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他们化整为零地，装着难民的孩子逃了出来。经过徐州、开封、新郑等地，逃到了武汉。在他们逃到武汉时，我正在长沙。他们先分别向市**、市党部和什么抗敌后援委员会等请求收编，但那些党老爷们、官老爷们却要解散他们，把他们分发到各处的难童收容所里面去。这，他们是死不愿意的。正当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从长沙回来了。他们来找我想办法。这是义不容辞的，而且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觉得比第三厅的组织还要迫切。
我为了这事，专门去找过陈诚，建议由政治部来收编，作为一个宣传单位，隶属三厅。陈诚同意了。这问题便告了一个段落。不过到后来还有过一些小波折。在一次部务会议上提出这个决定来报告，有些人横生枝节。
张厉生说：那些耍猴戏的娃娃们会做什么！由部里出些津贴把他们安插进各个小学里去好了。
康泽说：要收编，只能作为民众团体，应该归第二厅管辖。
但陈诚大概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威信，维持了原议。
就这样，孩子剧团便得以隶属于第三厅第六处第一科，而成为我们的一个优秀的宣传单位。
他们始终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丝毫也不肯懈怠。他们在武汉，在长沙，在衡阳，在桂林，都做了很多的工作。由桂林步行到重庆，沿途工作着，留下了很好的影响。到了重庆之后，也曾到川南、川北好多县份去起过示范作用。然而在时间的进行中，逐步受着限制、迫害、隔离、摧残，而终被解散了。这些都是后事，我在这儿就只能够提示一下这么一个梗概。
五、鹿地亘夫妇
在**的时候，有一次在九龙的某旅馆的电梯里，由陈烟桥递了一张字条给我。那是鹿地亘写的，说他在上海受敌人迫害，已经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逃到了**，但生活无着，要我给他们想些办法。
我那时抱歉得很，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可想，而且连信也没有回。
但在筹备第三厅的时期中，要搞对敌宣传了，这使我感觉到是鹿地的很好的工作机会。
一次在陈诚的公馆里吃午饭，我对他说：对敌宣传要搞好，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譬如我自己，前后在日本待了二十年，而且过的生活差不多和日本人同样，然而我的日本话便没有到家。
他开始有点不太相信的样子，这样说道：“你在客气吧？任何日本通，谁还通得过你？”
“不，事实上并不是那样。”我继续着，“凭我自己的经验，凡是学一种外国语，要从小时候起就受过外国人的小学、中学的教育，那样才可以到家，但那样的人可能就不是中国人了。如果上了二十岁才到外国去开始学习的，即使学到老，也不见得会到家。我顶不高兴，有些人跑到英国、美国去，三两年回来，便装出一个了不起的样子。其实那些都是骗子！”
陈诚笑起来了。他反问我：在目前哪儿去找日本朋友呢？
我便推荐了鹿地。我说：鹿地是日本的反战作家，帝国大学毕业，和冯乃超同期。他现在受着迫害，在**过逃亡生活。我相信，假如我们邀请他，他一定会来，而且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陈诚立地同意了。于是他和我联名，当下发了两通电到广州去，一通给《救亡日报》的夏衍，一通给当时的保安处长某，是陈诚系统的人。请他们设法把鹿地亘夫妇护送来武汉。
这样便丝毫也没有阻碍，在仅仅一个星期之后，鹿地夫妇也就安然到达了。
剩下的是他们的待遇问题。当陈诚接见了他们之后，他和我商量到这个问题来了。我提议聘鹿地为设计委员。那时政治部是有一个设计委员会的，安插了很多知名之士，车马费每月二百元。照鹿地的资历来讲，他当然可以做设计委员。
陈诚说：他们是两个外国人，一个月二百元怕不够用，索性请他们夫妇两位都做设计委员吧。
于是，这一个待遇问题也就决定下来了。
设计委员本有留部和属厅的两种。鹿地夫妇被指定属于后一种，他们在事实上便成了第三厅第七处的顾问。
在这儿也想说点后事。
他俩其后留在中国八年，和抗战相终始，在前期的宣传工作中帮了很大的忙，而在后期却受尽了限制和迫害。那实在是很遗憾的事。
六、典型作风
筹备工作费了一个月的光景。靠着很多朋友的努力和帮忙，整个的组织机构和工作计划，以及各种重要的人事问题，大体上都得到了解决。我们确实有把握在四月一号开锣了。
但有一件事情却始终得不到解决。那就是约法三章中的最后一章：事业费的问题了。我很想抓紧着陈诚给我的一句话：少编两个国防军，你总可以够用了吧？
然而我所抓到的，却是最后的那个问号（？）。
根据两个国防军的经费，我请各科各处的负责人订出自己的预算，再汇合起来成为厅的总预算。
大家斟酌损益地差不多费了两个星期，把预算搞出来了。总数是每月事业费七十二万元。这在事实上并没有超过两个国防军的经费。
在第一次在汉口招待全体设计委员共同午餐之后，我坐上陈诚的汽车一同过江。我把两厚册预算书，亲手交给了他。他问我：总数有多少？我把数目告诉了，而他只含着笑说：回头慢慢研究吧。
这一“研究”真个是“慢”而且“慢”，很久没有下文。经过了多方催促，算间接地知道，数目太大了。那么两厚册预算书，我们为图迅速起见，只备了一份，却没有发还，倒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数目既过大，就只好重新改编了。
怎么改编法呢？
在那时我们认为电影的宣传效果是很大的，打算在**设一个第二制片厂，以便在海外容易取材而且经济。这项的费用在第一次预算中要算最大，部方认为不必要，当然也就只好删去了。其他的工作倒也比较灵活，钱多多做，钱少少做，项目保留，数目缩小，如此而已。
但缩小到什么程度呢？
标准依然没有指示，大家只好又来揣摩着，索性翻它一个筋斗，由七十二万改成二十七万。照着这样的比例，在各种必须保留的项目下，大刀阔斧地砍削。
又费了一星期左右，第二次预算编成了。离开锣期的四月一日，已经没有几天，想迅速得到解决，又由我直接提交给了陈诚。
这一次倒比较爽快，对方把总数看了一下，当面给了我一个回答：数目不要确定，临时由部里开支，不很好吗？
“你的意思是不是还嫌数目太大了呢？经费不确定，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工作。”我有点不大高兴地这样说着。
他迟疑了一会儿，又问我：是不是可以再削减呢？
“当然可以，削到零，我最高兴，那我就得到解放了。”
陈诚又笑起来，他说：“不要生气，让我和恩来他们再商量一下。”
于是那第二次预算书又同样地遭到了石沉大海的命运。
这事对我倒并不是什么打击，反而是一种启示：小处敷衍，大处不放松。这就是反动派的典型作风！
让我也再说一点后话吧。三厅的预算，在工作开始之后，很久都没有成立。一直到武汉撤退、长沙大火，政治部已经迁到了衡阳之后，才得批准了四万多块钱的预算。在这之前，我们一直做的是零工。有些自命清高的文人如沈从文之流，曾经造过三厅的谣言，说三厅领着庞大的经费，没有做出什么工作。但也有的朋友说三厅在武汉时代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轰轰烈烈，空空洞洞。”轰轰烈烈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情绪。可惜组织民众的权限不在我们手里，而是事事被反动派对消，结果便只能落得个空空洞洞。
Copyright 2021宝石小说All Rights Reserved