甚不得意。
以古龙之心高气傲，当然不甘就此雌伏。在这段沉潜期，相信他曾流览了一些日本时代的翻译本；特别是对有关“剑圣”宫本武藏的传奇故事及电影产生浓厚兴趣。加以真善美出版社长宋今人更高度评价陆鱼的《少年行》（一九六一年）说：“《少年行》的风格、结构和意境，除掉特别强调武功这一点外，较之欧洲十八世纪的文学名著，并不逊色。这种“新型武侠”的写法，是颇可提倡改进的。”（详见该书扉页〈少年行介绍〉文）
凡此种种，均对壮志消沉的古龙起了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因此他发愤图强，求新求变！终于在一九*年写出“无招破有招”的《浣花洗剑录》，以东瀛武士的“迎风一刀斩”取代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奇招妙式。他在这部书中，运用了许多饶有诗意的语言文字来营造气氛，刻画人性，颇富于生命哲理；尤以对话之隽永，节奏之明快，均非一般武侠作家所及。从此，古龙“破壁飞去”，已不再受传统武侠套子所拘束；他建立了“新型武侠”的里程碑与典范，却也是他一切“简单化”的开始。
与此同时或稍后，《情人箭》、《大旗英雄传》、《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书源源推出，古龙声势越来越盛。迨至一九六七年，以“风liu盗帅”楚留香为主角的《铁血传奇》登场，立时轰动武林。古龙终于后来居上，成为“新派掌门”。由是众望所归，雄霸天下！而《多情剑客无情剑》（一九六九年）的“小李飞刀”李寻欢故事，则与楚留香系列齐名，双星并耀，一时瑜亮。及搬上电影、电视大小银幕，古龙和他笔下的楚、李二侠更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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